位于遗(yi)址东南部的“古观象台”被发掘时，只剩下13块呈半圆(yuan)形排(pai)列的夯土基址遗(yi)迹。它们(men)“墙(qiang)不像墙(qiang)，路不是路”，引起了中国社会科(ke)学院考古研(yan)究所原研(yan)究员、时任考古领队何努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求(qiu)证、模拟观测(ce)，中国社会科(ke)学院考古专家和中国科(ke)学院天文学家初步证实，陶寺(si)遗(yi)址“古观象台”由13根(gen)夯土柱、特定的观测(ce)点和三层夯土台基三部分(fen)组成，总面积1740平方米。

“通过夯土柱间(jian)12道(dao)缝隙观测(ce)日出方位、捕捉(zhuo)星辰轨迹，陶寺(si)先民可精准划分(fen)20个节令，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何努说，陶寺(si)古观象台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陶寺(si)君王已(yi)经能够制定历法、安排(pai)农(nong)耕、颁行天下。

晋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尧(yao)都平阳、禹都安邑和叔虞封唐等古史(shi)传说的发生(sheng)地。已(yi)有考古学家和历史(shi)学家认为，陶寺(si)遗(yi)址就(jiu)是文献记(ji)载中的“尧(yao)都平阳”。而古观象台的发现，也使《尚书·尧(yao)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得(de)到了印证。

出于狩猎、采摘和农(nong)作的生(sheng)存需要，远古人类很重视对太阳的观测(ce)。天文观测(ce)设施在古代建筑和城市遗(yi)存中比(bi)较普遍，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故宫的太和殿等都有类似设计。“陶寺(si)古观象台并非随意建造，而是建立(li)在精心的选(xuan)址和朝向测(ce)量基础之上的。”中国科(ke)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yan)究员黎耕说，这正是陶寺(si)先民“逐(zhu)日而居”的写照。

人们(men)在原址处复建了这个迄今世界(jie)上最早的观象台。经常有天南海北的天文爱好者寻访至此，搭起帐篷、观察拍摄，沉浸式体(ti)验先民们(men)追光逐(zhu)影的创举，感受经天纬地的文明初象。

如果说，陶寺(si)遗(yi)址观象台说明先民们(men)在那时已(yi)经有了“大时间(jian)”的概念。那么，陶寺(si)中期王墓(mu)中“沙(sha)漏”的出土，则(ze)说明先民们(men)也已(yi)经有了“小时间(jian)”的概念。

考古人员进行复原实验后发现，形似沙(sha)漏的陶寺(si)文物与我们(men)今天的一天24小时计时相差很小。这一发现补全了陶寺(si)的计时体(ti)系，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时的完整计时系统。

在陶寺(si)，还(hai)初步形成了流传后世的度量空间(jian)、长度的标准。

陶寺(si)大墓(mu)中出土了黑、绿、红三色相间(jian)的“圭尺”，出土时已(yi)有残损，考古专家和天文学者推测(ce)其全长应在1.7至1.8米之间(jian)。在夏至、春分(fen)和秋分(fen)，日影长度会显示在圭尺上不同的颜色条带。对陶寺(si)圭尺的考古研(yan)究表明，当时的陶寺(si)先民已(yi)经有了“地中”观念，认为自己(ji)所在就(jiu)是天下之“中”。中国社会科(ke)学院学部委(wei)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cheng)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中”始自陶寺(si)，这正是“何以中国”的关键实证。

“精准管理(li)时空并服(fu)务(wu)于王权与社会，是陶寺(si)作为早期国家科(ke)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fen)，标志着(zhe)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duan)。”何努说，在此基础上逐(zhu)渐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地中观念”，亦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

考古还(hai)发现，陶寺(si)社会已(yi)使用“肘(zhou)尺”的测(ce)量方法，三肘(zhou)的长度加起来约等于今天的0.75米。学者们(men)推断，流传后世的“寸”可能与“肘(zhou)尺”存有渊源关系。

如果盘古开(kai)天辟地只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在陶寺(si)遗(yi)址，我们(men)则(ze)看到了先民划时间(jian)、定长度、劈空间(jian)的具体(ti)操作。

农(nong)耕文明的孕(yun)育

谷(gu)雨时节，空气中弥漫(man)着(zhe)泥土的清香，雾气在大地上升腾。腰间(jian)捆扎着(zhe)秧苗的陶寺(si)先民，熟练地播下一年的希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也许，我们(men)的先民从那个时期就(jiu)创造了口口相传的《诗经》，一直流传到现在。

作物的种植与节气密切(qie)相关。可以想见，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观象台，早期的农(nong)耕文明便在这里日渐孕(yun)育成长。

“观象台反映的是当时先进的‘科(ke)技文明’，是最早的‘天地人合一’，也是最早的‘问天系统’。”中国社会科(ke)学院考古研(yan)究所研(yan)究员、陶寺(si)遗(yi)址第五(wu)任考古领队高江涛说。某种程(cheng)度上，它也是农(nong)业生(sheng)产的“刚需”，依据(ju)观象而诞生(sheng)的农(nong)时划分(fen)，可以很好地指导陶寺(si)先民应时而作，开(kai)展集中种植。

陶寺(si)出土的稻谷(gu)、仓(cang)储区表明，这一时期，已(yi)经出现了明显的“作物驯化”。人们(men)能够从大自然中选(xuan)择作物，并摸(mo)索(suo)出一套基本节令，据(ju)此对集中种植作物进行安排(pai)，也能够形成一定的粮食储备。而剩余粮食的产生(sheng)，促进了进一步的社会分(fen)工和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当时的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个可以印证农(nong)耕文明的细节，从远古的晋南大地浮出：在陶寺(si)，考古发现了截叶铁扫帚、苍耳、草木(mu)樨、黍、粟、稻、豆，以及桑树、桦树和柏树等多种植物集中起来的种子化石，说明当时陶寺(si)一带作物多样、生(sheng)态良(liang)好。这里土壤肥沃、四季分(fen)明、五(wu)谷(gu)丰登，有利于人类生(sheng)存和人口繁衍(yan)。

这一细节也说明，4000多年前的晋南大地，也许能够看到“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美景。

在距陶寺(si)遗(yi)址7公里以外的汾河中，考古还(hai)发现了陶寺(si)时期的鳄鱼(yu)骨板(ban)以及竹(zhu)鼠化石，两者都是今天常见于长江流域的动物种类。这些迹象表明，当时的陶寺(si)曾有大片的水域和茂林，环(huan)境气候比(bi)今天更加温暖湿润(run)。

细致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实，陶寺(si)早中晚三期均有气候波动，部分(fen)植被已(yi)经消失。今天在陶寺(si)一带广泛种植的柳树、杨树等在当时并未出现，说明陶寺(si)历史(shi)上出现了气候变化并渐趋干冷，直至今天成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掩映的国家雏形

经过绵延数千年的风雨侵蚀和人类生(sheng)产生(sheng)活的破坏，陶寺(si)遗(yi)址的地貌已(yi)经发生(sheng)了改变，废弃的城墙(qiang)、宫城等早已(yi)面目全非。要想从一片荒垣断壁和支离破碎的遗(yi)物遗(yi)迹中让历史(shi)“重现”，谈何容易(yi)。

古城墙(qiang)和宫殿遗(yi)址的相继发现，让这一切(qie)有了眉目。

“寻找城墙(qiang)的工作持续了3年。”中国社会科(ke)学院考古研(yan)究所特级技师冯九生(sheng)回忆(yi)。在遗(yi)址北部，考古人员循着(zhe)破碎的夯土遗(yi)迹，终于发现了古城墙(qiang)的踪影。城墙(qiang)由夯土夯砸而成，部分(fen)地段已(yi)遭毁坏，但连接起来能够围成一个“圈”，形成了一个圆(yuan)角长方的形状。

古城墙(qiang)的发现，使古城规(gui)模进一步得(de)到了确认：这是一座巨无霸式的城池(shi)，被城墙(qiang)合围的区域面积超过了280万平方米，兴建与使用的主体(ti)年代距今约4100年至4000年。考古人员根(gen)据(ju)夯土遗(yi)迹推算得(de)出，城墙(qiang)底宽最宽处约10米，高约8米，曾历经数次大规(gui)模扩(kuo)建。

这座大城清晰(xi)呈现出“宫城—郭城”的分(fen)野，城址分(fen)为内、外两城，功能分(fen)区、等级秩序和空间(jian)格局(ju)分(fen)明有序：从1978年首次发掘至今，陶寺(si)遗(yi)址陆续发掘出城墙(qiang)、宫殿区、宫室类夯土建筑、大型墓(mu)地、统一管理(li)的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cang)储区和平民区等，功能十分(fen)完备。

“一系列考古地点的发现，为今人勾勒出陶寺(si)先民充满智慧(hui)和理(li)想的营建，成为文明早期都城制度初创时的空间(jian)样本。”陶寺(si)考古遗(yi)址公园规(gui)划师、西安建筑科(ke)技大学文物保(bao)护科(ke)技研(yan)究院副院长王璐说。

在这座大城内，又发现了一座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由宽度大于大城城墙(qiang)的城墙(qiang)围绕(rao)着(zhe)，且有形制特殊、结构复杂、防御色彩浓厚、史(shi)前罕见的城门址。“陶寺(si)宫城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并使陶寺(si)‘城郭之制’完备，成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高江涛说，宫城内有大量残留的宫殿建筑基址，其中一处宫殿建筑仅柱网结构就(jiu)有540平方米。

这些细节证明，中国古代都城规(gui)划理(li)念在陶寺(si)时期已(yi)具雏形。

陶寺(si)大城的发现，在考古学史(shi)上具有重大意义。“4000多年前，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shi)，意味(wei)着(zhe)陶寺(si)聚集着(zhe)数量众多的人群，也已(yi)经拥有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陶寺(si)文化的实力可窥一斑。”高江涛说。

王巍则(ze)认为，这是首次在中原地区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考古学上把它称(cheng)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生(sheng)死之所的差异，也表明陶寺(si)社会已(yi)然出现严格的等级分(fen)化。

陶寺(si)君王居住在高大恢弘的宫殿，普通贵(gui)族住在20平方米到40平方米的双开(kai)间(jian)，平民住处则(ze)为半地穴式。早期和中期墓(mu)地都有大墓(mu)、中型墓(mu)和小墓(mu)，呈现出严格的阶级分(fen)化。大墓(mu)有序分(fen)布在墓(mu)葬(zang)区的特定区域，随葬(zang)品中不仅发现了传说中上古时期最高等级场合使用的礼制乐器组合土鼓、鼍(tuo)鼓和石磬等，还(hai)有后世王者的象征(zheng)——龙盘。与此对比(bi)鲜明的是，有的小墓(mu)简陋到仅能容下一人，随葬(zang)品很少，甚至没有。

“地位凸显的宫殿区、等级分(fen)化明显的墓(mu)葬(zang)、标志身份的礼器群、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等，都表明陶寺(si)文化已(yi)达到早期国家的标准。”高江涛说，它提供了一个以政(zheng)治文明为中心的国家都城遗(yi)址范例。

陶寺(si)遗(yi)址是迄今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史(shi)前遗(yi)址之一，现存面积约400万平方米。陶寺(si)遗(yi)址博物馆展陈显示，遗(yi)址坐落于崇山向汾河谷(gu)地过渡的黄土塬上，地势较高，呈大缓坡平面。城址面向西南，整体(ti)上正合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zhong)所著《管子·乘马》“凡立(li)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sheng)”之说，呈现大山怀抱、依山傍水的独特地貌。

已(yi)故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sheng)对于陶寺(si)的历史(shi)定位是这样表述的：“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shi)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si)文化……它相当于古史(shi)上的尧(yao)舜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的“华灯初上”

4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图景发生(sheng)着(zhe)巨变。

盛(sheng)极(ji)一时的长江中下游良(liang)渚(zhu)文明、石家河文明等相继衰落，中原崛起，兴盛(sheng)于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陶寺(si)文明脱颖而出。海岱地区的陶器、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良(liang)渚(zhu)文化的玉琮……各地的文明因素汇聚而来，使陶寺(si)成为一处史(shi)前文明因素的“集大成者”。

“陶寺(si)遗(yi)址汇聚融合四方文化因素与精华，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和特点。”高江涛说，这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ti)的重要开(kai)端(duan)。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sheng)了一脉相承、流光溢彩的早期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陶寺(si)遗(yi)址考古发现了我国史(shi)前时期的早期文字(zi)或(huo)符号，这是一个十分(fen)重要的发现。

“用朱砂写就(jiu)的两个字(zi)，同时出现在了大墓(mu)出土的一个扁壶上。”何努说，其中一个字(zi)，学界(jie)普遍认为是“文”字(zi)。它与后世安阳殷墟出土甲骨文的“文”写法几乎完全一致，却早了足足700余年。

另外一个字(zi)，有学者认为，它像是甲骨文中的“昜”（读“阳”）字(zi)，“文昜”二字(zi)表明古代帝王的盛(sheng)德高光。也有学者认为是“文邑”，代表“夏邑”，即夏代王庭。何努则(ze)认为，字(zi)体(ti)上端(duan)的城圈、土块代表夯土大城，而在中国古代文字(zi)中，垒土为“尧(yao)”，因此是“尧(yao)”字(zi)。虽然说法不一，但指向了传说中尧(yao)舜所在的那个时代。

此时，文明社会的另一要素——冶金术，也在陶寺(si)出现。

在铜器远没有普及的史(shi)前时代，陶寺(si)却发现了铜环(huan)、铜铃、铜蟾蜍等7件铜器，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同时期遗(yi)址，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群。它们(men)已(yi)经采用范铸技术——后世青铜时代的核心技术，为即将到来的夏商(shang)周时期青铜礼乐文明奏响先声。

2024年11月12日，陶寺(si)遗(yi)址博物馆开(kai)馆仪式上，沉浸式演出的古装舞者在聚光灯下一舞惊鸿。

翩翩舞姿，仿佛带人们(men)穿越回那个礼乐文明的发启时代。

陶寺(si)大墓(mu)中出土有7大类29件古乐器，其中，石磬以及用鳄鱼(yu)皮蒙做鼓面的鼍(tuo)鼓，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发现年代最早的。在后来的甲骨文中，“鼍(tuo)”字(zi)正是扬(yang)子鳄的形状。高江涛认为，陶寺(si)出土的成组乐器，说明礼乐制度已(yi)经在陶寺(si)大地上萌芽，象征(zheng)王权的礼乐器组合在这里诞生(sheng)，逐(zhu)渐演变为夏商(shang)周时期的礼乐器。这些礼乐器的发现，也使得(de)《尚书》“击石拊(bu)石”、《礼记(ji)》“土鼓”、《诗经》“鼍(tuo)鼓逢(feng)逢(feng)”等古老的记(ji)载在陶寺(si)找到了实物印证。

在陶寺(si)，还(hai)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6000年来，各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在陶寺(si)大墓(mu)中出现时尖刃向下、镂空雕漆，作为一种仪仗用具成排(pai)地沿墙(qiang)摆放。大墓(mu)中还(hai)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下颌骨，以及两张(zhang)折断的弓，昭示统治者“休兵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li)念，体(ti)现当时社会繁盛(sheng)而不黩(du)武扩(kuo)张(zhang)的“和合”思想。从这些墓(mu)葬(zang)细节，不难看出陶氏先民以礼治国、协和万邦(bang)的大政(zheng)之道(dao)。

沿袭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建筑特点，在陶寺(si)已(yi)经初见端(duan)倪。

考古发掘和研(yan)究表明，陶寺(si)宫殿的建筑布局(ju)与后世都城制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遗(yi)址的主体(ti)建筑居于核心区域，这种建筑理(li)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故宫。类似“东厨”的房址位于宫城主殿东侧，后世“东厨”的宫室制度疑由此开(kai)创而来。宫城外的仓(cang)储区发现了大量的大型灰坑，采用环(huan)形坡道(dao)上下，这与2500年之后隋唐时期的窖穴十分(fen)相似。陶寺(si)宫城南墙(qiang)上的“阙楼”式建筑，也与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大体(ti)相近。

《新唐书》记(ji)载：“古者祭天于圆(yuan)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si)遗(yi)址，已(yi)经有了与之对应的“祭祀区”，如“观象台”遗(yi)迹和墓(mu)葬(zang)区等。考古发现，陶寺(si)墓(mu)葬(zang)区叠压存在着(zhe)多个时期的墓(mu)葬(zang)，叠压墓(mu)葬(zang)达100多处。直到现在，周边村(cun)落的女性仍心存恐惧，不敢独自前来这一带。有民俗(su)学家认为，这种心理(li)可能与世代的口口相传有关。

一个细节引人注目：陶寺(si)宫殿区规(gui)划在城池(shi)的东北部，而容易(yi)产生(sheng)大气、土壤和水污染的手工业作坊区则(ze)位于距宫殿最偏远的西南部，在这里很可能出现了早期的“环(huan)保(bao)规(gui)划理(li)念”。

位于手工业作坊区的回字(zi)形夯土建筑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在周围十几平方米的众多“小房子”中显得(de)特别(bie)“高大上”。考古人员推测(ce)，这可能是管理(li)手工业生(sheng)产的机构，同时能说明官营手工业作坊已(yi)出现，相当于现代城市里的“工业园区”。

“陶寺(si)已(yi)经有了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这些因素都被夏商(shang)周和后世所继承发扬(yang)，也是人们(men)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zheng)之一。”高江涛说。

作为世界(jie)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诸多流传后世的文明特征(zheng)，能在陶寺(si)找到相应的发端(duan)和细节。

最早的“生(sheng)活艺术”

种种细节表明，陶寺(si)已(yi)经诞生(sheng)了那个时代最高级的生(sheng)活文明和起居文明。

在宫城内，考古发现了明确的宫殿建筑基址及其附属建筑。随着(zhe)考古发掘的全面展开(kai)，陶寺(si)宫室制度的大体(ti)样态逐(zhu)渐呈现：在大型夯土基址上，建造有前后两座宫室类建筑，这些应该是处理(li)政(zheng)务(wu)或(huo)者庙堂之类的主殿。这一区域的柱洞直径均在30厘米到50厘米之间(jian)，呈有序排(pai)列状，可见宫殿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非同一般。宫殿内外墙(qiang)皆用石灰制的墙(qiang)皮加以装饰，外墙(qiang)上绘有精美的几何纹，内墙(qiang)墙(qiang)面则(ze)采用了白蓝双色的经典配搭。

出乎人们(men)意料的是，宫殿区罕见地出现了一间(jian)形制独特的“大房子”，面积有40多平方米，为浅地穴建筑。这一区域的地面上出现了白灰皮室内地面的刻划装饰，刻划出一排(pai)排(pai)长方形格子，并在格子中间(jian)戳(chuo)印出纹路清晰(xi)、凹下去的三角花纹，美观且防滑。地面涂抹的白灰皮厚度一厘米有余，质地坚硬，有防水、防潮(chao)之效(xiao)。考古人员怀疑，这座大房子与宫室日常生(sheng)活的“洗(xi)浴”有关。

“陶寺(si)考古长达47年，唯独在这里发现了这种刻划修饰类似‘地板(ban)格’的地面，特别(bie)珍贵(gui)。”冯九生(sheng)说，北方地区偏冷偏干燥，专有的这种用途的房子在当时应不常见，或(huo)许反映了高等贵(gui)族拥有有别(bie)于平民的华丽生(sheng)活，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物证。

宫殿区的附属建筑中还(hai)出现了凌阴和烤炉。

凌阴的功能等同于现代冰箱，在地下约8米深(shen)处。建造者有意将坡道(dao)打成了台阶状，以防止垮塌。在这里，甚至发现了因长期存放冰块而形成的淤土痕迹。

在大型宫殿建筑外的东南角处，发现了一种小型直立(li)的“窑(yao)炉”。窑(yao)炉有上下室之分(fen)，中间(jian)是镂空的窑(yao)篦，窑(yao)内有明显被烧过的石头，旁边有椭圆(yuan)形的“操作坑”。有学者研(yan)究认为，这种饮(yin)食方式并非中原传统，而是充满了“异域风味(wei)”。“它仅限于宫城内部制作和享用，可见陶寺(si)政(zheng)权视之为一种高级的生(sheng)活方式。”何努说，它除服(fu)务(wu)于宫廷日常生(sheng)活之外，还(hai)为陶寺(si)宫廷的君臣礼聚、邦(bang)交设宴等“美食政(zheng)治”服(fu)务(wu)。

随葬(zang)的石厨刀在陶寺(si)大墓(mu)中比(bi)较常见。大中型墓(mu)葬(zang)中还(hai)发现了石铲、木(mu)勺以及陶盆、灶(zao)等炊事物品，以及木(mu)案、木(mu)觚、木(mu)豆、骨匕等饮(yin)食器具组合。考古人员表示，这类器具布置陈列体(ti)现社会等级地位，反映当时社会的饮(yin)食之礼。

水井的“技术革新”也在陶寺(si)问世。考古发现，陶寺(si)遗(yi)址的多处井址内壁上加筑有木(mu)质“井框”，以防止坍塌现象的发生(sheng)。

远古人类娴熟的制陶技艺，在陶寺(si)时期已(yi)经崭露头角。经过拼接修复，大量看似平淡无奇的灰色陶片恢复了它们(men)的原本样貌。其中，有先民打水的扁壶、煮饭的鬲、存放粮食的陶罐、加热液体(ti)的陶斝等生(sheng)产和生(sheng)活用品。

今天，人们(men)可以想象先民烧制陶器的盛(sheng)景：能工巧匠们(men)在制陶房内忙碌着(zhe)，柔软的黏土在他们(men)的手中熟练地塑形，壶、罐、盘等各类陶器逐(zhu)渐展现，袅(niao)袅(niao)升起的烟雾中夹杂着(zhe)泥土与火焰的气息。窑(yao)炉外，一排(pai)排(pai)尚未烧制的陶器整齐(qi)堆放，等待(dai)着(zhe)一场炉火纯青的淬炼。在整个烧制过程(cheng)中，先民们(men)需要精确控制火候，并根(gen)据(ju)火焰的颜色和陶器的颜色来判断温度，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才能确保(bao)陶器在烧制过程(cheng)中不变形、不开(kai)裂(lie)。

这一过程(cheng)写满了未知数，直到开(kai)窑(yao)一刻的到来。

远古的“文明危机”

陶寺(si)社会是怎样由盛(sheng)转衰的？关于这一点，并无确凿(zao)的历史(shi)记(ji)载。但从考古遗(yi)迹可以推断出，这里曾经发生(sheng)过血腥的暴力冲突。

根(gen)据(ju)考古发掘推测(ce)，陶寺(si)城内出现了惨烈的毁墓(mu)和杀戮现象。陶寺(si)晚期的大墓(mu)均被捣毁，破坏行为从墓(mu)口一直持续到墓(mu)地，出现了甲墓(mu)葬(zang)人头被扔到乙墓(mu)葬(zang)当中的现象。宫殿区也发现了很多头骨以及大量被肢解的人骨，宫殿有被夷为平地的迹象。

“宫城和城墙(qiang)都有修复迹象，但没能完成修复，可见当时或(huo)许出现了一个政(zheng)权再兴的过程(cheng)。”高江涛说。

在古观象台遗(yi)迹旁的围沟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石材。考古人员推测(ce)，这可能是观象台被强行推倒后，攻击者担心石材会被作为战略物资再次使用，而选(xuan)择将其倾倒于此。

何努先生(sheng)还(hai)认为，陶寺(si)晚期的衰落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

浪涛奔涌(yong)的黄河行至晋陕大峡谷(gu)附近，出现了“几字(zi)形”大拐弯。峡谷(gu)两岸的山西陶寺(si)与陕西石峁横空出世，并称(cheng)为“黄河双雄”。考古证实陶寺(si)以农(nong)业为主，陶寺(si)与石峁两地有农(nong)业、资源等文化往来，还(hai)有风格类似的“瓮城”类建筑。

龙山时代末期，风云际(ji)会。从文化互动、关系密切(qie)到冲突升级，这或(huo)许是历史(shi)上第一个游牧民族与农(nong)耕民族之间(jian)发生(sheng)的“最早战争”。

到了汉代，陶寺(si)还(hai)有零星的居民定居，此后便无人问津。今天的人们(men)只能猜测(ce)，或(huo)许是战争，又或(huo)者是族群冲突，让盛(sheng)极(ji)一时的陶寺(si)走向了衰亡。

煌煌都邑最终废弃，陶寺(si)文明自此“远去”。

在距此200多公里外的二里头遗(yi)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陶寺(si)遗(yi)址既有的绿松石镶嵌的器物、范铸青铜器、漆木(mu)器等。而且，二里头遗(yi)址也出现了与陶寺(si)似曾相识的宫城、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分(fen)区。可见，陶寺(si)文明仍在延续中。

文明的回响

河流穿城而过，城内小桥流水人家。阙楼高立(li)，楼间(jian)张(zhang)灯结彩，礼迎八方来客。

考古发掘的细节表明，数千年前的陶寺(si)，物阜民丰、百工兴盛(sheng)，四方聚落主动交流，往来友好，互动频繁。彼时的陶寺(si)，如同《尚书·尧(yao)典》中描述的那般文明气度：“光被四表、协和万邦(bang)。”

浩瀚星空，见证着(zhe)“尧(yao)”的丰功伟绩。可见“尧(yao)”的存在，是有迹可证的。“尧(yao)”时期的中华文明在那个时代的地球上，已(yi)然灿若炽阳。

几代考古人证实，陶寺(si)社会至少历经400多年的历程(cheng)，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文明标识与“尧(yao)都”有着(zhe)密切(qie)的印证关系。“尧(yao)”，也随之走出迷雾重重的“传说时代”，走向考古实证充分(fen)且清晰(xi)的“信史(shi)时代”。

“尧(yao)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更多是指一个时代。”持有这一观点的高江涛认为，陶寺(si)遗(yi)址应是以“尧(yao)或(huo)尧(yao)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

从时间(jian)节点看，陶寺(si)遗(yi)址距今年代与古史(shi)记(ji)载的尧(yao)时期一致。文献记(ji)载，夏代之前，存在着(zhe)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历史(shi)阶段。“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存在，并且已(yi)经进入文明社会。”高江涛说，其大体(ti)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恰是中华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

从地理(li)位置看，陶寺(si)所处地带，正是古史(shi)记(ji)载的“唐地”“尧(yao)墟”所在。临汾市存有“尧(yao)庙”“尧(yao)陵”等文物古迹，也一同佐证着(zhe)“尧(yao)”的传说。

王巍等人认为，从考古年代和地理(li)位置、遗(yi)址性质、等级和内涵上判断，陶寺(si)遗(yi)址是“尧(yao)都”所在。

长期研(yan)究陶寺(si)考古、已(yi)故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sheng)曾说：“最早的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传说中的尧(yao)舜时代。现在从考古来看，可能尧(yao)都就(jiu)在山西的陶寺(si)。”

时至今日，陶寺(si)遗(yi)址留给人们(men)的思考题(ti)还(hai)有许多。比(bi)如，陶寺(si)之前，先民怎样观测(ce)日出？之后又是如何演变出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文字(zi)的载体(ti)怎样从陶罐走向甲骨？陶寺(si)文字(zi)与写在玉石片上的“侯马盟书”有无关联？……

未来，还(hai)有很多谜团等待(dai)揭开(kai)。

4000多年前，陶寺(si)先民广泛地联合和团结天下，以一种开(kai)放包容的胸怀，向世界(jie)展示着(zhe)不同区域文明之间(jian)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盛(sheng)况。

40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ti)理(li)念，广泛地被世界(jie)各国所接受，被世界(jie)人民所认同。在世界(jie)文明版图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展示着(zhe)见证时代之变的文明力量。

跨过山海，穿越时空。

文明的回响与时代的召唤在这里汇合。

陶寺(si)遗(yi)址，一处文明探源的新坐标，见证着(zhe)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生(sheng)生(sheng)不息、奔涌(yong)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