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yue)1日，南京(jing)市(shi)即成立(li)液体燃(ran)料管理处，规定只有持有购油牌照者才可购买。同(tong)年10月(yue)，武汉也成立(li)液体燃(ran)料管理委员会，同(tong)样规定无购油照者不能购油。10月(yue)14日，竺(du)可桢到南京(jing)朝天宫教育部临时办公室与教育部长(chang)王世杰会晤，讨论(lun)浙(zhe)大的迁移问题。下午二(er)点半竺(du)可桢才回到中央研究院，因所乘车(che)之汽油已尽。他发现“南京(jing)购汽油非得特(te)许证不可，即此亦只能以二(er)三(san)Gallon为限”。竺(du)可桢当天所坐乃从浙(zhe)大开(kai)来的小汽车(che)，自然没有南京(jing)的购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没有成型的石油工业(ye)，汽油几(ji)乎完全依赖进(jin)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jin)口不过40万加仑，到了1931年，已经增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jin)口汽油在3600万加仑（大约(yue)10万吨左右）以上，所以政(zheng)府采取这样的政(zheng)策并不令人意外(wai)。不过相比(bi)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已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che)普及程度尚低(di)，汽油消费也处于较低(di)水平。

从四种主要石油精炼品的进(jin)口情况来看，1933年进(jin)口值最高的是(shi)煤油，其后分别是(shi)汽油、柴油和润滑油，总计价值过亿元。此外(wai)，中国也每年从海(hai)外(wai)进(jin)口酒精。不过自1931年以来，由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陆续建成，酒精进(jin)口量逐年减(jian)少。尤(you)其是(shi)1935年，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hai)建成投产，规划产能达每天8000加仑，基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日军逐渐侵蚀中国的进(jin)口路线，汽油进(jin)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yue)22日，人在贵阳的竺(du)可桢至兵工署办事处商谈(tan)车(che)辆(liang)运(yun)输，为浙(zhe)大迁黔作准备，对方表示“现国内有汽车(che)7000辆(liang)，加所购一万辆(liang)，以用半数，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jin)口由安南到同(tong)登只能装一百吨一天，滇越装三(san)百吨，合(he)不过400吨，全数运(yun)油尚不够(gou)，故三(san)五月(yue)以后，油将成大问题云云”。（《竺(du)可桢全集(ji)》7，111）

1939年10月(yue)，日本为了达到切断(duan)桂越的交通和运(yun)输，并以南宁为基地，轰炸滇越交通线的目的，制(zhi)定了入侵桂南的计划。日军于11月(yue)5日登陆钦防，旋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zheng)府遂调集(ji)军队20余万进(jin)行反攻，于12月(yue)18日实施“桂南会战”，夺取昆(kun)仑关(guan)，取得初步胜利。然而日军很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yue)28日发动“宾阳会战”，阻断(duan)国军，并重新占领昆(kun)仑关(guan)。此后，双方进(jin)入相持阶段。至1940年10月(yue)下旬，日军撤(che)入越南，中国军队遂逐渐收复广西(xi)失(shi)地。

在这段时间，广西(xi)战事数度危急。南宁离浙(zhe)江大学所驻的广西(xi)宜山(shan)不到300千(qian)米(mi)，宾阳北(bei)距宜山(shan)则不到200千(qian)米(mi)的距离，且浙(zhe)大所驻之地常发空袭警(jing)报(bao)。据竺(du)可桢的记(ji)录，1939年11月(yue)2日，当地发出三(san)次警(jing)报(bao)；11月(yue)3日又发三(san)次警(jing)报(bao)，下午3点10分始解除；11月(yue)4日有两(liang)次警(jing)报(bao)。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两(liang)次警(jing)报(bao)，师生(sheng)们自然人心惶惶。

11月(yue)15日，竺(du)可桢获知日军从北(bei)海(hai)登陆。20日，他又从报(bao)上知道钦州也已失(shi)守。竺(du)在21日的日记(ji)中痛心地表示：日军要在“北(bei)海(hai)、钦廉登陆之说传之已达一年余，而我(wo)军事方面人员毫不介意，扬言事事有准备，而实际则徒以坚壁(bi)清野为抵制(zhi)之策，遂使(shi)日人得扬长(chang)而入，岂不痛哉!……而于此吃紧(jin)时，军长(chang)夏威以丁忧坚不视事，师长(chang)冯璜又调往重庆受训，加以白(bai)健生(sheng)（即白(bai)崇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初（时任(ren)广西(xi)省政(zheng)府主席）疾(ji)疟不能起床，李品仙（即李宗仁）赴(fu)皖就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称荒(huang)唐之至!至临时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不亦晚乎。”（《竺(du)可桢全集(ji)》7，205）

尽管如此，竺(du)可桢仍坚持学校要如常上课。26日，竺(du)可桢召开(kai)行政(zheng)会议(yi)，决定如果敌人进(jin)占宾阳，便停课，“书籍(ji)、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long)乡（即浙(zhe)大临时校舍所在地），女生(sheng)由校车(che)送至相当地点，男生(sheng)步行”。

第二(er)天早上，竺(du)可桢到校后得知学生(sheng)自治(zhi)会已经在开(kai)会讨论(lun)迁移。竺(du)在早上的纪念周会议(yi)上先作了报(bao)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俟敌过宾阳后即出发赴(fu)黔。并述南宁与宜山(shan)相距等于沪宁，宜山(shan)与宾阳相距等〔于〕沪杭。南宁之易于失(shi)落由于我(wo)军之疏忽(hu)，因师长(chang)、军长(chang)均不〔在〕场，而目前则夏威在宾阳、蔡廷锴在武鸣，指挥有人。且已调大军前往阻塞(sai)，决不致(zhi)于短期内有危及宜山(shan)之事。”

就当时的广西(xi)交通而言，要从南宁到宜山(shan)再进(jin)入贵州，只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san)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tang)（今(jin)来宾市(shi)大塘(tang)镇）的邕大公路是(shi)广西(xi)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yue)全线通车(che)。从大塘(tang)至河池(shi)（今(jin)河池(shi)市(shi)金城江区）部分属于广西(xi)省政(zheng)府所规划的五大干线之一，即北(bei)横干线，其规划是(shi)从田南道（相当于今(jin)百色(se)地区）经西(xi)林、凤山(shan)等地至河池(shi)、宜山(shan)、马平（今(jin)柳州）再一直向东到荔浦、钟山(shan)、信都、怀集(ji)，然后进(jin)入广东。不过直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开(kai)通了从大塘(tang)到河池(shi)部分。

而从河池(shi)至贵州的路线则属于黔桂公路，以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du)山(shan)至黔桂交界的六寨(zhai)，接着经芒场、南丹、车(che)河，终点即为河池(shi)。全长(chang)390千(qian)米(mi)（黔境280千(qian)米(mi)，桂境110千(qian)米(mi)），于1934年建成通车(che)。

因此，日军必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120千(qian)米(mi)外(wai)的大塘(tang)，才能进(jin)逼宜山(shan)。最重要的是(shi)，黔桂公路的广西(xi)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义(yi)的重镇，并非日军眼中的关(guan)键地区。比(bi)如黔桂交界的六寨(zhai)（今(jin)属河池(shi)市(shi)南丹县，在南丹之北(bei)部），原本是(shi)不足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公路开(kai)通后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是(shi)小镇规模。竺(du)可桢所述形势从事后来看相当准确，展(zhan)现了他临危不乱，擅(shan)长(chang)谋(mou)定而动的气质。

然而一部分学生(sheng)并不以此满足，马上请学生(sheng)自治(zhi)会主席虞承藻(zao)召集(ji)自治(zhi)会重开(kai)会议(yi)，且不许到会教职员工离开(kai)。虞承藻(zao)提出了学生(sheng)自治(zhi)会议(yi)上通过的五条决案，其中一条为立(li)即停课，另一条为筹备迁移，并要竺(du)可桢立(li)即答复。竺(du)强硬地表示，“立(li)即筹备迁移并无冲突(tu)，因过宾阳即须出发，不能不立(li)即筹备，惟上课则须照常进(jin)行。关(guan)于迁移何地点与时间问题，可由校务会议(yi)决定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hun)乱，学生(sheng)态度激烈且情绪化，竺(du)可桢对此相当不满，“今(jin)日开(kai)会秩序不好，且有学生(sheng)沈自敏等不令教员出外(wai)，余面斥之。”（《竺(du)可桢全集(ji)》7，210）据事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du)可桢所述，学生(sheng)之所以如此激动，是(shi)因为化工系教授程耀椿(chun)前一天在学生(sheng)自修室扬言宾阳已失(shi)（这并非事实，宾阳要到40年2月(yue)才告失(shi)守，且日军很快便撤(che)出），谓汝等何必如此用功，遂使(shi)学生(sheng)大乱。竺(du)可桢失(shi)望(wang)地表示，“此君真无脑袋之人，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第二(er)天（28日），竺(du)可桢召开(kai)临时校务会议(yi)，决定立(li)即筹备迁校。29日晚，竺(du)可桢再召开(kai)迁校委员会会议(yi)，“决定派晓峰（张(zhang)其昀）、振吾二(er)人至贵州独(du)山(shan)、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bi)之所，二(er)人有全权决定。派刚复至长(chang)安、三(san)江、合(he)江等地，探运(yun)行李之路线。”也就是(shi)说，浙(zhe)大到此时才正(zheng)式(shi)派出人员赴(fu)贵州寻觅迁移之地，可说仓促。

之后一段时间，竺(du)可桢开(kai)始安排迁校具体事宜。要顺利迁校，必然要用到学校自己的汽车(che)，那就需要足够(gou)的汽油。12月(yue)2日，竺(du)可桢召开(kai)学校行政(zheng)会议(yi)，决定“汽油尽量购买，现价为十元至十一元一加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仑时多买二(er)三(san)千(qian)加仑也。现校中只有五百加仑而已”。

宜山(shan)到贵阳大约(yue)有400余千(qian)米(mi)的路程，以每加仑汽油开(kai)10余千(qian)米(mi)计算(suan)，单程一趟便要30加仑左右，而浙(zhe)大仅需搬(ban)运(yun)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数。根据竺(du)可桢在40年1月(yue)9日的记(ji)录，重要的仪器“尚需运(yun)甲、乙两(liang)种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皆(jie)急须运(yun)出者，须二(er)十八车(che)子。丙、丁两(liang)种尚有五百箱云云”。简单计算(suan)可知，一辆(liang)车(che)一趟平均只能运(yun)送20余箱，显然浙(zhe)大所存的这点油是(shi)远远不够(gou)的，只能借助汽车(che)公司(si)或水路运(yun)输。

1939年12月(yue)5日，竺(du)可桢步行至九(jiu)龙(long)洞黔桂铁路局(ju)（这大概(gai)是(shi)因为当时校车(che)正(zheng)好坏了），与铁路局(ju)工程局(ju)局(ju)长(chang)侯家源（字触(chu)民）面议(yi)。侯家源毕业(ye)于唐山(shan)工业(ye)专门学校，后赴(fu)康乃尔大学读书，与竺(du)可桢也可算(suan)校友。侯表示，“局(ju)中有船四十艘，大者可载十吨，中者可载五吨，至柳城下水，16.20元，三(san)天可到。回空之船赴(fu)柳城者浙(zhe)大可以利用”。

12月(yue)7日，黔桂铁路局(ju)即送来运(yun)输方案。“水运(yun)自宜山(shan)经柳城、长(chang)安、三(san)江、榕江(古州)，三(san)合(he)登陆至都匀，据现估计每吨需二(er)百五十元，如由车(che)运(yun)则须八百元，相差三(san)四倍之谱也”。这条水路路线也就是(shi)先沿龙(long)江（柳江之支流(liu)）向东至柳江，再往北(bei)沿融(rong)江至都柳江（融(rong)江之上游段），一路逆水向而行，到三(san)合(he)（今(jin)贵州三(san)都水族自治(zhi)县三(san)合(he)街(jie)道）上岸。

12月(yue)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fu)柳城转长(chang)安、三(san)江，第一批书籍(ji)也装上汽车(che)外(wai)运(yun)。12月(yue)19日又有三(san)车(che)仪器载往都匀，每车(che)价1500元，竺(du)可桢觉得“可称贵极”。

当天，先行赴(fu)贵州考察浙(zhe)大落脚之处的李熙谋(mou)发来电报(bao)，表示遵义(yi)有240间屋可以商议(yi)。竺(du)可桢所顾(gu)虑的是(shi)，从都匀到遵义(yi)还(hai)有200余千(qian)米(mi)的路程，而学校经费已经告竭。

故而，竺(du)可桢只得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校费。可是(shi)当时教育部和广西(xi)省政(zheng)府对浙(zhe)大的迁校计划实际上持保(bao)留态度，这是(shi)因为他们觉得日军长(chang)趋直入宜山(shan)的可能性并不大。

1939年12月(yue)16日，浙(zhe)大训导长(chang)姜琦（字伯韩）向竺(du)可桢告知教育部不太赞同(tong)浙(zhe)大的迁校，竺(du)便写一长(chang)信与高教司(si)司(si)长(chang)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教育部长(chang)陈立(li)夫加以解释。其时迁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yue)2日，吴俊升发函给竺(du)可桢，竺(du)得知“部中对于浙(zhe)大迁移非得广西(xi)省主席黄旭初等之谅解不可，因此余之桂林之行乃不可缓矣”。

第二(er)天，竺(du)可桢等即坐校车(che)赴(fu)桂林。晚上9点，竺(du)可桢与黄旭初主席谈(tan)一小时，讲述迁校之原因及经过。黄始表示对浙(zhe)大之迁校并无意见，并允发电报(bao)将竺(du)的说法转呈给教育部。

到了1月(yue)9日，回到宜山(shan)的竺(du)可桢又接到先行赴(fu)贵阳的姜琦等发来的电报(bao)，得知陈立(li)夫已抵黔，并答允迁校之事。浙(zhe)江大学的西(xi)迁计划如此才得以名正(zheng)言顺。当天下午，浙(zhe)大便在宜山(shan)召开(kai)联(lian)席会议(yi)，决定竺(du)可桢与胡刚复两(liang)人赴(fu)贵阳及遵义(yi)亲自考察地址。

西(xi)迁贵州

1月(yue)12日早上，竺(du)便乘校车(che)先至独(du)山(shan)（今(jin)贵州独(du)山(shan)县），再于第二(er)天抵达贵阳。当天陈立(li)夫正(zheng)在贵州省党(dang)部宴请教育界同(tong)人，竺(du)于晚上7点到党(dang)部赴(fu)宴，席间又与陈部长(chang)讨论(lun)迁校事宜，所涉的主要是(shi)迁校费用问题。陈立(li)夫对此次西(xi)迁需花费31万元表示惊讶，竺(du)可桢则提出，如果教育部能解决车(che)辆(liang)问题，费用可节(jie)省一半。到了2月(yue)19日，竺(du)可桢接到吴俊升的来函，得知教育部最终确定的搬(ban)迁经费为14万。

浙(zhe)大师生(sheng)在西(xi)迁途中的渡船上

为了解决后续的运(yun)输问题，将停留于宜山(shan)和都匀各地的师生(sheng)接至贵阳，竺(du)可桢亦颇费了心思，他分别联(lian)络了西(xi)南运(yun)输处、后方勤务部汽车(che)管理处、财政(zheng)部盐务局(ju)运(yun)输处等部门，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jing)。

1月(yue)26日，竺(du)可桢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当地交通界要人，席间贵州公路局(ju)局(ju)长(chang)姚思濂答应开(kai)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专车(che)，中国运(yun)输公司(si)的运(yun)输主任(ren)郑熙（字汝纯，为浙(zhe)大毕业(ye)生(sheng)）则表示可将宜山(shan)尚留之仪器运(yun)至贵州。

1940年1月(yue)，中国运(yun)输公司(si)刚于重庆成立(li)（后迁至贵阳），主要负责(ze)西(xi)南公路的民用物资运(yun)输。据竺(du)可桢所记(ji)，“该公司(si)即合(he)川桂公路局(ju)及复兴(xing)公司(si)而成。复兴(xing)最初乃贸易委员会主持，现则合(he)并于运(yun)输公司(si)，为交部与商人合(he)办，有车(che)二(er)千(qian)辆(liang)，每月(yue)需油四十万吨”（竺(du)可桢的这一记(ji)录似有问题，因数目不可能如此之大，4000吨是(shi)较为合(he)理的估计，或出版时有录入错误）。（《竺(du)可桢全集(ji)》7，277）

浙(zhe)大西(xi)迁贵州相当仓促，师生(sheng)们已经陆续在路上，却还(hai)未定下最终目的地。师生(sheng)们搬(ban)迁的方式(shi)亦是(shi)水、陆并进(jin)，人员与物资分头而行，其中汽车(che)运(yun)输占了较大的比(bi)例。由三(san)合(he)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生(sheng)开(kai)课之地）和遵义(yi)、湄潭，都需要公路运(yun)输。由于找不到足够(gou)的运(yun)输载具，多数师生(sheng)都是(shi)各自组团出发，陆续抵达贵州。

对教职员工来说，此次搬(ban)迁的费用亦是(shi)可观(guan)。1940年2月(yue)2日，物理系教师束(shu)星北(bei)至竺(du)可桢处，表示此次搬(ban)迁费用达千(qian)元，求学校再设(she)法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sheng)们支付(fu)了搬(ban)迁费，但实在是(shi)远远不够(gou)。

2月(yue)16日，竺(du)可桢又至液体燃(ran)料管理委员会处，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jin)之油尽为军事委员会西(xi)南运(yun)输处所取，“经向重庆设(she)法，始给浙(zhe)大以独(du)山(shan)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du)再至贵州公路局(ju)与局(ju)长(chang)姚思濂会晤，所谈(tan)大概(gai)还(hai)是(shi)关(guan)于借用汽车(che)之事。

这里所说的西(xi)南运(yun)输处是(shi)1937年10月(yue)成立(li)于广州的机构，全称为“国民政(zheng)府军事委员会西(xi)南进(jin)出口物资运(yun)输总经理处”，对外(wai)称西(xi)南运(yun)输公司(si)，负责(ze)人为曾(ceng)养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贵州与川、滇、湘、桂四省连接的干线公路，都在西(xi)南运(yun)输处的控制(zhi)之下。

竺(du)可桢（前排左三(san)）与浙(zhe)大校友，1939年6月(yue)22日。

1939年10月(yue)南宁告急，西(xi)南运(yun)输处的主要工作便是(shi)将南宁所存之资源进(jin)行紧(jin)急转移，同(tong)时也将柳州的军用品运(yun)往独(du)山(shan)。南宁沦陷之后，运(yun)输处又组织力量，从龙(long)州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bei)，沿靖西(xi)、田州（两(liang)地均属今(jin)百色(se)市(shi)）、东兰（今(jin)河池(shi)东兰县）运(yun)至贵州。由于所筑(zhu)公路都是(shi)战时赶修，标准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出境车(che)辆(liang)进(jin)行限制(zhi)，运(yun)输难度很大。可以想象，当时黔桂地区的运(yun)输力量已经所剩无几(ji)。

1940年5月(yue)30日，竺(du)可桢从遵义(yi)至贵阳，与贵州省教育厅谈(tan)贵阳区各院校的统一招生(sheng)问题。第二(er)天下午，他又到贵州公路局(ju)姚思濂处，“托运(yun)三(san)合(he)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修理1935号汽车(che)”。直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yun)抵学校。根据竺(du)可桢所作的记(ji)录，在出发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还(hai)花20元购买了4瓶成义(yi)茅台(tai)酒，似乎也没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yue)30日，竺(du)可桢又至贵州企业(ye)股份有限公司(si)与负责(ze)人彭湖（即彭石年）会晤，“谈(tan)运(yun)三(san)合(he)所留仪器一百八十箱事”。也就是(shi)说，这180箱仪器在三(san)合(he)滞留了近一年半。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企业(ye)股份有限公司(si)（下面简称贵州企业(ye)公司(si)），是(shi)时任(ren)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quan)）所主办的官商合(he)股公司(si)，股资总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贵州省政(zheng)府，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地方绅(shen)商认购，是(shi)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份制(zhi)企业(ye)。

1940年7月(yue)，贵州企业(ye)公司(si)成立(li)运(yun)输部，第二(er)年7月(yue)又改组为中国煤气车(che)营运(yun)股份有限公司(si)，承担物资运(yun)输工作。竺(du)可桢与彭湖商谈(tan)，就是(shi)想借助运(yun)输部将仪器送至浙(zhe)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yun)输部只有20辆(liang)通用公司(si)的汽车(che)，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tan)车(che)，运(yun)输能力相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duan)，浙(zhe)大全体师生(sheng)还(hai)是(shi)大体顺利地抵达贵州。这一路上除了人身安全，最令人操(cao)心的还(hai)是(shi)车(che)与油的问题。

1940年1月(yue)14日，竺(du)可桢偕胡刚复至西(xi)南公路局(ju)与副(fu)局(ju)长(chang)莫衡（字葵卿）会晤，据莫衡所言，“南宁之役(yi)西(xi)南公路〔局(ju)〕损失(shi)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che)三(san)辆(liang)。现每月(yue)需油廿万gallon，全恃昆(kun)明一路。靖西(xi)公路虽通，每年只能用三(san)四个月(yue)云”。

由于车(che)与油实在难得，以及遵义(yi)到湄潭间的公路尚未开(kai)通，竺(du)可桢在1940年2月(yue)甚至向同(tong)样刚搬(ban)迁到遵义(yi)的陆军大学借了几(ji)匹马代步。2月(yue)13日早上，竺(du)“偕振吾、刚复与陆大两(liang)马夫乘陆大之马五匹赴(fu)老(lao)蒲(pu)场（即老(lao)卜场，位于遵义(yi)城东）。初取小路，行八九(jiu)里。因有坡，且路滑马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驰骋(cheng)。”（《竺(du)可桢全集(ji)》7，296）

竺(du)可桢安顿完浙(zhe)大的迁校事宜后，即赴(fu)重庆出差，期间仍在考虑购油事宜。3月(yue)4日早上，竺(du)可桢赶到国民政(zheng)府经济部所落脚的川盐银行，与经济部政(zheng)务次长(chang)兼液体燃(ran)料管理委员会主任(ren)秦汾（字景阳）谈(tan)购油问题，竺(du)要求液委会提供500加仑汽油，在六寨(zhai)或独(du)山(shan)交货。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桐梓、独(du)山(shan)、河池(shi)等公路站设(she)立(li)了六处油囤(dun)，计划每月(yue)运(yun)油1万加仑，竺(du)显然是(shi)有备而往。

回到贵州之后，竺(du)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门任(ren)职的谢文龙(long)（后曾(ceng)任(ren)西(xi)南公路运(yun)输局(ju)局(ju)长(chang)）介绍，托人购私油500加仑，据对方表示价格在16-18元之间。

第二(er)天，竺(du)到贵阳的液体燃(ran)料委员会商讨购油事宜，对方表示现在的官方油价是(shi)16.80元每加仑，“而一般私油尚未售(shou)与该会者，因目前无许可证，因之纷(fen)纷(fen)出卖。渠允如浙(zhe)大购买此等私油，可以设(she)法补给证书，惟价目如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bao)账云云。”比(bi)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时间相隔不过三(san)个月(yue)，油价又涨了2元多，同(tong)时尚有黑市(shi)以更高价格售(shou)油，可见紧(jin)俏程度。

隔了一年，1941年8月(yue)2日，竺(du)可桢又至液体燃(ran)料委员会处，得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tong)时贵阳每天只有6000加仑的配额，“此数不足用”。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体燃(ran)料进(jin)口量并没有降低(di)太多，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进(jin)口渠道被日方切断(duan)，燃(ran)油进(jin)口量减(jian)少了90%以上，几(ji)乎到了可以忽(hu)略不计的地步，此后一段时间才是(shi)大后方燃(ran)油资源真正(zheng)告急的时候(hou)。

当时的一个好消息是(shi)，甘肃玉(yu)门油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已经出油了。1942年3月(yue)17日，竺(du)可桢在重庆参(can)加中国科学社理事会，遇到了西(xi)南联(lian)大化学系教授曾(ceng)昭抡（字叔伟）。曾(ceng)认为：“全国汽油储量只三(san)个月(yue)，兵工方面亦不能支持至明年。按战前汽油进(jin)口每年三(san)千(qian)万gal.，战后增至五千(qian)万gal.，即每日十五万gal.或500吨。现玉(yu)门油矿用土法只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能管西(xi)北(bei)一部云。”

曾(ceng)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yu)门油矿共生(sheng)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每天生(sheng)产5000加仑而不是(shi)5万。到1944年，玉(yu)门油矿的年产汽油量也不过400万加仑，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ran)料紧(jin)缺问题。

1943年11月(yue)27日，竺(du)可桢至液体燃(ran)料委员会处再次商量购油，发现官方油价已升到每加仑380元：“购外(wai)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yu)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qian)元款(kuan)早汇到，但无人负责(ze)购油，遂致(zhi)价目大涨。”当时玉(yu)门所产汽油全由燃(ran)委会负责(ze)销(xiao)售(shou)，其售(shou)价也与进(jin)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飞升自然也带动了运(yun)输价格。关(guan)于抗战时期的运(yun)价变化情况，竺(du)可桢在1943年8月(yue)7日的日记(ji)中作了简练的总结：“近〈人〉〔日〕公车(che)运(yun)费大增，计客(ke)车(che)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角(jiao)增至二(er)元五角(jiao)，货价每吨每公里自廿七(qi)元增至卅五元。按泰和迁宜山(shan)运(yun)费公路车(che)每吨只六角(jiao)一公里，自宜山(shan)迁遵义(yi)已涨至〈八〉〔一〕元二(er)三(san)角(jiao)，在抗战前不过二(er)三(san)角(jiao)而已。客(ke)车(che)每公里承平时二(er)分而已，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化程度相比(bi)，100倍以上的运(yun)价涨幅也是(shi)惊人的。

汽油稀(xi)缺对浙(zhe)大师生(sheng)在贵州的生(sheng)活常产生(sheng)障碍，有时还(hai)相当危险。1942年11月(yue)6日，有一位浙(zhe)大女生(sheng)周桐因患腹膜(mo)炎已出血，情况危急，竺(du)可桢令浙(zhe)大司(si)机开(kai)小车(che)往贵阳入中央医院，“估计来回需汽油30加仑，黑市(shi)价600元一加仑，带18,000元。近以官价85元一加仑，购到53加仑，但以后即不易得矣”。

以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依赖于进(jin)口，早就引起了国民政(zheng)府相关(guan)人士的担忧。1936年3月(yue)，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拟订了《重工业(ye)建设(she)五年计划》，计划建成三(san)个厂矿，力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年产量，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主的目标。同(tong)年6月(yue)，资源委员会又向国民政(zheng)府呈报(bao)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ye)发展(zhan)三(san)年计划》，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shi)建设(she)煤炼油厂，同(tong)时开(kai)发延长(chang)及巴县油矿，计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zheng)府除了对燃(ran)油实施进(jin)口和使(shi)用管制(zhi)，也极力开(kai)发和推广替代性产品。主要替代办法有3种，一是(shi)以酒精代汽油，二(er)是(shi)木炭(tan)（或其他固体燃(ran)料）代汽油，三(san)则是(shi)用植物油代燃(ran)油。这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shi)酒精。

1937年9月(yue)，资源委员会召开(kai)会议(yi)，讨论(lun)汽油代用品的生(sheng)产，并决定早日建厂，生(sheng)产动力酒精。同(tong)时，行政(zheng)院也公布了《酒精汽油混(hun)合(he)燃(ran)料办法》，要求在汽油内混(hun)合(he)一定比(bi)例的动力酒精。欧洲各国在之前数年都已经制(zhi)定类似政(zheng)策，如德国在1932年10月(yue)规定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定汽油中必须掺入20%的酒精。

根据中央工业(ye)试验(yan)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yan)，这种混(hun)和燃(ran)料在动力性能与燃(ran)料经济性上，都与纯汽油相差无几(ji)，可以作为长(chang)期日常行驶之用。不过此类措施只能减(jian)少汽油的消耗量，并不能完全代替汽油。

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主要替代汽油功能的是(shi)纯酒精再加入挥发性有机物质（苯、乙醚、乙酮等）而成的动力酒精，当时也称代汽油或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已经应用了这种酒精燃(ran)料，其中一种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上2%的汽油，其燃(ran)料消耗量较汽油多耗25%；另一种的成分则是(shi)95%的酒精加上5%的乙醚。

1939年1月(yue)7日，竺(du)可桢至国立(li)编译馆（当时驻于巴县中学）午餐，席间他从国立(li)编译馆馆长(chang)陈可忠处得知，魏喦寿(shou)（时任(ren)资源委员会酒精工业(ye)总工程师）现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qian)gal，但西(xi)南公路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乙醚〕代汽油（这一记(ji)录似乎有误，乙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高），于汽车(che)机件损坏较汽油为速。此则急应研究者，余谓需要乃发明之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shi)由资源委员会和四川省政(zheng)府合(he)办的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yue)建成投产，其所生(sheng)产酒精很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xi)酒精厂也迁至四川资中（今(jin)内江市(shi)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蔗糖，而榨糖后的废液（即糖蜜）则是(shi)制(zhi)造酒精的原料，且价格低(di)廉，自然成为抗战时期所建酒精厂的重要基地。

根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西(xi)南各省三(san)年国防计划》，规划设(she)立(li)四川第二(er)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第三(san)酒精厂等， 计划将酒精年产量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年底，后方各省同(tong)意设(she)立(li)的酒精厂有68家，生(sheng)产能力达每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已呈请尚未准许设(she)立(li)及还(hai)未呈请登记(ji)的厂家，工厂总数已达100余家。至1944年底，后方共有300余家酒精厂，年产能力达2400万加仑以上，当年的实际产量在1000万加仑左右，其中大部分分配给了刚进(jin)入中国战场的美(mei)军。

在这份计划中，最早启动的便是(shi)1940年6月(yue)设(she)立(li)，并于1941年5月(yue)建成的遵义(yi)酒精厂，它也是(shi)遵义(yi)第一家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其负责(ze)人先为邝森扬，后为曾(ceng)任(ren)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元吉。

浙(zhe)江大学西(xi)迁贵州之后，学校与遵义(yi)酒精厂之间常有往来。同(tong)年9月(yue)1日，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du)可桢处商谈(tan)，表示遵义(yi)酒精厂想与浙(zhe)江大学合(he)作创设(she)农场以便推广甘蔗。竺(du)可桢则觉得，“目前农业(ye)上以推广食粮(liang)为目的，而酒精则以运(yun)输便利、制(zhi)造容易为目的。故以粮(liang)食论(lun)，以种马铃薯为最佳，包谷、甘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但以酒精厂立(li)场论(lun)，则以甘蔗最为相宜，而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为种甘蔗只能作一种试验(yan)而已，不能尽量推广也”。

竺(du)可桢的论(lun)述指出了当时酒精产业(ye)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抗战时期，生(sheng)产足够(gou)的粮(liang)食以满足国民和军队需求是(shi)第一位的，运(yun)输业(ye)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优先程度上不可同(tong)日而语。抗战期间，贵州省数次实施禁酒政(zheng)策，尽管并没有直接波及酒精厂，但原料来源仍然是(shi)困扰动力酒精生(sheng)产的主要问题。

1944年4月(yue)9日，竺(du)可桢从浙(zhe)大毕业(ye)后赴(fu)酒精厂工作的赵元卜处得知，玉(yu)米(mi)价格高涨，酒精价格却因受统制(zhi)而不能及时调整，酒精厂自然不愿亏本生(sheng)产酒精。一个替代方法是(shi)从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但由于政(zheng)府禁酒，此路也告断(duan)绝。竺(du)可桢担忧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价目由贵阳公议(yi)规定，不能增加。厂中职员之米(mi)贴近月(yue)亦未能加。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制(zhi)物价未得其法，不但非生(sheng)产机关(guan)受影响，即生(sheng)产机关(guan)亦大受影响。不景气之状态已毕露，此则最可忧虑者也。”

同(tong)年10月(yue)，竺(du)可桢又从厂长(chang)汤元吉处了解到，“酒精厂所制(zhi)酒精售(shou)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土酒制(zhi)其度数只40°左右。现价每十二(er)斤制(zhi)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qian)余矣”。以此估算(suan)，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政(zheng)府考虑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便是(shi)将新开(kai)发的玉(yu)门油田所炼之汽油发往重庆，由液体燃(ran)料委员会加以分配。不过由于当时运(yun)力的不足，每月(yue)实际只能运(yun)出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酒精既(ji)为替代品，其缺点也是(shi)相当明显的。除了更易损耗发动机以外(wai)，酒精在动力和效率方面比(bi)之汽油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yue)11日，竺(du)可桢计划乘坐校车(che)赴(fu)重庆，“目前难题在小车(che)费油甚多，湄潭来回需二(er)十五加仑酒精，赴(fu)渝需五十加仑之多，而车(che)中带去甚不易也”。以此计算(suan)，每加仑动力酒精只能行驶5千(qian)米(mi)左右，其效率还(hai)不到汽油的一半。

交谊汤元吉

竺(du)可桢与遵义(yi)酒精厂厂长(chang)汤元吉早就相识。1938年11月(yue)，当时还(hai)在广西(xi)宜山(shan)的竺(du)可桢与汤元吉便有过一次会面，竺(du)从闲谈(tan)中得知江西(xi)神冈(gang)山(shan)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ban)到了香港。

资源委员会与中德两(liang)国政(zheng)府共同(tong)成立(li)的合(he)步楼公司(si)合(he)作建设(she)江西(xi)钨铁厂，于1937年2月(yue)动工，所有机器设(she)备均从德国进(jin)口，负责(ze)人为杜殿英，汤元吉则担任(ren)钨铁厂筹备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兴(xing)建这座工厂同(tong)样是(shi)资源委员会制(zhi)定的三(san)年工业(ye)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shi)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ye)和原材料基地，抵御日本入侵，并为中国的未来工业(ye)发展(zhan)奠定基础。列入三(san)年工业(ye)计划的这些项目均由德国公司(si)提供全套工厂设(she)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供钨、锑的原材料和产品进(jin)行偿付(fu)。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量已经遥居世界榜首(shou)，其中锑的出口量在1937年之前便占世界锑业(ye)交易量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物质。

到1938年6月(yue)，钨铁厂的主要建筑(zhu)已经基本完成，但从德国引进(jin)的设(she)备却比(bi)原计划晚了不少时间。就在原计划的开(kai)工时间1938年8月(yue)，日军逼进(jin)江西(xi)，厂方不得不将装好的机械再拆卸(xie)转移，整个建厂方案可谓功亏一篑。

浙(zhe)大在遵义(yi)的河滨工厂及工学院实验(yan)室

来到遵义(yi)之后，竺(du)可桢与汤元吉的关(guan)系一直不错，还(hai)曾(ceng)请他到浙(zhe)江大学作纪念周演讲。1942年9月(yue)22日，贵州废除实施了一年多的禁酒令，27日中午，作为酒精厂领导的汤元吉便宴请各方。餐后，竺(du)可桢又参(can)观(guan)了酒精厂，据介绍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仑汽油，价格为每加仑140元。“每日需包谷五千(qian)公斤，煤十吨，将来可谓出产三(san)倍云”。由于原料供应的不足，遵义(yi)酒精厂的实际产能并未得到完全发挥。

同(tong)年10月(yue)12日下午，汤元吉来到遵义(yi)竺(du)可桢处相谈(tan)，然后两(liang)人一起赴(fu)专员公署，参(can)加遵义(yi)各界欢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夫妇光临的晚宴，到九(jiu)十余人。

11月(yue)29日，汤元吉夫妇又应邀而至浙(zhe)大。竺(du)可桢记(ji)录道，“汤允按月(yue)供给50加仑之酒精，不取资，目前价为175元，即每月(yue)八千(qian)余之价值也。余允明日即作公函。”相隔两(liang)月(yue)，市(shi)面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到1944年6月(yue)，官方核定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

对浙(zhe)江大学来说，酒精除了汽车(che)运(yun)输之外(wai)，也是(shi)进(jin)行化工实验(yan)所必须的物资，且所需之量不少。1941年6月(yue)25日，竺(du)可桢计算(suan)道，“化工实验(yan)需酒精，每学期二(er)百五十加仑，每加仑二(er)十元，即五千(qian)元”。就此而论(lun)，酒精厂的支持对浙(zhe)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也助益颇大。

遵义(yi)酒精厂对浙(zhe)大的另一项帮助则是(shi)，厂家定期有汽车(che)来往于遵义(yi)和湄潭之间，浙(zhe)大师生(sheng)有时可搭上便车(che)。在竺(du)可桢的日记(ji)中，对此项亦常有记(ji)录。

汤元吉虽为德国毕业(ye)的化学博士，却酷爱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歌(ge)德的《史推拉》（即《丝苔拉》）和《克拉维歌(ge)》（即《克拉维戈》），卫(wei)德耿（即德国剧作家韦德金德）的《春醒》，以及他与俞敦培合(he)译的黑贝尔作品《悔罪女》（即《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这四本译作均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汤元吉在领导酒精厂之余，也热(re)心交往文化人士。他与当时在浙(zhe)大任(ren)教的费巩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yue)5日费巩在重庆失(shi)踪前一晚，曾(ceng)去汤元吉处拜访，不过汤并不在家。

汤元吉常邀请学术文化界名人至酒精厂演讲。1944年9月(yue)27日，竺(du)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办事处晚膳，“到浙(zhe)大同(tong)事二(er)十一二(er)人，驾吾、香曾(ceng)、衡叔、洽周、元复、馥初、劲夫、卓如、征铠、坤(kun)珊、幼伟等均到”。晚宴时，汤元吉即约(yue)竺(du)可桢10月(yue)6日到酒精厂作演讲。

10月(yue)6日下午，竺(du)可桢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部演讲，“到职员五十余人，有叶克勤及浙(zhe)大毕业(ye)生(sheng)赵元卜、余建彬、沈婉贞(zhen)等十人。余讲题为‘怎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述中国民主基础之雄〔厚(hou)〕,对于宗教、种族、贫富不分珍域，英美(mei)亦弗及。俄之民主无言论(lun)自由，以国家在民族之上。中国向来以民为贵，社稷次之。但中国要做民主国，必须革除二(er)弊，即(一)士大夫阶级之观(guan)念。过去历史，士大夫襄皇(huang)帝治(zhi)理天下，立(li)法而不守法。(二(er))革除黄老(lao)观(guan)念，见义(yi)勇为，不要取袖手旁(pang)观(guan)、明哲保(bao)身态度。讲一小时后讨论(lun)至九(jiu)点散。”（《竺(du)可桢全集(ji)》9，196）

相隔不过几(ji)天，汤元吉还(hai)邀请了吴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为有趣。

1944年秋(qiu)，吴宓赴(fu)成都讲学，途中往遵义(yi)浙(zhe)江大学处住了半月(yue)。9月(yue)20日，吴宓接到费巩当月(yue)8日发来之函，“拟介绍资委会酒精厂长(chang)汤元吉自用汽车(che)，为宓赴(fu)渝。” 不过据吴宓后来所记(ji)，他是(shi)坐花纱布车(che)行之车(che)赴(fu)重庆的，并没有用上酒精厂的车(che)。

9月(yue)23日早上，吴宓从昆(kun)明出发，“候(hou)至8:30车(che)行，共三(san)军车(che)，均酒精车(che)，一往独(du)山(shan)，二(er)往重庆。”在贵阳停留几(ji)天之后，吴宓在浙(zhe)大张(zhang)君川副(fu)教授的陪(pei)同(tong)下，于30日来到遵义(yi)，住在石家堡新五号郭斌龢家。

10月(yue)2日上午，竺(du)可桢到郭家拜访吴宓。竺(du)觉得与吴“已五六年不相见，亦颓然一老(lao)翁矣”。（《竺(du)可桢全集(ji)》9，193）

10月(yue)3日晚上，《思想与时代》编辑部出面邀请吴宓在乐露春饭店晚宴，竺(du)可桢也到场一聚，“到张(zhang)君川、谢文通、田德望(wang)、费香曾(ceng)、洽周、絜非、迪生(sheng)、幼伟”等人。10月(yue)5日中午，王驾吾、费巩又邀请吴宓家宴，汤元吉也在场陪(pei)同(tong)餐叙，并约(yue)吴宓至酒精厂演讲。

竺(du)可桢在遵义(yi)，摄(she)于校长(chang)办公室前。

10月(yue)8日下午，吴宓由王驾吾、杨(yang)耀德等人陪(pei)同(tong)，坐车(che)至酒精厂。汤元吉招待晚宴，并饮茅台(tai)酒。餐后，吴宓便在酒精厂之俱乐部讲《红楼梦(meng)》，第二(er)天早上才回遵义(yi)。在汤元吉的带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有色(se)。

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竺(du)可桢赴(fu)重庆参(can)加全国教育善(shan)后复员会议(yi)及教育部审查委员会会议(yi)。1945年9月(yue)26日早上，竺(du)可桢与内江酒精厂厂长(chang)施有光餐叙，得知资委会下属的18家酒精厂已停掉7家，因为已经没有相关(guan)需求，最终将只保(bao)留3家。

10月(yue)1日，竺(du)可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访汤元吉，汤正(zheng)好出门不在家。竺(du)可桢从汤的夫人口中获知汤元吉已经离开(kai)酒精厂，当月(yue)5日即将赴(fu)台(tai)湾，参(can)加接收工业(ye)部门的工作。

日本刚投降，国民政(zheng)府便开(kai)始拟订接收台(tai)湾的工作。1945年9月(yue)，国民政(zheng)府成立(li)台(tai)湾区特(te)派员办公处，由资源委员会工业(ye)处处长(chang)包可永担任(ren)特(te)派员。办公处下设(she)糖业(ye)、机电、冶化、轻工业(ye)、矿业(ye)5组，汤元吉担任(ren)冶化组长(chang)。

1946年，资委会与台(tai)湾省政(zheng)府签订合(he)作大纲，共同(tong)经营七(qi)家企业(ye)，其中汤元吉出任(ren)台(tai)湾肥料公司(si)董事长(chang)兼总经理。汤元吉之后长(chang)期留在台(tai)湾工作，直到过世，不过在1949年前曾(ceng)回到杭州几(ji)次，与竺(du)可桢也有相聚。

其他替代性燃(ran)料

1940年10月(yue)6日，竺(du)可桢“遇邦华太太，杨(yang)守珍、华寿(shou)年乘木炭(tan)〔车(che)〕赴(fu)遵义(yi)，每开(kai)需木炭(tan)百斤，约(yue)价十二(er)元(前月(yue)只六元)，而汽油八加仑之价(@28)二(er)百二(er)十四元，相差十七(qi)八倍也。”

这里所说的木炭(tan)车(che)，也叫木柴车(che)或煤气车(che)，也就是(shi)在车(che)辆(liang)上装一个煤气发生(sheng)炉，将木炭(tan)等固体燃(ran)料烧成煤气，注入气缸(gang)进(jin)行燃(ran)烧。

根据翁文灏的记(ji)录，1938年6月(yue)和7月(yue)，广西(xi)对33辆(liang)煤气车(che)进(jin)行了试验(yan)，结论(lun)是(shi)可以节(jie)省大约(yue)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节(jie)省60%左右。国民政(zheng)府在战时相当提倡这种节(jie)约(yue)燃(ran)油的做法，1941年贵州企业(ye)公司(si)成立(li)“中国煤气车(che)营运(yun)公司(si)”从事运(yun)输业(ye)务，也是(shi)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yue)7日，竺(du)可桢一行从遵义(yi)赴(fu)湄潭，坐的便是(shi)贵州企业(ye)公司(si)的木炭(tan)车(che)。他记(ji)叙道，“八点一刻车(che)自站开(kai)出，木柴车(che)发动时稍慢，但亦不过〔数〕分钟而已，此车(che)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che)公司(si)两(liang)吨半车(che)，每公里用炭(tan)三(san)斤，约(yue)三(san)角(jiao)钱，较之汽油车(che)仅十之一而已。”

木炭(tan)车(che)费用虽省，但行驶速度较缓，遵义(yi)到湄潭不过五六十千(qian)米(mi)的里程，竺(du)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yue)20日晚，竺(du)可桢之女竺(du)梅从重庆回到遵义(yi)，“知前日动身乘木炭(tan)车(che)，第一日宿綦江，第二(er)日松坎，迄今(jin)日七(qi)点始抵此云。”这段不到300千(qian)米(mi)的路程费了三(san)天时间，其动力可想而知。纯就性能而言，木炭(tan)车(che)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che)。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基于政(zheng)府的强力支持，在抗战时期的公共运(yun)输方面，木炭(tan)车(che)仍占有相当突(tu)出的地位。尤(you)其是(shi)1942年3月(yue)战时运(yun)输局(ju)通令，只准使(shi)用木炭(tan)燃(ran)料，对汽油、酒精或代汽油一律彻底管制(zhi)。

据统计，在湖南省公路局(ju)系统营造的汽车(che)中， 1936-1939年木炭(tan)煤气汽车(che)所占比(bi)例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xi)北(bei)公路局(ju)也成功改装第一辆(liang)木炭(tan)车(che)。到了1940年，行驶在西(xi)北(bei)公路上的木炭(tan)车(che)有60余辆(liang)，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战后期，西(xi)南西(xi)北(bei)地区的木炭(tan)车(che)已经占到全部行驶车(che)辆(liang)的35%。

木炭(tan)车(che)之外(wai)，中国的研究机构与运(yun)输部门也一直在考虑以植物油代替柴油的方案。1935年12月(yue)，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江南汽车(che)公司(si)、中央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同(tong)进(jin)行了棉籽(zi)油柴油混(hun)合(he)燃(ran)料的试车(che)实验(yan)，用30%棉籽(zi)油和70%柴油相混(hun)合(he)，基本实现替代柴油的功能。

中央工业(ye)试验(yan)所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shi)对植物油（包括桐油）进(jin)行分解，从而提炼汽油，或制(zhi)造煤油。而在抗战时期，一个颇引人瞩目的发明则是(shi)直接以桐油作为燃(ran)料。

1936年，中国汽车(che)制(zhi)造公司(si)于南京(jing)成立(li)，计划与德国本茨（奔驰）公司(si)合(he)作，在湖南株洲设(she)立(li)总厂，并由曾(ceng)养甫任(ren)董事长(chang)兼总经理。1937年秋(qiu)，株洲厂生(sheng)产装配出了第一批柴油卡车(che)，之后设(she)备转移到广西(xi)桂林，并在重庆设(she)立(li)华西(xi)分厂。

1940年２月(yue)，中国汽车(che)制(zhi)造公司(si)桂林厂成功制(zhi)造出第一辆(liang)桐油汽车(che)。同(tong)年5月(yue)，汽车(che)厂总工程师张(zhang)世纲驾驶桐油燃(ran)料车(che)从桂林厂出发，到重庆参(can)加表演。据言，该车(che)“载货两(liang)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全使(shi)用桐油，机器方面沿途概(gai)未发生(sheng)丝毫障碍，速度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hai)棠溪（全程近400千(qian)米(mi)），仅须15小时，爬山(shan)越岭，比(bi)较汽车(che)似觉稍缓，但能力颇好，各个山(shan)坡均得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yue)，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州举办联(lian)合(he)年会。会议(yi)结束(shu)后，年会参(can)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yi)浙(zhe)江大学处共进(jin)午餐，并参(can)观(guan)了遵义(yi)酒精厂与大兴(xing)面粉厂（贵州企业(ye)公司(si)投资的面粉厂）。

10月(yue)30日，浙(zhe)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du)可桢处，谈(tan)及此次机械工程学会论(lun)文中，以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不足，温度低(di)，木炭(tan)车(che)费用四倍于桐油，且原料不够(gou)。惟桐油随处皆(jie)有之，且价只汽油十之一而已。惟桐油不能接触(chu)空气，因其易于氧化而凝结，故必须置于air tight气密之筒(tong)中，且因其挥发点高而滞重，故须加热(re)始能用云”。

由于未见此次学会的论(lun)文集(ji)，无法确定王仁东所指的究竟是(shi)哪(na)篇论(lun)文，不过很可能便是(shi)中国汽车(che)制(zhi)造公司(si)于1941所写的关(guan)于桐油汽车(che)优点的摘(zhai)要报(bao)告，其中估计道，中国的桐油年产量大约(yue)为3000万加仑，可抵5000万加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量。难怪王仁东对此兴(xing)奋不已。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直到抗战结束(shu)，中国汽车(che)制(zhi)造公司(si)也并没有能够(gou)批量生(sheng)产桐油车(che)，其对缓解中国抗战时期燃(ran)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lun)。

（参(can)考文献及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