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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shu)午餐(can)会是学术(shu)界常见的“非正式(shi)”学术(shu)交(jiao)流(liu)方式(shi),无(wu)论是普林斯顿(dun)高研院、哈(ha)佛—燕京(jing)学社(she),还是国内众多高校和(he)研究机构,都经常采用这种开放自由的形(xing)式(shi)开展讨论和(he)对话活(huo)动。在温饱之后转而追(zhui)寻美食和(he)精神愉悦,似(si)乎是刻在人(ren)类基因里的天性,作为他人(ren)的精心呈献之物,美食如此,知识(shi)亦然,两者皆不可辜负。
南京(jing)大学“学术(shu)午餐(can)会”的传(chuan)统由来已久,最早(zao)开始于著名历史学家许(xu)倬云先生在2005年发起的学术(shu)冷餐(can)会,到目(mu)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一(yi)百(bai)多场(chang)。今年,南京(jing)大学出版社(she)打造的“南大读(du)书人(ren)”文(wen)化空间正式(shi)启动。由南京(jing)大学出版社(she)、南京(jing)大学人(ren)文(wen)社(she)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新生学院联合开展的“学术(shu)午餐(can)会”延续了南大读(du)书文(wen)化的基因,邀请(qing)历史、哲学、文(wen)学、社(she)科等领域的学者,带领来自新生学院的本科生们共读(du)学术(shu)著作,让同学们接触到一(yi)流(liu)的学术(shu)资源,培养他们的阅读(du)兴趣和(he)学术(shu)素养。
本期活(huo)动,南京(jing)大学历史学院的孙扬副(fu)教(jiao)授(shou)为同学们导读(du)《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和(he)《邓小平(ping)时代》两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启发同学们用历史的逻辑(ji)思考问题。以下是孙扬导读(du)发言的文(wen)字稿整理(li)。
历史知识(shi)的生成是“聚沙成塔”,强调时间、空间以及特殊性
在之前的读(du)书会中,导读(du)老师(shi)更多站在哲学社(she)会科学的理(li)论视(shi)角讨论问题。今天这两本书应该是本学期读(du)书会中最不具理(li)论性的书籍。这两本书也不是公(gong)认的经典,因为涉及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难有像古代史那样举世(shi)公(gong)认的经典。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两本书?因为虽然关于历史,却是很近的历史,是大家仍然可以体验(yan)到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学有一(yi)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性,在某些程度上比较经验(yan)主义也比较朴素。所(suo)谓经验(yan)主义是指史学似(si)乎比较排斥(chi)先验(yan)性的东西,理(li)论带有先验(yan)性,而历史往(wang)往(wang)难以归纳,即将所(suo)有现象归纳起来总结出规律(lu),在逻辑(ji)上也很难演绎。它更强调时间、空间以及特殊性。所(suo)谓朴素是指历史研究主要依靠前一(yi)个时代积累的材(cai)料,人(ren)们往(wang)往(wang)依据常识(shi)去解读(du)。因此,历史知识(shi)的生成往(wang)往(wang)是“聚沙成塔”的过程。历史思维与其他学科的思维有所(suo)不同。我们经常提到“三大逻辑(ji)”,分别是理(li)论逻辑(ji)、实践逻辑(ji)和(he)历史逻辑(ji)。历史逻辑(ji)是时间和(he)空间的关联,任何人(ren)物和(he)事件都发生在特定(ding)的时空中间,受到前面的影(ying)响,也会在未来产生影(ying)响。
《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 张(zhang)春田编 南京(jing)大学出版社(she)
今天这两本书,第一(yi)本是《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它并非著作,是编者将民国时期著名人(ren)士的演讲汇编成书,在今天看来属于“史料”。同学们刚开始读(du)这本书时,可能会有疑问,民国时期的演讲对我们现在所(suo)处的时代有什么价值(zhi)?但读(du)后就(jiu)会发现许(xu)多问题是贯通的。这种贯通性,如果用一(yi)个具体形(xing)象去表(biao)达,就(jiu)是人(ren)民英雄纪念碑。只要纪念碑在,我们就(jiu)同处在一(yi)个历史纪元(yuan)。纪念碑碑文(wen)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正文(wen)一(yi)共三句(ju)话、114个字。每句(ju)话都由时间起始。第一(yi)句(ju)话开头是“三年以来”,第二句(ju)话开头是“三十年以来”,第三句(ju)话开头是“由此上溯到一(yi)千八百(bai)四十年”。正是天安门广场(chang)和(he)人(ren)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wen),表(biao)达了近代中国革命时间和(he)空间的延续性。也正是因为碑文(wen)最后一(yi)句(ju)话中的“一(yi)千八百(bai)四十年”,揭示了我们同处历史纪元(yuan)的时间起点。可以说,这个纪元(yuan)的启动归于一(yi)个命题之中,那么,这个命题是什么?
中华(hua)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he)灿烂的文(wen)化,是世(shi)界古文(wen)明中唯一(yi)延续数千年至今的文(wen)明。但是,为什么中华(hua)文(wen)明在19世(shi)纪中期与西方的碰(peng)撞中一(yi)触即溃?“由此上溯到一(yi)千八百(bai)四十年”,也就(jiu)是第一(yi)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时间。战争从(cong)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开始,到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jing)下关江面结束。为何那时结束?因为英军兵临当时长江下游(you)最重要的城市、朝廷在东部的政治和(he)经济中心南京(jing),截断长江和(he)运河,漕粮无(wu)法北上,严重危及朝廷财政。英军到达南京(jing)之前清军抵抗是否激(ji)烈?在第二次定(ding)海之战中,三位总兵同日殉国。还有在镇江,江宁副(fu)都统海龄率部死守,八旗兵作战尤其勇猛,一(yi)些旗兵上阵前杀死妻儿,以防落入(ru)敌手受辱。然而,根据英国的《官方中国战争史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载,镇江之战,英军仅死亡37人(ren),失踪3人(ren),受伤128人(ren)。英军在镇江之战中的死亡人(ren)数,还是在两年战争中所(suo)有战役中最多的。虽然有历史学家质疑英方故意(yi)缩小伤亡人(ren)数,做了重新估(gu)计,但一(yi)般而言,战争伤亡以伤亡方统计为准。中国与西方的第一(yi)次激(ji)烈碰(peng)撞,就(jiu)是以这样惨烈的结果收(shou)场(chang)的。
在阅读(du)《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时,可能大家会有疑问,那时不少中国有识(shi)之士,为何对西方如此倾慕,认为只要照搬西方那一(yi)套,一(yi)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很重要的原因就(jiu)是他们渴求(qiu)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回(hui)想一(yi)下人(ren)类的历史进程,科学和(he)技术(shu)、政治和(he)文(wen)化在200多年前,有一(yi)次剧烈的变革。18世(shi)纪开始,两件事情出现在欧(ou)洲。一(yi)件是科学和(he)技术(shu)层面的,也就(jiu)是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另一(yi)件是政治和(he)文(wen)化层面的,就(jiu)是法国大革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中,有识(shi)之士不断提到工业革命,章太炎、蔡元(yuan)培等也常常讲到法国大革命。“双(shuang)元(yuan)革命”推(tui)动了人(ren)类历史整体改变,这就(jiu)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wu)疑问具有伟大进步意(yi)义,试(shi)想,如果没有抗生素的发明,人(ren)类的寿命不会有今天这么长。虽然现代化是好事,但它却伴随着一(yi)件坏事向全世(shi)界扩散,这就(jiu)是殖民主义。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征服全世(shi)界的过程中,把欧(ou)洲的准则赋予人(ren)类的普遍性,重新定(ding)义了“文(wen)明”与“野蛮”、“落后”与“先进”。
“由此上溯到一(yi)千八百(bai)四十年”,从(cong)那时起,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反抗列强侵略,又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是在何等激(ji)动的情绪下起草了人(ren)民英雄纪念碑碑文(wen)。周恩来写了40多遍才挑选出最满意(yi)的一(yi)幅。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傍晚6点举行奠基仪式(shi),毛主席铲了第一(yi)锹土,当纪念碑建成时,已是1958年4月。这座纪念碑凝聚着中国人(ren)民100多年前赴后继(ji)的牺牲和(he)探索。纪念碑的北面碑心石料采自青岛(dao)浮(fu)山,是一(yi)整块最初重达300多吨的花(hua)岗岩,经开采、打磨减重再运到北京(jing),耗费巨大人(ren)力。汉白玉主要采自北京(jing)房山,浮(fu)雕由八块主浮(fu)雕和(he)两块装饰浮(fu)雕组(zu)成,反映从(cong)虎门销(xiao)烟到渡江战役的八个历史事件。浮(fu)雕中的170个人(ren)物,都有真人(ren)模特。雕塑家们还特意(yi)请(qing)来解放军战士,要求(qiu)他们做裸体模特,以便准确把握骨架和(he)肌肉。许(xu)多战士害羞,要求(qiu)保留一(yi)条短裤。此外,还要训练工匠学习西洋美术(shu),从(cong)基础理(li)论开始。就(jiu)这样,人(ren)民英雄纪念碑耗时近9年才建起来。
近代中国的开场(chang)是如此悲怆,无(wu)数仁人(ren)志(zhi)士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一(yi)方面,哪(na)里有压迫,哪(na)里就(jiu)有反抗;另一(yi)方面人(ren)们又在思考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向压迫自己的敌人(ren)学习。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shi)现代化全面推(tui)进中华(hua)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li)解这个命题,需要不断回(hui)溯历史。从(cong)晚清到民国,无(wu)数仁人(ren)志(zhi)士提出各(ge)种民族复兴方案,中国何时才算找到一(yi)条正确的道路?1949年具有“创世(shi)纪”的重要性,而此后30年,中国筚(bi)路蓝缕,不断探索,直到迎来改革开放时代。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yi)帆风顺,从(cong)1978年到1992年,也是跌宕(dang)起伏。这两本书连接起来,就(jiu)是中国一(yi)个半世(shi)纪的探索之旅,阅读(du)这两本书,就(jiu)是让大家用历史逻辑(ji)去理(li)解我们所(suo)处时代的历史方位。
看待西化与守旧之争,要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jing)
历史强调具体情境(jing)。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说,一(yi)代人(ren)为之艰苦(ku)奋斗的事情在另一(yi)代人(ren)往(wang)往(wang)看得平(ping)淡无(wu)奇。你们在阅读(du)《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时可能会认为,一(yi)些讲者的思想有些“幼稚”,例如他们主张(zhang)全盘西化。然而我们需要回(hui)到具体历史情境(jing)去看待这个问题,那时的一(yi)些人(ren)看到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的巨大差异,震撼之下难免(mian)会仰视(shi)西方。但是,也有一(yi)些人(ren)亲身体验(yan)西方文(wen)明后,反而主张(zhang)坚守中华(hua)传(chuan)统文(wen)化。大家有没有看到南大出版社(she)的茶杯上有八个大字?“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所(suo)以有这八个字,是因为南京(jing)大学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南京(jing)高等师(shi)范学校,南高师(shi)在五四运动之后,与北大是中国思想界一(yi)南一(yi)北两大阵营。北大高举新文(wen)化大旗,要求(qiu)革新,批判传(chuan)统。南高师(shi)守护(hu)中华(hua)文(wen)化,被视(shi)为保守。南高师(shi)的老师(shi),很多留学欧(ou)美,他们目(mu)睹了一(yi)个巨大的灾难——1914-1918年的第一(yi)次世(shi)界大战。如果西方文(wen)明就(jiu)代表(biao)人(ren)类发展方向,那么为什么会酿成人(ren)类历史上第一(yi)次如此惨烈的战争?一(yi)战在人(ren)类思想史上的意(yi)义也许(xu)超过二战,因为在当时,欧(ou)洲一(yi)代人(ren)没有了。因此,他们并不觉得西方都是对的,对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jiu)是不能抛弃中国传(chuan)统,而是需要扬弃,主张(zhang)“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就(jiu)是学衡派。
学衡派与新文(wen)化同人(ren)看似(si)对立,但实际上是互补共进关系。问题在于,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境(jing)中,传(chuan)统的东西又很容易被统治者利用。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同什么相结合?请(qing)注意(yi)不是简单的中华(hua)传(chuan)统文(wen)化,而是“中华(hua)优秀传(chuan)统文(wen)化”。
大家阅读(du)《民国人(ren)文(wen)讲演录(lu)》时,是否注意(yi)到鲁迅的演讲《无(wu)声的中国》?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篇文(wen)字,特别是其中一(yi)句(ju)话,“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yi)个窗,大家一(yi)定(ding)不允许(xu)的。但如果你主张(zhang)拆掉屋顶,他们就(jiu)会来调和(he),愿意(yi)开窗了”。有没有人(ren)知道《无(wu)声的中国》这场(chang)演讲是鲁迅在哪(na)里发表(biao)的?是香港。 1927年鲁迅在香港做了两场(chang)演讲,其中一(yi)场(chang)就(jiu)是《无(wu)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中华(hua)基督教(jiao)青年会的演讲。可能大家会有疑问,鲁迅此次演讲的内容例如白话文(wen)运动、文(wen)学革命等,到了1927年已经不是新鲜事,他为什么还在讲呢?这是因为香港之行使他震惊了。内地早(zao)已深受新文(wen)化运动的洗礼,但香港还在“尊孔读(du)经”。
1927年时,香港在文(wen)化领域发生了一(yi)件大事,香港大学设立了中文(wen)学院。香港大学于1911年成立,完全以英语为教(jiao)学语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香港大学“为中国而立”,实际含义是将英帝国思想文(wen)化传(chuan)布于中国,但英国人(ren)也知道中国难以征服,尤其在思想文(wen)化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如火如荼(cha),到20世(shi)纪20年代,广州(zhou)成为国民革命中心,香港备受冲击。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发生,1925年到1926年省港大罢工持续近16个月,曾经是人(ren)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
省港大罢工期间,一(yi)位名叫罗旭龢的香港商绅提出,中华(hua)传(chuan)统文(wen)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佳“解毒剂”,建议港英政府建立一(yi)个中文(wen)教(jiao)育系统。把这个建议落实的是港督金文(wen)泰(tai)(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能说一(yi)口流(liu)利的官话和(he)广东话,喜欢(huan)结交(jiao)遗老遗少,动辄就(jiu)讲中国传(chuan)统文(wen)化好。在他推(tui)动下,香港大学成立中文(wen)学院,邀请(qing)前清翰林授(shou)课,讲四书五经。这是什么意(yi)思?这就(jiu)是英国统治者与华(hua)人(ren)精英勾结共谋,对抗五四宣扬的爱(ai)国、进步、民主、科学,阻碍新思想新文(wen)化在香港传(chuan)播,防止革命蔓延。因此,鲁迅在1927年看到香港原来是这样的,这才有《无(wu)声的中国》和(he)《老调子已经唱完》两次演讲。
所(suo)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理(li)解“守旧”和(he)“西化”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ping)时代》 [美] 傅高义 冯克利译 三联书店
中国共产党人(ren)孜孜以求(qiu)的两个革命目(mu)标是富强与平(ping)等
第二本书是傅高义教(jiao)授(shou)写的《邓小平(ping)时代》。要讲清楚邓小平(ping)时代,必须要明白邓小平(ping)时代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ren)的革命目(mu)标聚焦(jiao)于近代以来中国人(ren)民追(zhui)求(qiu)的两个重要理(li)想。第一(yi)个是富强,这个好理(li)解。从(cong)1840年开始,中国就(jiu)不断遭受列强欺凌,先是被英国打,到了1860年,中国首都第一(yi)次被外国军队占(zhan)领。皇帝病(bing)死在承德,回(hui)京(jing)时已经成了一(yi)具棺(guan)材(cai)。1901年签(qian)订《辛丑条约(yue)》,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9.8亿两。半个世(shi)纪里,日本还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对于海外青少年来南京(jing)看什么,我们向有关部门提过建议,有个地方必须去看——南京(jing)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了就(jiu)明白了,国家为什么要追(zhui)求(qiu)富强。
第二个目(mu)标可能大家不一(yi)定(ding)理(li)解,就(jiu)是平(ping)等。近代中国统治者用中华(hua)传(chuan)统文(wen)化抗拒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少熟读(du)儒家经典的知识(shi)分子却又拥抱马克思主义。儒家有个“大同”的理(li)想,这和(he)共产主义理(li)想,有契合之处。《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gong),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ren)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suo)终,壮有所(suo)用,幼有所(suo)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suo)养。”面对春秋战国的乱世(shi),儒家把未来设定(ding)在过去,从(cong)夏商周的“小康”,追(zhui)溯远古的“大同”。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ou)洲资本主义野蛮扩张(zhang)的那个最血腥、最贪婪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也从(cong)共产主义理(li)想的原始形(xing)态阐发人(ren)类未来走向。
从(cong)《邓小平(ping)时代》可以清楚地看到一(yi)条线索,随着中国外部环(huan)境(jing)的改善,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关于这些问题,建议大家除了《邓小平(ping)时代》,还要读(du)一(yi)读(du)萧冬连教(jiao)授(shou)的两本书《筚(bi)路维艰:中国社(she)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和(he)《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第二本书。改革并非一(yi)帆风顺,特区在1980年代初曾引起巨大争论。而市场(chang)经济的提出,更是一(yi)开始不敢直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mu)标是建立市场(chang)经济体制,换了个说法叫“社(she)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向市场(chang)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曾采取(qu)“增量改革”路径,即计划(hua)经济部分先不要大动,在计划(hua)体制外另建一(yi)条通往(wang)市场(chang)之路。结果又产生了“价格双(shuang)轨制”。一(yi)种商品有了两个价格,一(yi)个是由国家计划(hua)机关的定(ding)价,一(yi)个是由市场(chang)决定(ding)的价格,后者高于前者。这就(jiu)又产生了社(she)会问题。第一(yi)个问题是“脑体倒挂”,吃财政饭的脑力劳动者不如小商小贩(fan)们赚得多,社(she)会上有顺口溜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dan)的,拿(na)手术(shu)刀的不如拿(na)杀猪刀的”。第二个问题就(jiu)是倒买倒卖,通过特权(quan)把计划(hua)内的商品倒到市场(chang)上去卖,“十亿人(ren)民九亿倒,还有一(yi)亿在寻找”。1988年国家决定(ding)搞“价格闯关”,准备“强行并轨”,价格都由市场(chang)决定(ding)。原本想法很好,还有配套措(cuo)施,例如同时提升工资水平(ping)。但是忽视(shi)了社(she)会心理(li)预(yu)期。其实,前面没有白付(fu)出教(jiao)训,“价格闯关”为后来价格体制的理(li)顺做了先期准备。
到了1990年代,邓小平(ping)感到改革开放政策受到质疑,他在1992年力挽狂澜,以87岁高龄,通过“南方谈话”拯救改革开放,确认社(she)会主义初级阶段(duan)总路线不动摇。“南方谈话”之后,建立社(she)会主义市场(chang)经济体制,犹如一(yi)层窗户纸(zhi)被捅破。
1992年之后,中国飞(fei)速发展,尤其是加(jia)入(ru)WTO之后。党领导的举国体制与市场(chang)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shi)的基本特征之一(yi)。邓小平(ping)“南方谈话”过去20年后,世(shi)界步入(ru)“百(bai)年未有之大变局(ju)”,原来的全球化进程和(he)国际秩序(xu),遇到了结构性矛(mao)盾和(he)历史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和(he)发达国家都面临各(ge)自的困境(jing),催生出“世(shi)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全球性议题。因此,中国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shi)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shi)现代化的新方向。从(cong)救亡图存走到今天,接下来的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回(hui)望历史,从(cong)中汲取(qu)智(zhi)慧和(he)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