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的政治设计，如今看上去有些霸蛮。先王们想要的不是“君权神授”或“政教合一”，而是直挺挺硬(ying)邦(bang)邦(bang)地宣称自己(ji)就是神灵，是天上某位主神的人间化身。其政权，当然也就是天庭的派出机构，冒犯(fan)王权，就是挑战天庭。因而古埃及平民与王族之间的区分(fen)，不是贫富，不是文野，也不是尊(zun)卑，而是人与神两个(ge)不同的物种，二者间不可逾越。先王们要将如此生硬(ying)蛮横的故事讲下去，让人信，除了靠祭司(si)们装神弄鬼，还得有一套规矩与律(lu)令落地支撑。首先就是婚配，天神只(zhi)能和天神交媾生育，才能保证每位国王种系纯正，来路可靠。如此，国王就不能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偶来搞海(hai)选了，王后只(zhi)能从(cong)王族近亲(qin)中选配。于是便有了兄(xiong)与妹(mei)、弟与姊，甚至叔父与侄女、舅父与甥女结合的夫(fu)妻(qi)。世代(dai)相姻的近亲(qin)繁殖，必然导(dao)致基因变异、生命力衰退。到了古王国晚期，病(bing)弱、短命的王位继承者越来越多(duo)，极大伤(shang)害了王族作为天神化身的公共信誉，甚至使之日渐沦为一个(ge)不攻自破的笑话。及至佩皮(pi)一世，他把这事看得很重(zhong)，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wei)，破天荒娶了一位平民女子为后。佩皮(pi)二世是否就是这桩惊世骇俗婚姻的伟大成(cheng)果，至今不可确(que)考。但其强(qiang)大长久的生命与牢固漫长的执政期，却是埃及六千年史上绝无仅(jin)有的。

佩皮(pi)二世既说(shuo)不上荒淫无度，也算不上离(li)经叛道。相比一世，他更谨守祖制，勤勉为政。他甚至没有跟进佩皮(pi)一世，迎(ying)娶平民女子为后，而是像先祖那样，老老实实娶了自己(ji)的姐姐和妹(mei)妹(mei)。他也遣(qian)使睦邻(lin)，驻兵戍边；他也造塔(ta)敬神，激励(li)农桑。但其作为一位国王的般般努力，却抵不过尼罗河水的逐年减(jian)少，河谷绿洲的逐年歉收；抵不过三面边境的连年烽火(huo)，环伺蛮族的连年进犯(fan)……

确(que)实，佩皮(pi)二世活(huo)得太长久了！准确(que)地说(shuo)，是作为国王活(huo)得太长久了！大臣们一代(dai)一代(dai)死去，世袭(xi)顶替到身边的，永远是一张张稚嫩而陌生的面孔(kong)；子孙们也一辈一辈死去，怯生生来到跟前的，永远是一双双无望而怨(yuan)怼的眼睛。王宫里进进出出的人，不知道王座上那个(ge)半神半人的生命，已经活(huo)了多(duo)久，还将活(huo)多(duo)久。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自己(ji)一定活(huo)不过他。子孙们开始逃离(li)王宫，既然继位无望，那就不如另筑一座宫殿及时行乐；大臣们开始逃离(li)王城，既然谁(shui)也走(zou)不近君王，那就不如躲得更远些，免得在他身边被看不顺(shun)眼甚至被猜忌；连祭司(si)们也逃往外地修(xiu)建宅院，不再迷恋那座神圣的祭坛：几乎所有的权豪势(shi)要都选择(ze)了远离(li)。偌大的一座王宫，除了四壁摇曳的灯(deng)影，就是不知从(cong)何(he)处吹(chui)来的阴森凉(liang)风。日夜(ye)陪伴(ban)老国王的，只(zhi)有看上去空荡荡，感觉上沉(chen)甸(dian)甸(dian)的无边寂寞。他当然可以颁旨(zhi)令祭司(si)、大臣，令所有逃离(li)的人都回城宫，可即使都来了，又(you)能说(shuo)些什么呢？那背书似的曲意奉承和虚伪祝福，除了平添高处不胜寒的另一种寂寞，绝对暖(nuan)不了自己(ji)的心。其实他早就知道，在这个(ge)世界(jie)上还能同他说(shuo)话的，只(zhi)有他自己(ji)。只(zhi)要他还活(huo)着，就必定活(huo)在寂寞里，那种生命与权力纠缠(chan)的无边寂寞里。

古埃及有执政满三十年便举办盛大庆(qing)典的传统，但多(duo)数的国王，都无福享受这份无上的尊(zun)荣。能举行两次大庆(qing)的，自然是凤毛麟角(jiao)，而能举行三次的，亘古至今，只(zhi)有佩皮(pi)二世一人。此时他已九十六岁，当浩浩荡荡的人群将他和神像一并抬(tai)起(qi)，行进在宽阔的尼罗河谷，他抬(tai)眼望了望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又(you)低(di)头看了看缓缓流淌的尼罗河水，慢慢闭(bi)上双眼。人们不知道他是在人声鼎沸中沉(chen)沉(chen)入(ru)睡了，还是陷入(ru)了对遥远往事的无尽回想。总归不会有人猜想，他们的国王是不是寿终了。谁(shui)都相信，他还能活(huo)得更久长！

其时，古老的埃及也像这位昏昏欲(yu)睡的国王，在漫长的寿命中渐渐衰老，摇摇晃晃跌入(ru)另一个(ge)时代(dai)。设想：佩皮(pi)二世若是一位锐意变革、开拓新局的君王，这近百年的执政时间，应(ying)该(gai)足(zu)够他挽狂澜于既倒(dao)吧？如不是他一人执政近百年，其间又(you)是否能碰上一两位中兴之君，使国家再现辉煌？古王国晚期的埃及，究竟需要百年执政的佩皮(pi)二世，还是另几位更年轻的国王？佩皮(pi)二世究竟是一位稳健老到的明君，让国家苟(gou)延残喘近百年，避免了断崖(ya)式的败亡(wang)，还是一个(ge)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shi)的昏君，耽误了埃及“返老还童”的最后机遇？

一位百岁之君的寂寞，与一个(ge)六千年古国的寂寞，会是同样的不可承受吗？于我而言，应(ying)该(gai)会更恐惧(ju)百年执政的那一种。

二、几乎所有罗马君主都在找：人民在哪里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古罗马史》

玛(ma)丽·比尔德 著

“喀提(ti)林啊，你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到什么时候？”

这是西塞(sai)罗一生最著名(ming)的演说(shuo)的开篇。作为古罗马时代(dai)重(zhong)要的金(jin)句，它在拉丁语世界(jie)流行了两千年。

公元前65年11月8日，在罗马城中的朱庇(bi)特神庙（传说(shuo)此庙为罗马创立者罗慕路斯(si)因祈神应(ying)验而建），罗马执政官(guan)西塞(sai)罗面对元老院三百多(duo)名(ming)元老，义正词严地揭露一场针对他的谋杀(sha)和企图毁灭罗马城市的阴谋。被指证者，是坐在对面的喀提(ti)林，一位两度与其竞(jing)选罗马执政官(guan)的政治宿敌。

喀提(ti)林出生于货真价(jia)实的蓝血家族，其门(men)第，高贵到能与罗慕路斯(si)扯上关系。与之相比，西塞(sai)罗只(zhi)是罗马城边一个(ge)地主家的儿子（一说(shuo)祖上也曾(ceng)出过骑士）。靠着聪颖与苦读，尤其是“王侯(hou)将相宁有种乎”的宏伟志向，他逆天改命，成(cheng)了罗马最出名(ming)的律(lu)师；又(you)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天才的演说(shuo)能力，他挤进了元老院，且在执政官(guan)竞(jing)选中连胜两任。到了西塞(sai)罗时代(dai)，罗马的执政官(guan)，不再由元老院指任，而是由市民选举。出身寒素的西塞(sai)罗能获胜，当然是人民的胜利。而被人民抛弃的喀提(ti)林，不仅(jin)丢失(shi)了民心，且为竞(jing)选耗尽了家财，陷入(ru)困境，因此决定铤而走(zou)险。

西塞(sai)罗出示了喀提(ti)林策划(hua)暗杀(sha)的书信，以及他企图毁灭罗马城的证据。他言之凿凿，雄辩(bian)滔(tao)滔(tao)，不仅(jin)使喀提(ti)林阴谋败露，而且让他面临审判(pan)。喀提(ti)林趁乱(luan)逃到城郊，组织起(qi)一支反叛军队，以人民的名(ming)义与罗马军团作战，最终战死疆场。有趣的是，喀提(ti)林在城外率(lu)领人民浴血奋(fen)战，西塞(sai)罗在城内代(dai)表人民宣判(pan)阴谋参与者死刑(xing)。尽管这一宣判(pan)未经审理，有违法律(lu)，但人民依然满城欢庆(qing)，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高呼(hu)西塞(sai)罗为“罗马之父”。

那是西塞(sai)罗最高光的时刻！这个(ge)著名(ming)的哲学家、祭司(si)、执政官(guan)、律(lu)师、诗人和雄辩(bian)家，被人民拥戴为“当代(dai)罗慕路斯(si)”“罗马之城的伟大守护者”。然而，西塞(sai)罗做梦也不曾(ceng)想到，仅(jin)仅(jin)五年后，他就被踢出了元老院，被放逐到了距罗马千里之外的蛮荒地界(jie)。人民似乎幡然醒悟：西塞(sai)罗当初处死喀提(ti)林的同谋，未走(zou)正常(chang)的审判(pan)程序，这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践(jian)踏了人民的权利！没人还记得，自己(ji)也曾(ceng)为这个(ge)“果断英(ying)明”的决定激情澎(peng)湃(pai)，三呼(hu)万岁。

后来是恺(kai)撒(sa)，虽未执杖称帝，但架空，甚至实质(zhi)上废弃了元老院。形式上虽有所谓的“三头同盟”，实际上朝纲独断。元老院失(shi)去了更多(duo)权力，人民却更拥戴这位大权独揽的执政官(guan)。再后来，元老院元老布鲁图斯(si)杀(sha)了恺(kai)撒(sa)，恺(kai)撒(sa)的指挥(hui)官(guan)安(an)东尼杀(sha)了西塞(sai)罗，其间都有民意的鼓动，至少，他们都高举了人民这面旗(qi)帜(zhi)。公元前44年，西塞(sai)罗的头颅和右(you)臂被送回罗马，钉在城中广场，汹涌(yong)的人民义愤填膺，争(zheng)先恐后凌(ling)辱其残缺的尸体，狂欢通宵(xiao)达旦(dan)。

在罗马元老院盛极而衰的一百年里，“人民”是一个(ge)戏份很重(zhong)却又(you)面目含混的政治主角(jiao)。每一场重(zhong)要的戏码，都被人从(cong)台后推至台前，声嘶力竭地表演，但直到剧终，你也说(shuo)不出人民是谁(shui)，人民在哪里，人民属于谁(shui)（是西塞(sai)罗还是喀提(ti)林，是元老院还是执政官(guan)，是共和还是帝制）。人民上演的，究竟是历史悲剧还是人间喜剧。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追问，这串问题显(xian)得陈旧迂腐而且没有答案。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针对某一段(duan)具体的历史如此发问，就显(xian)得有趣并有了价(jia)值，就像《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书的作者，玛(ma)丽·比尔德所做的那样。

比尔德是英(ying)国著名(ming)的古典学家，一度是剑桥唯一的女性古典学教授。其著作，考据功力深湛，质(zhi)疑精神执拗，为史学界(jie)所推崇，同时又(you)以其卓越的历史还原力和生动风趣的叙述，为阅读界(jie)所追捧。她(ta)是一位名(ming)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学术网(wang)红(hong)和破圈教授。比尔德的史学观旗(qi)帜(zhi)鲜明：历史写(xie)作，就是一场与史事、文物和历代(dai)史学家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的结果，或是更加明晰，或是更加疑惑(huo)，但这两者都不重(zhong)要，重(zhong)要的是对话的过程。比尔德常(chang)在书中摆出自己(ji)的结论，同时也摆出自我的质(zhi)疑。读她(ta)的著作，你不仅(jin)能愉悦地分(fen)享其在古代(dai)史中寻找到的思想灵光，还能陪伴(ban)她(ta)一路寻寻觅觅。

《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的书名(ming)，来源于罗马一个(ge)最常(chang)见的字(zi)母组合——SPQR，这是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缩写(xie)，直译即罗马元老院与人民。罗马人将这个(ge)缩写(xie)绣在军团鹰(ying)旗(qi)上，铸在下水井井盖上，甚至刻在垃圾(ji)桶上，而且这种传统，自公元前一二百年就滥觞了。这究竟是古罗马人的政体广告，还是执政箴(jian)言？或许都是。无论元老院与人民这两个(ge)政治角(jiao)色，在历史演进中是否真正权力对等，是否也曾(ceng)“越俎(zu)代(dai)庖”，或者“挂羊头卖狗肉”，但能将人民与元老院赫然并列，于大街小(xiao)巷向市民宣告和承诺，作为一种历史政治现象(xiang)，已经具备了可深入(ru)研究的价(jia)值。尽管执政者与人民，是任何(he)一种政体的基本关系，但古罗马的体制，至少是一种开创性的平衡实验。比如几乎在同样早的时代(dai)，孟子就提(ti)出了君轻民贵的民本思想，并辅之以一套仁政的执政理念。但说(shuo)到底，那只(zhi)是思想家的案头学说(shuo)，教育家的课徒教案，算不上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制度运(yun)行。

人民作为一种流动不羁却又(you)无所不在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古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jiao)色？其实比尔德也难以给出明确(que)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ta)的疑惑(huo)依旧比确(que)定多(duo)。但她(ta)以丰(feng)满的历史细(xi)节、生动的历史场景，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复杂性和历史具体性，逼使我们沉(chen)溺其中寻找自己(ji)的答案。这种沉(chen)溺和寻找，或许能让我们远离(li)当代(dai)政治逻辑和语境，在更深远的维(wei)度上，独立思考“人民”一词在现实中应(ying)有的处境与使命。

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活(huo)在历史中。

三、帝国是怎么炼成(cheng)的

《哈佛(fo)中国史》

卜(bo)正民 主编

公元前239年，咸阳城集市的大门(men)口(kou)，发生了一件万众瞩目的异怪事。吕不韦将刚刚编纂(zuan)完成(cheng)的《吕氏春秋》，齐刷刷摆在了集市门(men)口(kou)，并在大门(men)上挂了一个(ge)装有千金(jin)的袋子，悬赏能为《吕氏春秋》增删一字(zi)的人。集市原本每天车拥人挤，如今有了这千金(jin)悬赏，自然更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是否真的有人领到了这笔赏金(jin)，史书未载，但吕不韦《吕氏春秋》编纂(zuan)完成(cheng)的消息，却全咸阳城及至秦地全境，尽人皆知了。

当然，也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吕不韦广罗各家各派的名(ming)师大家，收为门(men)客，闭(bi)门(men)编纂(zuan)，费时六年，终成(cheng)一部博大精深的旷世奇书，按(an)理当献于朝廷，供于太学，现今置于屠狗宰牛、售鱼鬻(ju)虾(xia)、引车卖浆之徒云(yun)集的大市场，且悬赏千金(jin)以求修(xiu)正，怎么说(shuo)，都觉得南辕北辙(zhe)找错了地方。但素来不按(an)常(chang)理出牌的吕不韦，要的就是这个(ge)广告天下的轰动效(xiao)果。他当然知道集市不会有几个(ge)真读书的人，但那地方人多(duo)嘴(zui)杂，什么事都长了腿(tui)似的，传得又(you)快又(you)广。他编这部书，可不是给学究们放在案头作研究，而是给即将诞生的一统帝国，提(ti)供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文化蓝本和精神指引。他要以史为鉴(jian)，为新生的帝国制定一套思想文化的治国纲领。所以这部书不能走(zou)藏之名(ming)山、束之高阁的传统路径(jing)，必须即行刊布于天下。

纵观吕不韦一生，就没干过一件入(ru)不了眼的小(xiao)事。即使用了蝇营狗苟(gou)的手段(duan)，谋求的也是经邦(bang)济世的大事。他将身怀六甲的赵姬献给始皇帝他爹（一说(shuo)），谋的是改朝换代(dai)的大局；他将身怀异秉(bing)的嫪毐献给始皇帝他娘(niang)，躲的是身首异处、门(men)灭九族的大祸；他将身怀异术的李斯(si)献给始皇帝，立的是辅佐其江山一统的大业(ye)……吕不韦早就预料了自己(ji)的失(shi)宠、失(shi)势(shi)，甚至命祭帝国的结局，所以他焚膏(gao)继晷地编辑这部经天纬地的大书。因为只(zhi)有他意识到，呼(hu)之欲(yu)出的帝国，需要一套与之一同诞生的思想文化经典。纵世上饱学之士、天纵之人齐聚秦境，也只(zhi)有他才能举旗(qi)担(dan)纲这部国之大书。因为这件事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甚至不是包容百家的气度，而是格(ge)局、见识、理想，是缔造天下一统大帝国的豪气和方略。《吕氏春秋》完成(cheng)四年后，吕不韦饮鸩自尽。他应(ying)该(gai)是面带(dai)微笑而去的，因为他一生为之殚精竭虑(lu)的帝国，此时已雄浑喷薄于方圆九州。常(chang)说(shuo)人生为一大事来，而吕不韦的所为之事，才是亘古至今真正的中华大事。

更早谋图秦国霸业(ye)的人中，功绩显(xian)赫者，首推商鞅(yang)。是他用一套完整的扶农强(qiang)军政策，将秦国变革为一个(ge)粮足(zu)兵壮、武器精良的军事强(qiang)国。虽然作为改革者，他最终被车裂，但其改革的思想和变法的成(cheng)果，悉数被后来的当政者继承。决定秦国能否成(cheng)为帝国的是商鞅(yang)，决定何(he)人何(he)时缔造帝国的是吕不韦，决定创立一个(ge)怎样的帝国的是始皇帝。

至今令人不解的是，吕不韦一生思维(wei)缜密(mi)、手段(duan)凌(ling)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卧薪尝胆成(cheng)就绝世功业(ye)，可他骨子里，信奉与推崇的却是老庄哲学。在诸子百家中，他选择(ze)了道家作为《吕氏春秋》的思想统领，倡明未来治理帝国的文化精神，应(ying)是顺(shun)应(ying)天道、无为而治。吕不韦所为之事尽显(xian)法家手段(duan)，所求之道却是黄老学说(shuo)，这究竟是一种无可奈何(he)的撕裂，还是一种奇妙无比的融汇？是他觉得立国须用法家的峻法厉刑(xing)，治国却需用道家的无为而治？或者他已从(cong)秦国施(shi)行法家的迅疾崛起(qi)中，看到了官(guan)逼民反的深重(zhong)危机，企图用这部探讨治国之道的著作，隐晦地对始皇帝进行提(ti)醒与规劝？若真如此，作为帝国的谋划(hua)者与催生者，吕不韦用心之深邃，用情之恳切(qie)，真是可鉴(jian)天地，可昭日月。意气风发的始皇帝，自然是听不进这一番劝导(dao)，理会不了这一份苦心的，他义无反顾地在法家的道路上疾进，于是，便有了辉煌而短命的大秦帝国。假如当初始皇帝听取了吕不韦的想法，将道家作为帝国的文化思想，大秦帝国会如此匆(cong)促而亡(wang)吗？而一个(ge)施(shi)行无为而治的大秦帝国，又(you)会是一副怎样的样子？会像大唐帝国那般强(qiang)大繁荣吗？由此肇始的中华帝国传统，又(you)该(gai)如何(he)书写(xie)和延续呢……

如果没有大汉帝国的果断接续，中国人的帝国梦想，或许早就破灭在了秦代(dai)。汉代(dai)坚定继承了大一统帝国的体制，并吸取了秦帝国的教训，打造了第一个(ge)中华帝国的完备、成(cheng)熟版本。大汉帝国的政治家们，既没有接受吕不韦推荐的道家，也没有继承始皇帝施(shi)行的法家，而是罢黜百家，独尊(zun)儒术，确(que)立了以儒家精神治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并以此深远影响(xiang)了中华帝国史。回望两千三百年中的各个(ge)帝国，分(fen)别由法、儒、道三家思想轮番主宰，但无论谁(shui)主其位，都是一家统领，其余并存，或者罢而不黜，发挥(hui)潜在影响(xiang)。

《吕氏春秋》是否影响(xiang)了大唐帝国？如果是，那也没枉(wang)费吕不韦的一番心血！

诱(you)使我作以上讨论的《哈佛(fo)中国史》，严谨地说(shuo)，只(zhi)能算一部《中华帝国史》。如果要冠以“中国史”之名(ming)，是断然不可以如现在这般从(cong)秦汉起(qi)笔的。中国史与中华帝国史之间，差不多(duo)存在两千年的时间差。这一点，任何(he)一位历史学家也不可以忽(hu)视。所以定下这个(ge)书名(ming)，大抵是为了和《剑桥中国史》打个(ge)擂台，或者蹭蹭热度。然而哈佛(fo)作为世界(jie)知名(ming)学府，其出版社素以学术严谨蜚声，如此操作确(que)乎有点跌损(sun)身份。其实就叫《中华帝国史》，或者《哈佛(fo)中华帝国史》，既名(ming)实相称，又(you)独特醒目。或许与费正清、崔(cui)德瑞相比，卜(bo)正民、陆威仪、库恩、罗威廉等新生代(dai)的汉学家，还是有些底气不足(zu)，因而难免装怯作勇。其实着眼中国作为一个(ge)大帝国的历史，对读者是有特别意义的。虽然中国也产(chan)生过小(xiao)国寡民的政治思想，但大一统的帝国还是历朝历代(dai)的理想和追求。即使是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谈及国事，依然以一统天下的帝国为荣耀。

如果希(xi)望了解中华帝国的理想赓续和治理变革，这部六卷本的史书是值得一读的。原因之一，全书专注(zhu)于帝国的创立、运(yun)行和更迭(die)，省略了许多(duo)不相干的事件与细(xi)节，主脑明确(que)，头绪清晰，腾出笔墨聚焦帝国史事，勾勒(le)了一幅新异、简洁的中国主要王朝图谱(pu)；原因之二，将中华帝国置于世界(jie)历史版图，不仅(jin)关注(zhu)了世界(jie)各帝国的异同，而且揭橥了中华帝国在世界(jie)文明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原因之三，使用了考古发现的新成(cheng)果，征引了海(hai)外研究的新文献，尤其是一些帝国史研究理论和数据模型，使得文本丰(feng)满、新颖和生动。

不过，作为一本中国通史的入(ru)门(men)书，《哈佛(fo)中国史》并不合适。初习历史者，建议还是读读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或者《剑桥中国史》。

四、君士坦丁堡的叹息：请神容易敬神难

《拜占庭的新生：从(cong)拉丁世界(jie)到东方帝国》

约(yue)翰·朱利叶斯(si)·诺里奇 著

君士坦丁大帝接到近卫军报告时，新帝都已陷入(ru)暴乱(luan)。街道上激愤的教民，疯了一般冲(chong)进教堂，殴打教士，捣毁圣物，甚至点火(huo)焚烧建筑，滚滚浓烟笼罩了整个(ge)君士坦丁堡。

《米兰敕(chi)令》颁布后，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纷争(zheng)一直不断，尤其是与古希(xi)腊多(duo)神教的冲(chong)突，还时有激化。但出乎君士坦丁意料的是，这一次酿(niang)成(cheng)暴乱(luan)的冲(chong)突竟发生在基督教徒之间，千真万确(que)的自家人打自家人。随着基督教影响(xiang)扩(kuo)大，地位攀高，教士们的教义分(fen)歧日渐公开化，以至滥觞为教派之争(zheng)。在关于耶稣与圣父的关系上，正统派和阿里乌派斗得水火(huo)不容，导(dao)致了这场教众的围攻殴斗。目睹亲(qin)自选址、亲(qin)自督造的新都城，没过几年便惨遭(zao)浩劫，君士坦丁心痛(tong)难忍。如果是外族入(ru)侵，城破城毁也就罢了，想不到竟是被一群基督徒打砸抢烧，真让他有点悔不当初！公元313年，是他说(shuo)服(fu)李锡尼共同签署敕(chi)令，赋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这才过去多(duo)少年，教士教徒们竟为一点教义分(fen)歧大打出手，弄得新都城一派狼藉，实在有些“稀泥巴糊不上壁”，让人顿生恨铁不成(cheng)钢的怨(yuan)尤。

然而大帝就是大帝，他知道军队再勇猛，刀剑再锋利，也不能用来解决教义纷争(zheng)。为了罗马帝国，他只(zhi)得按(an)下怒火(huo)，从(cong)长计议。他亲(qin)自出面，邀请各地主教赶赴尼西亚开会，坐下来商讨教义分(fen)歧，以期达成(cheng)共识。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一改叱咤风云(yun)的做派，谦(qian)逊地坐在听众席后排，聆听主教们慷慨陈词，并协调各方意见，艰难通过了《尼西亚信经》。这便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大会，史称“第一次尼西亚公会”。君士坦丁皇帝的面子和权力，促成(cheng)大会确(que)立了“圣子与圣父同质(zhi)”的正统教义，短暂平息了教派纷争(zheng)，同时开启了世俗权力介入(ru)宗教事务，皇权与教权相互媾和或彼此争(zheng)斗的历史先河。

实际上，正统派与阿里乌派的争(zheng)端，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烟消云(yun)散。倔强(qiang)的阿里乌主教虽被斥为异端，却颇(po)受教众拥戴，且教派愈遭(zao)打击，教徒愈是坚定，反抗也愈激烈(lie)。由此引发的教派间冲(chong)突，各地仍旧无法禁绝。前半生浴血征战、平定天下的君士坦丁皇帝，后半生却要深深纠缠(chan)在宗教事务中，这应(ying)该(gai)是他无法想象(xiang)的。他甚至连自己(ji)究竟要不要受洗，何(he)时受洗，也一直犹豫纠结。直到临终，他才接受了阿里乌派的洗礼，褪去镶(xiang)饰金(jin)边的紫(zi)色皇袍，穿上了基督徒的白色洗礼袍。遵(zun)照遗嘱，他死后被安(an)葬在使徒教堂，十二使徒的圣物墓分(fen)排两边，他则安(an)卧在中间，以示自己(ji)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

究竟是哪种因素促成(cheng)君士坦丁皇帝力排众议，执拗地将帝都东迁？在政治、军事、宗教三者中，我们无法确(que)定谁(shui)排第一，但基督教肯定是一个(ge)重(zhong)要因素。因为当时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与影响(xiang)，远甚于西方。读历史，总能挑逗起(qi)我们对关键节点和事件假设的冲(chong)动，在一种事后逻辑的思维(wei)快感中进行质(zhi)疑和演绎。但凡读过君士坦丁传或者拜占庭史的人，大抵都会设问：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坐大并皈依基督教，那基督教的命运(yun)该(gai)是如何(he)呢？如果君士坦丁没有决意迁都，那世界(jie)的格(ge)局又(you)该(gai)如何(he)呢？有人说(shuo)，除了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对世界(jie)影响(xiang)最大的，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如果站在基督文明对世界(jie)的影响(xiang)，以及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言，这一排序自有其道理。

是君士坦丁为拜占庭帝国请来了一尊(zun)至高无上的神，并将皇权和神权捆绑在一起(qi)。在拜占庭长达一千一百年的历史中，君士坦丁的生命基因早已断绝，但精神基因却世代(dai)相因、源远流长。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并非每一位都信仰基督教，都属于正统教派。其中也有人信多(duo)神教，一登基就拆毁焚烧基督教堂；也有人属于阿里乌派，一掌权便把正统派教士扫地出门(men)。但无论他们信什么教，属什么派，终其一生，都得与基督教生死纠缠(chan)，只(zhi)要是重(zhong)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有基督教在场。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君士坦丁做大了基督教，并在后来将之立为国教供奉在庙堂中，其帝国是否能薪火(huo)不绝长达千年？后来那些或篡(cuan)位或被士兵推举的蛮族皇帝，他们换主人而不换门(men)庭，始终打着拜占庭帝国的旗(qi)号，或许正因为有基督教这一强(qiang)大的精神基因存在。如此说(shuo)来，君士坦丁不仅(jin)是罗马帝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也是第一个(ge)用意识形态来建构并统治国家的大国领袖。

阅读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是需要备好耐性和心情的。那长达千余年的王朝，反反复复上演的，都是反叛与征讨，谋杀(sha)与篡(cuan)位，同性恋与通奸(jian)，陷害与殉道……你记不住(zhu)那些似曾(ceng)相识的人名(ming)，也记不住(zhu)那些似曾(ceng)相识的史事。如同一部随时都可以剧终却总也不剧终的连续剧，你看得昏昏欲(yu)睡，但又(you)无法真的睡去。只(zhi)有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兵临城下，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城墙被一举攻破，你才会精神一振，睁大眼睛观看这个(ge)古老帝国如何(he)轰然坍塌。

灿烂的文化和腐臭的人性，构成(cheng)了这段(duan)漫长历史的两个(ge)极点。一方面，你会为那些宏伟辉煌的建筑所倾倒(dao)，为那些博大精深的法典所震撼；另一方面，你会为那些深不见底的阴谋所胆寒，为那些没有尽头的杀(sha)戮所麻木(mu)。史学家莱基曾(ceng)在《欧洲道德史》中称拜占庭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史，是和僧侣、宦官(guan)、妇女有关的毒杀(sha)、密(mi)谋、忘恩负义与手足(zu)相残的历史”。莱基虽有其道德偏(pian)见，但所述史事却是基本吻合的。

莱基给拜占庭人下了一个(ge)定义，即“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谁(shui)的奴隶？或者自甘沦落为谁(shui)的奴隶？是草(cao)菅(guan)人命、嗜血杀(sha)戮的皇权，还是禁锢人欲(yu)、禁绝自由的教权？或者是二者时而媾和时而争(zheng)斗的权力合体？伟大的君士坦丁，为后世设计并打造的神的王朝，难道就是一座驯(xun)养奴隶的囚牢？漫长的帝国史，难道就是一部奴隶驯(xun)化史？

这，才是拜占庭的历史痛(tong)点！

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这个(ge)振聋发聩的判(pan)断，撇开拜占庭的历史，置放在当代(dai)社会中，也值得我们每个(ge)人扪(men)心自问。

《拜占庭的新生》的作者诺里奇，是不赞同莱基的观点的。他用皇皇三部曲，企图再现拜占庭的辉煌。诺里奇是一位职业(ye)外交官(guan)，也是一个(ge)超级(ji)历史发烧友(you)，因对拜占庭的热爱(ai)而长期从(cong)事业(ye)余研究。但非专业(ye)的历史叙述，既缺少生动的细(xi)节，又(you)缺乏警策的思想，使其著作读来干涩沉(chen)闷。在硬(ying)着头皮(pi)读完这部《拜占庭的新生》后，余下的两部，就只(zhi)是一目十行地翻(fan)翻(fan)了。其实，即使是一段(duan)冗长沉(chen)闷的历史，也是可以写(xie)得很生动精彩，让人不忍释卷的。

五、一个(ge)量产(chan)皇帝的地方

《大地中国》

韩茂莉 著

武川(chuan)，史称镇，今为县，内蒙草(cao)原、阴山北麓一个(ge)巴掌大的地方。驾车兜(dou)一圈，横看竖(shu)看都不像是个(ge)出皇帝的地儿，可偏(pian)偏(pian)连续二百年，这里出了一大群皇帝！究竟是九位、十位还是十几位，各人算法不同，但由武川(chuan)子弟建立的王朝有四个(ge)，这是板上钉钉的。放眼华夏九州，这种皇帝辈出的地方，怕是只(zhi)有这一处。

堪舆师们理当不会错过武川(chuan)。历史已经确(que)凿证明这里风水上佳，他们只(zhi)要看山看水说(shuo)出点门(men)道，便是难得的风水案例。我还真查过几本风水书，就是没看到说(shuo)武川(chuan)的。或许这等皇帝辈出的绝顶风水，永远天机不可泄露。

也听说(shuo)曾(ceng)经有个(ge)和尚，放着经不念，成(cheng)天抱着一本面相书啃。天长日久，觉得自己(ji)功夫(fu)了得了，便去游走(zou)世界(jie)闯荡江湖。到了武川(chuan)这地方，天荒远，地穷寒，街上行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可一看那一张张木(mu)讷(ne)呆板的脸，竟都是一副帝王将相的面相。这当然不可思议！和尚大惊，继之大惑(huo)，然后大悔，悔不该(gai)当初信了这骗人的相书，误了自己(ji)吃斋念佛(fo)的少年功。如出一辙(zhe)的故事，我还听过一个(ge)，讲的是洪秀(xiu)全起(qi)事之前的金(jin)田县城。说(shuo)到底，还是天机不可勘破，即使破了，也没人敢信。

不信风水的陈寅恪，倒(dao)是用心研究过武川(chuan)，并由武川(chuan)现象(xiang)提(ti)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ge)全新概(gai)念：“关陇(long)集团”。他从(cong)鲜卑军事豪强(qiang)与汉人政治豪门(men)结盟的角(jiao)度，解释了武川(chuan)帝王代(dai)出的原因，并对中古门(men)阀制度的成(cheng)因及影响(xiang)，进行了卓有建树(shu)的学术探讨。

公元424年，柔然可汗(han)大檀听说(shuo)北魏皇帝死了，以为天赐良机，亲(qin)率(lu)六万铁骑进犯(fan)宿敌，企图一战灭北魏。十五岁的新皇帝拓跋焘力排众议，领两万兵丁迎(ying)敌。少年皇帝亲(qin)冒矢石，率(lu)先冲(chong)杀(sha)，使北魏军心大振，射(she)杀(sha)敌军大将于阵中，以少胜多(duo)大败柔然。五年后，拓跋焘再领大军与柔然决战，挥(hui)师突进三千余里，斩敌数万，受降(jiang)军三十万余，缴(jiao)戎马百万余。拓跋焘为安(an)置这庞大的降(jiang)族与马匹，沿阴山北麓圈地定居，使其或耕或牧(mu)，繁衍(yan)生息。为防范柔然人反叛起(qi)事，北魏设置了武川(chuan)、怀朔(shuo)等六镇，选派鲜卑贵族和汉人豪族子弟驻守。西魏开国皇帝元宝炬(ju)、北周(zhou)开国皇帝宇文觉、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先辈，都是当年六镇的镇守者。胡汉混合的镇守体制，使鲜卑的部落制与汉人的军护制相融合，既保存了胡兵个(ge)体作战勇猛的优势(shi)，又(you)发挥(hui)了汉军整体作战的长处，六镇军力因之大增。北魏都城东迁后，频(pin)仍征伐山东，致使六镇地位下降(jiang)，军饷与供给时有不济，激起(qi)六镇兵变。北魏设置六镇为防范胡人，没想到却养虎成(cheng)患，到头成(cheng)了自己(ji)的掘墓人。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手握重(zhong)兵的军事豪强(qiang)，其代(dai)表就是“八大柱国”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和侯(hou)莫陈崇。其中宇文泰是宇文觉的爹，李虎是李渊的爷爷，独孤信是杨坚的岳(yue)父、李渊的外公。这些六镇豪强(qiang)与关陇(long)豪族相结合，形成(cheng)了中古时期实力最强(qiang)的政治军事集团。西魏、北周(zhou)、隋和唐四朝的开国之君，均出其中，很有点“皇帝轮流当，今天到我家”的味(wei)道。而武川(chuan)豪强(qiang)，则是这个(ge)集团的绝对核心。

如果从(cong)历史地理的视角(jiao)看，武川(chuan)正好在胡与汉、农与牧(mu)的交接部，因而承袭(xi)了农牧(mu)结合的生存方式、胡汉融汇的文化习俗。胡人尚武的个(ge)人英(ying)雄主义，以及不受儒家伦理约(yue)束的政治斗争(zheng)方式，铸造了这个(ge)集团有别于任何(he)汉人集团的政治理念和手段(duan)。武川(chuan)的这些豪强(qiang)，其鲜卑姓氏究竟是北魏赐予的还是与生俱来的，其血统究竟属胡属汉，至今仍无定论。但即使其基因百分(fen)百属于汉人，精神血统也绝对已经胡汉杂交，且显(xian)现出了强(qiang)大杂交优势(shi)。隋、唐两朝的那种宏阔雍(yong)容、豪迈爽朗，是此前此后任何(he)汉人政权所少有的。蒙古草(cao)原与阴山，作为一种历史地理标志，其意义也绝不囿于堪舆学范畴。或者可以说(shuo)，武川(chuan)所出的这些皇帝，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地养的！古人常(chang)说(shuo)欲(yu)成(cheng)帝国大事，必据“根本之地”。隋、唐可以再统中华再造帝国，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据有了关陇(long)这片“根本之地”。

对于地理与历史乃(nai)至文明的关系，无论什么学派的史学家都绕(rao)不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创造历史的人是水土按(an)自己(ji)的可能养育出来的，那么历史也只(zhi)能按(an)照地理所可能提(ti)供的条件发展。当然，要说(shuo)清某一地理特征如何(he)具体影响(xiang)某段(duan)历史，的确(que)十分(fen)困难。多(duo)数的史学家，只(zhi)能笼统言之，或者将自然地理作为一种影响(xiang)因子提(ti)出来，具体影响(xiang)，则由读者自己(ji)去思考。

读《史记》也会碰到大量山川(chuan)河流的描写(xie)。在司(si)马迁笔下，这些形貌生动的地理，具体影响(xiang)了历史什么，如何(he)影响(xiang)，也时常(chang)语焉(yan)不详。究其根源，地理是一种亘古、巨大的自然存在，对其所在之地的居民的影响(xiang)，是长久而潜在的。地理先以自然的逻辑影响(xiang)人，然后人以人文的逻辑影响(xiang)历史，只(zhi)有极少量的历史事件，是以自然的逻辑直接影响(xiang)历史的。此一特征，使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ge)分(fen)支，发展相对缓慢。但它近来似乎有成(cheng)为显(xian)学的迹象(xiang)，读者的兴趣，也日渐浓厚起(qi)来了。

韩茂莉是著名(ming)历史地理学家，且为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在历史农业(ye)地理研究领域声名(ming)颇(po)显(xian)赫。其著作《大地中国》，篇幅倒(dao)不欺人，装帧也不唬人，所谈的二十六个(ge)专题，也都是地道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尤其涉及农业(ye)地理的篇章，即使力求晓畅通俗，仍能见出文献考据和田野勘察的学术功底来。所有专题以历史纵轴辑合，虽无咬合式的前后关联，但也能显(xian)露出时代(dai)更迭(die)的内在逻辑。这些专题，或宏大，或奇巧(qiao)，叙述一律(lu)轻松有趣，读来并不伤(shang)神费力。作者在后记中也表达，希(xi)望将历史地理研究的成(cheng)果推向社会，显(xian)出一种谋求破圈的努力。既然从(cong)主观到客观，这都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故其消遣(qian)的阅读属性，便在情理中了。

（此文为读书札记集《乱(luan)翻(fan)书》部分(fen)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