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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在浙江大学经(jing)济学院从诸位(wei)先生问学。彼(bi)时，我曾担任恩师汪(wang)丁丁教授的课程助教。汪(wang)老师博通淹贯，于学问无所不窥，不仅(jin)对经(jing)济思想史（以历代经(jing)济思想为研(yan)究对象的学问）见闻广博，对经(jing)济史（以与经(jing)济相关的历史为研(yan)究对象的学问）也(ye)如(ru)数家珍。但那个(ge)时候我年轻无知，虽然对这些也(ye)都从之受教，对于经(jing)济史和经(jing)济思想史，总是觉(jue)得不够有智力上的吸引力。而我当时最羡慕(mu)的是汪(wang)老师数学系(xi)出身，对一些公认(ren)的高(gao)深数理经(jing)济学著作，也(ye)能通读无碍。

记得有一次，汪(wang)老师在课上无意间提到，当代经(jing)济学虽然发展得纷(fen)繁芜杂，但归其要旨，莫不是在一般均衡理论下发展各(ge)自的体系(xi)，即便是反对这套体系(xi)的，也(ye)不得不以之作为对照来发展自己的学说。所以，要懂得当代经(jing)济学的体系(xi)，能读得懂杰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1921—2004）的《价值理论》一书才(cai)算入门。

杰拉德·德布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理经(jing)济学家之一，1983年诺贝尔经(jing)济学奖得主。《价值理论：经(jing)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Theory of Value: 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1959）是他的代表作，这是一本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奠(dian)基(ji)性(xing)著作，以其严密的数学公理化方法重塑了(le)经(jing)济学分析范式。

我当年如(ru)初(chu)生牛犊(du)一般刚刚闯入经(jing)济学领域，当然希望能够在这个(ge)领域做出一番成绩，听汪(wang)老师这样一说，就想着若是有机会读到《价值理论》这本书该多好。说来也(ye)巧，当时邹恒甫教授在武汉大学创办高(gao)级经(jing)济学研(yan)究中心，从海外购置了(le)不少现代经(jing)济学经(jing)典著作和教材(cai)，浙江大学经(jing)济学院刚好派(pai)人复印了(le)一批，其中就有《价值理论》一书，我赶紧复印了(le)一份，如(ru)获至宝地拿回来阅读。

然而，令我倍感沮丧的是，这本书除了(le)序(xu)言之外，我几(ji)乎完全读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好在那时年轻，我也(ye)愿意花笨功夫，在同系(xi)学长的指点下，便到浙大数学系(xi)听了(le)两年课。如(ru)今，偶尔从书架上拿出当年复印的那本《价值理论》，随手翻翻，我对关键处已(yi)经(jing)能够做到会心一笑。在很(hen)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能够通过自学完成这样的现代经(jing)济学逻辑体系(xi)训练为荣，也(ye)骄傲地看(kan)不上许多人的所谓经(jing)济学研(yan)究，认(ren)为那不过是资料(liao)汇编而已(yi)，其智力内涵(han)约等于零。如(ru)今，想起那个(ge)时候的思想独断，我就为自己感到脸红。

直到十多年前，我开始困惑于主流经(jing)济学的解释力，甚至自己也(ye)饱(bao)受这套逻辑体系(xi)带给我的生活上的困扰，我渐渐对这套被熊彼(bi)特指斥为“李嘉图恶习”的分析范式有所反思。熊彼(bi)特在《经(jing)济分析史》这部(bu)经(jing)济思想史名著中指出，李嘉图在经(jing)济分析中过度依赖抽象逻辑推理，忽(hu)视了(le)现实(shi)的复杂性(xing)，这导致其结论的实(shi)用性(xing)往往受限，使经(jing)济学沦(lun)为纯(chun)粹的逻辑游(you)戏。比如(ru)李嘉图在分析经(jing)济问题时（如(ru)比较优势理论、地租理论等），常常通过高(gao)度抽象的假(jia)设（如(ru)完全竞争、固定技术、忽(hu)略制度因素等）构建理论模型，从而把经(jing)济规律视为普适的、静态的，而忽(hu)略了(le)历史尤其是经(jing)济史对经(jing)济行为的影响。

熊彼(bi)特认(ren)为，“科学的经(jing)济学和其他一切对经(jing)济课题进(jin)行思考、谈(tan)论与著述(shu)的人们(men)的区(qu)别，在于掌握了(le)技巧或技术，而这些技术可分为三类：历史、统计和‘理论’。”这里，熊彼(bi)特把历史放在了(le)第(di)一位(wei)。要知道，这可是一位(wei)一直坚持学习数学的经(jing)济学大师的话。而且，他所说的历史，主要是指经(jing)济史。熊彼(bi)特甚至说：“如(ru)果让我重新开始研(yan)究经(jing)济学，并在这三门学科中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jing)济史。”

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另外一位(wei)老师赵伟教授，是我国国际经(jing)济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他当年在选择经(jing)济学的领域时，就比我幸运。虽然同样是初(chu)入经(jing)济学而感到迷(mi)惘，但赵老师在迷(mi)茫(mang)中选择了(le)外国经(jing)济史方向，后(hou)来相继又把研(yan)究领域扩(kuo)展到世界经(jing)济、国际经(jing)济学以及区(qu)域和空(kong)间经(jing)济学等领域。赵老师认(ren)为，他之所以能在这些其他领域发出独到见解或者说有创意的新见，莫不是受了(le)早年在外国经(jing)济史领域所下功夫的助力。

赵伟所下的这番硬功夫，其成果便是他于1994年秋(qiu)印行的一本外国经(jing)济史专著《现代工业社会与经(jing)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jing)济成长与体制演进(jin)》。这是一部(bu)关于当代六个(ge)工业化大国经(jing)济成长与经(jing)济体制演进(jin)的历史叙事，这六个(ge)工业化大国分别为英、美(mei)、法、德、日以及苏俄。如(ru)今，在这本书的第(di)一版出版30年后(hou)，他又修订出版了(le)本书第(di)二版，并于2025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赵老师作为一名在多个(ge)经(jing)济学领域均有所创见的前辈学者，三十年念(nian)兹在兹的竟然是这样一部(bu)经(jing)济史著作，足以说明经(jing)济史研(yan)究的重要性(xing)和对其学术事业的滋养之功何其之大。

《现代工业社会与经(jing)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jing)济成长与体制演进(jin)（第(di)二版）》，赵伟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熊彼(bi)特曾说，“如(ru)果一个(ge)人不掌握历史事实(shi)，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jing)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kuo)当前）的经(jing)济现象”，“历史的叙述(shu)不可能是纯(chun)经(jing)济的，它(ta)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chun)经(jing)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shi)：因此，历史提供了(le)最好的方法让我们(men)了(le)解经(jing)济与非经(jing)济的事实(shi)是怎(zen)样联系(xi)在一起的，以及各(ge)种社会科学应(ying)该怎(zen)样联系(xi)在一起”，“我相信目前经(jing)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xing)错误，大部(bu)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jing)验，而经(jing)济学家在其他条(tiao)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不得不说，赵伟教授的这部(bu)著作无论在哪个(ge)方面都印证了(le)熊彼(bi)特的这一说法。

不过，经(jing)济学家在了(le)解历史细节(jie)，获得历史感的同时，也(ye)应(ying)该反思自己学科的优势何在。历史不是直接呈现在我们(men)面前的，它(ta)需要我们(men)的爬梳、整理和分析。而这种爬梳、整理和分析，就不得不涉及方法论和理论层面的问题。也(ye)就是说，世间没有非主观的历史，即便是普通的历史记录和历史叙事，也(ye)有其主观的成分。我虽然在前面反思了(le)“李嘉图恶习”给经(jing)济学家思维造成过度简化、忽(hu)略现实(shi)复杂性(xing)的倾向，却并不是在彻底(di)否定逻辑和理论训练在经(jing)济分析上的作用。

同样，具体到赵伟老师的这本书上，我们(men)也(ye)会发现30年的光(guang)阴在对经(jing)济史认(ren)识上的变迁。近些年来，西方的经(jing)济史学界发展颇为迅猛，尤其是以乔(qiao)·莫基(ji)尔为首的美(mei)国西北大学经(jing)济系(xi)的经(jing)济史学派(pai)，重新理解西方工业社会的起源与扩(kuo)散，以及自由放任的历史表现等方面，均给出了(le)令人耳(er)目一新的研(yan)究结论。这些工作是三十年前赵伟老师所看(kan)不到的材(cai)料(liao)，这也(ye)说明，对经(jing)济史的认(ren)知也(ye)会受到经(jing)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数据可得性(xing)的刷(shua)新。

不久前，我给某名牌大学经(jing)济系(xi)学生作了(le)一场关于经(jing)济学的讲座(zuo)。提问环节(jie)，对我关于“李嘉图恶习”的反思，有一个(ge)聪明且很(hen)善于思考的学生表示明确(que)不满，他说他就是因为经(jing)济学还算是有些逻辑体系(xi)的，所以才(cai)在社会科学里选择了(le)经(jing)济学。

那时，我看(kan)着这位(wei)同学，突然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jue)——他，不就是二十多年的我嘛。我跟他讲，有逻辑体系(xi)和有历史感地加以论证并不矛盾。在李嘉图之前，乃至李嘉图同时代和之后(hou)的经(jing)济学家那里，大家都不像李嘉图这样如(ru)此依赖简化的假(jia)设以及由此而作的演绎推理。李嘉图自己也(ye)承认(ren)，他对历史和人文(wen)方面的训练远不如(ru)他当时的一些学者朋友(you)，比如(ru)马尔萨斯，他擅长的是简化和逻辑推理。

在李嘉图那里，工人是工作赚钱然后(hou)生育更多后(hou)代的个(ge)体；资本家是拥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创造性(xing)个(ge)体，目的永远是扩(kuo)大再生产，追逐利润，而地主啥(sha)也(ye)不干，只(zhi)收取地租。如(ru)此简化的设定，使李嘉图可以轻松地得出结论：经(jing)济发展只(zhi)会使地主受益(yi)，使全社会受损。这样的理论简洁有力，还给人智力上的瑰美(mei)之感，难怪(guai)19世纪那么多人奉他的学说如(ru)圭臬。

李嘉图这样做，固然增强了(le)经(jing)济学的逻辑吸引力，但同时也(ye)削弱了(le)经(jing)济学的历史厚度和文(wen)化意蕴，可以说，在今天，这种论证方式是使得经(jing)济学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变得茕茕孑立的原因之一。

看(kan)来，逻辑严整更能吸引有智性(xing)追求的孩子们(men)，但普罗大众却不买账。他们(men)更关心利益(yi)和情绪。时代虽然在变化，但循(xun)环仍然在一代一代地延续，不过不是简单地只(zhi)是循(xun)环，而是递(di)归，每一代都在选择集(ji)合上与前代留下的约束条(tiao)件中，寻找自己这一代的优化目标(biao)。

历史当然是更加丰富的，准(zhun)确(que)地讲，我们(men)只(zhi)有历史，因为未(wei)来尚未(wei)到来，而现在不过是瞬间。而我们(men)认(ren)知历史，却只(zhi)能凭靠有意识的模型和逻辑，虽然我们(men)直接的推理常常依赖归纳，但一旦上升到对规律和一般社会现实(shi)的理解，就不得不依靠理论。可以这样说，如(ru)果历史是一个(ge)复杂的非线性(xing)函数，逻辑就是一段一段的线性(xing)分段函数，它(ta)可以无限逼近于历史，却无法替代历史。为了(le)认(ren)知，我们(men)需要逻辑，“李嘉图恶习”也(ye)是美(mei)德；但只(zhi)有逻辑，而少了(le)历史的细节(jie)，它(ta)就会失去成为流行文(wen)化一部(bu)分的机会。这样的局面，是斯密这样的经(jing)济学奠(dian)基(ji)人所不愿意看(kan)到的。

这是一个(ge)难解的两难问题。但我认(ren)为，阅读经(jing)济史，增强历史感，经(jing)济学家是可以弥补“李嘉图恶习”所带来的缺陷的，这样反而可以更好地实(shi)现斯密认(ren)为的经(jing)济学是“立法者科学”的标(biao)杆！而赵伟老师的这本《现代工业社会与经(jing)济体制选择：当代六大工业国的经(jing)济成长与体制演进(jin)（第(di)二版）》就是这样一种从30多年前就开始的努(nu)力，我衷心地期待我们(men)以及我们(men)下一代的经(jing)济学者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考传统，开出新的天地来！

（作者李井奎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大学经(jing)济学博士，主攻(gong)方向为因果推断、法律经(jing)济学与经(jing)济思想史，为国内知名的凯恩斯研(yan)究专家，独立翻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wen)集(ji)》，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另著有《大侦探经(jing)济学：现代经(jing)济学的因果推断革(ge)命》《在哈佛看(kan)美(mei)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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