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zhong)意义上说也是“直接政治沟通失(shi)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hua)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he)偏执(zhi)假设(she)所取代。一百多年后(hou)的今(jin)天，各国之间(jian)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加(jia)上政治正确，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fang)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wu)战争爆发后(hou)的三年中，西方(fang)几乎中断了与莫(mo)斯科所有官方(fang)渠道的交流(liu)。

“真(zhen)相是战争的第一个(ge)牺牲品(pin)！”——不管这(zhe)句话(hua)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ai)斯库罗斯（Ä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国共和(he)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zhen)相可言”的陈述或控(kong)诉。从这(zhe)个(ge)意义上说，这(zhe)句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在当下找(zhao)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ci)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suo)”是奥匈皇储斐(fei)迪南(nan)在萨拉热窝遇刺(ci)，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jie)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ci)，是为了建立一个(ge)“大塞尔维亚国”，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wu)战争的爆发——不管是借口还是事实——，多少也与少数族群在一个(ge)国家(jia)所受的待遇有关。

凡此种(zhong)种(zhong)，似乎都在验证着(zhe)马克·吐温当年说过的那句话(hua)：“历史不会重复，但会经常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ge)大的方(fang)面来(lai)探索(suo)历史与现实存在哪(na)些(xie)平行线和(he)交汇(hui)点，以及(ji)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哪(na)些(xie)经验教训。

主观感受与战略误(wu)判(pan)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一个(ge)国家(jia)的政治精英(ying)对外界(jie)以及(ji)主要对手的感受和(he)认(ren)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战略取向(xiang)和(he)具体措(cuo)施。

战前的奥匈帝(di)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fu)。在这(zhe)个(ge)多民族国家(jia)中，各个(ge)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ji)的权利而斗争，“仇恨”充满了社会的各个(ge)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jian)以及(ji)对共同敌(di)人犹太(tai)人的仇恨；对外则是对法俄加(jia)盟的“协约国”以及(ji)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mo)斯科的仇恨。用皇帝(di)弗(fu)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ji)的话(hua)说，“在我的帝(di)国中，危机永远不会消失(shi)。”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系后(hou)，维也纳和(he)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di)加(jia)战友(you)”。只(zhi)不过，虽然双方(fang)强调所谓的“尼伯龙(long)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种(zhong)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liang)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miao)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di)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hou)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li)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di)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yu)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kun)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bing)最终导致失(shi)去军事和(he)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zhe)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di)国的政治精英(ying)中普遍存在着(zhe)一种(zhong)“被包围、被羞辱”的主观感受。苏联末期和(he)冷战结束后(hou)，莫(mo)斯科应该也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维也纳的境遇。

关于苏联解体，普京有过两(liang)次著名的概括：2004年，他称其为“一场巨(ju)大的全国性悲剧”；2005年，他在向(xiang)全国发表演讲中，认(ren)为那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前者的重点是反思苏联内政的缺失(shi)，后(hou)者则是指向(xiang)国际局势和(he)他国势力(li)的影响。

一个(ge)帝(di)国在解体后(hou)，还有一段“后(hou)续体感”存在。就如同“幻肢(zhi)痛(tong)感”（phantom limb）一样，人在失(shi)去四肢(zhi)后(hou)会产生幻觉，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四肢(zhi)还附在躯干上时的疼痛(tong)。

苏联解体后(hou)，很多苏联人都有过这(zhe)种(zhong)体验。德国弗(fu)莱堡大学历史学家(jia)雷昂哈德（Jörn Leonhard）认(ren)为，普京是在后(hou)帝(di)国时期巧妙(miao)利用“幻肢(zhi)痛(tong)感”来(lai)做文章的人。

冷战结束后(hou)，认(ren)为“历史已经终结”的其实不光是福山(shan)（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和(he)西方(fang)的政治文化精英(ying)，也包括叶利钦、乌(wu)克兰独立后(hou)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一干“独联体”政要。

《霹雳红(hong)星》：苏联即将解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幕

但是，苏联解体后(hou)，从开始(shi)对欧美的信任、靠近和(he)效仿，到被北约和(he)欧盟东扩至家(jia)门(men)口，再到最后(hou)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公(gong)开贬为“区域(yu)性大国”，俄罗斯在与西方(fang)打交道中，可谓经历了希望、失(shi)望、屈辱、绝(jue)望和(he)愤怒等种(zhong)种(zhong)心路历程，也才有普京后(hou)来(lai)的对乌(wu)“背水一战”。

而普京当年经历的，今(jin)天的泽连斯基正在步其后(hou)尘，而且后(hou)果或许更惨。特朗普让加(jia)拿大等盟国体会到的，何尝又不是大同小异的“抛弃”和(he)“背叛”呢？

当然，“主观”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感觉受到威胁不等同于真(zhen)的受到了威胁，但多少能反映当事人和(he)当事国所经历的心理落差(cha)。

有了各自的主观感受，各方(fang)于是就有可能作出各种(zhong)战略误(wu)判(pan)：

当年奥匈帝(di)国之所以放弃外交斡(wo)旋，对塞尔维亚迅速(su)宣战，除了背后(hou)有德皇“空白支票”在撑腰和(he)对俄罗斯快速(su)坚定反应估计不足之外，也因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zhe)个(ge)“弱者”开刀更有胜算，更能以较小的代价重振国威。结果却是整个(ge)帝(di)国的覆灭(mie)。

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背后(hou)，是否也有为苏联解体雪耻或民族主义的动机？这(zhe)不是说普京的计划是出于单纯的感性冲动，但起码不能排除种(zhong)种(zhong)屈辱的“主观感受”在其决策中所起的心理作用。当然，俄乌(wu)冲突一打三年，也有莫(mo)斯科开始(shi)时严重低估和(he)误(wu)判(pan)欧美抱团援乌(wu)之决心的缘故。

关键是，不好的体验容易导致失(shi)去信任，而失(shi)去信任则导致猜忌和(he)误(wu)判(pan)，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决策。

战争宣传与战争借口

在作今(jin)昔对比时，如果觉得“不同”大于“相同”，那一点都不奇怪(guai)，因为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zhan)，生活(huo)方(fang)式、政治理念、科技手段、军事装备等都日新月异，与过去难以同日而语。

以媒体效应为例：与当下相比，上世纪初没有任何国家(jia)拥有足够的宣传手段。譬如，英(ying)国政府在一战爆发时不得不与诺(nuo)斯克利夫勋爵(jue)（Lord Northcliffe）的报业帝(di)国密切合(he)作，以制定战时舆论政策。其他地方(fang)的情况也类似，德国实际上直到1916年才具备有效的宣传基础。

尽管如此，当年的决策者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仍努力(li)影响公(gong)众舆论，欧洲(zhou)的“政治公(gong)众舆论”因此逐(zhu)渐成型(xing)。

在如何进行战争宣传方(fang)面，欧洲(zhou)大国的做法各显神通：柏林早在1900年就通过民族主义媒体发表报刊文章，以及(ji)成立各类协会来(lai)推广(guang)其造舰计划，当时的“舰队协会”（Flottenverein）拥有110万会员。巴黎则试图通过煽(shan)动对德国发动“突然袭击”（attaque brusquée）的恐惧来(lai)赢得广(guang)大民众对1913年大规模提升(sheng)军备的支持。在英(ying)国，政府批准成立的海军联盟和(he)国民服役联盟聚集了30万之众。

在这(zhe)类方(fang)式的运作之下，1913年的欧洲(zhou)社会实际上已被“军事化”。武装力(li)量在德国、法国和(he)奥匈帝(di)国等地享(xiang)有很高的声望，被视为国家(jia)的化身；军队领导层的评估也因此变得举足轻重，对政治的影响日益增长。

欧洲(zhou)各大城市的战争纪念碑，如柏林的胜利柱、伦敦特拉法加(jia)广(guang)场上的纳尔逊柱、巴黎的凯旋门(men)或圣(sheng)彼得堡的亚历山(shan)大柱，似乎不断在做“广(guang)告”，提醒着(zhe)每一位路人记住他们国家(jia)的战争历史和(he)“战神”人物。在欧洲(zhou)国家(jia)的神话(hua)与象征中，战争和(he)军事本来(lai)就扮演着(zhe)重要角色(se)，这(zhe)为国家(jia)提供了采取战争手段的合(he)法性和(he)合(he)理性。

当然，战争在欧洲(zhou)的种(zhong)种(zhong)存在形式不仅源于上述历史记忆(yi)，还源自当时流(liu)行的意识形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zhe)个(ge)理论将“斗争”和(he)“权力(li)”提升(sheng)为政治行动的指导原则，并(bing)认(ren)为国家(jia)必须以扩张为目标(biao)。尽管只(zhi)有少数政治家(jia)信奉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在德英(ying)法语言中，“生存之战”（“Kampf ums Überleben”、“lutte pour la vie”、“struggle for life”）这(zhe)等口号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政治思维与行动中。

列强之间(jian)的经济竞(jing)争似乎也证实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she)。1900年前后(hou)的英(ying)国和(he)德国（法国较少），人们普遍认(ren)为未来(lai)会形成几个(ge)庞大的世界(jie)帝(di)国，国家(jia)的势力(li)范围规模及(ji)其资源配置将决定20世纪谁主沉浮。

所有这(zhe)些(xie)，都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土(tu)壤，找(zhao)到了“借口”（casus belli）。

一战时德国陆军实际领导人、“总体战”理论的奠基者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就曾明白无误(wu)地表示(shi)：如果欧洲(zhou)大陆爆发战争，就必须“制定战争借口，使得全民一致且热情地拿起武器。”

1898年，好战的山(shan)姆大叔向(xiang)西班(ban)牙发出警告的漫画。维基百科

当焦(jiao)距被拉回到今(jin)天的世界(jie)，人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的本质并(bing)未发生太(tai)大的变化，只(zhi)是换(huan)了形式和(he)视角。

有记者问《梦(meng)游(you)者：欧洲(zhou)如何走向(xiang)第一次世界(jie)大战》一书的作者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为何称一百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jie)大战是一个(ge)“现代事件”，他的回答非(fei)常具有画面感：“当我在学校了解那段历史时，眼前浮现的是过去的世界(jie)：华丽的哈布斯堡制服和(he)复杂的宫廷仪式。但当我开始(shi)写(xie)这(zhe)本书时，才意识到它其实始(shi)于一个(ge)车(che)队穿过一座城市，还有一位自杀式行刺(ci)者……而这(zhe)些(xie)是我们从现代世界(jie)中了解到的东西。”

叙事方(fang)式变了，宣传手段变了，但当年各国参战的那些(xie)论点和(he)做法今(jin)天依然能听到和(he)看到，譬如，争着(zhe)扮演“受害者”；眼中只(zhi)有别人的挑衅，而没有自己(ji)的不当；自己(ji)的措(cuo)施是防御性的，对方(fang)的则是进攻性的。

二战后(hou)出生的比利时历史学家(jia)莫(mo)雷利（Anne Morelli）在其著作《战争宣传的基本原则》（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ropagande de guerre）中，将以下宣传技巧称为“新十诫”：

1.我们不想(xiang)要战争，2.敌(di)对阵营要负全责，3.敌(di)人的领导是魔鬼，4.我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战，5.敌(di)人使用非(fei)法武器，6.敌(di)人故意犯下暴(bao)行，我们只(zhi)是意外犯错，7.我们的损失(shi)很小，敌(di)人的损失(shi)巨(ju)大，8.艺术家(jia)和(he)知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9.我们的使命是神圣(sheng)的，10.质疑我们报道的人是叛徒。

1.我们不想(xiang)要战争，2.敌(di)对阵营要负全责，3.敌(di)人的领导是魔鬼，4.我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战，5.敌(di)人使用非(fei)法武器，6.敌(di)人故意犯下暴(bao)行，我们只(zhi)是意外犯错，7.我们的损失(shi)很小，敌(di)人的损失(shi)巨(ju)大，8.艺术家(jia)和(he)知识分子支持我们的事业，9.我们的使命是神圣(sheng)的，10.质疑我们报道的人是叛徒。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及(ji)的德国政治家(jia)基塞韦特就认(ren)为,社交媒体是“真(zhen)相之战”（War of Truth）的阵地。问题是，现代传媒工具并(bing)非(fei)是某一方(fang)的“专利”，各方(fang)都在用其为自己(ji)的叙事服务(wu)，因此，所谓“真(zhen)相”只(zhi)可能是相对的。

但有一点是肯(ken)定的，今(jin)天的政府或政客若想(xiang)发动战争，可用以战争宣传的信息(xi)传播渠道和(he)媒体手段极(ji)为丰富，因而危险性也更高。

小说《黄鸟》（The Yellow Birds）的作者鲍尔斯（Kevin Powers）在记录他在伊拉克作为士(shi)兵的经历时说过一句话(hua)：“将敌(di)人非(fei)人化”（Entmenschlichung des Feindes）是战争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战争宣传还是借口，屡试不爽的套路过去和(he)现在其实大同小异，特别是以下两(liang)种(zhong)：

战争的“正义”和(he)“非(fei)正义”

在一战期间(jian)，列宁从阶级性的角度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he)非(fei)正义战争”，这(zhe)一论点是否能解释所有战争形态值得商榷。《联合(he)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确立的“禁(jin)止(zhi)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li)或武力(li)威胁”原则，是否真(zhen)正起到了禁(jin)战和(he)止(zhi)战的作用也值得探讨(tao)。

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正义与非(fei)正义”往往成为战争参与方(fang)之间(jian)的“文字游(you)戏”和(he)“各执(zhi)己(ji)见”，其中不乏明显的战争借口：

奥匈皇帝(di)认(ren)为向(xiang)塞尔维亚宣战理所当然且势在必行，理由是自己(ji)的皇储被当地的塞族激进分子刺(ci)杀。

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拉开二战序幕，是因为德国边境遭到波兰的袭击（其实是自导自演），是忍无可忍的自卫。

美英(ying)入侵伊拉克是为了制止(zhi)萨达姆·侯赛因制造核武器，事后(hou)证明这(zhe)一理由“子虚乌(wu)有”。

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对科索(suo)沃战争进行武装干预，违反了联合(he)国宪章的禁(jin)武条款，因此是一场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战争，对阿根廷而言是收复失(shi)地反殖(zhi)民的“正义”战争；对英(ying)国来(lai)说，出兵保护(hu)拥有“英(ying)国文化身份的岛民”符合(he)联合(he)国民族自决原则。

普京对乌(wu)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四个(ge)主要理由是：1）遭到北约的围堵，2）俄乌(wu)传统上就是一体，3）乌(wu)东地区的俄族面临“种(zhong)族灭(mie)绝(jue)”的危险，4）对美欧支持下的乌(wu)克兰可能的侵犯进行“先发制人”。

1900年7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以德驻华公(gong)使克林德（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杀为借口，向(xiang)中国派遣远征军，加(jia)入侵华的八国联军。他在不来(lai)梅港送别部队时发表过一个(ge)臭(chou)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

德皇威廉二世在不来(lai)梅港的劳埃(ai)德大厅前，穿着(zhe)海军陆战队营制服发表讲话(hua)。维基百科

该演说有“官方(fang)”和(he)“非(fei)官方(fang)”两(liang)个(ge)版(ban)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演说内容和(he)措(cuo)辞极(ji)富争议，所以不得不进行“润色(se)和(he)删减”。笔者在此引用“非(fei)官方(fang)”文本中的一段：

“当你(ni)们遇到敌(di)人时，就要击败他们！不要给予(yu)宽恕！不要俘虏！任何落入你(ni)们手中的人都归你(ni)们处置！就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领导下赢得并(bing)流(liu)传至今(jin)的威名一样，愿你(ni)们的行动也能使德国人这(zhe)个(ge)名字在中国威震一千年之久(jiu)，让中国人从此再不敢斜视一个(ge)德国人！”

文字一目了然，寓(yu)意一清二楚：“我们正义而威武，你(ni)们野蛮又垃(la)圾”。

“天使”与“魔鬼”

为了让自己(ji)的战争准备和(he)武力(li)行为显得顺理成章，在自我“神圣(sheng)化”的同时还必须要“妖魔化”对手。这(zhe)种(zhong)手段也被称之为“情绪动员”（th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自我“神圣(sheng)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标(biao)榜自己(ji)“热爱(ai)和(he)平”、“为了和(he)平”，把自己(ji)参与的战争描(miao)述为一场背后(hou)有神圣(sheng)使命的“十字军东征”。

一战期间(jian)，常用的参战理由概括起来(lai)说就是以下三点：“消灭(mie)军国主义”，“捍卫小国弱国”，“为民主做好准备”。这(zhe)些(xie)听起来(lai)非(fei)常光荣的目标(biao)，后(hou)来(lai)几乎在每次冲突前夕都会被逐(zhu)字重复。

一战前法国政府动员军队时提出的理由是“这(zhe)是维护(hu)和(he)平的最佳手段”；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luo)甫在为进攻波兰辩护(hu)时说：“元首不想(xiang)要战争，他下决心时心情沉重，但战与和(he)不取决于他，而是波兰”。

一百多年后(hou)的2014年，神父出身的德国前总统约高克（Joachim Gauck）在“慕安会”这(zhe)样的国际场合(he)上发言时，要求(qiu)德国为确保“人权”和(he)“法治”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必要时也包括军事行动。

小布什将伊拉克战争描(miao)述为对抗“流(liu)氓国家(jia)”和(he)“邪恶轴心”的十字军东征，是“善与恶的斗争”。将民主带到伊拉克是“我们”的责任，这(zhe)是直接源自上帝(di)意志的善举。因此，发动战争成了实现神圣(sheng)意志的行为。

日前，泽连斯基在特朗普的施压下提出30天无条件停火时，也声称是为了和(he)平解决冲突。既然停火是为了和(he)平，那之前为何没有提出停火？

“妖魔化”对手则是另一剂“灵丹妙(miao)药”。

科索(suo)沃战争期间(jian)，法国《快报》（L'Express）在描(miao)绘塞尔维亚总统米洛(luo)什维奇时不谈其观点，而是强调他是个(ge)反复无常、情绪波动、“病态”、“暴(bao)力(li)”和(he)“易怒”的人，还绘声绘色(se)地描(miao)写(xie)道：“他发怒时面部扭(niu)曲，转眼间(jian)又恢复了镇定……”

美英(ying)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小布什总统或布莱尔首相义正词严地说：“敌(di)对阵营肯(ken)定是由一个(ge)疯子、一个(ge)怪(guai)物领导的……他挑战我们，我们必须将人类从他手中解放出来(lai)。”

罗米奇（Miliana Romic）在其题为《情绪动员——北约对南(nan)斯拉夫的战争》的论文中写(xie)道：“在战争宣传中，有意识地使用关键词是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独裁者、仇恨、武器、恐怖主义、压迫、政权、暴(bao)政、邪恶、狂热等词语被用来(lai)构建清晰的敌(di)对形象，并(bing)以此来(lai)制造恐惧和(he)不安。”

她(ta)还用具体数据证明主流(liu)媒体是传播这(zhe)些(xie)言论的“急先锋”，指出这(zhe)些(xie)“意见领袖”在政治正确的影响下，与政治决策者一起不加(jia)审核即传播许多不实信息(xi)，用巧妙(miao)的手法影响公(gong)众的视角和(he)认(ren)知。

她(ta)举例说：如果德国联邦政府将南(nan)斯拉夫境内冲突描(miao)述为“内战”，那么德国民众对军事参与的赞同率就会降低，武装干预的合(he)法化也就不成立。因此，官方(fang)和(he)媒体就将南(nan)斯拉夫局势描(miao)写(xie)成“推翻(fan)一个(ge)残酷(ku)压迫人民的独裁者”。之后(hou)，德国参战的支持率一下就高涨至45.1%。

扩军备战与结盟政策

去年5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了绍伊古（Sergei Shoigu）这(zhe)位军人出身的防长职务(wu)。此消息(xi)本身轰动性不大，因为绍伊古2012年就职后(hou)就有过起落升(sheng)降。出人预料的倒是继任人选别卢索(suo)夫（Andréï Beloussov），因为此公(gong)并(bing)非(fei)军人，而是位经济学家(jia)。

很明显，普京的这(zhe)个(ge)人事安排标(biao)志着(zhe)俄罗斯开始(shi)进入“战时经济”，也意味着(zhe)俄乌(wu)战争短期内不会真(zhen)正结束。

作为这(zhe)场军事冲突的一方(fang)，俄罗斯的这(zhe)一战略举措(cuo)很正常。一战时期，德意志帝(di)国就实行过“战时经济”，其他参战国家(jia)，如英(ying)、法、美、俄、奥匈，虽然避用这(zhe)个(ge)称谓，但实际做法也八九不离十。

按理说，这(zhe)也是今(jin)昔相比之下的一个(ge)共同点，应该被纳入本文的叙述范畴。但是，“战时经济”的目的和(he)手段毕竟(jing)很清晰，因此不妨把省下的篇幅用来(lai)关注另一个(ge)问题：这(zhe)次在“官宣”上一直避免成为冲突方(fang)的欧盟，最近为何大张旗鼓地急速(su)扩军？换(huan)而言之，非(fei)参战方(fang)为何也开始(shi)“穷兵黩武”了？

不久(jiu)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xiang)欧盟各国领导人提出了一项耗(hao)资巨(ju)大的欧洲(zhou)军备计划，名为“重新武装欧洲(zhou)”计划（ReArm Europe）。

根据Statista提供的这(zhe)张图表，欧洲(zhou)总共可以集资8000亿欧元。如果成员国额(e)外将其经济产出的1.5%投资于国防，四年内共可筹到6500亿欧元。而且，这(zhe)部分将不受“稳定与增长公(gong)约”的举债限制，更不会受到相应制裁。欧盟此举无异于在鼓励成员国借钱强军。

此外，该计划还提出了一个(ge)1500亿欧元的“新基金”，以增加(jia)欧盟的国防投资，其中包括对乌(wu)克兰的军事援助。该计划还将从欧盟预算中抽调出更多资金用于与国防相关的投资。计划的最后(hou)两(liang)项是推进所谓的“储蓄和(he)投资联盟”，以及(ji)借助欧洲(zhou)投资银(yin)行来(lai)调动私人资本。

德国新政府尚未上位，联邦议会日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修宪，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揽(lan)子财政计划”开了绿灯。根据这(zhe)项计划，涉(she)及(ji)国家(jia)安全的那部分开支（国防、民防、情报部门(men)以及(ji)网络安全）如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当于约440亿欧元），可以举债实现，而且上不封顶(ding)。

冷战结束后(hou)，欧洲(zhou)23个(ge)国家(jia)先后(hou)暂停了义务(wu)兵役制，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军队，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典、葡萄牙、西班(ban)牙等。所谓“暂停”是指法律条款依然存在，但暂时不执(zhi)行。

如今(jin)，作为欧盟内最主要的两(liang)个(ge)国家(jia)，德法对恢复义务(wu)兵役制的讨(tao)论方(fang)兴未艾，甚至有人开始(shi)重提建立“欧洲(zhou)军”（European Army）的议题。

根据法国《巴黎人报》（Le Parisien）3月15日发布的一项民调，86%的受访者主张恢复兵役制，其中53%表示(shi)支持恢复“义务(wu)兵役制”。此前，德国北德电台(tai)在本地区也进行了一次民调，70%的受访者表示(shi)支持恢复2011年暂停的义务(wu)兵役制。另据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he)数据分析公(gong)司YouGov三月初发布的民调结果，赞成恢复的甚至高达58%。

欧盟和(he)德法等国“赶集”似的推出这(zhe)些(xie)计划，很容易让人联想(xiang)到一战前夜各国纷纷开始(shi)“总动员”的情景：

俄罗斯在1914年7月25日开始(shi)秘密进行部分动员，这(zhe)被德国解读为准备开战的信号；7月30日，俄罗斯尽管仍愿意进行谈判(pan)，但还是启(qi)动了全面动员，这(zhe)反过来(lai)又被德国视为挑衅；压力(li)之下的德国政府于是也开始(shi)进行动员，并(bing)于第二天宣布进入“战争威胁状(zhuang)态”；俄法对此的反应是向(xiang)德发出最后(hou)通牒(die)，这(zhe)又被德方(fang)视为进一步挑衅……

就这(zhe)样，这(zhe)场“七(qi)月危机”（Julikrise）在短短数日后(hou)便演变成一场持续四年之久(jiu)、造成1000万军人和(he)700万平民死亡、2000万人受伤的“旷世”战争。

如果一战时期各国官民知道等待他们是这(zhe)样的结果，还会带着(zhe)那份“狂热”将自己(ji)的亲人送上战场吗？决策者们还会如此意气(qi)用事和(he)自以为是吗？那么，今(jin)日“俄乌(wu)战争”的直接和(he)间(jian)接参与者，是否也对自己(ji)提出过类似的拷问呢？

当下欧盟诸国的“重新武装”热潮(chao)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ge)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和(he)平红(hong)利”和(he)美国的安全保障让欧洲(zhou)各国沉湎(mian)于“先经政治”，因而荒废了武功；

俄乌(wu)战争让欧盟诸国看到战火已烧到家(jia)门(men)口，莫(mo)斯科展(zhan)示(shi)的“獠牙”让欧洲(zhou)的恐俄症（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键的因素是特朗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zhan)露出改弦(xian)易辙的意图，欧洲(zhou)切身感受到盟友(you)和(he)老大的“冷漠(mo)”，担心随时有可能被其“抛弃”。

过去几十年的“和(he)平红(hong)利”和(he)美国的安全保障让欧洲(zhou)各国沉湎(mian)于“先经政治”，因而荒废了武功；

俄乌(wu)战争让欧盟诸国看到战火已烧到家(jia)门(men)口，莫(mo)斯科展(zhan)示(shi)的“獠牙”让欧洲(zhou)的恐俄症（Russophobia）再次泛滥；

最关键的因素是特朗普当局在全球战略上已展(zhan)露出改弦(xian)易辙的意图，欧洲(zhou)切身感受到盟友(you)和(he)老大的“冷漠(mo)”，担心随时有可能被其“抛弃”。

根据最近分别在德、法、英(ying)、意和(he)西班(ban)牙所做的民调结果，除意大利之外，其他国家(jia)的受访者给美俄领导人的“危险性”几乎打了平分：特朗普74%，普京79%。在这(zhe)个(ge)大变局中，欧洲(zhou)国家(jia)不得不问，美国如今(jin)依然是伙伴，还是已成对手？

1878年，俾斯麦倡议的《柏林条约》签(qian)署

回望历史，人类之所以能坠入两(liang)次世界(jie)大战的灾难深渊，另一个(ge)重要的原因就是曾被热捧的“结盟政策”。

作为一种(zhong)战略构思和(he)实践，古今(jin)中外都有不少结盟先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合(he)纵连横”，欧洲(zhou)中世纪的“封建联盟”，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一战时期的协约国和(he)同盟国，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和(he)轴心国，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gong)约组织”和(he)“华沙条约组织”等。

从结果来(lai)看，除俾斯麦在欧洲(zhou)编制的错综复杂的“结盟”架构外，第二次世界(jie)大战之前的联盟方(fang)略，绝(jue)大多数均(jun)以“群殴”告终，特别是一战期间(jian)。

二战后(hou)各国汲(ji)取过往的教训，调整了结盟目的。新的结盟政策主要是为了遏制对手，联合(he)自卫，威慑效应和(he)维持均(jun)势，其重点是“自卫”和(he)“均(jun)势”这(zhe)两(liang)大块。

冷战结束后(hou)，“华约”自动退出历史舞台(tai)，“北约”却保留了下来(lai)。原因很清楚，在此恕不赘述。

这(zhe)一发展(zhan)进程带来(lai)以下三个(ge)后(hou)果：

美国在国际上一家(jia)独大，欧洲(zhou)盟国享(xiang)受利益均(jun)沾，世界(jie)上原有的战略均(jun)势不复存在；

历史都被终结了，天下再无对手，北约的“集体防卫”自然也就没了必要；既然闲着(zhe)没事干，于是开始(shi)“兼职”或“转行”，变成“世界(jie)警察”和(he)“民主干涉(she)主义”的工具。

不仅如此，“北约”还伙同“欧盟”一路向(xiang)东，势如破竹，直接把东欧纳入自己(ji)的版(ban)图，让几乎没有自然屏障的俄罗斯西部边界(jie)“敞胸(xiong)露怀”，暴(bao)露无遗。

这(zhe)种(zhong)没有均(jun)势的国际格局和(he)极(ji)不公(gong)平的国际秩序迟早会令世界(jie)不安，这(zhe)也是某种(zhong)历史必然。

随着(zhe)俄罗斯的渐渐复苏和(he)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力(li)量的崛起，“恢复均(jun)势”和(he)“建立多极(ji)”的呼声越(yue)来(lai)越(yue)高，但美欧似乎还不愿接受这(zhe)一新的事实。

结语

我们在浩瀚的历史信息(xi)中刨(pao)根问底，寻找(zhao)蛛丝马迹，目的并(bing)非(fei)只(zhi)是为了佐证或否定什么，而是为了解惑和(he)明理。

笔者在写(xie)本文时，以下问题萦绕不断：

2014年基辅(fu)独立广(guang)场的流(liu)血冲突是1914年萨拉热窝行刺(ci)事件的现代版(ban)吗？

一战期间(jian)第一个(ge)退出战事的是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fan)尼古拉二世后(hou)的苏维埃(ai)政权，那么，首个(ge)摆脱俄乌(wu)战争的会是去年击败力(li)挺(ting)泽连斯基的拜登总统后(hou)重新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吗？

一段时间(jian)以来(lai)，德国开始(shi)公(gong)开谈论“战争能力(li)”（Kriegstüchtigkeit）问题。重振军力(li)一旦(dan)成为政治的首要目标(biao)（已有这(zhe)种(zhong)趋(qu)势），欧洲(zhou)邻国难道不担心德国最终会重新走回历史上的“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吗？

巴尔干半岛常被称为国际冲突的“火药桶”，欧洲(zhou)的强军举措(cuo)眼下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长远看是否存在成为下一个(ge)“军火库”的危险？

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在短短20年内重新武装到可以再次发动一场全面战争，那么，为了对付俄罗斯而被武装到牙齿的乌(wu)克兰，在战争结束若干年后(hou)是否会为“收复失(shi)地”而重起战端？

英(ying)法眼下在乌(wu)克兰问题上明着(zhe)“斡(wo)旋”暗(an)中“支持”的做法，是否有点像两(liang)国在二战前夕以“绥靖”方(fang)式为“备战”争取时间(jian)？

德意志帝(di)国发动一战，一个(ge)重要原因是为了争夺“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即新殖(zhi)民地带来(lai)的“经济补偿”（wirtschaftliche Kompensationen）和(he)“经济与金融平衡（wirtschaf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Ausgleich），这(zhe)与今(jin)日的“锂矿说”和(he)“矿产协议”又有什么区别？

特朗普与普京的单独媾和(he)是在结束一场杀戮，还是更大规模冲突的开始(shi)？

在做完“今(jin)昔比较”后(hou)，我们似乎依然不清楚与今(jin)日之“俄乌(wu)战争”相对应的，是一战前夜的哪(na)个(ge)环节和(he)哪(na)个(ge)阶段，也难以预测现在的各参与方(fang)将把我们的这(zhe)个(ge)世界(jie)带往何方(fang)。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生前曾就北约的战争行为说过以下一段话(hua)：

“乌(wu)克兰和(he)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xiang)法来(lai)自美国。但白宫做出这(zhe)一决定并(bing)非(fei)出于人权方(fang)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帝(di)国主义动机。鉴(jian)于我们在20世纪的历史，我们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参与军事干预持保留态度。我们时常能听到有人鼓噪，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预。这(zhe)个(ge)论点更适合(he)尼伯龙(long)根传说，而不是今(jin)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ge)防御联盟，而不是一个(ge)改造世界(jie)的联盟。”

“乌(wu)克兰和(he)格鲁吉亚纳入北约的想(xiang)法来(lai)自美国。但白宫做出这(zhe)一决定并(bing)非(fei)出于人权方(fang)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帝(di)国主义动机。鉴(jian)于我们在20世纪的历史，我们德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参与军事干预持保留态度。我们时常能听到有人鼓噪，说为了北约的团结应该参与军事干预。这(zhe)个(ge)论点更适合(he)尼伯龙(long)根传说，而不是今(jin)天的现实。北大西洋联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ge)防御联盟，而不是一个(ge)改造世界(jie)的联盟。”

智者之言，振聋发聩。

下面则是另一位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表述：

奥匈帝(di)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hou)，时任德国总理的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一场席卷欧洲(zhou)大部分地区及(ji)更广(guang)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后(hou)果更难以预料，于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黑(hei)暗(an)”（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xi)。

奥匈帝(di)国于1914年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hou)，时任德国总理的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预感到一场席卷欧洲(zhou)大部分地区及(ji)更广(guang)范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后(hou)果更难以预料，于是发出了“茫然一跃入黑(hei)暗(an)”（ein ungewisser Sprung ins Dunkle）的千古叹息(xi)。

今(jin)年是一战爆发111周年，人类似乎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

来(lai)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