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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贸易(yi)投资(zi)自(zi)由化，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国际竞争(zheng)与合作(zuo)中促进本国经济融入世界(jie)经济大循环。传(chuan)统的贸易(yi)投资(zi)自(zi)由化主要针(zhen)对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随着全球关税的逐步(bu)削减，“边境开放”问题(ti)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迈入高(gao)水平对外开放新阶(jie)段后，开放的重心转向“境内(nei)开放”，强调(diao)在产权保护、政府采(cai)购、产业补贴(tie)等领域与国际通行规则(ze)相衔接(jie)。2018年中央(yang)经济工作(zuo)会议首(shou)次提出(chu)，“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ze)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相较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强调(diao)主动对接(jie)国际高(gao)标准经贸规则(ze)，推动规则(ze)、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rong)。
制度型开放的主要内(nei)容(rong)
规则(ze)开放。规则(ze)意指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ze)，包括世界(jie)贸易(yi)组织规则(ze)和区域贸易(yi)协定规则(ze)，其中世界(jie)贸易(yi)组织规则(ze)涉及的议题(ti)涵盖制造业关税、政府采(cai)购、反倾销(xiao)反补贴(tie)、贸易(yi)便利化等，区域贸易(yi)协定规则(ze)涉及的议题(ti)中还包括竞争(zheng)政策、数据保护、创新政策、监(jian)管合作(zuo)、劳(lao)动力市场规制等内(nei)容(rong)。规则(ze)开放既包括遵守现有国际经贸规则(ze)，也包括参与全球治理、共建国际经贸新规则(ze)。规则(ze)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基础，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基本行为准则(ze)。
规制开放。规制是指政府针(zhen)对特定行业和领域实施的规范和控制，涉及政府对涉外经济活动的约束。规制开放着力于明晰政府边界(jie)，减少(shao)不必要的政府干(gan)预，其最终指向是各国监(jian)管规则(ze)的协调(diao)和一致，降低合规成本，提升国际经济活动效率。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业领域取消外资(zi)持股比例(li)限制，在制造业领域负面清单(dan)中删除了针(zhen)对“出(chu)版(ban)物印刷须(xu)由中方控股”以及“禁止投资(zi)中药饮片的蒸、炒(chao)、炙(zhi)、煅等炮制技术的应(ying)用及中成药保密(mi)处(chu)方产品的生产”的限制措施，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zi)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这些都是规制开放的鲜(xian)明体现。
管理开放。管理开放主要针(zhen)对政府管理模式，其核心是简政放权，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比如，加强国际贸易(yi)“单(dan)一窗口”建设、创新海(hai)关综合监(jian)管模式、实施“证照(zhao)分离”等商事制度改革，都是政府优化管理模式，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体现，是管理开放的重要内(nei)容(rong)。
标准开放。标准是就商品生产而提供的规则(ze)、指南，包括环境标准、劳(lao)工标准、数字领域标准等。标准可以规范企业行为，确保企业按照(zhao)合格流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提高(gao)产品质量以及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能。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主要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制定；在国际标准下，各国或区域也有自(zi)己的标准，如欧盟标准（CE）、中国国家标准（GB）、日(ri)本工业标准（JIS）等。标准开放为管理提供了更具体的衡(heng)量尺(chi)度，有助于降低合规成本，提升在国际贸易(yi)体系中的适配性(xing)。
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挑战(zhan)与应(ying)对之策
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紧扣高(gao)水平对外开放最新实践，把握开放最新特点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ying)国际经济发展新趋势，应(ying)对国际挑战(zhan)的必然(ran)选择。当前，国际经贸规则(ze)领域的角逐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主导(dao)着国际经贸规则(ze)的重构。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世界(jie)经济的影响力逐年上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平台(tai)作(zuo)用不断增强，为国际经贸规则(ze)的重构注入了“发展成分”。但与此(ci)同时，发达国家正加紧控制和争(zheng)夺国际经贸规则(ze)主导(dao)权，推动形成有利于维护其利益的新一代(dai)国际贸易(yi)规则(ze)。在此(ci)背景下，推进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gao)水平开放型经济，需要从(cong)多维度着力。
广(guang)泛(fan)吸收有益经验，建立(li)同国际通行规则(ze)衔接(jie)的制度机制。例(li)如，对照(zhao)《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累积原产地规则(ze)”，推出(chu)“原产地声明”“背对背原产地证明”等便利导(dao)向的制度，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建立(li)与国际高(gao)标准经贸规则(ze)相适应(ying)的行政管理体系，推动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jian)管；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高(gao)标准经贸规则(ze)要求，不断放宽(kuan)数字领域市场准入，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推动数字贸易(yi)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主动与全球通行规则(ze)相对接(jie)，吸收国际反垄断法的广(guang)泛(fan)共识，推动产业政策从(cong)选择性(xing)转向功能性(xing)、从(cong)倾斜性(xing)转向竞争(zheng)性(xing)，形成统一开放、竞争(zheng)有序的市场环境。
对于尚未形成统一国际规则(ze)的新领域，开展先行先试，推出(chu)中国方案，掌握国际规则(ze)制定中的话语权。制度型开放既包括全面对接(jie)高(gao)标准国际经贸规则(ze)，即“制度学习”，也包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向国际上提供制度方案，即“制度创新”。可以考虑依(yi)托“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开放包容(rong)的共同发展平台(tai)，针(zhen)对数字贸易(yi)规则(ze)和绿(lu)色贸易(yi)规则(ze)中的重要议题(ti)，选择比较优势明显的规则(ze)领域，贡献中国智(zhi)慧，扩大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ze)方面的影响力。
加强自(zi)由贸易(yi)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建设，开展经贸规则(ze)试点，为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实践路径。高(gao)标准贸易(yi)规则(ze)是在现有世界(jie)贸易(yi)组织规则(ze)基础上的“深层规则(ze)”，具有涉及面广(guang)、复杂程度高(gao)等特点，应(ying)利用自(zi)由贸易(yi)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做好对标高(gao)标准贸易(yi)规则(ze)的压力测试，确定好优先序，聚焦贸易(yi)监(jian)管、金融开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制度改革与监(jian)管创新，形成一批引领性(xing)制度创新成果，为建设更高(gao)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深层次改革，实现两者(zhe)良性(xing)互动。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深层次改革提供内(nei)容(rong)和动力，制度型开放侧重“边境后”规则(ze)，其内(nei)容(rong)本身就是深层次改革的内(nei)在要求，是“边境开放”向“境内(nei)开放”的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以深层次改革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开展系统集成、重点突出(chu)的深层次改革，建设顺应(ying)高(gao)标准国际经贸规则(ze)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为制度型开放铺路。
（作(zuo)者(zhe)：杨继军，系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