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yi)部(bu)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yu)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pai)的代表著作之一(yi)。关于作者，古(gu)今(jin)有三(san)种(zhong)说法：一(yi)为(wei)孟子自(zi)作，二为(wei)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cheng)，三(san)为(wei)孟子与(yu)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chen)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guo)程。战国后期，形成(cheng)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pai)，但秦始皇焚书坑(keng)儒，烧孟派(pai)之书，杀孟派(pai)之儒，孟学遭(zao)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zong)起来(lai)说地位尚不足以与(yu)后世相比。这种(zhong)情(qing)形到宋(song)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yi)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zi)身原因而论，儒学自(zi)汉代以来(lai)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fan)琐，死气(qi)沉(chen)沉(chen)，需要更新；就外部(bu)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ji)，使原有的独(du)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zhong)状况(kuang)的重大举措之一(yi)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wu)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yi)背景下(xia)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yi)个重要组成(cheng)部(bu)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an)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guo)程，宋(song)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yi)书首次被刻成(cheng)石经，列为(wei)“十三(san)经”之一(yi)。而朱熹将(jiang)《孟子》与(yu)《论语》《大学》《中庸(yong)》并列，汇集而成(cheng)《四书》，影响中国古(gu)代社会几百(bai)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cheng)，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jiang)其列置“经部(bu)”，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shun)元年（1330）被加封为(wei)“亚(ya)圣”。

《大学》是《小戴礼(li)记》的第42篇，是一(yi)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jiang)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ren)为(wei)，《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ren)为(wei)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cheng)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wei)《礼(li)记》一(yi)篇，并没有单独(du)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du)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yi)段，《大学》一(yi)篇逐渐受人重视。较(jiao)早(zao)将(jiang)《大学》从《礼(li)记》中单独(du)抽出并为(wei)之作注的，是北宋(song)司马(ma)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yi)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ren)识到《大学》价值(zhi)的，当数(shu)二程，如程颢曾言(yan)：“《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de)之门，无如《大学》。今(jin)之学者，赖有此一(yi)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程还为(wei)《大学》改定次序(xu)，学术史上称为(wei)“大学改本”。不过(guo)，二程仍将(jiang)《大学》视为(wei)《礼(li)记》的一(yi)个组成(cheng)部(bu)分，尚未(wei)使之独(du)立于《礼(li)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hua)，他分经传，划(hua)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yong)》二篇，不仅单独(du)刊行，而且独(du)立于《礼(li)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yong)》是《小戴礼(li)记》第31篇，讲(jiang)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yong)”，程颐释(shi)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yong)。中者，天下(xia)之正道；庸(yong)者，天下(xia)之定理。”朱熹释(shi)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guo)不及之名。庸(yong)，平常也。”《中庸(yong)》的作者，通常认(ren)为(wei)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yong)》单行要早(zao)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song)的时候，《中庸(yong)》就被人单独(du)从《礼(li)记》中抽出而为(wei)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yong)》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ren)识到它的价值(zhi)。至宋(song)代，有关《中庸(yong)》的著作多了起来(lai)，这与(yu)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马(ma)光等，纷纷为(wei)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yong)》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wei)留下(xia)完整的《中庸(yong)》注本，但《二程集》中有许多推崇《中庸(yong)》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yong)》，则是继(ji)承了北宋(song)以来(lai)尤其是二程重视《中庸(yong)》的传统，将(jiang)其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yong)》获得了更加独(du)立的身份和更为(wei)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gu)无“四书”之名，四部(bu)典籍(ji)在流传过(guo)程中虽偶(ou)有“论孟”并称或“学庸(yong)”并称的情(qing)况(kuang)，但与(yu)后来(lai)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yi)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ren)为(wei)，北宋(song)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cheng)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cheng)书过(guo)程问题。汇集过(guo)程，大端如下(xia)：

朱熹早(zao)年曾沉(chen)浸于佛老之学，并与(yu)高僧(seng)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song)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yong)》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quan)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jiang)《论语集解》删改订正为(wei)《论语要义》一(yi)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cheng)《论语训蒙口义》一(yi)书，详于训诂，专(zhuan)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ba)年（1172），朱熹将(jiang)修订过(guo)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yi)书，称为(wei)《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wei)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xia)。在该书序(xu)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lai)又曾改为(wei)《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yan)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po)为(wei)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yong)》“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cheng)《中庸(yong)集解》（又名《中庸(yong)详说》）一(yi)书。在与(yu)石𡼖共订的《中庸(yong)集解序(xu)》中，朱熹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yan)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yong)集解》的基础上撰成(cheng)了《中庸(yong)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yong)集解序(xu)》与(yu)孝宗淳(chun)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xu)定的《中庸(yong)章句序(xu)》加以比较(jiao)，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cheng)《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chong)分的前期工作：其一(yi)，自(zi)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其是北宋(song)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yu)张栻、陆九渊(yuan)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fang)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cheng)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cheng)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过(guo)程是：孝宗淳(chun)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cheng)对《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cheng)《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cheng)了《孟子集注》。淳(chun)熙四年（1177），朱熹序(xu)定《大学章句》和《中庸(yong)章句》，并撰成(cheng)《大学或问》《中庸(yong)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yi)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wei)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chun)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jiang)四书合为(wei)一(yi)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yi)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chun)熙十三(san)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cheng)都。淳(chun)熙十五(wu)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yi)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xu)定了《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光宗绍熙三(san)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jiang)朱熹序(xu)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wei)“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lai)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于宁(ning)宗庆元五(wu)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yu)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jiang)原来(lai)单行的四部(bu)书汇集为(wei)一(yi)个整体，并为(wei)《大学》《中庸(yong)》作《章句》，为(wei)《论语》《孟子》作《集注》，将(jiang)四部(bu)书纳入其严(yan)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wei)《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yong)》的先后次序(xu)；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yong)》，以求古(gu)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hua)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lai)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ji)。朱熹在解释(shi)《四书》的过(guo)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bian)方(fang)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yi)方(fang)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ying)养而获得生机(ji)，另一(yi)方(fang)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cheng)为(wei)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guo)程中，采取了一(yi)种(zhong)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ming)、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宋(song)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fei)汉唐旧注。这在一(yi)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song)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fang)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yu)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yi)个以《四书》为(wei)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wei)“六艺时代”，汉唐为(wei)“五(wu)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yong)》《论语》《孟子》而为(wei)《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cheng)，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yuan)影响。自(zi)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wu)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ren)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yi)规定为(wei)明(ming)、清两代所沿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ba)百(bai)年。

综言(yan)之，《四书》的汇集与(yu)定名，既带来(lai)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cheng)了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hua)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