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日，南京市(shi)即成立液体燃(ran)料管理处(chu)，规定(ding)只有持有购油牌照者才可购买(mai)。同年10月，武汉(han)也成立液体燃(ran)料管理委员会(hui)，同样规定(ding)无购油照者不能购油。10月14日，竺可桢(zhen)到南京朝天宫教育部临(lin)时办公室与教育部长王世(shi)杰会(hui)晤，讨论浙(zhe)大的迁移问题。下午(wu)二点半竺可桢(zhen)才回到中央研究(jiu)院，因所乘车之(zhi)汽油已(yi)尽。他发现“南京购汽油非得特许证不可，即此亦只能以二三Gallon为限”。竺可桢(zhen)当天所坐乃从浙(zhe)大开来的小汽车，自然没有南京的购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没有成型的石油工业，汽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过40万加(jia)仑，到了1931年，已(yi)经增加(jia)至近3000万加(jia)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jia)仑（大约10万吨左右(you)）以上，所以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令(ling)人意外。不过相比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已(yi)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普及程度尚低(di)，汽油消费也处(chu)于较(jiao)低(di)水平。

从四种主要石油精炼品的进口情况来看，1933年进口值最高的是煤油，其后分别是汽油、柴油和润滑油，总计价值过亿元。此外，中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不过自1931年以来，由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陆续建成，酒精进口量逐(zhu)年减少。尤其是1935年，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tou)产(chan)，规划产(chan)能达每天8000加(jia)仑，基本(ben)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抗日战(zhan)争全面爆发之(zhi)后，随着日军(jun)逐(zhu)渐侵蚀中国的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22日，人在贵(gui)阳的竺可桢(zhen)至兵工署办事处(chu)商(shang)谈车辆运输，为浙(zhe)大迁黔作(zuo)准备，对方表示“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加(jia)所购一万辆，以用半数(shu)，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shi)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南到同登(deng)只能装(zhuang)一百吨一天，滇越装(zhuang)三百吨，合不过400吨，全数(shu)运油尚不够，故三五月以后，油将成大问题云云”。（《竺可桢(zhen)全集》7，111）

1939年10月，日本(ben)为了达到切断桂越的交(jiao)通和运输，并以南宁为基地，轰炸滇越交(jiao)通线的目的，制定(ding)了入(ru)侵桂南的计划。日军(jun)于11月5日登(deng)陆钦防，旋(xuan)即在24日攻占南宁。中国政府遂调集军(jun)队20余(yu)万进行反攻，于12月18日实(shi)施“桂南会(hui)战(zhan)”，夺取昆仑关，取得初步胜利。然而日军(jun)很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发动“宾阳会(hui)战(zhan)”，阻断国军(jun)，并重新占领昆仑关。此后，双方进入(ru)相持阶段。至1940年10月下旬，日军(jun)撤入(ru)越南，中国军(jun)队遂逐(zhu)渐收复广西(xi)失地。

在这段时间(jian)，广西(xi)战(zhan)事数(shu)度危急。南宁离浙(zhe)江大学所驻的广西(xi)宜山不到300千米，宾阳北距宜山则不到200千米的距离，且浙(zhe)大所驻之(zhi)地常发空袭警报。据竺可桢(zhen)的记录，1939年11月2日，当地发出三次警报；11月3日又发三次警报，下午(wu)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次警报。之(zhi)后的一段时间(jian)里，学校每隔一日便有一到两次警报，师生们(men)自然人心惶惶。

11月15日，竺可桢(zhen)获知日军(jun)从北海登(deng)陆。20日，他又从报上知道钦州也已(yi)失守。竺在21日的日记中痛心地表示：日军(jun)要在“北海、钦廉登(deng)陆之(zhi)说传(chuan)之(zhi)已(yi)达一年余(yu)，而我军(jun)事方面人员毫不介意，扬言事事有准备，而实(shi)际则徒(tu)以坚(jian)壁清野为抵制之(zhi)策，遂使日人得扬长而入(ru)，岂不痛哉!……而于此吃紧时，军(jun)长夏威(wei)以丁忧坚(jian)不视事，师长冯璜又调往重庆受训，加(jia)以白健生（即白崇禧）出席六中全会(hui)，黄旭初（时任广西(xi)省政府主席）疾疟不能起床(chuang)，李品仙（即李宗仁）赴皖就(jiu)主席，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称(cheng)荒唐(tang)之(zhi)至!至临(lin)时手忙脚乱调兵遣(qian)将，不亦晚乎。”（《竺可桢(zhen)全集》7，205）

尽管如此，竺可桢(zhen)仍坚(jian)持学校要如常上课(ke)。26日，竺可桢(zhen)召开行政会(hui)议，决定(ding)如果敌人进占宾阳，便停课(ke)，“书籍(ji)、仪器等不得已(yi)时即留存小龙(long)乡（即浙(zhe)大临(lin)时校舍所在地），女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zhen)到校后得知学生自治会(hui)已(yi)经在开会(hui)讨论迁移。竺在早上的纪念周会(hui)议上先作(zuo)了报告，表示学校当照常上课(ke)，“俟(qi)敌过宾阳后即出发赴黔。并述南宁与宜山相距等于沪宁，宜山与宾阳相距等〔于〕沪杭。南宁之(zhi)易于失落由于我军(jun)之(zhi)疏忽，因师长、军(jun)长均不〔在〕场，而目前则夏威(wei)在宾阳、蔡廷锴(jie)在武鸣，指挥有人。且已(yi)调大军(jun)前往阻塞，决不致(zhi)于短期(qi)内有危及宜山之(zhi)事。”

就(jiu)当时的广西(xi)交(jiao)通而言，要从南宁到宜山再进入(ru)贵(gui)州，只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到大塘（今来宾市(shi)大塘镇）的邕大公路是广西(xi)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全线通车。从大塘至河池（今河池市(shi)金城江区）部分属于广西(xi)省政府所规划的五大干线之(zhi)一，即北横(heng)干线，其规划是从田南道（相当于今百色地区）经西(xi)林、凤山等地至河池、宜山、马(ma)平（今柳州）再一直向东到荔(li)浦、钟山、信都、怀集，然后进入(ru)广东。不过直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开通了从大塘到河池部分。

而从河池至贵(gui)州的路线则属于黔桂公路，以贵(gui)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gui)定(ding)，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du)山至黔桂交(jiao)界的六寨，接着经芒场、南丹(dan)、车河，终点即为河池。全长390千米（黔境280千米，桂境110千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此，日军(jun)必(bi)须先占领宾阳，再侵入(ru)120千米外的大塘，才能进逼宜山。最重要的是，黔桂公路的广西(xi)段上并无具有军(jun)事和经济意义的重镇，并非日军(jun)眼中的关键地区。比如黔桂交(jiao)界的六寨（今属河池市(shi)南丹(dan)县，在南丹(dan)之(zhi)北部），原本(ben)是不足十(shi)户(hu)人家的小村庄(zhuang)，公路开通后虽然日趋繁荣，却也只是小镇规模。竺可桢(zhen)所述形势从事后来看相当准确，展现了他临(lin)危不乱，擅长谋定(ding)而动的气(qi)质。

然而一部分学生并不以此满足，马(ma)上请学生自治会(hui)主席虞承藻(zao)召集自治会(hui)重开会(hui)议，且不许到会(hui)教职员工离开。虞承藻(zao)提(ti)出了学生自治会(hui)议上通过的五条决案，其中一条为立即停课(ke)，另一条为筹备迁移，并要竺可桢(zhen)立即答复。竺强硬地表示，“立即筹备迁移并无冲突，因过宾阳即须出发，不能不立即筹备，惟上课(ke)则须照常进行。关于迁移何地点与时间(jian)问题，可由校务会(hui)议决定(ding)之(zhi)”。

当天情况颇(po)为混乱，学生态度激烈且情绪化，竺可桢(zhen)对此相当不满，“今日开会(hui)秩序不好，且有学生沈自敏等不令(ling)教员出外，余(yu)面斥之(zhi)。”（《竺可桢(zhen)全集》7，210）据事后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对竺可桢(zhen)所述，学生之(zhi)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化工系教授程耀椿(chun)前一天在学生自修室扬言宾阳已(yi)失（这并非事实(shi)，宾阳要到40年2月才告失守，且日军(jun)很快便撤出），谓汝等何必(bi)如此用功，遂使学生大乱。竺可桢(zhen)失望地表示，“此君(jun)真无脑袋之(zhi)人，余(yu)悔将其召回”。

事已(yi)至此，第二天（28日），竺可桢(zhen)召开临(lin)时校务会(hui)议，决定(ding)立即筹备迁校。29日晚，竺可桢(zhen)再召开迁校委员会(hui)会(hui)议，“决定(ding)派晓峰（张其昀）、振(zhen)吾二人至贵(gui)州独(du)山、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150间(jian)房屋可为暂避之(zhi)所，二人有全权决定(ding)。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zhi)路线。”也就(jiu)是说，浙(zhe)大到此时才正式派出人员赴贵(gui)州寻觅迁移之(zhi)地，可说仓促(cu)。

之(zhi)后一段时间(jian)，竺可桢(zhen)开始安排迁校具体事宜。要顺利迁校，必(bi)然要用到学校自己的汽车，那就(jiu)需要足够的汽油。12月2日，竺可桢(zhen)召开学校行政会(hui)议，决定(ding)“汽油尽量购买(mai)，现价为十(shi)元至十(shi)一元一加(jia)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jia)仑时多(duo)买(mai)二三千加(jia)仑也。现校中只有五百加(jia)仑而已(yi)”。

宜山到贵(gui)阳大约有400余(yu)千米的路程，以每加(jia)仑汽油开10余(yu)千米计算，单(dan)程一趟便要30加(jia)仑左右(you)，而浙(zhe)大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之(zhi)数(shu)。根据竺可桢(zhen)在40年1月9日的记录，重要的仪器“尚需运甲(jia)、乙两种405箱，总务、教务214箱。此皆急须运出者，须二十(shi)八(ba)车子。丙、丁两种尚有五百箱云云”。简单(dan)计算可知，一辆车一趟平均只能运送20余(yu)箱，显然浙(zhe)大所存的这点油是远远不够的，只能借助汽车公司或水路运输。

1939年12月5日，竺可桢(zhen)步行至九龙(long)洞黔桂铁路局（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校车正好坏了），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侯家源（字触民(min)）面议。侯家源毕业于唐(tang)山工业专(zhuan)门学校，后赴康(kang)乃尔大学读书，与竺可桢(zhen)也可算校友。侯表示，“局中有船四十(shi)艘，大者可载十(shi)吨，中者可载五吨，至柳城下水，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zhi)船赴柳城者浙(zhe)大可以利用”。

12月7日，黔桂铁路局即送来运输方案。“水运自宜山经柳城、长安、三江、榕江(古州)，三合登(deng)陆至都匀，据现估计每吨需二百五十(shi)元，如由车运则须八(ba)百元，相差三四倍(bei)之(zhi)谱也”。这条水路路线也就(jiu)是先沿龙(long)江（柳江之(zhi)支流）向东至柳江，再往北沿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zhi)上游段），一路逆水向而行，到三合（今贵(gui)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道）上岸。

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书籍(ji)也装(zhuang)上汽车外运。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桢(zhen)觉得“可称(cheng)贵(gui)极”。

当天，先行赴贵(gui)州考察浙(zhe)大落脚之(zhi)处(chu)的李熙谋发来电报，表示遵义有240间(jian)屋可以商(shang)议。竺可桢(zhen)所顾(gu)虑的是，从都匀到遵义还有200余(yu)千米的路程，而学校经费已(yi)经告竭。

故而，竺可桢(zhen)只得积极地向教育部申请迁校费。可是当时教育部和广西(xi)省政府对浙(zhe)大的迁校计划实(shi)际上持保(bao)留态度，这是因为他们(men)觉得日军(jun)长趋直入(ru)宜山的可能性并不大。

1939年12月16日，浙(zhe)大训导长姜琦（字伯韩）向竺可桢(zhen)告知教育部不太(tai)赞同浙(zhe)大的迁校，竺便写一长信与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再请姜琦回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fu)加(jia)以解释。其时迁校工作(zuo)已(yi)经如火如荼，势难停止。

1940年1月2日，吴俊升发函(han)给竺可桢(zhen)，竺得知“部中对于浙(zhe)大迁移非得广西(xi)省主席黄旭初等之(zhi)谅解不可，因此余(yu)之(zhi)桂林之(zhi)行乃不可缓矣(yi)”。

第二天，竺可桢(zhen)等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zhen)与黄旭初主席谈一小时，讲述迁校之(zhi)原因及经过。黄始表示对浙(zhe)大之(zhi)迁校并无意见(jian)，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法(fa)转呈给教育部。

到了1月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zhen)又接到先行赴贵(gui)阳的姜琦等发来的电报，得知陈立夫(fu)已(yi)抵黔，并答允迁校之(zhi)事。浙(zhe)江大学的西(xi)迁计划如此才得以名正言顺。当天下午(wu)，浙(zhe)大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hui)议，决定(ding)竺可桢(zhen)与胡刚复两人赴贵(gui)阳及遵义亲自考察地址。

西(xi)迁贵(gui)州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至独(du)山（今贵(gui)州独(du)山县），再于第二天抵达贵(gui)阳。当天陈立夫(fu)正在贵(gui)州省党部宴(yan)请教育界同人，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赴宴(yan)，席间(jian)又与陈部长讨论迁校事宜，所涉的主要是迁校费用问题。陈立夫(fu)对此次西(xi)迁需花(hua)费31万元表示惊讶，竺可桢(zhen)则提(ti)出，如果教育部能解决车辆问题，费用可节(jie)省一半。到了2月19日，竺可桢(zhen)接到吴俊升的来函(han)，得知教育部最终确定(ding)的搬迁经费为14万。

浙(zhe)大师生在西(xi)迁途中的渡船上

为了解决后续的运输问题，将停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生接至贵(gui)阳，竺可桢(zhen)亦颇(po)费了心思(si)，他分别联络了西(xi)南运输处(chu)、后方勤务部汽车管理处(chu)、财政部盐务局运输处(chu)等部门，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

1月26日，竺可桢(zhen)在贵(gui)阳交(jiao)通银行宴(yan)请当地交(jiao)通界要人，席间(jian)贵(gui)州公路局局长姚思(si)濂答应开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专(zhuan)车，中国运输公司的运输主任郑熙（字汝纯，为浙(zhe)大毕业生）则表示可将宜山尚留之(zhi)仪器运至贵(gui)州。

1940年1月，中国运输公司刚于重庆成立（后迁至贵(gui)阳），主要负责西(xi)南公路的民(min)用物资运输。据竺可桢(zhen)所记，“该公司即合川桂公路局及复兴(xing)公司而成。复兴(xing)最初乃贸易委员会(hui)主持，现则合并于运输公司，为交(jiao)部与商(shang)人合办，有车二千辆，每月需油四十(shi)万吨”（竺可桢(zhen)的这一记录似有问题，因数(shu)目不可能如此之(zhi)大，4000吨是较(jiao)为合理的估计，或出版时有录入(ru)错误）。（《竺可桢(zhen)全集》7，277）

浙(zhe)大西(xi)迁贵(gui)州相当仓促(cu)，师生们(men)已(yi)经陆续在路上，却还未定(ding)下最终目的地。师生们(men)搬迁的方式亦是水、陆并进，人员与物资分头而行，其中汽车运输占了较(jiao)大的比例。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ji)学生开课(ke)之(zhi)地）和遵义、湄潭，都需要公路运输。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运输载具，多(duo)数(shu)师生都是各自组团出发，陆续抵达贵(gui)州。

对教职员工来说，此次搬迁的费用亦是可观。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束星(xing)北至竺可桢(zhen)处(chu)，表示此次搬迁费用达千元，求学校再设(she)法(fa)补助。学校虽然按人头向师生们(men)支付了搬迁费，但实(shi)在是远远不够。

2月16日，竺可桢(zhen)又至液体燃(ran)料管理委员会(hui)处(chu)，得知该会(hui)从越南所进之(zhi)油尽为军(jun)事委员会(hui)西(xi)南运输处(chu)所取，“经向重庆设(she)法(fa)，始给浙(zhe)大以独(du)山之(zhi)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gui)州公路局与局长姚思(si)濂会(hui)晤，所谈大概还是关于借用汽车之(zhi)事。

这里所说的西(xi)南运输处(chu)是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的机构，全称(cheng)为“国民(min)政府军(jun)事委员会(hui)西(xi)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chu)”，对外称(cheng)西(xi)南运输公司，负责人为曾养(yang)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zhi)后，贵(gui)州与川、滇、湘、桂四省连接的干线公路，都在西(xi)南运输处(chu)的控制之(zhi)下。

竺可桢(zhen)（前排左三）与浙(zhe)大校友，1939年6月22日。

1939年10月南宁告急，西(xi)南运输处(chu)的主要工作(zuo)便是将南宁所存之(zhi)资源进行紧急转移，同时也将柳州的军(jun)用品运往独(du)山。南宁沦陷之(zhi)后，运输处(chu)又组织(zhi)力量，从龙(long)州将所存的军(jun)用品经中越边境岳圩，一路向北，沿靖(jing)西(xi)、田州（两地均属今百色市(shi)）、东兰（今河池东兰县）运至贵(gui)州。由于所筑公路都是战(zhan)时赶修，标准不高，且法(fa)国方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运输难度很大。可以想象，当时黔桂地区的运输力量已(yi)经所剩无几。

1940年5月30日，竺可桢(zhen)从遵义至贵(gui)阳，与贵(gui)州省教育厅谈贵(gui)阳区各院校的统(tong)一招生问题。第二天下午(wu)，他又到贵(gui)州公路局姚思(si)濂处(chu)，“托(tuo)运三合仪器182箱，都匀仪器4箱，并托(tuo)修理1935号汽车”。直到此时，仍有少量仪器未运抵学校。根据竺可桢(zhen)所作(zuo)的记录，在出发去贵(gui)阳前一天（29日），他还花(hua)20元购买(mai)了4瓶(ping)成义茅台酒，似乎也没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30日，竺可桢(zhen)又至贵(gui)州企(qi)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负责人彭湖(hu)（即彭石年）会(hui)晤，“谈运三合所留仪器一百八(ba)十(shi)箱事”。也就(jiu)是说，这180箱仪器在三合滞(zhi)留了近一年半。

这里所提(ti)到的贵(gui)州企(qi)业股份有限公司（下面简称(cheng)贵(gui)州企(qi)业公司），是时任贵(gui)州省主席吴鼎(ding)昌(chang)（字达铨）所主办的官商(shang)合股公司，股资总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hui)、贵(gui)州省政府，以及中国银行、交(jiao)通银行、农民(min)银行和地方绅商(shang)认购，是贵(gui)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份制企(qi)业。

1940年7月，贵(gui)州企(qi)业公司成立运输部，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气(qi)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物资运输工作(zuo)。竺可桢(zhen)与彭湖(hu)商(shang)谈，就(jiu)是想借助运输部将仪器送至浙(zhe)大驻地。不过在当时，运输部只有20辆通用公司的汽车，而且都改装(zhuang)成了木(mu)炭(tan)车，运输能力相当有限。

尽管曲折不断，浙(zhe)大全体师生还是大体顺利地抵达贵(gui)州。这一路上除了人身安全，最令(ling)人操心的还是车与油的问题。

1940年1月14日，竺可桢(zhen)偕胡刚复至西(xi)南公路局与副局长莫衡(heng)（字葵卿）会(hui)晤，据莫衡(heng)所言，“南宁之(zhi)役西(xi)南公路〔局〕损失汽油一百余(yu)万gallon加(jia)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万gallon，全恃(shi)昆明一路。靖(jing)西(xi)公路虽通，每年只能用三四个月云”。

由于车与油实(shi)在难得，以及遵义到湄潭间(jian)的公路尚未开通，竺可桢(zhen)在1940年2月甚至向同样刚搬迁到遵义的陆军(jun)大学借了几匹马(ma)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zhen)吾、刚复与陆大两马(ma)夫(fu)乘陆大之(zhi)马(ma)五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义城东）。初取小路，行八(ba)九里。因有坡，且路滑马(ma)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驰(chi)骋。”（《竺可桢(zhen)全集》7，296）

竺可桢(zhen)安顿完浙(zhe)大的迁校事宜后，即赴重庆出差，期(qi)间(jian)仍在考虑购油事宜。3月4日早上，竺可桢(zhen)赶到国民(min)政府经济部所落脚的川盐银行，与经济部政务次长兼液体燃(ran)料管理委员会(hui)主任秦(qin)汾（字景阳）谈购油问题，竺要求液委会(hui)提(ti)供500加(jia)仑汽油，在六寨或独(du)山交(jiao)货。当时液委会(hui)已(yi)经在綦江、桐梓、独(du)山、河池等公路站设(she)立了六处(chu)油囤，计划每月运油1万加(jia)仑，竺显然是有备而往。

回到贵(gui)州之(zhi)后，竺可桢(zhen)又通过在交(jiao)通部门任职的谢文龙(long)（后曾任西(xi)南公路运输局局长）介绍，托(tuo)人购私油500加(jia)仑，据对方表示价格在16-18元之(zhi)间(jian)。

第二天，竺到贵(gui)阳的液体燃(ran)料委员会(hui)商(shang)讨购油事宜，对方表示现在的官方油价是16.80元每加(jia)仑，“而一般(ban)私油尚未售与该会(hui)者，因目前无许可证，因之(zhi)纷纷出卖。渠允如浙(zhe)大购买(mai)此等私油，可以设(she)法(fa)补给证书，惟价目如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账云云。”比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时间(jian)相隔不过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duo)，同时尚有黑(hei)市(shi)以更高价格售油，可见(jian)紧俏程度。

隔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桢(zhen)又至液体燃(ran)料委员会(hui)处(chu)，得知油价已(yi)涨至38元一加(jia)仑，同时贵(gui)阳每天只有6000加(jia)仑的配额，“此数(shu)不足用”。

不过实(shi)际上，在1938-1941年间(jian)，中国的液体燃(ran)料进口量并没有降低(di)太(tai)多(duo)，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jia)仑以上。太(tai)平洋战(zhan)争爆发以后，中国的进口渠道被日方切断，燃(ran)油进口量减少了90%以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此后一段时间(jian)才是大后方燃(ran)油资源真正告急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好消息是，甘肃玉门油田（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已(yi)经出油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桢(zhen)在重庆参加(jia)中国科学社理事会(hui)，遇到了西(xi)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字叔伟）。曾认为：“全国汽油储(chu)量只三个月，兵工方面亦不能支持至明年。按战(zhan)前汽油进口每年三千万gal.，战(zhan)后增至五千万gal.，即每日十(shi)五万gal.或500吨。现玉门油矿用土法(fa)只能出五万gal.一天，故只能管西(xi)北一部云。”

曾昭抡在这里的表述很不准确。1942年，玉门油矿共生产(chan)了近190万加(jia)仑汽油，平均每天生产(chan)5000加(jia)仑而不是5万。到1944年，玉门油矿的年产(chan)汽油量也不过400万加(jia)仑，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ran)料紧缺问题。

1943年11月27日，竺可桢(zhen)至液体燃(ran)料委员会(hui)处(chu)再次商(shang)量购油，发现官方油价已(yi)升到每加(jia)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jia)仑，价@$380。又玉门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元款早汇到，但无人负责购油，遂致(zhi)价目大涨。”当时玉门所产(chan)汽油全由燃(ran)委会(hui)负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飞(fei)升自然也带动了运输价格。关于抗战(zhan)时期(qi)的运价变化情况，竺可桢(zhen)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作(zuo)了简练的总结：“近〈人〉〔日〕公车运费大增，计客(ke)车每人每公里自一元八(ba)角增至二元五角，货价每吨每公里自廿七元增至卅五元。按泰和迁宜山运费公路车每吨只六角一公里，自宜山迁遵义已(yi)涨至〈八(ba)〉〔一〕元二三角，在抗战(zhan)前不过二三角而已(yi)。客(ke)车每公里承平时二分而已(yi)，均涨一百倍(bei)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ban)物价变化程度相比，100倍(bei)以上的运价涨幅也是惊人的。

汽油稀缺对浙(zhe)大师生在贵(gui)州的生活常产(chan)生障碍，有时还相当危险。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zhe)大女生周桐因患腹膜炎已(yi)出血，情况危急，竺可桢(zhen)令(ling)浙(zhe)大司机开小车往贵(gui)阳入(ru)中央医院，“估计来回需汽油30加(jia)仑，黑(hei)市(shi)价600元一加(jia)仑，带18,000元。近以官价85元一加(jia)仑，购到53加(jia)仑，但以后即不易得矣(yi)”。

以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依赖于进口，早就(jiu)引起了国民(min)政府相关人士(shi)的担忧。1936年3月，直属于军(jun)事委员会(hui)的资源委员会(hui)拟订了《重工业建设(she)五年计划》，计划建成三个厂矿，力求实(shi)现5000万加(jia)仑的汽油年产(chan)量，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主的目标。同年6月，资源委员会(hui)又向国民(min)政府呈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建设(she)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yan)长及巴县油矿，计划年产(chan)2500万加(jia)仑。

在全面抗战(zhan)时期(qi)，国民(min)政府除了对燃(ran)油实(shi)施进口和使用管制，也极力开发和推(tui)广替(ti)代性产(chan)品。主要替(ti)代办法(fa)有3种，一是以酒精代汽油，二是木(mu)炭(tan)（或其他固(gu)体燃(ran)料）代汽油，三则是用植物油代燃(ran)油。这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酒精。

1937年9月，资源委员会(hui)召开会(hui)议，讨论汽油代用品的生产(chan)，并决定(ding)早日建厂，生产(chan)动力酒精。同时，行政院也公布了《酒精汽油混合燃(ran)料办法(fa)》，要求在汽油内混合一定(ding)比例的动力酒精。欧(ou)洲各国在之(zhi)前数(shu)年都已(yi)经制定(ding)类(lei)似政策，如德国在1932年10月规定(ding)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牙(ya)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定(ding)汽油中必(bi)须掺入(ru)20%的酒精。

根据中央工业试(shi)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shi)验，这种混和燃(ran)料在动力性能与燃(ran)料经济性上，都与纯汽油相差无几，可以作(zuo)为长期(qi)日常行驶之(zhi)用。不过此类(lei)措施只能减少汽油的消耗量，并不能完全代替(ti)汽油。

在抗日战(zhan)争时期(qi)，发挥主要替(ti)代汽油功能的是纯酒精再加(jia)入(ru)挥发性有机物质（苯、乙醚、乙酮(tong)等）而成的动力酒精，当时也称(cheng)代汽油或人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律宾已(yi)经应用了这种酒精燃(ran)料，其中一种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jia)上2%的汽油，其燃(ran)料消耗量较(jiao)汽油多(duo)耗25%；另一种的成分则是95%的酒精加(jia)上5%的乙醚。

1939年1月7日，竺可桢(zhen)至国立编(bian)译馆（当时驻于巴县中学）午(wu)餐，席间(jian)他从国立编(bian)译馆馆长陈可忠处(chu)得知，魏喦寿（时任资源委员会(hui)酒精工业总工程师）现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gal，但西(xi)南公路处(chu)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tai)〔乙醚〕代汽油（这一记录似乎有误，乙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zhi)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jiao)汽油为速。此则急应研究(jiu)者，余(yu)谓需要乃发明之(zhi)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由资源委员会(hui)和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tou)产(chan)，其所生产(chan)酒精很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xi)酒精厂也迁至四川资中（今内江市(shi)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chan)蔗(zhe)糖，而榨糖后的废(fei)液（即糖蜜）则是制造酒精的原料，且价格低(di)廉，自然成为抗战(zhan)时期(qi)所建酒精厂的重要基地。

根据1939年资源委员会(hui)所拟定(ding)的《西(xi)南各省三年国防计划》，规划设(she)立四川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gui)州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第三酒精厂等， 计划将酒精年产(chan)量由1939年的29万加(jia)仑提(ti)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jia)仑。到1941年底，后方各省同意设(she)立的酒精厂有68家，生产(chan)能力达每年792万加(jia)仑。如加(jia)上其他已(yi)呈请尚未准许设(she)立及还未呈请登(deng)记的厂家，工厂总数(shu)已(yi)达100余(yu)家。至1944年底，后方共有300余(yu)家酒精厂，年产(chan)能力达2400万加(jia)仑以上，当年的实(shi)际产(chan)量在1000万加(jia)仑左右(you)，其中大部分分配给了刚进入(ru)中国战(zhan)场的美军(jun)。

在这份计划中，最早启动的便是1940年6月设(she)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酒精厂，它也是遵义第一家大型现代化酒精厂，其负责人先为邝森扬，后为曾任中研院化学研究(jiu)所研究(jiu)员（1931-1936）的汤(tang)元吉(ji)。

浙(zhe)江大学西(xi)迁贵(gui)州之(zhi)后，学校与遵义酒精厂之(zhi)间(jian)常有往来。同年9月1日，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到竺可桢(zhen)处(chu)商(shang)谈，表示遵义酒精厂想与浙(zhe)江大学合作(zuo)创设(she)农场以便推(tui)广甘蔗(zhe)。竺可桢(zhen)则觉得，“目前农业上以推(tui)广食粮为目的，而酒精则以运输便利、制造容易为目的。故以粮食论，以种马(ma)铃薯为最佳，包谷(gu)、甘薯次之(zhi)，而甘蔗(zhe)又次之(zhi)。但以酒精厂立场论，则以甘蔗(zhe)最为相宜，而不愿(yuan)用马(ma)铃薯。故余(yu)以为种甘蔗(zhe)只能作(zuo)一种试(shi)验而已(yi)，不能尽量推(tui)广也”。

竺可桢(zhen)的论述指出了当时酒精产(chan)业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抗战(zhan)时期(qi)，生产(chan)足够的粮食以满足国民(min)和军(jun)队需求是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优先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抗战(zhan)期(qi)间(jian)，贵(gui)州省数(shu)次实(shi)施禁酒政策，尽管并没有直接波及酒精厂，但原料来源仍然是困扰动力酒精生产(chan)的主要问题。

1944年4月9日，竺可桢(zhen)从浙(zhe)大毕业后赴酒精厂工作(zuo)的赵(zhao)元卜处(chu)得知，玉米价格高涨，酒精价格却因受统(tong)制而不能及时调整，酒精厂自然不愿(yuan)亏本(ben)生产(chan)酒精。一个替(ti)代方法(fa)是从民(min)间(jian)买(mai)来土酒再加(jia)工成无水酒精，但由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绝。竺可桢(zhen)担忧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jia)仑为380元，价目由贵(gui)阳公议规定(ding)，不能增加(jia)。厂中职员之(zhi)米贴近月亦未能加(jia)。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制物价未得其法(fa)，不但非生产(chan)机关受影响，即生产(chan)机关亦大受影响。不景气(qi)之(zhi)状态已(yi)毕露，此则最可忧虑者也。”

同年10月，竺可桢(zhen)又从厂长汤(tang)元吉(ji)处(chu)了解到，“酒精厂所制酒精售价已(yi)1250〔元〕一gallon，而以土酒制其度数(shu)只40°左右(you)。现价每十(shi)二斤制一gallon，每gal.之(zhi)价亦千余(yu)矣(yi)”。以此估算，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min)政府考虑了许多(duo)措施。其中一条便是将新开发的玉门油田所炼之(zhi)汽油发往重庆，由液体燃(ran)料委员会(hui)加(jia)以分配。不过由于当时运力的不足，每月实(shi)际只能运出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jia)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酒精既为替(ti)代品，其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除了更易损耗发动机以外，酒精在动力和效率方面比之(zhi)汽油也有很大差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桢(zhen)计划乘坐校车赴重庆，“目前难题在小车费油甚多(duo)，湄潭来回需二十(shi)五加(jia)仑酒精，赴渝需五十(shi)加(jia)仑之(zhi)多(duo)，而车中带去甚不易也”。以此计算，每加(jia)仑动力酒精只能行驶5千米左右(you)，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

交(jiao)谊汤(tang)元吉(ji)

竺可桢(zhen)与遵义酒精厂厂长汤(tang)元吉(ji)早就(jiu)相识。1938年11月，当时还在广西(xi)宜山的竺可桢(zhen)与汤(tang)元吉(ji)便有过一次会(hui)面，竺从闲谈中得知江西(xi)神冈山钨铁厂的机器已(yi)经搬到了香港。

资源委员会(hui)与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合步楼公司合作(zuo)建设(she)江西(xi)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设(she)备均从德国进口，负责人为杜殿英，汤(tang)元吉(ji)则担任钨铁厂筹备委员会(hui)的总工程师。兴(xing)建这座(zuo)工厂同样是资源委员会(hui)制定(ding)的三年工业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和原材料基地，抵御日本(ben)入(ru)侵，并为中国的未来工业发展奠定(ding)基础。列(lie)入(ru)三年工业计划的这些(xie)项目均由德国公司提(ti)供全套工厂设(she)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ti)供钨、锑的原材料和产(chan)品进行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产(chan)量已(yi)经遥居世(shi)界榜首，其中锑的出口量在1937年之(zhi)前便占世(shi)界锑业交(jiao)易量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物质。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yi)经基本(ben)完成，但从德国引进的设(she)备却比原计划晚了不少时间(jian)。就(jiu)在原计划的开工时间(jian)1938年8月，日军(jun)逼进江西(xi)，厂方不得不将装(zhuang)好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个建厂方案可谓功亏一篑。

浙(zhe)大在遵义的河滨工厂及工学院实(shi)验室

来到遵义之(zhi)后，竺可桢(zhen)与汤(tang)元吉(ji)的关系一直不错，还曾请他到浙(zhe)江大学作(zuo)纪念周演(yan)讲。1942年9月22日，贵(gui)州废(fei)除实(shi)施了一年多(duo)的禁酒令(ling)，27日中午(wu)，作(zuo)为酒精厂领导的汤(tang)元吉(ji)便宴(yan)请各方。餐后，竺可桢(zhen)又参观了酒精厂，据介绍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jia)仑汽油，价格为每加(jia)仑140元。“每日需包谷(gu)五千公斤，煤十(shi)吨，将来可谓出产(chan)三倍(bei)云”。由于原料供应的不足，遵义酒精厂的实(shi)际产(chan)能并未得到完全发挥。

同年10月12日下午(wu)，汤(tang)元吉(ji)来到遵义竺可桢(zhen)处(chu)相谈，然后两人一起赴专(zhuan)员公署，参加(jia)遵义各界欢迎贵(gui)州省主席吴鼎(ding)昌(chang)夫(fu)妇光临(lin)的晚宴(yan)，到九十(shi)余(yu)人。

11月29日，汤(tang)元吉(ji)夫(fu)妇又应邀(yao)而至浙(zhe)大。竺可桢(zhen)记录道，“汤(tang)允按月供给50加(jia)仑之(zhi)酒精，不取资，目前价为175元，即每月八(ba)千余(yu)之(zhi)价值也。余(yu)允明日即作(zuo)公函(han)。”相隔两月，市(shi)面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yu)。到1944年6月，官方核定(ding)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jia)仑772元。

对浙(zhe)江大学来说，酒精除了汽车运输之(zhi)外，也是进行化工实(shi)验所必(bi)须的物资，且所需之(zhi)量不少。1941年6月25日，竺可桢(zhen)计算道，“化工实(shi)验需酒精，每学期(qi)二百五十(shi)加(jia)仑，每加(jia)仑二十(shi)元，即五千元”。就(jiu)此而论，酒精厂的支持对浙(zhe)大的教育与学术工作(zuo)也助益颇(po)大。

遵义酒精厂对浙(zhe)大的另一项帮助则是，厂家定(ding)期(qi)有汽车来往于遵义和湄潭之(zhi)间(jian)，浙(zhe)大师生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zhen)的日记中，对此项亦常有记录。

汤(tang)元吉(ji)虽为德国毕业的化学博(bo)士(shi)，却酷爱文学。早在20年代，他便翻译了歌德的《史推(tui)拉》（即《丝苔拉》）和《克(ke)拉维歌》（即《克(ke)拉维戈》），卫德耿（即德国剧作(zuo)家韦德金德）的《春醒》，以及他与俞敦培合译的黑(hei)贝尔作(zuo)品《悔罪(zui)女》（即《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这四本(ben)译作(zuo)均于商(shang)务印书馆出版。

汤(tang)元吉(ji)在领导酒精厂之(zhi)余(yu)，也热心交(jiao)往文化人士(shi)。他与当时在浙(zhe)大任教的费巩似也私交(jiao)不浅，1945年3月5日费巩在重庆失踪前一晚，曾去汤(tang)元吉(ji)处(chu)拜访，不过汤(tang)并不在家。

汤(tang)元吉(ji)常邀(yao)请学术文化界名人至酒精厂演(yan)讲。1944年9月27日，竺可桢(zhen)应邀(yao)至酒精厂办事处(chu)晚膳，“到浙(zhe)大同事二十(shi)一二人，驾吾、香曾、衡(heng)叔、洽周、元复、馥初、劲夫(fu)、卓如、征铠、坤珊、幼伟等均到”。晚宴(yan)时，汤(tang)元吉(ji)即约竺可桢(zhen)10月6日到酒精厂作(zuo)演(yan)讲。

10月6日下午(wu)，竺可桢(zhen)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le)部演(yan)讲，“到职员五十(shi)余(yu)人，有叶克(ke)勤及浙(zhe)大毕业生赵(zhao)元卜、余(yu)建彬、沈婉贞等十(shi)人。余(yu)讲题为‘怎样做一个民(min)主国家的公民(min)’。述中国民(min)主基础之(zhi)雄〔厚〕,对于宗教、种族、贫(pin)富不分珍(zhen)域，英美亦弗及。俄(e)之(zhi)民(min)主无言论自由，以国家在民(min)族之(zhi)上。中国向来以民(min)为贵(gui)，社稷次之(zhi)。但中国要做民(min)主国，必(bi)须革除二弊，即(一)士(shi)大夫(fu)阶级(ji)之(zhi)观念。过去历史，士(shi)大夫(fu)襄皇帝治理天下，立法(fa)而不守法(fa)。(二)革除黄老观念，见(jian)义勇为，不要取袖手旁观、明哲保(bao)身态度。讲一小时后讨论至九点散。”（《竺可桢(zhen)全集》9，196）

相隔不过几天，汤(tang)元吉(ji)还邀(yao)请了吴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po)为有趣。

1944年秋，吴宓赴成都讲学，途中往遵义浙(zhe)江大学处(chu)住了半月。9月20日，吴宓接到费巩当月8日发来之(zhi)函(han)，“拟介绍资委会(hui)酒精厂长汤(tang)元吉(ji)自用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据吴宓后来所记，他是坐花(hua)纱布车行之(zhi)车赴重庆的，并没有用上酒精厂的车。

9月23日早上，吴宓从昆明出发，“候至8:30车行，共三军(jun)车，均酒精车，一往独(du)山，二往重庆。”在贵(gui)阳停留几天之(zhi)后，吴宓在浙(zhe)大张君(jun)川副教授的陪同下，于30日来到遵义，住在石家堡(bao)新五号郭斌龢家。

10月2日上午(wu)，竺可桢(zhen)到郭家拜访吴宓。竺觉得与吴“已(yi)五六年不相见(jian)，亦颓然一老翁矣(yi)”。（《竺可桢(zhen)全集》9，193）

10月3日晚上，《思(si)想与时代》编(bian)辑部出面邀(yao)请吴宓在乐(le)露春饭店晚宴(yan)，竺可桢(zhen)也到场一聚，“到张君(jun)川、谢文通、田德望、费香曾、洽周、絜非、迪生、幼伟”等人。10月5日中午(wu)，王驾吾、费巩又邀(yao)请吴宓家宴(yan)，汤(tang)元吉(ji)也在场陪同餐叙，并约吴宓至酒精厂演(yan)讲。

竺可桢(zhen)在遵义，摄于校长办公室前。

10月8日下午(wu)，吴宓由王驾吾、杨耀德等人陪同，坐车至酒精厂。汤(tang)元吉(ji)招待晚宴(yan)，并饮茅台酒。餐后，吴宓便在酒精厂之(zhi)俱乐(le)部讲《红楼梦(meng)》，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在汤(tang)元吉(ji)的带动下，酒精厂的文化学术活动亦有声(sheng)有色。

抗战(zhan)胜利之(zhi)后不久，竺可桢(zhen)赴重庆参加(jia)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hui)议及教育部审(shen)查(cha)委员会(hui)会(hui)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桢(zhen)与内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得知资委会(hui)下属的18家酒精厂已(yi)停掉7家，因为已(yi)经没有相关需求，最终将只保(bao)留3家。

10月1日，竺可桢(zhen)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访汤(tang)元吉(ji)，汤(tang)正好出门不在家。竺可桢(zhen)从汤(tang)的夫(fu)人口中获知汤(tang)元吉(ji)已(yi)经离开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台湾，参加(jia)接收工业部门的工作(zuo)。

日本(ben)刚投(tou)降，国民(min)政府便开始拟订接收台湾的工作(zuo)。1945年9月，国民(min)政府成立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处(chu)，由资源委员会(hui)工业处(chu)处(chu)长包可永担任特派员。办公处(chu)下设(she)糖业、机电、冶化、轻工业、矿业5组，汤(tang)元吉(ji)担任冶化组长。

1946年，资委会(hui)与台湾省政府签订合作(zuo)大纲，共同经营七家企(qi)业，其中汤(tang)元吉(ji)出任台湾肥料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汤(tang)元吉(ji)之(zhi)后长期(qi)留在台湾工作(zuo)，直到过世(shi)，不过在1949年前曾回到杭州几次，与竺可桢(zhen)也有相聚。

其他替(ti)代性燃(ran)料

1940年10月6日，竺可桢(zhen)“遇邦华太(tai)太(tai)，杨守珍(zhen)、华寿年乘木(mu)炭(tan)〔车〕赴遵义，每开需木(mu)炭(tan)百斤，约价十(shi)二元(前月只六元)，而汽油八(ba)加(jia)仑之(zhi)价(@28)二百二十(shi)四元，相差十(shi)七八(ba)倍(bei)也。”

这里所说的木(mu)炭(tan)车，也叫木(mu)柴车或煤气(qi)车，也就(jiu)是在车辆上装(zhuang)一个煤气(qi)发生炉，将木(mu)炭(tan)等固(gu)体燃(ran)料烧成煤气(qi)，注入(ru)气(qi)缸进行燃(ran)烧。

根据翁文灏的记录，1938年6月和7月，广西(xi)对33辆煤气(qi)车进行了试(shi)验，结论是可以节(jie)省大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节(jie)省60%左右(you)。国民(min)政府在战(zhan)时相当提(ti)倡这种节(jie)约燃(ran)油的做法(fa)，1941年贵(gui)州企(qi)业公司成立“中国煤气(qi)车营运公司”从事运输业务，也是响应这一号召。

1941年7月7日，竺可桢(zhen)一行从遵义赴湄潭，坐的便是贵(gui)州企(qi)业公司的木(mu)炭(tan)车。他记叙道，“八(ba)点一刻车自站开出，木(mu)柴车发动时稍慢，但亦不过〔数(shu)〕分钟而已(yi)，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两吨半车，每公里用炭(tan)三斤，约三角钱，较(jiao)之(zhi)汽油车仅十(shi)之(zhi)一而已(yi)。”

木(mu)炭(tan)车费用虽省，但行驶速度较(jiao)缓，遵义到湄潭不过五六十(shi)千米的里程，竺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20日晚，竺可桢(zhen)之(zhi)女竺梅从重庆回到遵义，“知前日动身乘木(mu)炭(tan)车，第一日宿綦江，第二日松坎，迄今日七点始抵此云。”这段不到300千米的路程费了三天时间(jian)，其动力可想而知。纯就(jiu)性能而言，木(mu)炭(tan)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基于政府的强力支持，在抗战(zhan)时期(qi)的公共运输方面，木(mu)炭(tan)车仍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尤其是1942年3月战(zhan)时运输局通令(ling)，只准使用木(mu)炭(tan)燃(ran)料，对汽油、酒精或代汽油一律彻底管制。

据统(tong)计，在湖(hu)南省公路局系统(tong)营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mu)炭(tan)煤气(qi)汽车所占比例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xi)北公路局也成功改装(zhuang)第一辆木(mu)炭(tan)车。到了1940年，行驶在西(xi)北公路上的木(mu)炭(tan)车有60余(yu)辆，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战(zhan)后期(qi)，西(xi)南西(xi)北地区的木(mu)炭(tan)车已(yi)经占到全部行驶车辆的35%。

木(mu)炭(tan)车之(zhi)外，中国的研究(jiu)机构与运输部门也一直在考虑以植物油代替(ti)柴油的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员会(hui)公路处(chu)、江南汽车公司、中央大学工学院等机构共同进行了棉籽(zi)油柴油混合燃(ran)料的试(shi)车实(shi)验，用30%棉籽(zi)油和70%柴油相混合，基本(ben)实(shi)现替(ti)代柴油的功能。

中央工业试(shi)验所的另一个研究(jiu)方向是对植物油（包括桐油）进行分解，从而提(ti)炼汽油，或制造煤油。而在抗战(zhan)时期(qi)，一个颇(po)引人瞩目的发明则是直接以桐油作(zuo)为燃(ran)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南京成立，计划与德国本(ben)茨（奔驰(chi)）公司合作(zuo)，在湖(hu)南株(zhu)洲设(she)立总厂，并由曾养(yang)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秋，株(zhu)洲厂生产(chan)装(zhuang)配出了第一批柴油卡(ka)车，之(zhi)后设(she)备转移到广西(xi)桂林，并在重庆设(she)立华西(xi)分厂。

1940年２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桂林厂成功制造出第一辆桐油汽车。同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张世(shi)纲驾驶桐油燃(ran)料车从桂林厂出发，到重庆参加(jia)表演(yan)。据言，该车“载货两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全使用桐油，机器方面沿途概未发生丝毫障碍，速度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gui)阳至海棠溪（全程近400千米），仅须15小时，爬山越岭，比较(jiao)汽车似觉稍缓，但能力颇(po)好，各个山坡均得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hui)在贵(gui)州举办联合年会(hui)。会(hui)议结束后，年会(hui)参会(hui)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浙(zhe)江大学处(chu)共进午(wu)餐，并参观了遵义酒精厂与大兴(xing)面粉厂（贵(gui)州企(qi)业公司投(tou)资的面粉厂）。

10月30日，浙(zhe)大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zhen)处(chu)，谈及此次机械工程学会(hui)论文中，以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盖酒精代汽油嫌力不足，温度低(di)，木(mu)炭(tan)车费用四倍(bei)于桐油，且原料不够。惟桐油随处(chu)皆有之(zhi)，且价只汽油十(shi)之(zhi)一而已(yi)。惟桐油不能接触空气(qi)，因其易于氧化而凝结，故必(bi)须置于air tight气(qi)密之(zhi)筒中，且因其挥发点高而滞(zhi)重，故须加(jia)热始能用云”。

由于未见(jian)此次学会(hui)的论文集，无法(fa)确定(ding)王仁东所指的究(jiu)竟是哪篇论文，不过很可能便是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于桐油汽车优点的摘要报告，其中估计道，中国的桐油年产(chan)量大约为3000万加(jia)仑，可抵5000万加(jia)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量。难怪王仁东对此兴(xing)奋不已(yi)。

但从实(shi)际情况来看，直到抗战(zhan)结束，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也并没有能够批量生产(chan)桐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战(zhan)时期(qi)燃(ran)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