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nian)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zhi)一。豪是时任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他们共同成就了(le)这座城市，使之(zhi)被誉为改革年(nian)代的明(ming)星城市。1925年(nian)，豪出版了(le)一本著作《一个(ge)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miao)述了(le)内战后(hou)几十年(nian)里他作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xie)起。在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经济的——都是常态。再写(xie)到巴尔的摩、克利夫兰和纽约，他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最后(hou)是第一次世(shi)界大战和战后(hou)的红色恐慌期间政府的镇压行动带给(gei)他的幻灭感。在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li)想之(zhi)间挣扎，豪摸(mo)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shi)纪末二十世(shi)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xing)特征。而《一个(ge)改革者的自白》反(fan)映了(le)豪对老(lao)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ge)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she)会的失望。但他判断(duan)，改革将不(bu)断(duan)重新开启。

在《一个(ge)改革者的自白》出版三(san)十年(nian)之(zhi)后(hou)，美国历史学家理(li)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biao)了(le)《改革年(nian)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jian)称《改革年(nian)代》）。该书(shu)自出版以来备(bei)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要问(wen)题上的看(kan)法过去(qu)是、现在仍(reng)然是正确(que)的。批评者则(ze)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fan)犹(you)太主义和阴谋论的指控(kong)，也不(bu)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无论怎(zen)样(yang)，《改革年(nian)代》向人们展示了(le)一段复杂(za)的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杂(za)性“是我们对过去(qu)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的时代，霍夫施塔特表(biao)现出温和的现时主义。他在《改革年(nian)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到1890年(nian)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kan)成一个(ge)主要以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bao)守主义为主题的时期，以此类推(tui)，刚(gang)刚(gang)过去(qu)的这个(ge)时代，即大致从1890年(nian)代起，至第二次世(shi)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则(ze)可视(shi)为一个(ge)改革的时代。“刚(gang)刚(gang)过去(qu)的这个(ge)时代”的说法表(biao)明(ming)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改革年(nian)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duan)。改革的洪潮，尽(jin)管在1890年(nian)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nian)代也曾短(duan)暂地消退(tui)，却为二十世(shi)纪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le)基(ji)调。霍夫斯塔特将过去(qu)六十五年(nian)里的改革运动分为三(san)个(ge)阶段，其中两个(ge)阶段几乎是前后(hou)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fan)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biao)现是1890年(nian)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nian)布赖恩的总统竞(jing)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nian)；最后(hou)是“新政”，其最具活(huo)力的阶段集中在1930年(nian)代的几年(nian)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ming)确(que)表(biao)明(ming)，写(xie)作这本书(shu)的目的，并(bing)不(bu)是要把1890年(nian)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动那些熟(shu)悉(xi)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霍夫施塔特也非常清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度聚焦于当下，而丧失了(le)对历史真(zhen)实性的确(que)切认知(zhi)”。毫无疑问(wen)，《改革年(nian)代》充(chong)斥着作者对现时政治的担忧。他在1960年(nian)的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zhi)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了(le)当代问(wen)题的研究。”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nian)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duan)。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不(bu)断(duan)被提出。这一点与豪的想法不(bu)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yang)，在战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bu)公平，促进社(she)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shi)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步主义”，霍夫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nian)以后(hou)那种随处可见的、倾(qing)向于针砭时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fan)的心理(li)冲动；到了(le)这一时期，农民抗议(yi)这条(tiao)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he)，而强烈要求社(she)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ze)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le)这条(tiao)大河(he)的水量，并(bing)且改变了(le)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bu)是一个(ge)共识的学说；相反(fan)，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ge)由(you)大企业和大城市主导(dao)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样(yang)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fan)的市政权力的运动，削弱垄断(duan)公司(si)对州立法机构的控(kong)制。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kong)制或公有制，推(tui)动政治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求妇(fu)女选举权，扩大政府监管企业的权力，以及通过社(she)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ge)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一度存在，只是已经为大公司(si)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li)念的同时，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le)。改革的冲动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去(qu)社(she)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zhen)，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li)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jie)示，是关于社(she)会地位的认知(zhi)而不(bu)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xing)的人群变成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bing)不(bu)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十九世(shi)纪的最后(hou)十年(nian)和二十世(shi)纪初。简(jian)言之(zhi)，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dao)了(le)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代苦难并(bing)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you)于社(she)会威(wei)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le)变化。回到1870年(nian)前后(hou)，那时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wei)望和影响力，在很多小地方(fang)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ge)地方(fang)性名望还颇具分量的年(nian)代，小店主、制造业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fang)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hou)得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she)会发生重大变革之(zhi)时，大部分知(zhi)识分子(zi)、专门(men)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kan)清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biao)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fang)。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要大。无疑，这些知(zhi)识分子(zi)和专门(men)职业者之(zhi)所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yang)的，然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shen)发生的显著变化，社(she)会的日益复杂(za)化，以及地位革命给(gei)他们的社(she)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kan)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ming)：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zhi)加哥(ge)、纽约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表(biao)明(ming)，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bei)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ji)本利益受到威(wei)胁，他们会退(tui)缩并(bing)变得敌(di)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fan)托拉斯运动时也指出，毫无疑问(wen)，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fan)托拉斯运动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bu)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yang)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le)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收获(huo)了(le)微末的成果。

应该说十九世(shi)纪末二十世(shi)纪初的改革本身(shen)就充(chong)满矛盾，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hou)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去(qu)、写(xie)进党的纲领。或许是改革时代本身(shen)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zhi)王”，从他在《改革年(nian)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li)。批评者不(bu)满于他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弃，但与其说是摒弃，毋宁(ning)说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早(zao)期改革成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zhen)年(nian)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zhen)年(nian)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bing)不(bu)看(kan)好这些政治改革目标。在评价西奥多·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biao)了(le)这样(yang)一种类型(xing)的进步主义领导(dao)者，他们真(zhen)实的内心冲突(tu)是高度保(bao)守主义的，如果不(bu)是因为有必要在建立社(she)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wei)胁性的激进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bu)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ming)进步派本身(shen)的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lao)罗斯福时代的典型(xing)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社(she)会主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互(hu)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you)于他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比较(jiao)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le)“社(she)会情绪的检验方(fang)式之(zhi)一……无论社(she)会中生活(huo)安逸(yi)的人们在心理(li)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权威(wei)和成就，还是更加牵挂(gua)那些不(bu)幸者的需求和苦难。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步派的宣传鼓动，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she)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夫施塔特反(fan)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bu)住(zhu)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shen)上。霍夫施塔特分析了(le)所有的专门(men)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shen)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fang)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bing)从中获(huo)益，另一方(fang)面，在人身(shen)关系上，他们又与之(zhi)保(bao)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dao)群体的构成，都产生了(le)深远影响。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ge)的法律顾(gu)问(wen)，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bu)少律师是由(you)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了(le)那种广泛(fan)存在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bu)是社(she)会结构的剧烈变革，而毋宁(ning)是形成一个(ge)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dao)向变革，并(bing)且是导(dao)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biao)述，这个(ge)领导(dao)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zhi)间保(bao)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bei)着对任何一方(fang)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yi)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bao)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za)性，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nian)代》的前言中阐明(ming)了(le)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zhi)下，产生了(le)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lun)理(li)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了(le)它们的性质及相互(hu)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ji)-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huo)的基(ji)础之(zhi)上，主张并(bing)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伦(lun)理(li)认为，跟从前相比，政治生活(huo)在满足个(ge)人需求之(zhi)余，更应该超越个(ge)人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ze)与抽象规律；这套伦(lun)理(li)也表(biao)达(da)了(le)一种普遍的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ge)人生活(huo)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huo)也应当致力于个(ge)人品格(ge)的磨(mo)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ze)以移民的欧(ou)洲背景为基(ji)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行动不(bu)甚熟(shu)悉(xi)，对于等级和权威(wei)却相对熟(shu)悉(xi)，由(you)于背井离乡的身(shen)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lun)理(li)认为个(ge)人的政治生活(huo)理(li)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求，基(ji)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ze)，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huo)，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zhi)上。对立的双方(fang)中，一方(fang)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she)会改革领导(dao)者，另一方(fang)则(ze)包括大佬、职业政客(ke)和移民大众。因之(zhi)，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she)会各阶层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chong)满矛盾甚至相悖(bei)的改革议(yi)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pian)爱。他说改革派的整套传统反(fan)映的是这样(yang)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ji)础在于一个(ge)本质上是健康的社(she)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bing)不(bu)在于如何能让一个(ge)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问(wen)题，而是在一个(ge)合理(li)的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ge)经济体恢复繁荣，归(gui)根结底是一个(ge)组织问(wen)题。在“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施塔特揭(jie)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唤醒(xing)道德情绪，谴责不(bu)公，将整个(ge)社(she)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qu)抗拒那些不(bu)能容忍的恶行。而保(bao)守派更倾(qing)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ji)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zhi)间形成鲜明(ming)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xie)道：自由(you)派捍卫大公司(si)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ming)，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fan)垄断(duan)情绪，如今已不(bu)再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wei)尔逊代表(biao)的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huo)理(li)解为一个(ge)展现各自品格(ge)的领域(yu)；现代自由(you)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ge)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yu)。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a)诺德是二战前最具创造力的政治知(zhi)识分子(zi)，但他认为从阿(a)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kan)，阿(a)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zhi)间已经有了(le)相当的距离。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ge)、良知(zhi)、灵魂(hun)、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a)诺德书(shu)中的关键词，则(ze)是需求、组织、人道主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qi)、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dao)力等。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与知(zhi)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ge)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后(hou)者揭(jie)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shu)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虽然造成了(le)主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huo)得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bing)非出自一意孤(gu)行，而毋宁(ning)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去(qu)。”（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miao)绘了(le)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shi)纪九十年(nian)代和二十世(shi)纪三(san)十年(nian)代及六十年(nian)代显然有不(bu)同的剧本，也不(bu)会如霍夫施塔特说出“刚(gang)刚(gang)过去(qu)的这个(ge)时代”那般(ban)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shi)纪六十年(nian)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念——过时的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bu)公正的堡垒将让位于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若干年(nian)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去(qu)和现在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qu)。即使我们望着那个(ge)渐行渐远的改革年(nian)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信世(shi)界历史上某个(ge)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zhen)实的同情，尽(jin)管他们的生活(huo)境遇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zhen)正地回去(qu)那个(ge)世(shi)界里生活(huo)，真(zhen)切地去(qu)体会那个(ge)世(shi)界的人们所珍惜的那份希望，去(qu)欣(xin)赏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zhen)，今天的我们已经办不(bu)到了(le)。

（注：文中未标明(ming)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li)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nian)代》，王禹译，商务印书(shu)馆2023年(nian)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