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前美国那(na)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pang)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hao)便是其中之一。豪(hao)是时任克利夫(fu)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他们共同成就了这座(zuo)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年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豪(hao)出版了一本著(zhu)作《一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xi)描述了内战(zhan)后几十年里他作为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zuo)美国小镇(zhen)写起。在那(na)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lun)是宗教、政治(zhi)还(hai)是经济的——都是常态。再(zai)写到巴尔的摩、克利夫(fu)兰和纽约，他在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代那(na)些波澜壮阔(kuo)的改革事业。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da)战(zhan)和战(zhan)后的红色(se)恐慌期间政府的镇(zhen)压行动带(dai)给他的幻灭感。在政治(zhi)抱负和非政治(zhi)的公(gong)民团结(jie)理想之间挣(zheng)扎，豪(hao)摸索(suo)都市政治(zhi)的道路(lu)带(dai)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jie)级公(gong)民改革的典型(xing)特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hao)对老派、清(qing)教、中产阶(jie)级的美国及(ji)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出版三十年之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fu)施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布(bu)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改革年代》）。该书自出版以来备受(shou)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夫(fu)施塔特关于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过(guo)去是、现在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则关注霍夫(fu)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lun)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lun)。无论(lun)怎样，《改革年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guo)去的传(chuan)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fu)施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qu)，或提(ti)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的时代，霍夫(fu)施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主义。他在《改革年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zhan)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以工业化、大(da)陆扩张和政治(zhi)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期，以此(ci)类推，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代，即大(da)致从1890年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da)战(zhan)结(jie)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代。“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代”的说法表明霍夫(fu)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改革年代十分接近(jin)，甚至改革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尽(jin)管(guan)在1890年发生过(guo)大(da)规模的回涌，在1920年代也曾(ceng)短暂地消(xiao)退(tui)，却为二十世纪大(da)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治(zhi)奠定了基调。霍夫(fu)斯塔特将过(guo)去六十五年里的改革运动分为三个阶(jie)段，其中两个阶(jie)段几乎是前后接续的：首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布(bu)赖恩的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fu)盖时间约为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其最具活力(li)的阶(jie)段集中在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fu)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mu)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动那(na)些熟悉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代的角度(du)进行新的分析。霍夫(fu)施塔特也非常清(qing)楚，过(guo)于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于因过(guo)度(du)聚焦(jiao)于当下，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斥(chi)着作者对现时政治(zhi)的担忧。他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ceng)说：“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qiu)不断被提(ti)出。这一点(dian)与豪(hao)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hao)与进步时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在战(zhan)前认为思(si)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da)，运用智识(shi)传(chuan)统可以结(jie)束不公(gong)平，促进社会福祉。霍夫(fu)施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si)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步主义”，霍夫(fu)施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na)种随(sui)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bian)时弊和厉行变(bian)革的更为广(guang)泛的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这条(tiao)小溪流已变(bian)成波澜壮阔(kuo)的大(da)河，而强烈要求(qiu)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jie)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zeng)加了这条(tiao)大(da)河的水量，并且改变(bian)了它的流向。作为一种改革思(si)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shi)的学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da)企(qi)业和大(da)城市主导(dao)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shi)的一系列多样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求(qiu)诚实、高效和更广(guang)泛的市政权力(li)的运动，削弱垄断公(gong)司对州(zhou)立法机构的控制。加强公(gong)用事业的公(gong)共控制或公(gong)有制，推动政治(zhi)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求(qiu)妇(fu)女选举权，扩大(da)政府监管(guan)企(qi)业的权力(li)，以及(ji)通(tong)过(guo)社会福利立法等(deng)。这场运动的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zhi)民主，人们普(pu)遍相信这些东西在美国曾(ceng)一度(du)存在，只是已经为大(da)公(gong)司和腐(fu)败的政治(zhi)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也要寻回某种道德感和公(gong)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动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mu)标是找回业已存在美国过(guo)去社会中的那(na)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shi)传(chuan)统要大(da)于利益追求(qiu)。

理查德·霍夫(fu)施塔特

霍夫(fu)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na)些广(guang)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xing)的人群变(bian)成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bian)动的受(shou)害者，这一变(bian)动就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yan)之，在相当大(da)的程度(du)上领导(dao)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shou)的时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权力(li)的分配(pei)模式(shi)发生了变(bian)化。回到1870年前后，那(na)时财富、地位和权力(li)在美国的分布(bu)还(hai)相当分散，中等(deng)收入的人也足(zu)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ying)响力(li)，在很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pu)遍。在那(na)个地方性名望还(hai)颇具分量的年代，小店主、制造业主、杰(jie)出的律师(shi)、编辑和牧师(shi)，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夫(fu)施塔特最后得出结(jie)论(lun)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da)变(bian)革之时，大(da)部分知识(shi)分子、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jie)层(ceng)，总能看清(qing)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na)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jie)层(ceng)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hai)要大(da)。无疑，这些知识(shi)分子和专门职业者之所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jie)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zhu)变(bian)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ji)地位革命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dai)来的改变(bian)，也在影(ying)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利益比思(si)想或信息更强大(da)。克利夫(fu)兰、芝加哥、纽约等(deng)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jian)表明，虽然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投入时间、精力(li)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益受(shou)到威胁，他们会退(tui)缩并变(bian)得敌对。霍夫(fu)施塔特在评论(lun)反托(tuo)拉斯运动时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宣传(chuan)造势的强度(du)，反托(tuo)拉斯运动取得的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da)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guo)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改革时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dian)使得霍夫(fu)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两可之王”，从他在《改革年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批评者不满于他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弃，但与其说是摒弃，毋宁(ning)说是模棱两可、未予置评。譬如对于直接初选制、创(chuang)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deng)早期改革成就，霍夫(fu)施塔特认为这些目(mu)标的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na)种大(da)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fu)施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zhi)改革目(mu)标。在评价西奥(ao)多·罗斯福时，霍夫(fu)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xing)的进步主义领导(dao)者，他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du)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guo)程中抵(di)制那(na)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lu)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fu)施塔特又清(qing)楚地意识(shi)到，老罗斯福时代的典型(xing)进步派思(si)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社会主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互(hu)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他们的半无产阶(jie)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shou)了“社会情绪的检(jian)验方式(shi)之一……无论(lun)社会中生活安逸(yi)的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na)些成功人士的权威和成就，还(hai)是更加牵挂那(na)些不幸者的需求(qiu)和苦难。相当大(da)的程度(du)上，正是进步派的宣传(chuan)鼓动，使得人们的同情心在社会层(ceng)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mu)标也是一致的，对霍夫(fu)施塔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zhu)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革者身上。霍夫(fu)施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shi)行业，他认为很多律师(shi)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义思(si)想的塑造，以及(ji)进步主义领导(dao)群体的构成，都产生了深远影(ying)响。很多律师(shi)参与进步主义政治(zhi)，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tuo)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shi)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变(bian)迁中，感受(shou)到了那(na)种广(guang)泛存在的改革诉求(qiu)的冲击力(li)。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mu)标不是社会结(jie)构的剧烈变(bian)革，而毋宁(ning)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ying)群体，这批精英(ying)将把民间的冲动导(dao)向变(bian)革，并且是导(dao)向一系列适(shi)度(du)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布(bu)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dao)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sui)时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guo)度(du)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jie)级的分化，及(ji)至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fu)施塔特在《改革年代》的前言(yan)中阐(chan)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qiu)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zhi)伦理体系。霍夫(fu)施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ji)相互(hu)影(ying)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zhi)传(chuan)统，以及(ji)中产阶(jie)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qiu)公(gong)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gong)共事务；这套(tao)伦理认为，跟从前相比，政治(zhi)生活在满足(zu)个人需求(qiu)之余，更应该超越个人需求(qiu)，在更高的程度(du)上符(fu)合普(pu)遍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tao)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pu)遍的感受(shou)，即认为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li)敦促个人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li)于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另一套(tao)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jing)为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zhi)行动不甚熟悉，对于等(deng)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背井(jing)离乡的身份(fen)，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qiu)；这套(tao)伦理认为个人的政治(zhi)生活理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求(qiu)，基本上将政治(zhi)和公(gong)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da)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zhi)生活，便主要建立在这套(tao)价值(zhi)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社会改革领导(dao)者，另一方则包括大(da)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da)众。因之，对霍夫(fu)施塔特而言(yan)，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jie)层(ceng)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fu)施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zhi)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chuan)统价值(zhi)观念却有着隐(yin)秘(mi)的偏爱。他说改革派的整套(tao)传(chuan)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jian)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于如何能让(rang)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dai)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一个合理的运行秩序中，促进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hui)复繁荣，归根结(jie)底(di)是一个组织问题。在“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fu)施塔特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唤醒(xing)道德情绪，谴责不公(gong)，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na)些不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du)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du)等(deng)基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jie)级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ji)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霍夫(fu)施塔特在此(ci)写道：自由派捍卫大(da)公(gong)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jing)象说明，曾(ceng)如此(ci)长久地居(ju)于进步主义思(si)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zai)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bu)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na)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jie)果的领域。最值(zhi)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zhuan)变(bian)。虽然霍夫(fu)施塔特认为瑟(se)曼·阿诺德是二战(zhan)前最具创(chuang)造力(li)的政治(zhi)知识(shi)分子，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术语(yu)来看，阿诺德的价值(zhi)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典价值(zhi)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ju)离。霍夫(fu)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gong)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suo)阿诺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求(qiu)、组织、人道主义、结(jie)果、技(ji)术、制度(du)、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ji)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dao)力(li)等(deng)。前者令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道德与知识(shi)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chuan)统。后者揭示的价值(zhi)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qiu)当中创(chuang)生出来的。

霍夫(fu)施塔特在他所著(zhu)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shi)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但通(tong)过(guo)智识(shi)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见解的主要途径——错误和曲(qu)解并非出自一意孤(gu)行，而毋宁(ning)是拉帮结(jie)派的结(jie)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dai)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过(guo)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fu)施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zhi)的关切描绘了承受(shou)着地位焦(jiao)虑(lu)的那(na)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yan)，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ji)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fu)施塔特说出“刚刚过(guo)去的这个时代”那(na)般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念——过(guo)时的思(si)想和政策将被新思(si)维取代的时刻(ke)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gong)正的堡垒将让(rang)位于对创(chuang)新和更大(da)平等(deng)的要求(qiu)。无论(lun)如何，在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qiu)都会在立法和制度(du)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guo)去和现在混为一谈，那(na)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na)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tan)。化用霍夫(fu)施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jie)段曾(ceng)是黄金时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fen)真实的同情，尽(jin)管(guan)他们的生活境遇(yu)要比我们好得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na)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na)个世界的人们所珍惜(xi)的那(na)份(fen)希望，去欣赏他们那(na)份(fen)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fu)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guan)2023年版；英(ying)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