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重木

“性”成为个体的核心属性

就如卡(ka)普兰/易洛思于(yu)书中开宗明(ming)义所指(zhi)出的，“性总是(shi)处在‘社会(hui)之中’，并会(hui)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hui)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从(cong)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zhi)的意志”到托马斯·拉克尔的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中文版译作《身(shen)体与性属》），西(xi)方现代“性”（sexuality）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shi)：性并非如传统中所认为的仅仅是(shi)身(shen)体的某种(zhong)生物属性（sex），而实(shi)则一直都(dou)是(shi)文化与制度性的产物。在拉奎尔看来，现代人们把生物学作为性/别特征(zheng)的起源点这一观念本身(shen)实(shi)则是(shi)19世纪晚期产物。在西(xi)方历史上，人们对性的理解总是(shi)建立在“身(shen)体与文化的关系”上，是(shi)一系列外部的各(ge)种(zhong)文化规定(ding)——拉奎尔指(zhi)出，主要是(shi)通过各(ge)种(zhong)二元对子，如父权/母权、男性/女性、男人/女人、文化/自然(ran)、阳刚/阴柔等——“被置(zhi)于(yu)一个本身(shen)并没有明(ming)确标出这些区别的身(shen)体之中”，而“性”的“秩(zhi)序和等级被从(cong)外部强加在它的上面(mian)”。因此，拉奎尔得出了一个在现代性知(zhi)识/观念看来是(shi)匪夷(yi)所思的结论(lun)，即“从(cong)历史方面(mian)来看，性属（gender）的区分先于(yu)性别（sex）的区分。”

《何谓“性资本”》，作者: [以] 达娜·卡(ka)普兰 / [法] 伊娃·易洛思，译者:汪丽，版本:后浪｜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月。

Sex与Gender的区分与关系既是(shi)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guo)性别研究的重大(da)贡(gong)献，但同时也为此留下了让人头(tou)疼(teng)的问题。首先，这一新(xin)的二元对子在很(hen)大(da)程度上继承了传统西(xi)方二元论(lun)的典型特征(zheng)，如彼此依赖但不对等；但另一方面(mian)它也由此造成了一种(zhong)往往极(ji)具迷惑(huo)性的惯性理解，即把sex看作是(shi)生物学与解剖学上的特征(zheng)，而gender则是(shi)围绕其上而建立起的庞大(da)但却无形的性别制度（我们也可以从(cong)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翻译上看出一种(zhong)典型的二元论(lun)，即生物性别与社会(hui)性别）。因此，sex被看作是(shi)gender的某种(zhong)前提与基础，而最终再次落入了拉奎尔在西(xi)方历史上所发现的种(zhong)种(zhong)文化“惯习”（habitus），最典型的便是(shi)二元论(lun)模式的延续，尤其是(shi)“生物/自然(ran)与文化”在现代“性”知(zhi)识论(lun)中的核心地位。

而这也恰恰是(shi)福柯以及其后朱(zhu)迪斯·巴特勒在其《性别麻(ma)烦》中主要针对的问题，即——我们借用(yong)拉奎尔的说法——“到了大(da)约1800年的时候，各(ge)种(zhong)各(ge)样(yang)的作者都(dou)决定(ding)把他们所坚持的男性和女性之间(jian)，即男人和女人之间(jian)的基本差异建立在可以发现的生物学区分上”。生物学上“男性”与“女性”的发现直接决定(ding)了其在文化与社会(hui)场域中的显现，即男人与女人。所以，这里的性/别差异（gender）被认为是(shi)建立在各(ge)种(zhong)“硬科学”上，尤其伴随着(zhe)科学主义在19世纪逐渐占据认识论(lun)/知(zhi)识论(lun)的霸(ba)权地位，生物学、生理学与解剖学成为认识“人”这一物种(zhong)之“真理”的首选(xuan)工具。而也恰恰是(shi)在这里，福柯所谓的“人的科学”开始诞生且迅速建制化，而在其中发展出的一门新(xin)科学便是(shi)性学（sexology），而其主要工作便是(shi)探索人类个体的“性真相”。

电影版《欲(yu)望都(dou)市》剧照。

伴随着(zhe)“sex”成为人类主体性真相的主要集聚地，对其的探索也逐渐为性别差异的“科学性”奠定(ding)了基础，即男/女两性不仅仅只是(shi)性别（sex）不同，就连“在肉体和灵魂的各(ge)个可以感受到的方面(mian)、在物质和道(dao)德的每一个方面(mian)，他们都(dou)有差异”，因此，“对于(yu)医(yi)生或(huo)者博物学家来讲，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是(shi)‘一系列的对立和对比’。”（拉奎尔）男人与女人不再仅仅是(shi)身(shen)体形象在程度上的差异，如今他/她们显现出了一种(zhong)种(zhong)类上的绝对差异，即生物学上的同种(zhong)二形，而决定(ding)这一差异的恰恰是(shi)其自然(ran)/生物本质。

巴特勒在《性别麻(ma)烦》中对“sex/gender”这一区分以及由此所建构的现代性/别认识论(lun)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pan)。在她看来，无论(lun)是(shi)这一二元对子还是(shi)sex/gender的区分，本身(shen)就是(shi)特定(ding)文化与话语的产物，尤其是(shi)这一看似有着(zhe)生物属性的“sex”，实(shi)则也在话语的场域中被语言化（即意义化），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对其进行谈论(lun)。它实(shi)则是(shi)gender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产物，即通过回(hui)溯性地预设与建构一种(zhong)关于(yu)起源的理想而获得了自身(shen)得以不断展演(yan)与诠释的合法性。从(cong)人类个体在诞生的那一刻，具有话语（不能忽视话语本身(shen)的建构性/对象化力量）权威的医(yi)生（或(huo)其他接生员）就已(yi)经为我们规定(ding)了一种(zhong)性/别，而sex和gender在这一刻同时产生并同时运作。

这也就是(shi)福柯在其《性经验史·认知(zhi)的意志》中所发现的，性（态）（sexuality）的出现与现代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息息相关。区别于(yu)传统封建社会(hui)中严格(ge)的等级制，即通过一系列外部的“名”与“位”对个体进行三六九等的详细规定(ding)与规范(fan)，伴随着(zhe)启蒙运动而开启的现代社会(hui)一个最核心的工作便是(shi)对从(cong)各(ge)种(zhong)大(da)小共同体中剥(bao)落的个体进行主体化。而就如查尔斯·泰勒在其《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所指(zhi)出的，现代个体之所以能够(gou)仅凭自身(shen)存在于(yu)世，一方面(mian)与其被逐渐认为是(shi)一种(zhong)理性的存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mian)则与其“内在性”的发现有关。所谓“内在性”的发现，指(zhi)的便是(shi)个体被认为是(shi)一种(zhong)具有内在心灵/灵魂深(shen)度的存在，其感知(zhi)、情感和欲(yu)望都(dou)为其赋予了一种(zhong)自主与独立的合法性，我们或(huo)许可以称其为“有情主体”。而也恰恰是(shi)在这里，它遭遇了19世纪末诞生于(yu)德国(guo)的性科学。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作者: (加) 查尔斯·泰勒，译者:韩(han)震，版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卡(ka)普兰/易洛思对此进行了精简的概括，即现代的性（sexuality）呈(cheng)现双线进程特征(zheng)：“一方面(mian)，性在科学知(zhi)识体系中被日益理性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mian)，性变成了一种(zhong)个人属性、一种(zhong)身(shen)份，也因此成为个人的、私密的财产，成为构成个体核心身(shen)份的一个方面(mian)。”然(ran)而，这两方面(mian)并非独立发展的，而是(shi)彼此依赖且不断结构化，最终使其逐渐“自主化”。而性在现代的这一双线进程，最终不仅建构了性别差异的“有性主体”，而且也为其合法化提供了某种(zhong)本质的保障，即“性”成为个体的核心属性，成为“我之所以是(shi)我”的重要构件。由此开启了其后对于(yu)个体性权利(li)与性自由的争取。

“性”从(cong)来不是(shi)私人的

正是(shi)诞生自19世纪末具有性别差异的“有性主体”的建构——其核心在于(yu)“性-个体内在性-主体性-自我”的一系列关联——而使得现代主体对于(yu)自我及其身(shen)份的理解开始不断地“性化”（sexed），并由此建构了一套完善的性别制度，而其主要特征(zheng)便是(shi)“异性”（hetero）的。

在芮塔·菲尔斯基的《现代性的性别》中，她便指(zhi)出男女两性在现代性别制度中被建构以及赋予其性态（sexuality）的方式并不相同。“女性不再象征(zheng)无分化的自然(ran)和无意识的欲(yu)望；相反(fan)，由于(yu)女性的地位由他者的凝视决定(ding)，她们在一定(ding)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识，而这恰恰是(shi)男性不具备的”，因为“现代式男性主体怀旧地抓住那个单一的、和谐的虚幻自我不放。”在卡(ka)普兰/易洛思的《何谓“性资本”》中，作者虽然(ran)意识到现代两性性别的差异（尤其在批判(pan)社会(hui)学家凯瑟琳(lin)·哈基姆的“情欲(yu)资本”（erotic capital）这一概念时），但却又不断地忽视这一差异对于(yu)现代两性“性资本”累积中的不同影响。最终她们再次落入传统窠臼(jiu)，即不由自主地把现代“有性主体”男性化，从(cong)而导致其在讨论(lun)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时，其所预设的性主体及其特征(zheng)中往往带有强烈的男性色彩。

《现代性的性别》，作者: [美] 芮塔·菲尔斯基，译者:陈(chen)琳(lin) /但汉松（校译），版本:南京大(da)学出版社·守望者2020年6月。

无论(lun)是(shi)我们上面(mian)所讨论(lun)的现代二元性别制度的建构，还是(shi)现代资本主义对于(yu)男/女两类“有性主体”不同形式的规训(xun)与剥(bao)削，它们的核心都(dou)建立在“性”上，或(huo)许这也就是(shi)为什么凯瑟琳(lin)·麦金农会(hui)把“性”（sex）看作是(shi)压(ya)迫女性的核心场域的原因。而这一权力与剥(bao)削形式本身(shen)也置(zhi)身(shen)于(yu)更加复(fu)杂的社会(hui)、政治与经济结构之中，因此“性”从(cong)来就不是(shi)“私人的”，而始终为各(ge)种(zhong)力量所形塑与攫取。

也正是(shi)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卡(ka)普兰/易洛思才能够(gou)把“性”看作是(shi)资本的一种(zhong)类型。由于(yu)“性”自始至终都(dou)是(shi)在特定(ding)的社会(hui)条件中被建构的，比如19世纪的科学认识论(lun)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hui)、家庭与爱情意识形态，因此它与资本主义社会(hui)中的其他不平等结构往往是(shi)平行且交织的，如性别制度、阶级与种(zhong)族等。所以，并非像卡(ka)普兰/易洛思所指(zhi)出的，这种(zhong)性的不平等形式“在新(xin)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下以种(zhong)种(zhong)方式被制度化”了，而是(shi)在其被建构之初，它就已(yi)经在不断地制度化了。因此才会(hui)出现她们其后所讨论(lun)的四种(zhong)不同类型的“性资本”。

电影《某种(zhong)物质》剧照。

“性资本”这一概念显然(ran)受到布尔迪厄等社会(hui)学家的影响，它指(zhi)的不再是(shi)古典的经济概念，而是(shi)对其包含的范(fan)围进行了扩展，从(cong)而使其核心意义转变为任何“有助于(yu)创造财富的资源”，如经济资源和社会(hui)资源。因此，“性资本”或(huo)可简单地概括为“以‘性’——不仅包括身(shen)体的性感（sexiness）和吸引力（attractiveness），也泛指(zhi)性体验和性表达的领(ling)域，即‘能够(gou)唤起我们性兴奋的一切’——作为一种(zhong)资源所创造、累积和投(tou)资而获得的资本”。它既是(shi)非经济领(ling)域的，但却又与之息息相关。

在卡(ka)普兰/易洛思看来，“性领(ling)域仍(reng)是(shi)社会(hui)和经济不平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被视作是(shi)“社会(hui)再生产与资本积累之间(jian)的矛盾的特定(ding)历史形态的表达”。由此，她们确立了四种(zhong)类型的性资本：

（一）默(mo)认的性资本：贞洁与家庭内部的性（chastity and domesticity）；

（二）作为身(shen)体的剩余价值的性资本；

（三）具身(shen)的（embodied）性资本；

（四）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

（一）默(mo)认的性资本：贞洁与家庭内部的性（chastity and domesticity）；

（二）作为身(shen)体的剩余价值的性资本；

（三）具身(shen)的（embodied）性资本；

（四）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

四种(zhong)类型的“性资本”

默(mo)认的性资本建立在盖尔·鲁宾(bin)所谓的“好/坏”性的区分上，而这一区分在空(kong)间(jian)上的表现即“家庭与街道(dao)”。前者的性往往是(shi)“好的”，它不仅意味着(zhe)某种(zhong)具体的形式——如家庭内部的、夫妻之间(jian)的或(huo)贞洁的（这三者其实(shi)是(shi)紧密相连）——而且也具有相应的道(dao)德价值；而这一规范(fan)往往具有针对性，它主要属于(yu)家庭内部的女性。因此，贞洁作为一种(zhong)被宗教父权制所赋予的资本，不仅“揭示了女性身(shen)体被男性标记并加以控制的方式”，而且其中“好”的道(dao)德价值还能够(gou)“转化为传统社会(hui)中由婚(hun)姻所表征(zheng)的经济资产的方式”，即女人的“性”越“好（贞洁）”，那么她们在婚(hun)姻市场中就能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这既是(shi)对女性的父权制家庭而言，也是(shi)对她们自身(shen)而言。所以恩格(ge)斯才会(hui)说资本主义制度化的“婚(hun)姻是(shi)合法的卖淫”，而这里也就涉及卡(ka)普兰/易洛思所确立的第二种(zhong)性资本，即它针对的是(shi)作为身(shen)体的剩余价值。

对于(yu)第二类性资本，卡(ka)普兰/易洛思的讨论(lun)十分简略。这一类型的性资本的核心是(shi)“将性感的身(shen)体转变为一种(zhong)商品”。除了典型的卖淫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恩格(ge)斯对资本主义婚(hun)姻制度中对妻子身(shen)体的商品化，并且这一商品化过程具有极(ji)强的连续性，即从(cong)对“好（贞洁）”的性的购买到家庭内部对其有性身(shen)体的再生产——家务劳动与生育——的投(tou)资，“性的货币化属性是(shi)直接而明(ming)确的”。而这也是(shi)资本主义通过“性”进行性别与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

电影《某种(zhong)物质》剧照。

第三类性资本与易洛思所谓的视觉资本主义（scopic capitalism）息息相关，即现代大(da)批产业通过从(cong)“性化的身(shen)体和性自我中榨取剩余价值”。性买卖（sex sell）的范(fan)围在现代开始迅速扩大(da)，不再仅仅局限于(yu)性产业，而开始在各(ge)类文化形象和文化产品中出现，同时也不断地渗入亲密关系之中。在这类性资本中，性接触不再是(shi)如传统性产业般可供交易，它成为性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像个体的性吸引力、性感和性技巧等不但成为现代个体需要不断实(shi)践和累积的性劳动，而且它也与个体对于(yu)自身(shen)处境的感觉和认知(zhi)息息相关。

卡(ka)普兰/易洛思认为具身(shen)的性资本“带有性别化、种(zhong)族化和阶级化特征(zheng)”，因此它往往会(hui)涉及不同性场域内十分具体而又复(fu)杂的性规范(fan)，如什么样(yang)的人是(shi)性感的？性吸引力主要有哪些表现？塑造这些具体“观念”的主要是(shi)复(fu)杂的社会(hui)力量，而它也再次暴露出性资本对于(yu)不同性别、阶级与种(zhong)族的个体而言是(shi)极(ji)具差异性的，并且即使是(shi)在同一种(zhong)族、阶级和性别之中，性资本的分配也是(shi)不均匀的。由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更加灵活地去看待这些概念，而不能把它们当作某种(zhong)僵化的规定(ding)，否则就会(hui)忽视具体的个体处境中更加复(fu)杂与幽微的东西(xi)。

具身(shen)的性资本在当下我们常见的社交媒体中普遍地存在，如小红书中发布的各(ge)类男女性感相片(pian)或(huo)是(shi)抖音直播里的各(ge)种(zhong)“擦边”行为。什么样(yang)的男女身(shen)体是(shi)性感的（sexy/hot），既取决于(yu)不同个体的具体处境所塑造出的认知(zhi)与欲(yu)望模式，同时它也遵循着(zhe)一种(zhong)主流的“性感”规范(fan)，否则我们就不会(hui)在其中看到如此多的相似性。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shi)，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与经济逻辑已(yi)经不仅仅如其早期那般依赖于(yu)普遍性，而是(shi)转向(xiang)了独异性（singularity），即一种(zhong)“独特的、手工艺的、量身(shen)定(ding)制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个体的形象（“人设”）、身(shen)份与生活方式等。而就如卡(ka)普兰/易洛思准确指(zhi)出的，“无论(lun)是(shi)在主体性还是(shi)在市场中，性都(dou)是(shi)制定(ding)和复(fu)制新(xin)的独异性社会(hui)逻辑的关键场所”，前者表现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起云涌且到如今已(yi)经逐渐本质化且僵化的身(shen)份政治（排斥(chi)与容(rong)纳模式），后者则表现为各(ge)种(zhong)性化商品、消费与娱乐模式的出现。标新(xin)立异不仅成为个体追求自我独异性的目标，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xin)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运作模式。至此，“个体的自由不仅已(yi)与市场自由相兼(jian)容(rong)，实(shi)际上也成了它的一种(zhong)延伸”，由此便出现了当代形式的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

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与第三类性资本具有相关性，虽然(ran)具身(shen)的性资本主要是(shi)在消费领(ling)域中获得的，且有互动性，但它“并不具有再生产性”。在这里，卡(ka)普兰/易洛思区分了“性感”（sexy）和“性体验”（sexual experience），前者往往具有一定(ding)的客观性，即它是(shi)建立在“集体的、阶级性的价值体系上”，因此总是(shi)面(mian)向(xiang)他人的；而“性体验”则是(shi)主体性的，是(shi)自我内在所固有的东西(xi)，具有持久(jiu)性且关乎自我修养。因此，“性感”和“性体验”是(shi)性资本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mian)，但却也不能忽视它们的关联性。在卡(ka)普兰/易洛思看来，“在新(xin)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能够(gou)提高个体就业竞争力的，不仅仅是(shi)性吸引力，还有个人化的性经验”。

电影《某种(zhong)物质》剧照。

具体而言，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主要与新(xin)自由主义所追求或(huo)形塑的理想主体——“理想品质，如自主、自尊和自我表达能力”——有关，而其核心便在于(yu)个体的“自我”。而这一积极(ji)“自我”的建构在当代越来越与个体的性体验相关，尤其是(shi)“利(li)用(yong)性体验中的独异性来构成自我，而这一自我与总体而言决定(ding)了个人社交能力和职场能力的一些技巧与属性是(shi)完全(quan)兼(jian)容(rong)的”。因此“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指(zhi)的是(shi)，“个人主体从(cong)他们自己的性品质、性能力和性经验中所获得的经济价值”，因此它实(shi)则上是(shi)人力资本的一种(zhong)变体。而至于(yu)个体能从(cong)自己（成功的）性体验获得了哪些具体的技巧、经验、能力与品质，卡(ka)普兰/易洛思只是(shi)笼统地指(zhi)出诸如“人们了解自己、培养自信和自尊、承担各(ge)类风险，以及最重要的通过自我主张和占据支配来经营人际关系的一般策略之中”；除此之外，在论(lun)及性与就业竞争力之间(jian)的可能性关联时，她们也指(zhi)出如下四种(zhong)：

（一）是(shi)“性会(hui)增强性主体的自尊心，而自尊心会(hui)增加自信心，从(cong)而提高人的能力”；

（二）性行为表达了某种(zhong)支配形式；

（三）“性能够(gou)锻炼(lian)社交能力，而后者在服务型经济中是(shi)一项必备技能”；

（四）美好的性生活会(hui)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一）是(shi)“性会(hui)增强性主体的自尊心，而自尊心会(hui)增加自信心，从(cong)而提高人的能力”；

（二）性行为表达了某种(zhong)支配形式；

（三）“性能够(gou)锻炼(lian)社交能力，而后者在服务型经济中是(shi)一项必备技能”；

（四）美好的性生活会(hui)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除此之外，卡(ka)普兰/易洛思把这一从(cong)性体验中塑造与获得的品质和能力看作是(shi)“中产阶级人士(shi)的”，而忽视了这些品质与能力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男性化”特质——如“更倾向(xiang)于(yu)从(cong)性生活中斩获自我赏识，并能更好地在职场中使用(yong)他们的性资本”。这一由“床上功夫好”到个体自信，再到于(yu)职场中的指(zhi)点江山，并非是(shi)当代中产阶级人士(shi)的“特权”，而是(shi)在现代资本主义、性别制度与职场制度中往往占据有利(li)位置(zhi)的男“有性主体”，从(cong)一开始就被不断形塑与赋予的特权，只是(shi)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处境中有着(zhe)不同的表现形式。

因此，卡(ka)普兰/易洛思在此着(zhe)重突出“阶级角度”反(fan)而会(hui)削足适履。因为就如她们自己所指(zhi)出的，性资本在性别、阶级与种(zhong)族等多重元素和结构中被建构，因此重要的是(shi)具体的处境，而非是(shi)根据外部规定(ding)性而划分的僵硬区域与主体合集，由此我们便会(hui)忽视相同集合内部的具体差异。

“私人的即商品的”

在《何谓“性资本”》的两位作者看来，在当代新(xin)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曾经作为个体主体性之“真理”，以及个体在私人领(ling)域中得以协调(diao)、体验和实(shi)践的“性”，在经济领(ling)域中发挥的作用(yong)越来越大(da)。“它们已(yi)经被客体化为展现生活方式的商品，可提高的能力和技巧，个人交流的方式，通往幸福的道(dao)路，甚至是(shi)拥有创造力、经验和可操演(yan)的独异性（performable singularity）的证明(ming)”。这一方面(mian)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正持续不断地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mian)面(mian)吸引到它的掌控之下有关，即“一切皆(jie)可商品化”，尤其是(shi)曾经被看作劳动、生产和消费主体的“人”，也开始被置(zhi)于(yu)商品化与市场之中，成为可交换的货物。

相比于(yu)早期对于(yu)人之劳动力的追求，当下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所追求的则是(shi)每个人的独异性，它不仅表现在我们的身(shen)体感受上，如体验、感受、情感与欲(yu)望，而且还与对其的操演(yan)息息相关，如选(xuan)择怎样(yang)的性别身(shen)份和形象、性向(xiang)和性偏好等，都(dou)在不断地把自己生产为一个“新(xin)的产品”。其目的便在于(yu)他人的点赞、评论(lun)和购买，其获得的回(hui)报(bao)既有快感的加倍(bei)，也有流量所能带来的经济利(li)益。

电影版《欲(yu)望都(dou)市》剧照。

如果(guo)说曾经女性运动的口号是(shi)“私人的即政治的”，那么新(xin)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的口号就是(shi)“私人的即商品的”，一切皆(jie)可商品化，一切都(dou)具有交换价值。而在这“私人性”与“私人感”中，又有什么比“性”这一被认为具有独异性的东西(xi)更具资本潜质呢？最终，我们通过自我性设计（sexdesign）所展演(yan)出的独异性，而期望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卡(ka)普兰/易洛思认为这一新(xin)自由主义的性资本作用(yong)的只有中产阶级人士(shi)。因为他们在就业变得如此不稳定(ding)之际，巩固其传统权威的手段已(yi)经所剩无几(ji)，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他们固有的情感能力，以及……性唤醒（sexually roused）能力”。“性”成为当代个体能够(gou)提供或(huo)是(shi)参与新(xin)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新(xin)材料，而新(xin)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断地塑造和呼唤着(zhe)一个“性自主”的当代生产者与消费者形象。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ji)下，现代主体不断自恋式地自我加码，在绩(ji)效主义的鼓励(li)下不断创新(xin)，以期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肯定(ding)（点赞），最终便出现了韩(han)炳哲(zhe)所谓的自我剥(bao)削和自我异化现象。

在新(xin)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即马克·费舍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现实(shi)主义”——剥(bao)削不再来自外部，而是(shi)转移到个体的“自我”之中。这其中，“性”及其经验也随之被卷入这一生产和消费的循环(huan)旋涡之中。它不但被赋予追求个人自由的积极(ji)色彩，而且也因其被认为是(shi)自我真理与存在之不可剥(bao)夺(duo)之物（“真实(shi)的自我”），而具有了相比于(yu)自然(ran)材料更加永恒且持久(jiu)的动力——直到主体自身(shen)不堪重负而瓦解。

撰文/重木

编辑/张婷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