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这一思考的意义非(fei)常深远。最近一二(er)十年，学者就此展开了(le)多角度的研究。如(ru)经济史对白银问题的系列研究、张显清对明代后(hou)期(qi)社(she)会转(zhuan)型的讨论、商传教授对晚明“人文主义”的讨论等，又有刘志伟教授基于对基层(ceng)社(she)会的研究，提出“明代社(she)会转(zhuan)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shi)基层(ceng)社(she)会的支(zhi)配(pei)权力由地方豪强转(zhuan)变为士绅阶层(ceng)”，王剑(jian)教授则(ze)从上层(ceng)政治(zhi)的维度，讨论密(mi)疏的非(fei)常制参与政治(zhi)转(zhuan)型等，这些(xie)学者的研究回应了(le)朱先生原有的设想。

接下来，李伯(bo)重先生就商业革命、商业信息与社(she)会转(zhuan)型的关(guan)系展开讨论。李伯(bo)重先生认(ren)为，讨论社(she)会转(zhuan)型问题需(xu)要参考一些(xie)成功的例子，从西欧的发展史看，商业革命这个深刻的变化，是(shi)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基础(chu)。商业革命对社(she)会转(zhuan)型有什么(me)作用(yong)呢？美国(guo)国(guo)父富兰克林曾说(shuo)，“以为我(wo)们仅仅是(shi)为了(le)我(wo)们本身(shen)，或我(wo)们各自的国(guo)家而生存，那(na)是(shi)愚蠢的妄想。全(quan)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quan)部(bu)创造中(zhong)，都贯穿(chuan)着互相依(yi)赖的关(guan)系”。人与人的相互依(yi)赖要通(tong)过各种手段实现，其(qi)中(zhong)最为深刻的手段是(shi)市场，市场形成的依(yi)赖是(shi)使社(she)会发生紧密(mi)联系最重要的途径。

商业革命主要通(tong)过商人的求利之心实现，中(zhong)国(guo)人很早就认(ren)识(shi)到了(le)这一点。在《史记(ji)·货殖(zhi)列传》中(zhong)，司马(ma)迁引用(yong)汉代早期(qi)的民间谚(yan)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tang)朝(chao)元稹的《估客乐》也说(shuo)“估客无往著，有利身(shen)则(ze)行……求珠驾(jia)沧海，采珠上荆衡。北买党项马(ma)，西擒(qin)吐蕃鹦。炎州布(bu)火浣，蜀地锦(jin)织成。越婢(bi)脂(zhi)肉滑，奚(xi)童眉眼明”。可(ke)见(jian)商人为了(le)利益(yi)，可(ke)以冒(mao)着一切风险，走遍世界，这是(shi)其(qi)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人走遍全(quan)世界最重要的依(yi)凭(ping)是(shi)商业信息。商业信息包(bao)括价格、时(shi)间、数量(liang)、需(xu)求总量(liang)等交易(yi)的信息，也包(bao)括物产、商品、获取方式等关(guan)于商品供求基本情况(kuang)的信息。李伯(bo)重先生将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kou)头(tou)、书信、邮驿、邸报四种。首先是(shi)口(kou)头(tou)信息，古时(shi)叫葫(hu)芦语、锁子语、练语，宋朝(chao)叫市井隐语，又叫江(jiang)湖行话。唐(tang)朝(chao)李义山曾说(shuo)诸行市语“会不得”“难理会”，这是(shi)民间为了(le)不使商业情报外(wai)泄而发展出来的商业情报表述方式。口(kou)头(tou)信息交流的场所(suo)往往是(shi)茶馆（茶坊）。宋朝(chao)的茶馆中(zhong)，有很多商人在此进行信息交换，如(ru)《东京梦华录(lu)》卷二(er)“潘楼东街(jie)巷(xiang)”条记(ji)载：“茶坊每五更点灯(deng)，博(bo)易(yi)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谓之‘鬼市子’”。

其(qi)二(er)是(shi)书信。在古代，书信可(ke)以通(tong)过专人递(di)送，但成本很高，《红楼梦》第120回说(shuo)“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合(he)家不必想念了(le)。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qu)”，可(ke)见(jian)到了(le)清代，书信仍会通(tong)过专人递(di)送，这是(shi)顶级的富贵人家才能采用(yong)的方式，一般的商人无法(fa)负担。普通(tong)人递(di)送书信，主要通(tong)过路过的商客、僧人等代送，唐(tang)李朝(chao)威小说(shuo)《柳毅传》、元尚仲贤杂剧(ju)《柳毅传书》中(zhong)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gu)事便是(shi)如(ru)此。

不过，托路人送信可(ke)靠性(xing)不高，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tong)过政府邮驿系统寄(ji)送。中(zhong)国(guo)的邮驿系统早在春秋战(zhan)国(guo)时(shi)已经出现，汉代邮驿继承秦朝(chao)制度，统一名称为“驿”。到了(le)唐(tang)代，全(quan)国(guo)设驿1639所(suo)，遇有紧急(ji)公文，通(tong)信使者朝(chao)夕可(ke)行三百余里。宋朝(chao)的邮驿系统从民夫充任驿卒改为士兵担任，增设“急(ji)递(di)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ye)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牌三百里。元代疆(jiang)域扩大，仅在国(guo)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写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shi)荔枝来”，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要从南方运来，严(yan)耕望推考了(le)荔枝由涪州到长安驿传的具体路线，将之命名为“天宝荔枝道”。自四川到长安路途遥(yao)远，还要经过难行的水道，但仍能在送达时(shi)保持荔枝的新鲜，可(ke)见(jian)唐(tang)朝(chao)时(shi)期(qi)邮驿系统之高效。虽然邮驿系统由政府经营并为政府服务，但是(shi)官员的私人信件也可(ke)以通(tong)过官驿传递(di)，在一些(xie)情况(kuang)下，与官府或官员有关(guan)系的商人也能通(tong)过这个系统传送商业信件。

比起需(xu)要使用(yong)马(ma)匹的邮驿系统，步行传递(di)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yi)。《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一·杨行密(mi)传》记(ji)载唐(tang)末庐州人杨行密(mi)可(ke)以“日(ri)行三百里”，这虽然有夸张成分，但步行确实是(shi)唐(tang)人使用(yong)的传信手段之一。北宋民间出现了(le)急(ji)行传递(di)书信的人，称作“急(ji)脚”“急(ji)足”或“急(ji)脚子”，《水浒传》中(zhong)就记(ji)载了(le)“急(ji)足”：“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shu)，但出路时(shi)，赍(ji)书飞(fei)报紧急(ji)军(jun)情事，把两个甲马(ma)拴在两只(zhi)腿上，作起神(shen)行法(fa)来，一日(ri)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ma)拴在腿上，便一日(ri)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shen)行太保戴宗。”除此之外(wai)，信鸽也可(ke)以传递(di)信息。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ji)载，唐(tang)初诗人张九龄就曾豢养(yang)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shi)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名邸抄（邸钞）、朝(chao)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bu)受朝(chao)廷(ting)的严(yan)密(mi)控(kong)制，其(qi)中(zhong)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但对于商人而言，售卖邸报已经成为一种商机，故(gu)泄露邸报的行为屡禁(jin)不止，《西湖老人繁胜录(lu)》所(suo)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 中(zhong)，就有“卖朝(chao)报”一行。为此，宋朝(chao)政府进行改革，在删去(qu)禁(jin)止内容后(hou)，由商人发布(bu)邸报的“定本”。但这样一来，“定本”邸报的内容多受限禁(jin)，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shi)间上的稽(ji)延，使得邸报不能满(man)足人们对新闻的需(xu)求。自北宋后(hou)期(qi)开始，就有人假(jia)冒(mao)“朝(chao)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le)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尽管政府三令五申(shen)，措(cuo)施严(yan)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jin)绝。

到了(le)明清时(shi)期(qi)，商业信息供求关(guan)系发生了(le)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张，明清商业规模与商业运作方式比宋朝(chao)有很大的进步，对各地商品和商业信息的需(xu)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和作为传媒物质手段的印刷业皆有所(suo)发展，扩大了(le)商业信息的供给。

明清时(shi)期(qi)，官营通(tong)讯系统与官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段皆有扩展。明代海上交通(tong)日(ri)渐发达，在沿袭旧有邮驿系统之余，还开辟了(le)海上邮驿。在此基础(chu)上，清朝(chao)的控(kong)制范(fan)围和实际控(kong)制深度超过了(le)历史上任何一个朝(chao)代，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ma)四万多匹，归(gui)兵部(bu)主管。明清时(shi)期(qi)的邸报也与前代不同。明代改宋代的进奏院为通(tong)政司，由朝(chao)廷(ting)直接向全(quan)国(guo)各级官吏统一发布(bu)，取消了(le)中(zhong)间环节，送报由驿站负责，每五日(ri)集中(zhong)起来送一次，下至县官一级都能看到，地方得以及时(shi)知晓朝(chao)廷(ting)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包(bao)括全(quan)国(guo)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fu)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shang)、外(wai)番使节的觐见(jian)、各处的进贡礼物等，以及老年人瑞、违法(fa)失职的官吏处分，乃至奸(jian)淫(yin)案件等全(quan)国(guo)的特殊事故(gu)。在战(zhan)争时(shi)期(qi)，军(jun)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贾政在江(jiang)西粮(liang)道衙门，见(jian)到“桌(zhuo)上堆着许多邸报”，其(qi)中(zhong)就有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shi)，只(zhi)好翻来覆去(qu)，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借(jie)助邸报，各地官员能够掌握全(quan)国(guo)发生的重要事件，而对于商人来说(shuo)，邸报登载的灾荒、兵乱、官员任免等重大事件皆蕴藏商机。

邸报

此外(wai)，明清时(shi)期(qi)，商业信息还有不少新的来源。中(zhong)国(guo)的国(guo)家物价报告(gao)制度在明清时(shi)期(qi)达到了(le)非(fei)常完备的程度，清朝(chao)政府还颁布(bu)了(le)很多具有工作手册性(xing)质的“则(ze)例”，其(qi)中(zhong)也有关(guan)于商业的信息，如(ru)乾(qian)隆《物料(liao)价值则(ze)例》是(shi)中(zhong)国(guo)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quan)国(guo)物料(liao)价格和收入数据库，清代的商人们都可(ke)以看到。除此之外(wai)，民间还有“价格谱”等记(ji)载各地物价的资料(liao)，商人可(ke)以据此接触到丰富的商业信息。

价格谱

李伯(bo)重先生将明清商业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创新归(gui)纳为商帮内部(bu)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suo)、民营报纸和民营邮政机构四点。商帮内部(bu)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有二(er)，一则(ze)如(ru)晋商的大型商号，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并在外(wai)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qi)二(er)如(ru)徽商，主要通(tong)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会馆也是(shi)商业信息交换与联络商人的重要场所(suo)。明清时(shi)期(qi)会馆增加十分迅速。到了(le)清代中(zhong)期(qi)，已遍及全(quan)国(guo)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zhong)小商人多借(jie)助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此外(wai)还有公所(suo)，公所(suo)与会馆原可(ke)通(tong)用(yong)。会馆主要是(shi)以地区命名，公所(suo)则(ze)绝大多数是(shi)以行业命名，或以含行业的字义命名，较之会馆具有更强的行业性(xing)。

不过，最大的商业信息传播渠道还是(shi)报纸。宋代“小报”和明清“京报”都是(shi)非(fei)官方的民办的报纸，但宋代“小报”是(shi)民间私自印发的，没有专门从业人员，而明清时(shi)期(qi)的民间报纸已有专业的采编人员。“京报”是(shi)在京民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fang)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shi)我(wo)国(guo)古代最早的专业新闻机构。报房(fang)的大量(liang)出现，使“京报”的印刷发行量(liang)大大增加。加之明清时(shi)期(qi)活字印刷术(shu)开始用(yong)于报纸印刷，使得信息传播更为便捷(jie)，报刊的印刷量(liang)也大幅增加。京报的总发行数字在手抄报纸的“白本报房(fang)”时(shi)期(qi)只(zhi)有数百本，实行刻印以后(hou)销数激(ji)增，最多的时(shi)候估计在一万份左右(you)。此外(wai)，报纸大量(liang)刻印后(hou)，价格大大下降，到了(le)清朝(chao)末年，民办报房(fang)京报的订户已经不限于诗礼簪缨之家。

此外(wai)，外(wai)省人士也可(ke)订购京报，通(tong)过送报人拿取报纸。送报人为了(le)维持生活和长途跋涉的各项开销，除送报外(wai)，一般还兼(jian)营代捎书信、代寄(ji)包(bao)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业，由此，明清时(shi)期(qi)私人送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上述在向外(wai)省发行报纸的同时(shi)捎带民间信件的形式，是(shi)北京地区民信局的雏形。除了(le)报房(fang)外(wai)，北京还有一些(xie)票号、钱庄(zhuang)捎带信件，会馆、商行也可(ke)代收发信。如(ru)《尊行日(ri)记(ji)》记(ji)载“李宪荣(rong)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xiang)巧洋。如(ru)有信可(ke)寄(ji)至杭州生[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ke)寄(ji)信；或往苏州到邵(shao)武会馆可(ke)寄(ji)信至[建]宁。李系壬申(shen)举(ju)人”。各个城市还有职业送信人，另有湖北麻城人经营的“麻乡(xiang)约”商行专门替人传递(di)信息。

专门为民间传递(di)信件的民营邮政机构“民信局”大概从明朝(chao)中(zhong)期(qi)开始出现，自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延伸到内地，到19世纪逐渐成熟(shu)。例如(ru)北京的民信局有各自的业务活动区域，其(qi)中(zhong)全(quan)盛泰专寄(ji)江(jiang)浙、两湖、四川、云贵等地信件，三义成递(di)送天津、保定等周边地区信件，三盛信局则(ze)向东北投(tou)送邮件。一些(xie)民信局除了(le)在北京设立总局，还在其(qi)他城市设置分号，各分号下面还可(ke)以有代理店，使民信局的业务范(fan)围进一步扩大。此外(wai)，随着东南沿海侨居海外(wai)人口(kou)的日(ri)益(yi)增多，出现了(le)专门办理华侨同国(guo)内亲属通(tong)信与汇(hui)兑的侨批局。

清代民信局红条封

明清时(shi)期(qi)，民间信息的传递(di)效率(lu)比政府高很多，据姚廷(ting)遴(lin)《历年记(ji)》，明清易(yi)代之际，他是(shi)通(tong)过友(you)人带来的“小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le)清朝(chao)，民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kuai)，信件传递(di)的速度关(guan)系着寄(ji)信的费(fei)用(yong)。一则(ze)道光廿四年5月26日(ri)北京与苏州票号之间的急(ji)信“委托天成局专送，限6月10日(ri)午(wu)时(shi)到，脚价纹银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wu)时(shi)罚2两，若逾至11日(ri)则(ze)罚4两”，北京与苏州相距1379公里，急(ji)信在半(ban)个月内即可(ke)送达，相应的费(fei)用(yong)也较高。

李伯(bo)重先生还借(jie)助彭凯翔教授对清代粮(liang)食市场的研究说(shuo)明了(le)当时(shi)信息的传播效率(lu)。清代最大规模的贸易(yi)是(shi)粮(liang)食贸易(yi)，商人需(xu)在最短时(shi)间内将粮(liang)食从产地运往销售地，以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苏州与安庆(qing)相距1300里，安庆(qing)与武昌相距864里，但根据彭教授的研究，三地在18世纪中(zhong)后(hou)期(qi)的粮(liang)价波动趋势趋同，这便是(shi)商人掌握商业信息后(hou)、迅速向各地运输粮(liang)食使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三地粮(liang)价

总而言之，明清时(shi)期(qi)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le)重大变化，这既是(shi)全(quan)国(guo)市场发展的结果，也是(shi)全(quan)国(guo)市场发展的原因，李伯(bo)重先生将其(qi)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

李伯(bo)重先生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是(shi)造成明朝(chao)后(hou)期(qi)社(she)会变化的重要原因。商业信息传播可(ke)以带来全(quan)国(guo)性(xing)的大集会，如(ru)崇祯年间至明末，复(fu)社(she)举(ju)办了(le)多次中(zhong)国(guo)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ru)崇祯六年的虎丘(qiu)大会，据《复(fu)社(she)纪略》，“先期(qi)传单四出，至日(ri)，山左、江(jiang)右(you)、晋、楚、闽、浙，以舟车(che)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到崇祯十四年张溥去(qu)世时(shi)，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she)事始末》称“海内会葬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ru)此之广，依(yi)托的正是(shi)商人群体的全(quan)国(guo)性(xing)活动。此外(wai)，复(fu)社(she)成员交游地域广泛，《社(she)事始末》称复(fu)社(she)成员“壮游千里不赍(ji)粮(liang)”，可(ke)见(jian)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hou)是(shi)旅店、交通(tong)等商业设施的完善。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社(she)会转(zhuan)型起到了(le)怎样的作用(yong)？费(fei)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rong)》（Mass Flourishing）中(zhong)提出：“一个人如(ru)果经常去(qu)了(le)解他所(suo)在的社(she)会或今(jin)天的全(quan)球经济中(zhong)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霍伊(yi)勒（Fred Hoyle）也曾指出：“当你生活在一个社(she)团中(zhong)时(shi)，社(she)团的风俗习惯会严(yan)格地制约你，使你很难有破坏性(xing)的想法(fa)。只(zhi)有外(wai)部(bu)的旁观者才能灌输危险的思想。”商业信息的传播，使得全(quan)国(guo)精英阶层(ceng)得以经常交流、思想碰撞，从而产生了(le)明朝(chao)末年中(zhong)国(guo)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rong)时(shi)期(qi)。

朱维铮先生著有《利玛窦与李卓吾》一文，指出李贽通(tong)过利玛窦了(le)解到很多中(zhong)国(guo)以外(wai)世界的想法(fa)。李贽对利玛窦评价很高：“承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洋人也，到中(zhong)国(guo)十万余里……是(shi)一极标致人，内甚玲珑，外(wai)甚朴实。吾所(suo)见(jian)未有其(qi)比。”李珺平进一步考证了(le)李贽与利玛窦的交流，称利玛窦带来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shi)上帝子民”等观点对李贽改订《易(yi)因》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yi)托商业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商业信息流通(tong)的加速，带来了(le)思想交流，推动了(le)社(she)会转(zhuan)型。

既然如(ru)此，中(zhong)国(guo)为什么(me)没有从晚明开始“走出中(zhong)世纪”？李伯(bo)重先生指出，社(she)会转(zhuan)型不仅仅通(tong)过经济因素来实现。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she)会转(zhuan)型三大因素”，即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zhi)因素。中(zhong)国(guo)的“走出中(zhong)世纪”在清代趋于停滞，很大程度上是(shi)政治(zhi)对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高晞(xi)教授发言称，李伯(bo)重先生的演讲清晰易(yi)懂(dong)，引人入胜，对之触动最大的是(shi)讲座末尾对“社(she)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的讨论。评议人王振忠教授总结道，李伯(bo)重先生是(shi)学术(shu)大家，视野开阔，不仅对明清时(shi)期(qi)的经济、社(she)会有多方面探讨，对于唐(tang)宋时(shi)代的历史问题也做过精深的研究，并关(guan)注同时(shi)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将中(zhong)国(guo)和欧洲(zhou)历史传播加以比较，能够上下千百年，结合(he)政治(zhi)、文化、经济史探讨，令人佩服。其(qi)所(suo)讲述的商业传播方式在明清时(shi)期(qi)的重大变化的确具有创新意义。王振忠教授曾研究过一位清代前期(qi)的盐商，此人在家书中(zhong)提到要将十几本《京报》寄(ji)给家人，近代以后(hou)，也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盐商将读过的《申(shen)报》《新闻报》寄(ji)回家中(zhong)，这都涉及商业信息的传播。王振忠教授提出了(le)“明清时(shi)期(qi)社(she)会转(zhuan)型的主要标志有哪些(xie)？”“其(qi)中(zhong)与商业信息传播关(guan)系最为密(mi)切的是(shi)哪个？”两个问题，请李伯(bo)重先生指教。

李伯(bo)重先生回应称，晚明是(shi)社(she)会转(zhuan)型的开端，商业信息传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yong)是(shi)推动全(quan)国(guo)市场的形成，使得横跨三十多个经纬度的资源可(ke)以整体调度。从明朝(chao)开始，中(zhong)国(guo)的白银和铜半(ban)数来自西南地区，到了(le)清朝(chao)，人口(kou)不断增加，资源需(xu)求不断扩大，其(qi)中(zhong)最重要的资源如(ru)木材(cai)、金石等，在中(zhong)国(guo)东部(bu)非(fei)常缺乏，如(ru)果没有这样的经济网络，清朝(chao)很难解决明朝(chao)后(hou)期(qi)遇到的困境(jing)。西南部(bu)的资源送到东部(bu)后(hou)，推动了(le)东部(bu)经济的发展，东部(bu)又通(tong)过进行对外(wai)贸易(yi)，流入了(le)大量(liang)白银，使得国(guo)内有了(le)可(ke)靠的货币流通(tong)，成为清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rong)的基础(c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