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暑假，系馆屋顶被暴风雨(yu)掀走，整修(xiu)屋顶的工人原本(ben)歌(ge)声不断，但后(hou)来一位工人误触到高压线(xian)，不幸身亡，屋顶上(shang)顿时沉寂。

当时，我正读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ge)》：“安得广厦千万(wan)间，大庇天下寒(han)士俱欢颜，风雨(yu)不动安如山”，感到分外凄戚。房屋、歌(ge)声、建筑工人，常常在心中串在一起，加深了我对建筑专业的情感，启迪了我的“人居(ju)”之梦(meng)。或许这就是懵懵懂懂的逐梦(meng)人生(sheng)的开始。

1945年，参加了抗日远(yuan)征军的我又回到重庆。当时意愿(yuan)很单纯，就是要回去读书。在1943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写了《释“阙”》一文，登载在班里办的《建筑》杂志上(shang)。回到重庆后(hou)，老学长卢绳找(zhao)我，说梁思成先生(sheng)希望我去见他。原来是梁思成和(he)林徽(hui)因两位先生(sheng)看到了《释“阙”》，想找(zhao)我谈谈。

梁先生(sheng)学术视野开阔，走在时代的前面(mian)。这时期，梁先生(sheng)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hou)的重建工作了。我到的时候，梁先生(sheng)正在读沙里宁的《城市：它的发展、衰(shuai)败与未来》。他询(xun)问了中央大学的教学情况，又问我是不是对中国建筑有兴趣(qu)。我随感而发，说到过西南之后(hou)有所转变，战争破坏太厉害，想改为研究城市规(gui)划。

原以(yi)为梁先生(sheng)只是谈谈话，没想到他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wu)就让我在那儿吃饭。后(hou)来我每天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当时，做的事情是为梁先生(sheng)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进行完善。

后(hou)来，梁先生(sheng)邀我去聚兴村(cun)看他。梁先生(sheng)说他已获批在清(qing)华大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先生(sheng)希望我去当助教。我本(ben)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学术道路，这令我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在清(qing)华大学70多年的教学生(sheng)涯(ya)。

在清(qing)华任教期间，梁先生(sheng)推荐我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gui)划，这是建筑师沙里宁创办的。

沙师的教导重在启发。他热爱东方艺术，说这是一个宝库，提醒我注意，不要失去东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规(gui)定，学生(sheng)毕(bi)业前，要举行个展。当地的报(bao)纸将(jiang)我的展品作了报(bao)道，并列出沙师的评语：“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lei)文化发展，而且(qie)来自中国实际生(sheng)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jian)定不移的精神。”

当时，我仅仅将(jiang)其理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ci)，未加多想。在半个多世纪(ji)后(hou)的今天，重温旧事，回顾几(ji)十年来的道路，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dun)中徘徊前进？！而什么是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如何能从中国实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今日，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两年，收到一封林徽(hui)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信。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工作。在梁林两位先生(sheng)的召(zhao)唤下，我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从此开始一生(sheng)为中国城乡建设奋(fen)斗(dou)的历程。

一个人的一生(sheng)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因此道路的选择(ze)至关重要。

回顾过往，有几(ji)次重要的“十字路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hou)几(ji)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的耕耘(yun)和(he)收获。类(lei)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sheng)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自我审视之所以(yi)没有“转错”大方向(xiang)，还是与早年“立志”相(xiang)关。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相(xiang)应的选择(ze)。

怀着心花怒(nu)放的心情，我积极(ji)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参与了长安街规(gui)划设计、天安门(men)广场扩建规(gui)划设计、毛(mao)主席纪(ji)念堂规(gui)划设计等重大项目。

除了首都北京的规(gui)划建设，保定城市规(gui)划是我想特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古即是“畿辅(fu)通衢之地”，在历史和(he)地理上(shang)具有重要地位。开展规(gui)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尚完整，也很繁荣，是居(ju)民的主要集中地。规(gui)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铁路即将(jiang)发展的新区联(lian)结为一个整体。

我们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quan)面(mian)规(gui)划，对道路、绿地等也进行了深入设计。规(gui)划方案(an)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向(xiang)的，后(hou)来尊重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规(gui)划方案(an)：东西城有机联(lian)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qie)对旧城的大慈(ci)阁、南大街、直隶总(zong)督署、一亩泉等处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的学术人生(sheng)中，除北京外，我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gui)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gui)划得以(yi)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流重新焕(huan)发了学术界的热情。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后(hou)，我选上(shang)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的学术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xiang)科学”的感悟。

创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出版《广义建筑学》，完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提出“人居(ju)环境科学”，主持撰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我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ben)是在上(shang)世纪(ji)80年代初(chu)到90年代末之间的近20年间完成的，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建筑创作实践多与文化遗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比较有代表性。如何与环境保持一致？原则是“积极(ji)保护、整体创造”。

当时，41号院住了44户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he)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mian)积只有5平(ping)方米(mi)左右，改建需求紧迫。

41号院的设计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91年，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层数进行了突破，设计了2层、3层的四合院，在保证每一层都有合理日照的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房的四角安置楼梯，楼梯下方做开敞布(bu)局，使院落(luo)间能够形成通风。院子里原有的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边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bu)局。此外，在考虑多方面(mian)限制条件的基础上(shang)，在有限的用地面(mian)积上(shang)安置了最多的住户，而且(qie)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与厕所。菊儿胡同经改造最终建成后(hou)，造价控制在每平(ping)方米(mi)500元以(yi)内，我至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hou)，获得多方面(mian)好评，许多人认为菊儿胡同是“古都新貌(mao)”，旋(xuan)即着手第二期改造工程。

1993年，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授予“世界人居(ju)奖”，被认为“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geng)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近代以(yi)来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shang)获取(qu)的最高荣誉(yu)。此后(hou)，我又陆续主持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南京江宁织造博(bo)物(wu)馆等的设计。

建筑当随时代，我们可(ke)以(yi)从多种途径发挥(hui)创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信，中国拥有深厚的建筑、风景园林和(he)城市的文化传统，以(yi)及丰富的东方哲学思维(wei)与美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he)技术条件，吸取(qu)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式，创造优美的生(sheng)活环境，这可(ke)能是避免世界文化趋(qu)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科学”，也在孕育“大艺术”。2012年，因对人居(ju)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获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居(ju)环境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sheng)的，涉(she)及诸多学术领域，“人居(ju)之道”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未来充满无限的生(sheng)机和(he)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bi)生(sheng)秉(bing)持“匠人营国”的精神，致力于“谋万(wan)家居(ju)”的事业，这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ju)梦(meng)”。拙匠迈年，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居(ju)”充满期待！

（吴晨、郭璐整理）

《 人民日报(bao) 》（ 2025年02月2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