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lan)东(dong)部海岸的柯科(ke)迪。他父亲也叫(jiao)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qian)六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ren)生中，亚当是她挚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ji)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shi)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ren)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母亲的悉(xi)心照料，而亚当也穷(qiong)其一生尽心尽责(ze)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xin)来的严苛而热(re)忱的男老师那里受(shou)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拉(la)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hu)寻(xun)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ke)以免修那些初(chu)阶的拉(la)丁(ding)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la)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他最(zui)重(zhong)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jiao)授弗朗西斯·哈奇(qi)森(sen)。在他临终(zhong)前(qian)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zan)了哈奇(qi)森(sen)作为一名教(jiao)师和哲(zhe)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qi)森(sen)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zhi)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jiao)育机会(hui)吸引(yin)而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jiao)学质量和教(jiao)师水(shui)平(ping)。他似乎(hu)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ke)学、培(pei)养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fa)展到“研究与人(ren)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ren)类(lei)政治史”（《生平(ping)》第271页）。可(ke)以基本肯定(ding)，他那时读过大卫·休(xiu)谟的《人(ren)性论》，休(xiu)谟后来成为他最(zui)好(hao)的朋(peng)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兰(lan)，和母亲一起(qi)住在柯科(ke)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ding)堡。在爱丁(ding)堡，受(shou)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他被聘请去教(jiao)修辞学，后来可(ke)能还教(jiao)法(fa)律、哲(zhe)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任法(fa)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jiao)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有记(ji)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shou)欢迎，他受(shou)邀反复教(jiao)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伊莱伯爵阿奇(qi)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zhi)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la)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jiao)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ke)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cha)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quan)来激励(li)那些倾向(xiang)于使(shi)苏格兰(lan)社(she)会(hui)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ren)。逻辑学教(jiao)授还有另(ling)一位候选人(ren)。尽管选择(ze)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横溢(yi)的学者，后来成为东(dong)方语言学教(jiao)授，去了格拉(la)斯哥的人(ren)类(lei)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zhe)学教(jiao)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gong)作了十二年，直(zhi)到他结(jie)束(shu)大学学术生涯。

斯密教(jiao)过很多科(ke)目。除了哲(zhe)学和法(fa)学外，他也教(jiao)授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ji)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tang)笔记(ji)已经被发(fa)掘出来并出版了，还有两套(tao)内容广博的法(fa)学课笔记(ji)也出版了。斯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ji)不仅相互大量重(zhong)复，而且成为他主(zhu)旨观点的可(ke)靠书面记(ji)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jiao)授法(fa)学深受(shou)欢迎”，1762年格拉(la)斯哥大学授予他法(fa)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la)斯哥执教(jiao)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论》最(zui)初(chu)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了六次修订。最(zui)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fa)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zhe)学研究。尽管彼(bi)时斯密已经离开格拉(la)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ji)中可(ke)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拉(la)斯哥的课堂(tang)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zhong)要主(zhu)题，比如劳动分(fen)工(gong)。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些赖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业，使(shi)法(fa)律和政府发(fa)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平(ping)》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la)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ji)忆中的执教(jiao)生涯是“人(ren)生中迄今最(zui)有益，也是最(zui)快乐、最(zui)荣耀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拉(la)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ke)卢公爵当家庭教(jiao)师兼(jian)同伴。他是通(tong)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sen)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qing)的公爵带(dai)到法(fa)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ren)知。可(ke)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儿遇见了最(zui)有名的法(fa)国作家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jia)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li)，经引(yin)荐，与许多法(fa)国启(qi)蒙(meng)运动的文化人(ren)士交际往来，其中有些是女士。在这些人(ren)中，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ke)·杜尔哥和弗朗索瓦·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fa)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zhong)农学派）的领袖，其主(zhu)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ding)的基石。斯密十分(fen)熟悉(xi)重(zhong)农学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zhong)农主(zhu)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jia)他是一位“别出心裁(cai)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hui)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fen)析(xi)具有决定(ding)性作用，是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起(qi)住在法(fa)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jiao)师工(gong)作因此中断。尽管家教(jiao)生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ke)观的补偿（300英镑），这使(shi)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兰(lan)，重(zhong)新(xin)回到他母亲在柯科(ke)迪的家中，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ding)堡（带(dai)着(zhe)他母亲一起(qi)），再次在巴克(ke)卢的帮助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yuan)。这一职位薪水(shui)颇丰(feng)，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不在时髦(mao)的新(xin)城区（休(xiu)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gong)作不是一份闲差，斯密过于认真负责(ze)地履行职责(ze)，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gong)作妨碍了他创(chuang)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ke)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ling)外两部手稿。其中一部内容是“关于不同类(lei)别文学、哲(zhe)学、诗歌和修辞法(fa)的哲(zhe)学史”，另(ling)一部是“关于法(fa)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zui)终(zhong)他放弃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ren)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执行人(ren)毁掉他的纸(zhi)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fen)，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zhe)学论文集》。

虽然丢(diu)失了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jia)。但评价(jia)斯密这个人(ren)就不敢(gan)这么放言了。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ren)，评价(jia)他的人(ren)品主(zhu)要得靠他人(ren)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ping)》里写得最(zui)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ke)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ren)价(jia)值观”是“信任、尊(zun)敬和爱戴，他与一生中所有亲朋(peng)好(hao)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意(yi)，可(ke)能是有些不讨(tao)喜，只有他的“知心朋(peng)友”才能欣(xin)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生平(ping)》第329页）。

随着(zhe)斯图尔特的进一步描述(shu)，一幅画像徐徐展开：这是一个性格内向(xiang)、沉默寡言的男人(ren)，在公共场合(he)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xun)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说詹(zhan)姆斯·塔西制(zhi)作的侧像圆牌“传神(shen)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ping)》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zhe)让人(ren)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peng)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nian)版画。格拉(la)斯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zhi)作的”，现在爱丁(ding)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lan)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she)会(hui)？所有的时代都可(ke)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管这是句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fu)合(he)18世纪苏格兰(lan)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qian)发(fa)生了一系列十分(fen)重(zhong)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zhi)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下。事件起(qi)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格兰(lan)有自己的议会(hui)，但一直(zhi)运转不佳(jia)，在“达里恩计划”（议会(hui)试图将苏格兰(lan)发(fa)展为殖民(min)强(qiang)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英格兰(lan)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格兰(lan)与苏格兰(lan)于1707年成立联合(he)议会(hui)。此次联合(he)是在英国人(ren)诱骗下苏格兰(lan)一些领袖人(ren)物(wu)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tuo)”眼前(qian)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he)条约》赋予苏格兰(lan)人(ren)小部分(fen)直(zhi)接政治权(quan)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xi)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chong)席(xi)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兰(lan)保(bao)留自己的法(fa)律体系、宗教(jiao)管理方式（苏格兰(lan)教(jiao)会(hui)）和教(jiao)义。这些例外规定(ding)非常重(zhong)要，因为这意(yi)味着(zhe)对大多数人(ren)而言，最(zui)直(zhi)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兰(lan)人(ren)手里。没有了议会(hui)，律师成了关键人(ren)物(wu)。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zhu)顾(gu)，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ren)物(wu)，实际上控制(zhi)了苏格兰(lan)的运转。

安妮(ni)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兰(lan)和苏格兰(lan)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wei)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cheng)是《联合(he)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ding)，如果安妮(ni)正常死亡，那么君主(zhu)之位应传给汉诺威(wei)的索菲亚及她的“新(xin)教(jiao)徒”继承(cheng)人(ren)。该条款重(zhong)申了1689年协定(ding)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wei)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zhan)姆士二世/七世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ding)天主(zhu)教(jiao)徒不可(ke)接任王位。乔治符(fu)合(he)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zhan)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女结(jie)了婚，他是关系最(zui)密切的新(xin)教(jiao)徒。汉诺威(wei)继承(cheng)王位对苏格兰(lan)有极其重(zhong)要的政治影响。

《真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shou)过良好(hao)教(jiao)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lan)人(ren)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fen)广泛，形成了“苏格兰(lan)启(qi)蒙(meng)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wei)人(ren)。这不仅仅意(yi)味着(zhe)支(zhi)持现行体制(zhi)，因为这种支(zhi)持彰(zhang)显出他们对詹(zhan)姆士党的反对。詹(zhan)姆士党人(ren)是斯图亚特王朝(chao)的支(zhi)持者，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bao)发(fa)反对新(xin)王朝(chao)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bao)发(fa)，表明汉诺威(wei)的继承(cheng)权(quan)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fa)生了两次最(zui)严重(zhong)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he)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zhi)持。1745年的叛乱最(zui)初(chu)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wei)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xiang)南最(zui)远打到英格兰(lan)的德比，距(ju)离伦敦120英里。詹(zhan)姆士党人(ren)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lan)人(ren)民(min)的普遍支(zhi)持，很快形势(shi)就反转了。在克(ke)劳顿战役(yi)（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yi)采取措(cuo)施破坏苏格兰(lan)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格兰(lan)，远离这片(pian)纷乱，在克(ke)劳顿战役(yi)后才回到柯科(ke)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wei)政权(quan)的。在《国富论》中，他主(zhu)要以苏格兰(lan)高地为例，说明不发(fa)达经济体和老套(tao)法(fa)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有法(fa)律授权(quan)却可(ke)以“对他的人(ren)民(min)进行刑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ren)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tong)一和有效的法(fa)律体系。

联合(he)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兰(lan)需要获准自由进入英格兰(lan)市场。意(yi)识(shi)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lan)落后，苏格兰(lan)的主(zhu)要机构及其成员(yuan)开始寻(xun)求现代化，或者说推进“改良”。最(zui)终(zhong)，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he)带(dai)来了经济效益，苏格兰(lan)迅速发(fa)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zui)引(yin)人(ren)注目的是格拉(la)斯哥的发(fa)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la)斯哥的人(ren)口约1.7万，到斯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人(ren)。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兰(lan)的主(zhu)要工(gong)业。烟草贸易大幅增长，对格拉(la)斯哥的发(fa)展起(qi)了至关重(zhong)要的作用，这使(shi)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zhu)要港口。斯密认识(shi)一批格拉(la)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la)斯哥文学协会(hui)的会(hui)员(yuan)，该协会(hui)主(zhu)席(xi)安德鲁·科(ke)克(ke)伦就是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la)斯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拉(la)斯福德、英格拉(la)姆，还有科(ke)克(ke)伦。

直(zhi)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mei)炭采掘和炼铁等“重(zhong)”工(gong)业才开始飞速发(fa)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zhi)钉等小型手工(gong)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支(zhi)撑。交通(tong)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ding)堡和伦敦之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车，但横贯全(quan)国的旅程仍是十分(fen)艰辛的。从柯科(ke)迪到爱丁(ding)堡最(zui)便捷的途径是乘船穿(chuan)越福斯湾，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tong)过船运，从格拉(la)斯哥到爱丁(ding)堡（相距(ju)约45英里）意(yi)味着(zhe)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项“改进”计划，修建一条连(lian)接东(dong)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ke)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了不起(qi)的工(gong)程成就。迄今仍在使(shi)用的格拉(la)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jie)上该类(lei)工(gong)程中最(zui)了不起(qi)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gong)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多银行伴随着(zhe)这项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使(shi)福斯—克(ke)莱德运河的股东(dong)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shi)，在《国富论》中可(ke)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目计划人(ren)”）、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fa)。

《猜火车2》（2017）剧照。

官方认可(ke)的苏格兰(lan)教(jiao)会(hui)政权(quan)形式是长老会(hui)，属(shu)于严格的加尔文教(jiao)派，英联邦原封不动地保(bao)留了这个形式。强(qiang)制(zhi)信奉正教(jiao)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xie)渎(dou)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阶层是如此）。苏格兰(lan)不设独立议会(hui)强(qiang)化了苏格兰(lan)长老会(hui)的作用，长老会(hui)的大会(hui)近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shi)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zui)终(zhong)促使(shi)苏格兰(lan)教(jiao)会(hui)和苏格兰(lan)启(qi)蒙(meng)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wei)廉·罗伯逊本人(ren)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ding)堡大学校长逾三十年，也是教(jiao)会(hui)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人(ren)物(wu)，被称为“温和派”。通(tong)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fa)成了大会(hui)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zhi)教(jiao)会(hui)选任的牧师们赞(zan)同改良和“启(qi)蒙(meng)”。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hao)，这个圈子里有各色人(ren)物(wu)，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jiao)徒”的大卫·休(xiu)谟。

除了休(xiu)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fa)官，其他苏格兰(lan)启(qi)蒙(meng)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学教(jiao)授。以苏格兰(lan)的国土(tu)和人(ren)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ding)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ding)堡大学以及格拉(la)斯哥大学—确实令人(ren)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tong)使(shi)命是培(pei)养牧师，这个使(shi)命延续了一整(zheng)个世纪，但到彼(bi)时，情况发(fa)生了变化。

教(jiao)学体系被重(zhong)新(xin)设计，授课不再用拉(la)丁(ding)文（哈奇(qi)森(sen)是先驱者）。法(fa)律教(jiao)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ding)堡大学（1740）和格拉(la)斯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jiao)育那时已岌(ji)岌(ji)可(ke)危）。这种“强(qiang)调职业教(jiao)育的主(zhu)张”，是适应社(she)会(hui)需求变化的表现。法(fa)律、医学学科(ke)发(fa)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wu)学等对促进农业发(fa)展（如化肥）和“工(gong)业”发(fa)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ke)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shi)教(jiao)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yin)人(ren)注目的是接受(shou)并宣扬艾萨克(ke)·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lan)是个小社(she)会(hui)，其主(zhu)要的法(fa)律、教(jiao)会(hui)和学术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hui)里全(quan)是知识(shi)精英。有了主(zhu)要机构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格兰(lan)启(qi)蒙(meng)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she)会(hui)中不可(ke)或缺的一部分(fen)。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hui)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fa)律界(jie)、教(jiao)会(hui)、“进步”贵族和商人(ren)（特别是在格拉(la)斯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ping)台。例如，“精英”协会(hui)（更正式、含(han)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ding)堡艺术、科(ke)学、制(zhi)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hui)”）的成员(yuan)包括斯密、休(xiu)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hui)里的活跃分(fen)子，其中有兼(jian)收(shou)“市民(min)和大学师生”的格拉(la)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jian)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ding)堡牡(mu)蛎俱乐部。他是爱丁(ding)堡皇家学会(hui)（1783）的创(chuang)始会(hui)员(yuan)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hui)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xin)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评价(jia)的特征。这些是《道德情操论》的主(zhu)要论题。

启(qi)蒙(meng)运动：苏格兰(lan)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bi)得·盖伊称为“启(qi)蒙(meng)运动之家”里的一员(yuan)。启(qi)蒙(meng)运动是一场自我意(yi)识(shi)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受(shou)过良好(hao)教(jiao)育的社(she)会(hui)阶层成员(yuan)，在苏格兰(lan)就是那些文人(ren)学者。在苏格兰(lan)，他们是专业人(ren)士，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jiao)授，在欧(ou)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fa)国是个例外。

启(qi)蒙(meng)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yuan)遍布欧(ou)洲和北美洲。文人(ren)学者们真心实意(yi)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直(zhi)接交锋(feng)。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ding)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ren)类(lei)不平(ping)等的起(qi)源(yuan)和基础》的评论，与让—雅克(ke)·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意(yi)大利人(ren)通(tong)常通(tong)过法(fa)语版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ke)全(quan)书》前(qian)七卷（始于1755年），很好(hao)地诠释了当时那种知识(shi)共享传播的氛围。所有苏格兰(lan)人(ren)都受(shou)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尽管斯密（通(tong)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ji)中可(ke)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xi)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ding)山》（1999）剧照。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意(yi)识(shi)强(qiang)烈的知识(shi)分(fen)子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光意(yi)味着(zhe)之前(qian)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解释，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就是知识(shi)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见、迷信的另(ling)一面的对照。奴役(yi)、折磨、巫术、宗教(jiao)迫害等类(lei)似的东(dong)西，如同黑夜的产物(wu)和遗骸，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yi)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zhi)是罪恶的，毫不含(han)糊地谴(qian)责(ze)杀婴行为，并猛烈地抨击司法(fa)不公。对于最(zui)后一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jiao)徒吉恩·卡拉(la)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zui)后一版中补充(chong)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ke)学闪耀的光芒是驱散黑暗的关键。艾萨克(ke)·牛顿是那片(pian)苍穹中最(zui)耀眼的星。牛顿是启(qi)蒙(meng)运动的英雄人(ren)物(wu)。简要概述(shu)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jie)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ding)律和万有引(yin)力定(ding)律）。关键是，这些定(ding)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fen)更为扁平(ping)）而不是柠檬（两极更长），这与法(fa)国数学家、哲(zhe)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la)普兰(lan)和赤道地区的科(ke)考团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zhang)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人(ren)的工(gong)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工(gong)作的最(zui)高评价(jia)。例如，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qi)蒙(meng)运动式的热(re)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shi)即是力证。

苏格兰(lan)人(ren)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she)会(hui)变革作记(ji)述(shu)，苏格兰(lan)启(qi)蒙(meng)运动的大部分(fen)作品践行了这一使(shi)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zhong)要主(zhu)题。苏格兰(lan)人(ren)对进步的定(ding)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shi)增长确为关键因素。然而，他们不像法(fa)国或英格兰(lan)的同时代人(ren)那样有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种改进。苏格兰(lan)人(ren)如此谨慎的一个重(zhong)要原因是，他们看重(zhong)社(she)会(hui)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新(xin)是抵制(zhi)的。本着(zhe)这个看法(fa)，斯密强(qiang)调社(she)会(hui)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yi)的结(jie)果。这些重(zhong)要观点贯穿(chuan)于他全(quan)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出版社(she)授权(quan)刊发(fa)。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国]克(ke)里斯托弗·J.贝里

摘(zhai)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