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海岸的柯(ke)科迪。他父亲(qin)也叫亚当，是(shi)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liu)个月就去世(shi)了。他的母亲(qin)（玛格丽特）没有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zhong)，亚当是(shi)她挚(zhi)爱的儿子(zi)，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chuan)记的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亚当是(shi)个体弱(ruo)多病的孩子(zi)，得到了母亲(qin)的悉(xi)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心尽责地回(hui)报了他母亲(qin)。

他约8岁(sui)时进(jin)入(ru)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来(lai)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jin)入(ru)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sui)，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寻(xun)常。他在中(zhong)学期(qi)间已熟(shu)知(zhi)古希腊与古罗马(ma)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初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ke)程。在格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zhi)名学者。他最(zui)重要的老师是(shi)伦(lun)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ha)奇森。在他临终(zhong)前的一封信中(zhong)，斯密盛赞了哈(ha)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zhe)学家的品质，尽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zhong)公(gong)开反对哈(ha)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该奖学金至今仍(reng)在），到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zhi)至1746年。他并不是(shi)因为被这个教育机会吸引而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中(zhong)抨击了该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他似(si)乎在那儿都是(shi)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继续研究科学、培养语言技巧(qiao)，继而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猜测的，发(fa)展到“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shi)人类(lei)政(zheng)治史”（《生平》第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xiu)谟的《人性论》，休(xiu)谟后来(lai)成为他最(zui)好的朋(peng)友。

他于1746年回(hui)到苏格兰，和母亲(qin)一起(qi)住在柯(ke)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助(zhu)，他被聘请去教修辞学，后来(lai)可能还教法律、哲(zhe)学等课(ke)程。亨利·霍姆后来(lai)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ke)程内容现在没有记录留(liu)存下来(lai)。当时这些课(ke)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课(ke)。或许(xu)是(shi)因为授课(ke)的成功，但更关键的是(shi)伊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bei)尔（后为阿盖尔公(gong)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hui)到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xu)多学术(shu)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lai)激励那些倾(qing)向(xiang)于使苏格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授还有另一位候选人。尽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hei)德）也是(shi)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lai)成为东方语言学教授，去了格拉斯哥的人类(lei)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zhe)学教授，没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十二年，直(zhi)到他结束大学学术(shu)生涯。

斯密教过很(hen)多科目。除了哲(zhe)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li)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lie)课(ke)堂笔记已经(jing)被发(fa)掘出来(lai)并出版(ban)了，还有两套(tao)内容广博的法学课(ke)笔记也出版(ban)了。斯密做的是(shi)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量重复，而且成为他主(zhu)旨观点的可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gong)认的声望，尤其是(shi)他这些年来(lai)在该校教授法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ban)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哥执教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zi)。《道德情操论》最(zui)初现世(shi)于1759年，他一生中(zhong)做了六(liu)次修订。最(zui)后一版(ban)，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shi)的那一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密在发(fa)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ban)）之时和之外，仍(reng)持之以恒(heng)地致力于道德哲(zhe)学研究。尽管彼时斯密已经(jing)离开格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zhong)可以很(hen)明显地看到，在格拉斯哥的课(ke)堂里他已经(jing)在构思书中(zhong)的一些重要主(zhu)题，比如劳(lao)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lai)是(shi)他同事的约翰·米勒(le)证实了这一点。据约翰·米勒(le)回(hui)忆，斯密讲过“那些赖(lai)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jin)财富积累的行业，使法律和政(zheng)府发(fa)生了相应的进(jin)步或改变”（见《生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rong)誉校长(chang)。在致谢信中(zhong)，他声称记忆中(zhong)的执教生涯是(shi)“人生中(zhong)迄今最(zui)有益，也是(shi)最(zui)快乐、最(zui)荣(rong)耀的时期(qi)”（《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拉斯哥是(shi)因为他应聘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sui)的巴克卢公(gong)爵当家庭教师兼同伴。他是(shi)通过公(gong)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wu)是(shi)将年轻的公(gong)爵带到法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zhi)。可知(zhi)的是(shi)，他们还在日(ri)内瓦(wa)住过一阵子(zi)。斯密在那儿遇(yu)见了最(zui)有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wa)·马(ma)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hen)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li)，经(jing)引荐，与许(xu)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往(wang)来(lai)，其中(zhong)有些是(shi)女士。在这些人中(zhong)，他遇(yu)到了经(jing)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wa)·魁奈。后来(lai)他曾感谢魁奈帮助(zhu)他获得有关法国税务(wu)的信息（《书信集》第286页）。魁奈是(shi)一个思想家团(tuan)体（重农(nong)学派）的领袖，其主(zhu)要观点是(shi)农(nong)业是(shi)经(jing)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shu)悉(xi)重农(nong)学派的观点。魁奈送(song)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农(nong)主(zhu)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shi)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第672页）。但是(shi)，斯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分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shi)夸大其词了。

由于和他们一起(qi)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shi)，斯密的家庭教师工作因此中(zhong)断。尽管家教生涯短暂，但斯密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300英(ying)镑），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hui)到苏格兰，重新回(hui)到他母亲(qin)在柯(ke)科迪的家中(zhong)，在那里，斯密1780年回(hui)忆时说道，他利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qin)一起(qi)），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zhu)下成为一名海关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zi)里安家落户，尽管这房子(zi)不在时髦的新城区（休(xiu)谟已经(jing)搬到了这里），而是(shi)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shi)一份闲(xian)差，斯密过于认真(zhen)负(fu)责地履(lu)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他创作“文学作品”，尽管说这话可能有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ban)。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其中(zhong)一部内容是(shi)“关于不同类(lei)别文学、哲(zhe)学、诗歌和修辞法的哲(zhe)学史”，另一部是(shi)“关于法律和政(zheng)府的理论和历(li)史”（《书信集》第287页）。最(zui)终(zhong)他放弃(qi)了。这些手稿的内容已不为人知(zhi)。斯密要求(qiu)他的遗嘱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然而，他也的确允许(xu)过出版(ban)其中(zhong)的一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shi)后出版(ban)的《哲(zhe)学论文集》。

虽然丢(diu)失了一些素(su)材，但他已出版(ban)的著作至今仍(reng)广为流传(chuan)，足以用来(lai)对斯密这位作者进(jin)行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这么放言了。他不是(shi)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zhu)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zui)多。斯图尔特观察认为，可以打包票(piao)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shi)“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中(zhong)所有亲(qin)朋(peng)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xu)多怪癖”，言外之意，可能是(shi)有些不讨喜，只有他的“知(zhi)心朋(peng)友”才能欣赏到“他言语中(zhong)无以言表的魅(mei)力”，以及“他毫不做作的质朴内心”（《生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的进(jin)一步描述，一幅画像(xiang)徐徐展开：这是(shi)一个性格内向(xiang)、沉(chen)默寡言的男人，在公(gong)共场合往(wang)往(wang)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只能说“没什么不寻(xun)常”，但专门加上了一句(ju)，说詹姆斯·塔西制作的侧像(xiang)圆牌“传(chuan)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zuo)着让人画像(xiang)（这本身在他的朋(peng)友中(zhong)就不常见），除去塔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ban)画。格拉斯哥大学的雕塑是(shi)19世(shi)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是(shi)变革(ge)的时代，尽管这是(shi)句(ju)陈词滥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shi)纪苏格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fa)生了一系列(lie)十分重大的政(zheng)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深远，他一直(zhi)生活(huo)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之下。事件起(qi)因于17世(shi)纪晚期(qi)。那时，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但一直(zhi)运转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兰发(fa)展为殖(zhi)民强国）毁灭性破产以及与英(ying)格兰贸(mao)易争端等背景下，英(ying)格兰与苏格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shi)在英(ying)国人诱骗下苏格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ju)，还是(shi)出于“摆脱(tuo)”眼前窘(jiong)迫困(kun)境之需，至今仍(reng)然是(shi)一个有争议的学术(shu)（和政(zheng)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兰人小部分直(zhi)接政(zheng)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xu)苏格兰保(bao)留(liu)自己的法律体系、宗(zong)教管理方式（苏格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shu)人而言，最(zui)直(zhi)接的事务(wu)仍(reng)然掌握在苏格兰人手里。没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zhu)顾，特别是(shi)像(xiang)阿盖尔公(gong)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格兰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shi)，英(ying)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传(chuan)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shi)《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zheng)常死亡，那么君主(zhu)之位应传(chuan)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徒”继承人。该条款重申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二世(shi)/七世(shi)废黜/放弃(qi)，该文件规定天(tian)主(zhu)教徒不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shi)和六(liu)世(shi)）的孙(sun)女结了婚，他是(shi)关系最(zui)密切(qie)的新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兰有极其重要的政(zheng)治影响。

《真(zhen)正(zheng)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苏格兰人写了许(xu)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正(zheng)如现在所知(zhi)），他们都是(shi)汉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shi)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shi)纪上半叶经(jing)常爆发(fa)反对新王朝的活(huo)动。反抗活(huo)动频繁爆发(fa)，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fa)生了两次最(zui)严重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公(gong)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zui)初对英(ying)国造(zao)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ying)俊王子(zi)”查理的军队向(xiang)南最(zui)远打到英(ying)格兰的德比，距离伦(lun)敦120英(ying)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shi)的军事胜利没有得到苏格兰人民的普遍支持，很(hen)快形势(shi)就反转了。在克劳(lao)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后，当局有意采(cai)取措施(shi)破坏苏格兰高地的政(zheng)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ying)格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lao)顿战役后才回(hui)到柯(ke)科迪。毫无疑问，他是(shi)忠于汉诺威政(zheng)权的。在《国富论》中(zhong)，他主(zhu)要以苏格兰高地为例，说明不发(fa)达经(jing)济体和老套(tao)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lun)，说他没有法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jin)行刑事管辖(xia)”（《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shi)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shi)说由于经(jing)济和基础设施(shi)未得到改良，因而没有统一和有效(xiao)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shi)，苏格兰需要获准自由进(jin)入(ru)英(ying)格兰市场。意识到他们的经(jing)济比英(ying)格兰落后，苏格兰的主(zhu)要机构及其成员开始(shi)寻(xun)求(qiu)现代化，或者说推进(jin)“改良”。最(zui)终(zhong)，到18世(shi)纪中(zhong)叶的时候，联合带来(lai)了经(jing)济效(xiao)益，苏格兰迅速发(fa)生变化。这些变化中(zhong)最(zui)引人注目的是(shi)格拉斯哥的发(fa)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密去世(shi)时增长(chang)到8万人。除农(nong)业外，纺织品尤其是(shi)亚麻布生产是(shi)苏格兰的主(zhu)要工业。烟草贸(mao)易大幅增长(chang)，对格拉斯哥的发(fa)展起(qi)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zhu)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他是(shi)格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zhu)席安德鲁·科克伦(lun)就是(shi)一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哥的街道名称中(zhong)还能找到他们的遗迹，比如格拉斯福德、英(ying)格拉姆，还有科克伦(lun)。

直(zhi)到那个世(shi)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cai)掘和炼铁(tie)等“重”工业才开始(shi)飞(fei)速发(fa)展。《国富论》中(zhong)所提出的经(jing)济原理不是(shi)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shi)和金融基础设施(shi)的支撑(cheng)。交通依靠马(ma)（斯密就是(shi)骑马(ma)去牛津的）和船。尽管在爱丁堡和伦(lun)敦之间有服务(wu)相当高效(xiao)的长(chang)途马(ma)车，但横贯全国的旅程仍(reng)是(shi)十分艰辛的。从柯(ke)科迪到爱丁堡最(zui)便捷的途径是(shi)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shi)经(jing)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shu)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约45英(ying)里）意味着要经(jing)历(li)一段漫长(chang)而危险(xian)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shi)了一项(xiang)“改进(jin)”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ge)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shi)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shi)一项(xiang)了不起(qi)的工程成就。迄今仍(reng)在使用的格拉斯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shi)界上该类(lei)工程中(zhong)最(zui)了不起(qi)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许(xu)多银行伴随着这项(xiang)投资需求(qiu)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dao)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zhong)可以看到他对投机商（“项(xiang)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融监管的看法。

《猜火车2》（2017）剧(ju)照。

官方认可的苏格兰教会政(zheng)权形式是(shi)长(chang)老会，属于严格的加尔文教派，英(ying)联邦原封不动地保(bao)留(liu)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zheng)教的历(li)史由来(lai)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名19岁(sui)的学生托马(ma)斯·艾肯黑(hei)德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jing)英(ying)阶层(ceng)是(shi)如此）。苏格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了苏格兰长(chang)老会的作用，长(chang)老会的大会近似(si)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zheng)治焦点，并最(zui)终(zhong)促使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启蒙运动达成了某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shi)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学校长(chang)逾三十年，也是(shi)教会派系现代化改革(ge)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成了大会里的多数(shu)“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密与改良派的领袖们交好，这个圈(quan)子(zi)里有各(ge)色人物，其中(zhong)包括被认为是(shi)“异教徒”的大卫·休(xiu)谟。

除了休(xiu)谟这个特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像(xiang)斯密一样是(shi)大学教授。以苏格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ma)修学院、爱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han)。这些大学的传(chuan)统使命是(shi)培养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整个世(shi)纪，但到彼时，情况发(fa)生了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ke)不再用拉丁文（哈(ha)奇森是(shi)先驱者）。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哥大学（1760）正(zheng)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形式上是(shi)一门课(ke)程，但医学教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zhu)张”，是(shi)适应社会需求(qiu)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fa)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jin)农(nong)业发(fa)展（如化肥）和“工业”发(fa)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但这些大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ke)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shi)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速度。

苏格兰是(shi)个小社会，其主(zhu)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shu)机构组成了一张网。这些机构的理事会里全是(shi)知(zhi)识精(jing)英(ying)。有了主(zhu)要机构里这种精(jing)英(ying)的参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zhong)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jin)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律界、教会、“进(jin)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shi)在格拉斯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jing)英(ying)”协会（更正(zheng)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shi)“爱丁堡艺术(shu)、科学、制造(zao)业和农(nong)业促进(jin)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xiu)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管有天(tian)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shi)几个协会里的活(huo)跃分子(zi)，其中(zhong)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的格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shi)爱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始(shi)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xing)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zheng)面评价的特征。这些是(shi)《道德情操论》的主(zhu)要论题。

启蒙运动：苏格兰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shi)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运动是(shi)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自然是(shi)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ceng)成员，在苏格兰就是(shi)那些文人学者。在苏格兰，他们是(shi)专业人士，特别是(shi)律师、医生、大学教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国是(shi)个例外。

启蒙运动没有局限在某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洲和北(bei)美洲。文人学者们真(zhen)心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shi)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一种方式是(shi)直(zhi)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堡评论》写了关于《论人类(lei)不平等的起(qi)源和基础》的评论，与让—雅克·卢梭进(jin)行了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shi)广泛传(chuan)播相关著作和译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chuan)播。例如，意大利人通常通过法语版(ban)了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juan)（始(shi)于1755年），很(hen)好地诠释了当时那种知(zhi)识共享传(chuan)播的氛围。所有苏格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思想的影响，尽管斯密（通常）在其公(gong)布的参考(kao)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ke)笔记中(zhong)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hen)熟(shu)悉(xi)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山》（1999）剧(ju)照。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zhi)识分子(zi)关注的核心是(shi)什么。光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shi)相对愚昧的。用不那么隐晦的语言来(lai)解释，这种光明与黑(hei)暗(an)的对照，就是(shi)知(zhi)识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zhi)、偏(pian)见、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奴(nu)役、折磨、巫术(shu)、宗(zong)教迫害等类(lei)似(si)的东西，如同黑(hei)夜的产物和遗骸，是(shi)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作为作家他不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nu)隶(li)制是(shi)罪恶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烈地抨击司法不公(gong)。对于最(zui)后一种情形，他有切(qie)身经(jing)历(li)。在图卢兹时，一名加尔文教徒吉恩·卡拉斯被错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zi)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zui)后一版(ban)中(zhong)补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shan)耀的光芒是(shi)驱散黑(hei)暗(an)的关键。艾萨克·牛顿是(shi)那片苍穹中(zhong)最(zui)耀眼的星。牛顿是(shi)启蒙运动的英(ying)雄人物。简(jian)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shi)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ping)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lie)自然现象中(zhong)归结出的几条简(jian)单原理（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是(shi)，这些定律被证明是(shi)正(zheng)确的。牛顿的计算(suan)认为地球更像(xiang)一个芜菁(jing)（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不是(shi)柠檬（两极更长(chang)），这与法国数(shu)学家、哲(zhe)学家勒(le)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zheng)相反，而去拉普兰和赤道地区的科考(kao)团(tuan)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shi)，称某人的工作堪比牛顿是(shi)对该项(xiang)工作的最(zui)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le)在《历(li)史评论》（1787）中(zhong)称斯密是(shi)“政(zheng)治经(jing)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shi)了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tian)文学知(zhi)识即是(shi)力证。

苏格兰人信仰进(jin)步。这种信仰要求(qiu)对经(jing)年累月的社会变革(ge)作记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使命。斯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shi)《国富论》的一个重要主(zhu)题。苏格兰人对进(jin)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jing)普照，而在此进(jin)程中(zhong)知(zhi)识增长(chang)确为关键因素(su)。然而，他们不像(xiang)法国或英(ying)格兰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认为进(jin)步总(zong)是(shi)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都是(shi)一种改进(jin)。苏格兰人如此谨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shi)，他们看重社会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显或快速的革(ge)新是(shi)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wang)往(wang)是(shi)非故意的结果。这些重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zhong)。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得出版(ban)社授权刊发(fa)。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ying)国]克里斯托弗·J.贝(bei)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jin)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