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ge)兰东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在斯密出生前六个月就去世了(le)。他的母亲（玛格(ge)丽特(te)）没(mei)有(you)再婚，在她的漫漫人生中，亚当是她挚(zhi)爱的儿子，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zhe)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te)认识斯密，掌握的信息(xi)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zhe)说亚当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得到了(le)母亲的悉心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生尽(jin)心尽(jin)责地回报了(le)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位新(xin)来的严苛而热忱的男(nan)老师那(na)里受益良多。斯密1737年进入格(ge)拉斯哥大(da)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na)时候这个年龄上大(da)学并非异乎寻(xun)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shi)际上可(ke)以免修那(na)些初阶(jie)的拉丁语(yu)、希腊语(yu)课程。在格(ge)拉斯哥，斯密师从当时的一些知名学者(zhe)。他最重(zhong)要的老师是伦理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斯密盛赞了(le)哈奇森作为一名教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jin)管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guan)于慈善和道德感的观点。

1740年，斯密获(huo)得斯内尔奖学金(jin)（该奖学金(jin)至今仍在），到牛津大(da)学巴利奥尔学院学习，直(zhi)至1746年。他并不是因为被这个教育机(ji)会吸引(yin)而去学习的，实(shi)际上他在《国富论》中抨击了(le)该学院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水平。他似乎在那(na)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da)致包括继续研究(jiu)科学、培养(yang)语(yu)言技巧，继而如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te)所猜测(ce)的，发展到“研究(jiu)与人性相关(guan)的所有(you)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平》第271页）。可(ke)以基本肯定，他那(na)时读过大(da)卫·休谟的《人性论》，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格(ge)兰，和母亲一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le)爱丁堡。在爱丁堡，受恩于亨利·霍姆的帮(bang)助，他被聘请去教修辞学，后来可(ke)能还教法律、哲学等课程。亨利·霍姆后来任法官时被封为卡姆斯勋爵。斯密所教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mei)有(you)记录留存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欢(huan)迎(ying)，他受邀反复教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guan)键的是伊(yi)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密于1751年回到格(ge)拉斯哥大(da)学担任逻辑学教授。

《亚当·斯密》内页。

阿盖尔可(ke)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上一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na)些倾向于使苏格(ge)兰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授还有(you)另一位候选人。尽(jin)管选择斯密毫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zhe)（乔治·缪(jiu)尔黑德）也是一位才华(hua)横溢的学者(zhe)，后来成为东方(fang)语(yu)言学教授，去了(le)格(ge)拉斯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密被聘为道德哲学教授，没(mei)有(you)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作了(le)十二年，直(zhi)到他结(jie)束大(da)学学术生涯(ya)。

斯密教过很多科目。除了(le)哲学和法学外，他也教授历史、文学和语(yu)言。他的学生们(men)所记的修辞学和语(yu)言学系列课堂笔记已经被发掘出来并出版了(le)，还有(you)两套内容广博的法学课笔记也出版了(le)。斯密做(zuo)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仅相互大(da)量重(zhong)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ke)靠书面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授法学深受欢(huan)迎(ying)”，1762年格(ge)拉斯哥大(da)学授予他法学博士。

斯密出版了(le)两部巨著，他在格(ge)拉斯哥执(zhi)教时就已播(bo)下了(le)这两本书的种子。《道德情操论》最初现世于1759年，他一生中做(zuo)了(le)六次修订。最后一版，包括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na)一年（1790）。这些修改(gai)变化表明，斯密在发表他第二部巨著《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时和之外，仍持之以恒地致力于道德哲学研究(jiu)。尽(jin)管彼时斯密已经离开格(ge)拉斯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ke)以很明显地看到，在格(ge)拉斯哥的课堂里他已经在构思书中的一些重(zhong)要主题，比如劳动分工。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证实(shi)了(le)这一点。据(ju)约翰·米勒回忆，斯密讲过“那(na)些赖以谋生的行(xing)业，以及促进财富积累的行(xing)业，使法律和政府发生了(le)相应的进步或改(gai)变”（见《生平》第275页）。

斯密1764年离开格(ge)拉斯哥大(da)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le)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zhi)教生涯(ya)是“人生中迄今最有(you)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yao)的时期”（《书信集》第309页）。斯密离开格(ge)拉斯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le)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教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汤森德获(huo)得这一职位的。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国，他们(men)住在图卢兹(zi)，但他们(men)在那(na)度过的时光(guang)鲜为人知。可(ke)知的是，他们(men)还在日内瓦住过一阵子。斯密在那(na)儿遇(yu)见了(le)最有(you)名的法国作家弗朗索(suo)瓦·马里·阿鲁埃（伏尔泰(tai)），他住在附近(jin)的弗尼，斯密对他评价很高。斯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yin)荐，与许多法国启蒙(meng)运动的文化人士交际往来，其中有(you)些是女(nu)士。在这些人中，他遇(yu)到了(le)经济学家安—罗伯特(te)—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suo)瓦·魁奈(nai)。后来他曾感谢魁奈(nai)帮(bang)助他获(huo)得有(you)关(guan)法国税务的信息(xi)（《书信集》第286页）。魁奈(nai)是一个思想家团体（重(zhong)农学派）的领袖，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密十分熟悉重(zhong)农学派的观点。魁奈(nai)送给斯密一本他所著的《重(zhong)农主义》（1767）的影印本，斯密在《国富论》里评价他是一位“别出心裁而又深刻的作者(zhe)”（《国富论》第672页）。但是，斯密深为反对他们(men)的理论体系。要说这些会面、信件对构建斯密自己的研究(jiu)分析具有(you)决定性作用，是夸大(da)其词了(le)。

由于和他们(men)一起住在法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幸去世，斯密的家庭教师工作因此中断。尽(jin)管家教生涯(ya)短暂，但斯密得到了(le)一笔可(ke)观的补偿（300英(ying)镑(bang)），这使他不必再忧心于生计。他回到苏格(ge)兰，重(zhong)新(xin)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na)里，斯密1780年回忆时说道，他利用那(na)段(duan)安静祥(xiang)和的时光(guang)写成了(le)《国富论》。1777年，他搬到爱丁堡（带着他母亲一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bang)助下成为一名海关(guan)专员。这一职位薪水颇丰，斯密得以在一所牢固的房子里安家落户，尽(jin)管这房子不在时髦(mao)的新(xin)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le)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门地区。这份工作不是一份闲(xian)差(cha)，斯密过于认真(zhen)负责地履行(xing)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作妨碍了(le)他创作“文学作品”，尽(jin)管说这话可(ke)能有(you)点违心（《书信集》第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gao)。其中一部内容是“关(guan)于不同类别文学、哲学、诗(shi)歌(ge)和修辞法的哲学史”，另一部是“关(guan)于法律和政府的理论和历史”（《书信集》第287页）。最终他放弃了(le)。这些手稿(gao)的内容已不为人知。斯密要求他的遗嘱(zhu)执(zhi)行(xing)人毁(hui)掉他的纸稿(gao)。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小部分，即(ji)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文集》。

虽然丢(diu)失了(le)一些素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liu)传，足以用来对斯密这位作者(zhe)进行(xing)评价。但评价斯密这个人就不敢(gan)这么放言了(le)。他不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辞。杜格(ge)尔德·斯图尔特(te)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多。斯图尔特(te)观察认为，可(ke)以打包票说斯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敬和爱戴，他与一生中所有(you)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you)“许多怪癖”，言外之意，可(ke)能是有(you)些不讨喜，只有(you)他的“知心朋友”才能欣(xin)赏到“他言语(yu)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不做(zuo)作的质朴内心”（《生平》第329页）。

随着斯图尔特(te)的进一步描述，一幅画(hua)像徐(xu)徐(xu)展开：这是一个性格(ge)内向、沉默寡言的男(nan)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不在焉、缄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图尔特(te)只能说“没(mei)什么不寻(xun)常”，但专门加上了(le)一句(ju)，说詹姆斯·塔(ta)西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329页）。斯密从未坐着让(rang)人画(hua)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常见），除去塔(ta)西的作品外，现存只有(you)一幅约翰·凯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hua)。格(ge)拉斯哥大(da)学的雕塑(su)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密时代的苏格(ge)兰

斯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you)的时代都可(ke)以说是变革的时代，尽(jin)管这是句(ju)陈词滥调，但它(ta)的确符合18世纪苏格(ge)兰的情况。

斯密出生前发生了(le)一系列十分重(zhong)大(da)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响(xiang)深远，他一直(zhi)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响(xiang)之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na)时，苏格(ge)兰有(you)自己的议会，但一直(zhi)运转(zhuan)不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格(ge)兰发展为殖民强国）毁(hui)灭性破产以及与英(ying)格(ge)兰贸易争端等背景下，英(ying)格(ge)兰与苏格(ge)兰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ying)国人诱骗下苏格(ge)兰一些领袖人物的背叛之举，还是出于“摆脱(tuo)”眼(yan)前窘迫困境之需，至今仍然是一个有(you)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格(ge)兰人小部分直(zhi)接政治权力（仅有(you)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格(ge)兰保留自己的法律体系、宗教管理方(fang)式（苏格(ge)兰教会）和教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zhong)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da)多数人而言，最直(zhi)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格(ge)兰人手里。没(mei)有(you)了(le)议会，律师成了(le)关(guan)键人物。律师们(men)代表他们(men)的主顾，特(te)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shi)际上控制了(le)苏格(ge)兰的运转(zhuan)。

安妮女(nu)王于1714年去世，英(ying)格(ge)兰和苏格(ge)兰的王位传给了(le)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yu)订的，因为该条约第二款规定，如果安妮正常死亡，那(na)么君主之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suo)菲亚及她的“新(xin)教徒”继承人。该条款重(zhong)申了(le)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图亚特(te)国王詹姆士二世/七(qi)世废黜/放弃，该文件规定天主教徒不可(ke)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一任斯图亚特(te)国王（詹姆士一世和六世）的孙(sun)女(nu)结(jie)了(le)婚，他是关(guan)系最密切的新(xin)教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格(ge)兰有(you)极其重(zhong)要的政治影响(xiang)。

《真(zhen)正的亚当·斯密》（2016）海报。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you)专业技能的苏格(ge)兰人写了(le)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le)“苏格(ge)兰启蒙(meng)运动”（正如现在所知），他们(men)都是汉诺威人。这不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xing)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出他们(men)对詹姆士党的反对。詹姆士党人是斯图亚特(te)王朝的支持者(zhe)，18世纪上半叶经常爆(bao)发反对新(xin)王朝的活动。反抗活动频繁爆(bao)发，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zhen)无忧。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le)两次最严重(zhong)的叛乱。1715年的叛乱利用了(le)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huo)益的不满，获(huo)得了(le)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最初对英(ying)国造成了(le)较大(da)的威胁，小王位觊觎(yu)者(zhe)“英(ying)俊王子”查理的军队向南最远打到英(ying)格(ge)兰的德比，距(ju)离伦敦120英(ying)里。詹姆士党人一开始的军事胜利没(mei)有(you)得到苏格(ge)兰人民的普(pu)遍支持，很快形势就反转(zhuan)了(le)。在克劳顿战役（1746）击溃(kui)叛军之后，当局有(you)意采(cai)取措(cuo)施破坏苏格(ge)兰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密身处英(ying)格(ge)兰，远离这片纷乱，在克劳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无疑问，他是忠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中，他主要以苏格(ge)兰高地为例，说明不发达经济体和老套法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希尔的卡梅伦，说他没(mei)有(you)法律授权却可(ke)以“对他的人民进行(xing)刑事管辖”（《国富论》第416页）。这不是说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gai)良，因而没(mei)有(you)统一和有(you)效的法律体系。

联合背后的动因之一是，苏格(ge)兰需要获(huo)准自由进入英(ying)格(ge)兰市场。意识到他们(men)的经济比英(ying)格(ge)兰落后，苏格(ge)兰的主要机(ji)构及其成员开始寻(xun)求现代化，或者(zhe)说推进“改(gai)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的时候，联合带来了(le)经济效益，苏格(ge)兰迅速(su)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yin)人注目的是格(ge)拉斯哥的发展。在斯密的学生时代，格(ge)拉斯哥的人口约1.7万(wan)，到斯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wan)人。除农业外，纺织(zhi)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格(ge)兰的主要工业。烟草贸易大(da)幅增长，对格(ge)拉斯哥的发展起了(le)至关(guan)重(zhong)要的作用，这使之取代布里斯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密认识一批(pi)格(ge)拉斯哥的“烟草大(da)王”。他是格(ge)拉斯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席安德鲁·科克伦就是一位“烟草大(da)王”。至今，格(ge)拉斯哥的街(jie)道名称中还能找到他们(men)的遗迹(ji)，比如格(ge)拉斯福德、英(ying)格(ge)拉姆，还有(you)科克伦。

直(zhi)到那(na)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炭采(cai)掘和炼铁等“重(zhong)”工业才开始飞速(su)发展。《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不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密围(wei)绕制钉等小型手工作坊阐释其原理。城镇化和纺织(zhi)品生产的确需要实(shi)体基础设施和金(jin)融(rong)基础设施的支撑(cheng)。交通依靠马（斯密就是骑马去牛津的）和船。尽(jin)管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有(you)服(fu)务相当高效的长途(tu)马车，但横贯全国的旅(lu)程仍是十分艰(jian)辛的。从柯科迪到爱丁堡最便捷的途(tu)径是乘船穿越福斯湾，而不是经由陆路和摆渡(du)。

大(da)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ge)拉斯哥到爱丁堡（相距(ju)约45英(ying)里）意味着要经历一段(duan)漫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shi)施了(le)一项(xiang)“改(gai)进”计划，修建一条连接东部福斯河各河口和西部克莱德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项(xiang)了(le)不起的工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ge)拉斯哥附近(jin)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被誉为“世界(jie)上该类工程中最了(le)不起的杰作之一”。当然，这些工程建设需要大(da)量资金(jin)。许多银行(xing)伴随着这项(xiang)投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xing)倒闭，使福斯—克莱德运河的股东面临信心丧失的问题。斯密对这些事件有(you)清晰的认识，在《国富论》中可(ke)以看到他对投机(ji)商（“项(xiang)目计划人”）、银行(xing)业和金(jin)融(rong)监(jian)管的看法。

《猜火车2》（2017）剧照。

官方(fang)认可(ke)的苏格(ge)兰教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格(ge)的加尔文教派，英(ying)联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le)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you)一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艾肯黑德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gai)变已无处不在（至少在精英(ying)阶(jie)层是如此）。苏格(ge)兰不设独立议会强化了(le)苏格(ge)兰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da)会近(jin)似于国家级的辩论论坛。这一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终促使苏格(ge)兰教会和苏格(ge)兰启蒙(meng)运动达成了(le)某(mou)种互谅。威廉·罗伯逊本人就是生动的体现。他任爱丁堡大(da)学校长逾三(san)十年，也是教会派系现代化改(gai)革的领袖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斗勇，这群志趣相投的“现代化者(zhe)”致力于“改(gai)良”，设法成了(le)大(da)会里的多数“派”。这令温和派能够控制教会选任的牧师们(men)赞同改(gai)良和“启蒙(meng)”。斯密与改(gai)良派的领袖们(men)交好，这个圈子里有(you)各色人物，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异教徒”的大(da)卫·休谟。

除了(le)休谟这个特(te)例以及凯姆斯等上议院法官，其他苏格(ge)兰启蒙(meng)运动的思想家都像斯密一样是大(da)学教授。以苏格(ge)兰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这里出现了(le)五所大(da)学—圣安德鲁斯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丁堡大(da)学以及格(ge)拉斯哥大(da)学—确实(shi)令人震撼。这些大(da)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yang)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le)一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了(le)变化。

教学体系被重(zhong)新(xin)设计，授课不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者(zhe)）。法律教授职位得以设立，爱丁堡大(da)学（1740）和格(ge)拉斯哥大(da)学（1760）正式成立了(le)医学院（尽(jin)管形式上是一门课程，但医学教育那(na)时已岌岌可(ke)危）。这种“强调职业教育的主张(zhang)”，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业”发展（如亚麻染料）有(you)明显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zhang)。但这些大(da)学对智识教育也持开放态度。课程体系变了(le)，尤其引(yin)人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扬艾萨克·牛顿学说的速(su)度。

苏格(ge)兰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律、教会和学术机(ji)构组成了(le)一张(zhang)网。这些机(ji)构的理事会里全是知识精英(ying)。有(you)了(le)主要机(ji)构里这种精英(ying)的参与，苏格(ge)兰启蒙(meng)运动成为“建构”现代社会中不可(ke)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参与进一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论会的规模激增，它(ta)们(men)为大(da)学、法律界(jie)、教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te)别是在格(ge)拉斯哥）搭建了(le)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ying)”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斯密、休谟、凯姆斯和罗伯逊。尽(jin)管有(you)天性腼(mian)腆的名声在外，但斯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其中有(you)兼收“市民和大(da)学师生”的格(ge)拉斯哥文学俱乐部，还有(you)兼具欢(huan)乐与智慧的爱丁堡牡(mu)蛎俱乐部。他是爱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始会员之一。

一些俱乐部会关(guan)注“礼貌(mao)”。这反映了(le)新(xin)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guan)的“文明”）成为性格(ge)和行(xing)为被正面评价的特(te)征。这些是《道德情操论》的主要论题。

启蒙(meng)运动：苏格(ge)兰及其他地区

毫无疑问，斯密是被彼得·盖伊(yi)称为“启蒙(meng)运动之家”里的一员。启蒙(meng)运动是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参与者(zhe)自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jie)层成员，在苏格(ge)兰就是那(na)些文人学者(zhe)。在苏格(ge)兰，他们(men)是专业人士，特(te)别是律师、医生、大(da)学教授，在欧洲其他地方(fang)亦如此，只有(you)法国是个例外。

启蒙(meng)运动没(mei)有(you)局限(xian)在某(mou)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洲和北美洲。文人学者(zhe)们(men)真(zhen)心实(shi)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场辩论。这种对话有(you)一种方(fang)式是直(zhi)接交锋。例如，斯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丁堡评论》写了(le)关(guan)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评论，与让(rang)—雅克·卢梭进行(xing)了(le)对话。对话的第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bo)相关(guan)著作和译(yi)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书被快速(su)译(yi)成多国文字，加速(su)了(le)其传播(bo)。例如，意大(da)利人通常通过法语(yu)版了(le)解到《国富论》。斯密代表其大(da)学购买了(le)丹(dan)尼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前七(qi)卷（始于1755年），很好地诠释了(le)当时那(na)种知识共享传播(bo)的氛(fen)围(wei)。所有(you)苏格(ge)兰人都受到夏尔·塞孔达·孟德斯鸠男(nan)爵思想的影响(xiang)，尽(jin)管斯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you)提及孟德斯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ke)以清楚地看到他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

《诺丁山》（1999）剧照。

他们(men)自己所作的“光(guang)”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le)这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关(guan)注的核心是什么。光(guang)意味着之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那(na)么隐晦(hui)的语(yu)言来解释，这种光(guang)明与黑暗的对照，就是知识和理性的一面与无知、偏见、迷信的另一面的对照。奴役、折磨(mo)、巫术、宗教迫害等类似的东西，如同黑夜的产物和遗骸(hai)，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jin)管作为作家他不喜欢(huan)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不含糊地谴责杀婴行(xing)为，并猛烈地抨击司(si)法不公。对于最后一种情形，他有(you)切身经历。在图卢兹(zi)时，一名加尔文教徒吉(ji)恩·卡拉斯被错(cuo)控谋杀了(le)自己的儿子并被处以死刑（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版中补充了(le)有(you)关(guan)这一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shan)耀(yao)的光(guang)芒是驱散(san)黑暗的关(guan)键。艾萨克·牛顿是那(na)片苍穹中最耀(yao)眼(yan)的星。牛顿是启蒙(meng)运动的英(ying)雄人物。简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xing)星运行(xing)轨迹(ji)到苹果自树上落下等一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jie)出的几条简单原理（运动定律和万(wan)有(you)引(yin)力定律）。关(guan)键是，这些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平）而不是柠檬（两极更长），这与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理论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pu)兰和赤(chi)道地区的科考团证实(shi)了(le)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牛顿身份地位的一个标志是，称某(mou)人的工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xiang)工作的最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在《历史评论》（1787）中称斯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le)商业原理。斯密同样具有(you)启蒙(meng)运动式的热忱，他广博的天文学知识即(ji)是力证。

苏格(ge)兰人信仰(yang)进步。这种信仰(yang)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格(ge)兰启蒙(meng)运动的大(da)部分作品践行(xing)了(le)这一使命。斯密的大(da)学演讲报告具有(you)这样鲜明的特(te)征，而这也是《国富论》的一个重(zhong)要主题。苏格(ge)兰人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jin)慎。他们(men)认为光(guang)芒已经普(pu)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增长确为关(guan)键因素。然而，他们(men)不像法国或英(ying)格(ge)兰的同时代人那(na)样有(you)信心，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you)方(fang)面都是一种改(gai)进。苏格(ge)兰人如此谨(jin)慎的一个重(zhong)要原因是，他们(men)看重(zhong)社会习俗的作用，习俗对明显或快速(su)的革新(xin)是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斯密强调社会应徐(xu)徐(xu)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jie)果。这些重(zhong)要观点贯穿于他全部著作之中。

本文选自《亚当·斯密》，已获(huo)得出版社授权刊(kan)发。小标题为编者(zhe)所加，非原文所有(you)。

原文作者(zhe)/ [英(ying)国]克里斯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zhang)进

导语(yu)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