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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guan)中华文明的历史进(jin)程，虽然有分有合、进(jin)程曲折，但从多元(yuan)走向一体，文明的一体化与国(guo)家的统一始终是(shi)发展(zhan)的主线。这一趋势并非秦始皇(huang)统一中国(guo)后(hou)才形(xing)成，数千年前史前时(shi)期各个(ge)地区就已有交流，在相互学习(xi)借(jie)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zhan)，一体化具有深厚坚(jian)实的基(ji)础和久远的渊(yuan)源
文 | 王巍 徐峰(feng)
参观(guan)者(zhe)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zhan)厅内(nei)观(guan)看展(zhan)出的黄金面具（2024年12月18日(ri)摄） 才扬(yang)摄 / 本刊
中华文明是(shi)世界上唯(wei)一绵延不断且以国(guo)家形(xing)态发展(zhan)至今的伟大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xu)性来认识(shi)中国(guo)，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guo)，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guo)，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guo)。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汇聚了近20个(ge)学科、约400位学者(zhe)的力量，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五千多年文明，揭示(shi)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起(qi)源与早(zao)期发展(zhan)的脉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tong)过对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区距今5800年至4000年前后(hou)的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在地区进(jin)行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探索了中华文明起(qi)源初期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zhan)为国(guo)家形(xing)态的过程。
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shi)期内(nei)，中华文明是(shi)在一个(ge)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单元(yuan)当中独自发展(zhan)起(qi)来的，经历了完整的起(qi)源、形(xing)成、发展(zhan)的过程，是(shi)土生土长、在自身(shen)文化传统基(ji)础上形(xing)成的原(yuan)生文明。中华大地先民从百万(wan)年人类(lei)史走进(jin)一万(wan)年文化史，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0年奠基(ji)、8000年起(qi)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jin)入（文明阶(jie)段）、4300年中原(yuan)崛(jue)起(qi)、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多年统一多民族国(guo)家形(xing)成的历史进(jin)程。
纵观(guan)中华文明的历史进(jin)程，虽然有分有合、进(jin)程曲折，但从多元(yuan)走向一体，文明的一体化与国(guo)家的统一始终是(shi)发展(zhan)主线。这一趋势并非秦始皇(huang)统一中国(guo)后(hou)才形(xing)成，数千年前史前时(shi)期各个(ge)地区就已有交流，在相互学习(xi)借(jie)鉴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zhan)，一体化具有深厚坚(jian)实的基(ji)础和久远的渊(yuan)源。
中华文明“多元(yuan)一体”的认识(shi)在学术(shu)界有着较(jiao)为漫(man)长的思考。早(zao)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guo)近现代一些(xie)历史学家就提出过古史的多元(yuan)论。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xing)起(qi)，大量前所未见的材料如雨后(hou)春笋般从地下涌现。面对着从田野中“生长”出来的史前文化，诸多考古学前贤从中看到了或宏观(guan)或微观(guan)的世界，纷纷用简明凝练的概念对史前文化格局做出了归纳。我们(men)对中华早(zao)期文明的认识(shi)也由此而“别开生面”。
1981年，中国(guo)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qi)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lei)型”模式，将中国(guo)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这个(ge)模式的重点是(shi)突出文化的多元(yuan)地域特性。同时(shi)，在对待不同的区域文化时(shi)，苏秉琦(qi)又提醒注意区域中的核心部(bu)分。1977年，长江下游新石(shi)器时(shi)代文化考古学术(shu)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会后(hou)，苏秉琦(qi)先生同部(bu)分参会者(zhe)经上海到杭州，在考察(cha)莫(mo)角山时(shi)，曾以“古杭州”的概念提示(shi)浙江同行重视(shi)其特殊地位。1983年，在辽宁朝阳学术(shu)座(zuo)谈会上，苏秉琦(qi)把“燕山南北(bei)地区考古”作为一个(ge)学科分支正式提出，他指出这里是(shi)辽西地区的核心部(bu)分，又是(shi)一个(ge)相对稳定(ding)地区，从而起(qi)到了联结燕山以北(bei)和燕山以南，联结辽西与辽东以至整个(ge)东北(bei)地区及东北(bei)亚的枢纽作用。这些(xie)核心部(bu)分通(tong)常扮演区域一体化进(jin)程中的引擎。
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则提出了“中国(guo)相互作用圈”的概念。1986年，张光直的《古代中国(guo)考古学》（英文版）再(zai)版，他在书中指出，公元(yuan)前4000年诸多新石(shi)器文化因网络式的、无中心引领的交叉互动和密切交流，共享(xiang)重要(yao)的文化因素，形(xing)成一个(ge)文化圈。这个(ge)文化圈大致的地理范围与历史时(shi)期中国(guo)的核心范围一致，因此可以称作“中国(guo)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guo)”。从这两个(ge)概念上不难看出，张光直看到的是(shi)一个(ge)多元(yuan)的、整体的中国(guo)初景。而且“相互作用”表达了一种文明交流的动力，通(tong)过互动碰触可以逐步一体化和统一化。
把“多元(yuan)”“中心”“一体”融(rong)合起(qi)来的概念，来自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他在1987年发表了《中国(guo)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中明确提出“中国(guo)史前文化是(shi)多元(yuan)的”，每个(ge)地区为一“元(yuan)”，此即“多样性”；又提出“中国(guo)早(zao)期文明不是(shi)在一个(ge)地区一次发生，而是(shi)在许多地区先后(hou)发生的，是(shi)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这样的共同发展(zhan)，即为“统一性”。周边地区环绕中原(yuan)，形(xing)成“重瓣花朵”的格局，中原(yuan)地区不仅(jin)是(shi)地理上的“花心”，也是(shi)文化发展(zhan)的引领者(zhe)。这样的向心结构保证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奠定(ding)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guo)家的基(ji)石(shi)。
1989年，社会学家费孝通(tong)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yuan)一体格局》。费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ge)自觉的民族实体，是(shi)近百年来中国(guo)和西方列强(qiang)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ge)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shi)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xing)成的。”“它的主流是(shi)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rong)合，同时(shi)也有分裂和消亡，形(xing)成一个(ge)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ge)性的多元(yuan)统一体。这也许是(shi)世界各地民族形(xing)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ge)多元(yuan)一体格局的形(xing)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zao)的时(shi)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ge)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rong)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jin)入了这个(ge)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yuan)之后(hou)，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xu)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ri)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qi)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ding)了以这个(ge)疆域内(nei)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ji)础，成为一个(ge)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既有对考古学材料的分析，也上升到对民族问题进(jin)行讨论。他与考古学界同仁也有交流。因此，我们(men)愿意将“多元(yuan)一体”视(shi)为苏秉琦(qi)、费孝通(tong)等一代专家学者(zhe)对文化、国(guo)族问题思考数十年的结晶。此后(hou)，“多元(yuan)一体”日(ri)益成为中华文明演进(jin)的一个(ge)经典表述模式和话语。这个(ge)格局在史前时(shi)期已具雏形(xing)，随后(hou)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育”和“塑造”。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jia)值体系。多元(yuan)一体是(shi)关于(yu)中华文明和民族认识(shi)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认识(shi)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li)不开考古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20年，尤其最近10年，中国(guo)考古学迎来黄金时(shi)代。根据(ju)目前的考古发现，在早(zao)期中华文化圈的形(xing)成过程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群星璀璨(can)、交映生辉，彼此既相互竞(jing)争、又相互借(jie)鉴，展(zhan)现出一幅丰富多彩(cai)、此起(qi)彼伏、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多元(yuan)起(qi)源的画卷。各个(ge)区域的文明通(tong)过彼此交流，逐渐形(xing)成了一些(xie)共同的文化基(ji)因，绵延至今，成为中华文明连续(xu)性的重要(yao)标识(shi)。考古学揭示(shi)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材料，这些(xie)源于(yu)地下的实物遗存具有直观(guan)性、形(xing)象性、丰富性和独特性，让多元(yuan)一体的文明形(xing)态具象化呈现。陆(lu)续(xu)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青铜器等，让消逝的古代文明可感、可见、可知，也让今天的我们(men)，得以透过这些(xie)器物看到中华文明的“多元(yuan)一体”。
（王巍：中国(guo)社会科学院(yuan)学部(bu)委员、一级研究员；徐峰(feng)：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zhan)学院(yuan)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