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可桢从哈佛学成归国。1920年受(shou)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开设了地质学、地文学（自然地理(li)学）和气象学等课程。为(wei)了高质量地完(wan)成教学任务，竺可桢撰写了气象学讲义。

当知识要在课堂上讲授出来时，概(gai)念的明(ming)晰化就势在必(bi)行。所以，《气象学》讲义中的第六章《风》这一部分的第三节《风之种类(lei)》，竺可桢便将我们现在界定(ding)为(wei)的信风，即在低空从副热带高压带吹向赤道低气压带的风明(ming)确称之为(wei)信风了。其将因海(hai)陆热力分布不均所产生的风，则(ze)称之为(wei)季风。“冬季之风应(ying)自大陆而趋海(hai)洋，夏季之风则(ze)应(ying)自海(hai)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wei)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视季候为(wei)转易也(ye)。”此论(lun)清(qing)楚明(ming)了，季风之名从此使用至(zhi)今(jin)。

名称虽定(ding)，但当时对于(yu)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1922年，竺可桢在《南京之气候》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中国的季风气候，并对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解释南京与杭州、天津降雨量多寡和雨期早晚差异(yi)问题时，将之归结为(wei)“季风之影响”。季风由南向北(bei)的推进过(guo)程在这篇文章中被揭示(shi)出来，同时文章认为(wei)先受(shou)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雨期更早，反之则(ze)晚。

但囿于(yu)当时气象站台的缺失，气象数据的匮乏，想要进一步呈(cheng)现中国气流的具(ju)体运行情况还需时日(ri)。

到了1933年得益于(yu)各地气象台的建立(li)，中国气流运行的具(ju)体情形可以被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对于(yu)季风的认识也(ye)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年竺可桢在第五届(jie)太平洋科学会(hui)议上宣读了《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关于(yu)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工作(zuo)。他通过(guo)利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zhi)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内(nei)地五十处，东三省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观察(cha)所得的地面风向数据，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的分布图，进而分析(xi)一年内(nei)四个典型月份(fen)的东亚气流运行情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认识到影响我国各季节气流运行和季风的因子。陆地上的西(xi)伯利亚高压和印度低压，位于(yu)海(hai)上的北(bei)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低压（阿留(liu)申低压）在冬夏两季共同促成了气流的运动以及季风的出现。这一发现对于(yu)季风研究具(ju)有重要意义。

仅仅一年后，1934年9月在《地理(li)学报》创刊号(hao)上的第一篇论(lun)文即是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此文被气象学家陶诗言院士认为(wei)是“我国有关季风研究的经典著作(zuo)，为(wei)以后的我国季风研究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提供了基础”。

《地理(li)学报》创刊号(hao)目录

该论(lun)文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竺可桢卓越的科学研究能力，其实还有赖于(yu)他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

竺可桢在找寻中国古代对季风认知的文献记录时，发掘了苏轼《舶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wan)里初来舶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道“吴中梅雨既过(guo)，飒然清(qing)风弥月，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䑲风”。这里的舶䑲风就是夏至(zhi)后的东南季风。顺着此线索，竺可桢还发现了古人多有“舶䑲风，主水退，兼旱(han)”的记载。正所谓“舶䑲风云(yun)起(qi)，旱(han)魃深欢(huan)喜”。为(wei)了解释这种说法，竺可桢发现随着时间变化，东南季风的渐次北(bei)进现象。当东南季风强(qiang)势扫过(guo)长江(jiang)流域，前锋抵达黄河流域时，雨带也(ye)就随之来到华北(bei)，长江(jiang)流域开始晴朗起(qi)来。这就是为(wei)什么(me)东南季风，即舶䑲风到来后，长江(jiang)流域天气变得干燥的原(yuan)因。

此机制得到揭示(shi)后，再从长时段舶䑲风强(qiang)弱(ruo)变化角(jiao)度观察(cha)，竺可桢发现历年长江(jiang)流域的雨量多寡与舶䑲风的强(qiang)弱(ruo)有着密切关系。“东南季风强(qiang)，则(ze)长驱直达华北(bei)，……华北(bei)雨量丰(feng)沛(pei)，长江(jiang)流域干旱(han)。东南季风弱(ruo)，则(ze)一至(zhi)长江(jiang)流域，其势已成强(qiang)弩(nu)之末，……长江(jiang)流域受(shou)雨泽之赐，而华北(bei)乃(nai)干旱(han)矣”。这个观点虽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90年前乃(nai)是一个揭示(shi)中国季风气候特征的创见。

从1916年竺可桢首篇论(lun)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季风气候有了系统性的研究，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guo)了近二十载岁月。这期间，为(wei)了能够更深入、更方便地探究以季风为(wei)代表的中国气候，竺可桢还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zuo)。

气象台与气象所

没(mei)有自己的气象台，中国气候研究便无从谈起(qi)。

早在1916年初的那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中，竺可桢就谈及了建设气象台的必(bi)要性和重要性。因为(wei)气象分析(xi)与研究必(bi)须建立(li)在气象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否则(ze)如空中楼阁，没(mei)有根基。当年的论(lun)文中，竺可桢所利用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数据，还是来自外国人在中国海(hai)关下设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个属于(yu)自己的气象台站，并不能满足研究所需。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竺可桢便大声疾呼“政府能遍设气象台于(yu)全国，加以数十年之看护(hu)观测，然后全国之雨量风暴，始能明(ming)了如指掌”。

但当时身处美国还是博士生的竺可桢还没(mei)有机会(hui)亲(qin)自践行气象台的建设。

1921年8月，回归数年后竺可桢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lun)我国应(ying)多设气象站》一文，认为(wei)当时气象台的数量太小，与我国广(guang)阔(kuo)领土(tu)不相匹配，应(ying)大力建设气象台。“美国面积亚于(yu)我国，而有气象台二百余，……日(ri)本面积仅当我国十七分之一，而气象台之数乃(nai)多至(zhi)五十六。反观我国，则(ze)除中央气象台外，惟(wei)南通张季直先生所设之军山气象台而已。苟以欧(ou)美日(ri)本为(wei)先例，则(ze)我国至(zhi)少须有气象台百所。”

临渊羡(xian)鱼不如退而结网。1921年竺可桢以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的身份(fen)，建立(li)了附属于(yu)大学的南京气象测候站，并亲(qin)自指导学生参与观测。从当年秋季起(qi)，开始每日(ri)不间断观测气压、温度、雨量和风力、风向等，并每月定(ding)期出版《南京气象报告(gao)》。1922年，竺可桢又参与国家收回青岛观象台主权的事宜之中，为(wei)成功接收青岛气象台做出了重要贡献。青岛气象台成为(wei)当时归属我国为(wei)数不多的设备完(wan)备的气象台站。1928年，在竺可桢的倡议和交涉下，选取了南京城钦天山北(bei)极阁建立(li)综合(he)性的气象台，并于(yu)当年10月1日(ri)起(qi)正式观测。至(zhi)1934年竺可桢写下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论(lun)文时，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创办(ban)了上海(hai)测候所（1933年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8月）和肃州（酒泉）测候所（1934年7月），同时接管了北(bei)平测候所（1929年6月）。

南京城钦天山北(bei)极阁

当本国研究气象的学者能够顺利方便地使用上本国气象台数据，中国的季风研究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在竺可桢1933年宣读的《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他便利用了南京1929-1931年和青岛1924-1929年测得的逐月风速来展示(shi)一年中季风风力的变化特征。在研究季风的重要一文《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竺可桢同样利用了1929至(zhi)1933年间南京测得的夏季不同风向下降水可能性和温度、湿度的记录，从而佐证“舶䑲风主旱(han)”说。北(bei)平和上海(hai)的风力和雨量数据则(ze)帮助竺可桢证明(ming)了不同的季风强(qiang)度下长江(jiang)流域和北(bei)方降水的特征。

此外，培养一批(pi)专业的气象人才，同样有助于(yu)中国气候研究的开展。

1927年年底，当时国民政府着手(shou)筹备建立(li)一所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在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条例中，将观象台作(zuo)为(wei)其中一个子机构予以筹建，竺可桢被聘为(wei)观象台筹备委员会(hui)常务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wei)办(ban)事便利起(qi)见，把观象台筹备处分为(wei)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又被任命为(wei)气象研究所主任。11月，气象所成为(wei)中央研究院拟设的十四个研究所之一。竺可桢作(zuo)为(wei)全权负责人，从研究所的选址、进人、采买设备到刊物出版，均事必(bi)躬亲(qin)。气象研究所作(zuo)为(wei)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气象科学研究，在取得丰(feng)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ye)培养了一批(pi)气象研究人员。

1928年开始气象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象台观测记录和各地测候记录以《气象季刊》（1929年后《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气象研究所在南京还开设了四期气象学习班，培养了大量气象学家和气象管理(li)人员，其中就有吕炯(jiong)、涂(tu)长望、卢鋈、叶笃正、陶诗言和顾震潮(chao)等。当中国气象研究有了一支队伍后，研究才能获得更大的进展。

比如，1934年涂(tu)长望发表的《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一文，搜集了中国各地夏季降雨量数据，并将之与世界各地气候进行比较，发现其中的相关关系。其中，得出了华北(bei)沿海(hai)区域的夏季降雨量与长江(jiang)三角(jiao)洲夏季降雨量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的结论(lun)。此结论(lun)为(wei)竺可桢论(lun)证东南季风强(qiang)弱(ruo)与中国南北(bei)方旱(han)涝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与支持。

季风的中国影响

现实的极端旱(han)涝是气象研究者研究气象问题最直接的出发点，解释极端旱(han)涝发生的原(yuan)因就成为(wei)气象工作(zuo)者的重要使命和任务。

1926年入春以来长江(jiang)、黄河下游，东北(bei)沿海(hai)一带降雨稀少，上海(hai)1至(zhi)5月降雨量只有往年平均的百分之六十一。面对旱(han)情，当时各省纷纷倡导祈(qi)雨和禁屠之法，以求甘霖。竺可桢自然反对这种愚民且迷信的做法。

只有科学的宣传才是回击封建迷信的良方。

所以，在当年7月竺可桢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lun)祈(qi)雨禁屠与旱(han)灾》，向大众科普我国旱(han)涝灾害(hai)异(yi)常频繁的原(yuan)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yu)季风带内(nei)，是造成每年雨量多寡悬殊的重要原(yuan)因。在季风的影响下，因为(wei)季风强(qiang)弱(ruo)变化的不定(ding)，中国雨量之变率(lu)极大，而且，越往内(nei)地变率(lu)愈大。可以说，季风对中国旱(han)涝影响之显著，以及1920至(zhi)1930年代中国频繁爆发的极端旱(han)涝灾害(hai)，均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普异(yi)常重要。

几年后的1931年夏季，全国各地水涝成灾，尤其以长江(jiang)流域为(wei)甚。面对几十年未有之大洪水，《时事月报》特邀(yao)竺可桢和刘治(zhi)华撰文解释。仅仅三年之后的1934年夏季，长江(jiang)流域又因梅雨结束得异(yi)常偏早，产生了严重的旱(han)情。短短三年间，长江(jiang)流域接连出现的极端旱(han)涝灾害(hai)，成为(wei)了当时中国气象研究上最为(wei)迫切的中心问题。为(wei)此，竺可桢写下了《长江(jiang)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和《民国二十三年夏季长江(jiang)下游干旱(han)之原(yuan)因》两篇论(lun)文予以解释。

这两年长江(jiang)流域的极端旱(han)涝均与梅雨的异(yi)常有关。在竺可桢看来“黄梅天之所以成，可以‘季风之影响’五字释之”。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降雨解释明(ming)了，就能够回答长江(jiang)流域旱(han)涝发生的原(yuan)因。每年夏季“寒冷(leng)之西(xi)北(bei)风与温暖而潮(chao)湿之东南风相遇”便会(hui)产生降雨，又“以西(xi)北(bei)风渐向后退缩，东南风渐向前趋进时，其降雨期遂(sui)生出迟早之不同”。1931年夏季长江(jiang)流域之所以会(hui)有如此大涝，原(yuan)因既在于(yu)当年冷(leng)风异(yi)常强(qiang)盛，迫使温暖湿润的东南风无法顺利北(bei)上，造成梅雨长期盘踞在长江(jiang)下游所致。

为(wei)了解释1934年长江(jiang)流域夏季主旱(han)的特殊情况，竺可桢又从中国古籍里寻找历史上相似的情境。在此过(guo)程中，徐光启《农政全书》里“舶䑲风云(yun)起(qi)，旱(han)魃深欢(huan)喜”的记载引起(qi)了竺可桢的注意，通过(guo)解释这句话，竺可桢发现了季风强(qiang)弱(ruo)与长江(jiang)流域旱(han)涝之间的关系。1934年的夏季，东南季风势力偏强(qiang)，较之往年早半个月降临，将盘踞在长江(jiang)下游的梅雨天气一扫而空。原(yuan)本要延续到七月初的梅雨提前半个月结束，从而造成了当年长江(jiang)下游异(yi)常干旱(han)。

可以说，为(wei)了解释1930年代初长江(jiang)流域的极端旱(han)涝事件，才有了竺可桢于(yu)1934年秋季写就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

从季风之名的确定(ding)到对季风认识与研究的不断加深，以竺可桢为(wei)代表的气象学人作(zuo)出了卓越的贡献。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代与现实。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为(wei)季风研究提供了前提与基础，现实的极端旱(han)涝灾害(hai)则(ze)又鞭(bian)策学者不断加深对季风的研究。正是因为(wei)拥(yong)有一批(pi)批(pi)志愿(yuan)中国气象事业且心怀百姓疾苦的学者，才有了季风研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