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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chan),后遗民则可能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lai)未必端正的正统。”[1]王德威在《后遗民写作》中如是说。而如果说“忘却”是以“竦身一摇,将(jiang)悲哀(ai)摆脱”的方式迈向新世界(jie)的大门,那么“纪念”则是“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得,终徘徊(huai)在时空余(yu)烬”的无(wu)望。由此延(yan)宕开(kai)去,倏忽(hu)千载,多少记忆在生死间蒙尘,多少逝者(zhe)沦为空间与时间的“遗民”。
郑恩柏(bai)的新作《蛮与痴》正是一部遗民之书——不仅书中三部分(fen)所勾画的二十二位人(ren)物各自以不同(tong)方式回(hui)忆起的械斗往事早已沦为“遗迹”,他们所缅怀和追思的那些已逝之人(ren)已成(cheng)为“遗容”,而他们自身亦(yi)无(wu)不困囿(you)于念念时空,成(cheng)为无(wu)法(fa)自拔的“遗民”——那些参差(cha)错落、混乱驳杂、真伪莫辨的记忆碎片,与蛮话人(ren)及蛮话本身形成(cheng)了(le)彼(bi)此指(zhi)涉的微妙关系。与其说它们接续了(le)苍南县江南垟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毋宁说在在撕裂、弥散了(le)记忆自身,历史因此既是似(si)有还无(wu),又是无(wu)孔(kong)不入,印证(zheng)了(le)德里(li)达的魂在诗学(hauntology):“它早已来(lai)了(le),却处于已来(lai)又未来(lai)的状(zhuang)态,虽然(ran)被(bei)遮蔽,却作为幽灵早已、一直、始终在舞台上游(you)荡。”[2]
当械斗的血性最终坍塌为档案室的尘埃(ai),当方言的鲜活沦为访(fang)谈的标本,《蛮与痴》恰恰以其未完成(cheng)的叙事姿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le)珍(zhen)贵的病例切片——我(wo)们听见的不只是渔村的回(hui)声,更是整个时代嬗(chan)变的精神症候。
一、蛮话作为方法(fa):有声的风滩
近年来(lai),“在地性”已成(cheng)为学界(jie)关注的重要议题(ti),围绕(rao)“何以为地”与“如何能在”的讨(tao)论层出(chu)不穷。在文学地理研究中,“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qun)”“新北京作家群(qun)”“文学新浙派(pai)”等概念的提出(chu),进一步细化了(le)文学的地理划分(fen)。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符码的载体,不仅在学术界(jie)引发广泛探讨(tao),也在社会层面激起诸多反(fan)响,金宇澄的《繁花》、乔(qiao)叶的《宝水》、葛亮的《燕食记》等作品皆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然(ran)而,与前辈(bei)作家全篇(pian)运用方言叙事、在直叙与对话中进行普通话/方言的二分(fen),或在叙事中偶有方言用语点(dian)缀(zhui)等手法(fa)不同(tong),《蛮与痴》通过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建立相对鲜明的区隔,采用全知叙事与伪访(fang)谈体交替的结构,不仅在形式上较好(hao)地保留了(le)方言的完整性和纯粹性,也在内容上构建了(le)两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三兄弟出(chu)海”与“受访(fang)者(zhe)回(hui)忆”。作品更突破了(le)直接叙事与对话叙事之间的界(jie)限,形成(cheng)了(le)“直叙中嵌(qian)套(tao)对话”“对话中渗透直叙”的效果,二者(zhe)互为参照。由此,小说成(cheng)为了(le)一种交互性的叙事迷宫(gong)——读者(zhe)在阅读过程中需通过不断翻阅以厘清事件(jian)的脉络。但更重要的是,蛮话不仅承担了(le)结构的构建,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阐释的方法(fa),更用声音的官能想象讨(tao)论了(le)苍南蛮话人(ren)如何在“弥留/逝去”的双(shuang)重文化状(zhuang)况中重新思索自身的存在方式。
路(lu)杨指(zhi)出(chu),听觉感官的直接性与具体性取消了(le)“凝视”在采集城市(shi)景观(guan)的过程中所生成(cheng)的一种感官对于刺激的宰制关系:听觉具有超个体性,其弥散式传播消解了(le)空间界(jie)限,限制了(le)感官主(zhu)体的主(zhu)观(guan)选择,同(tong)时为隐(yin)秘信息的流通提供了(le)媒介;听觉又能传递个体丰富的情绪、思想及主(zhu)观(guan)与客观(guan)生活的对立性,并包含听众(zhong)身体产生有形反(fan)应的可能性[3]。《蛮与痴》也是如此,声音的交替不仅仅是语言和结构层面的比照,更关乎社会、文化层面以及个体关系和命运的深(shen)刻隐(yin)喻。
首(shou)先,蛮话与普通话在词汇(hui)与语法(fa)层面的差(cha)异直接构建了(le)两个截然(ran)不同(tong)的有声世界(jie),以蛮话与普通话各占一半的叙事模式强化了(le)二者(zhe)的对比性与抗衡性,使读者(zhe)在“正音”与“俗音”间不断游(you)移(yi)。这种语音的分(fen)殊不仅关涉阅读次(ci)序的差(cha)异,更深(shen)层地映射出(chu)现代地缘格局的分(fen)化及话语秩序的区隔——普通话构建了(le)一种理性、客观(guan)且(qie)权(quan)威的发展性经验,而蛮话则通过个体化的讲述展现着其絮叨、混乱且(qie)不可靠的身体性经验——一个冷峻和体面的宏观(guan)世界(jie)和一个杂乱、蒙昧、底(di)层和被(bei)边缘化的微观(guan)世界(jie)。蛮话口述在声学意义上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作为权(quan)威和规则的普通话纪实的抗衡,它用多元和开(kai)放的情节和意义的含混性冲击了(le)主(zhu)线叙事的心理铺(pu)陈和意义解读的唯一性。这种叙事结构不仅赋予了(le)声音以空间性的表现维度,也使听觉经验成(cheng)为理解文本内核的重要途径。
其次(ci),二十二位蛮话受访(fang)者(zhe)借着械斗事件(jian)调动记忆进行陈述的过程正如巴赫金所谓的“众(zhong)声喧哗”,它们“具有发现人(ren)间各类境况的能量,不见得要合(he)乎某一种道德尺度、意识形态或政治机器的预设(she)”[4]。蛮话的多音复义倾向,以及它与各种社会文化建构的互动关系,因而创造了(le)复杂的声音景观(guan)。械斗是采访(fang)的核心主(zhu)题(ti),但每一位讲述者(zhe)都携带着他们各自的人(ren)生故事,这些故事既指(zhi)向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在无(wu)形中共同(tong)指(zhi)向了(le)他人(ren)。
例如,第一部的《阿妈(ma)》让阿青以阿妈(ma)童(tong)年玩伴(ban)的身份首(shou)次(ci)出(chu)现,并简要地概述了(le)她(ta)的经历,“伊是跟拉胡(hu)琴的阿爸来(lai)的。那几日(ri)伊就住我(wo)们处里(li),赖尾生病了(le),又给那些事情弄得走不掉,就在风滩住了(le)差(cha)不多一个月,但是后来(lai)搬阿叔处里(li)去了(le)”[5];直到第三部的《某佛教徒(tu)》,阿青的悲惨身世才得以呈现,“是食百家饭大的”,“伊阿爸对伊冇点(dian)疼惜”,“碰到主(zhu)人(ren)家阿妈(ma)对伊好(hao)点(dian)的,伊就黏热(re)受不了(le),真真想认那些主(zhu)人(ren)家当阿妈(ma)”[6];通过“冥婚事件(jian)”的铺(pu)垫,结尾的《阿妈(ma)》终于道出(chu)了(le)对阿青迟到的歉疚。在不同(tong)声音指(zhi)认中,阿青的形象在他者(zhe)的脑海中经历了(le)“主(zhu)动回(hui)避”“同(tong)情”和“歉疚”的流变历程,但对阿青自己而言,她(ta)早已忘却了(le)“冥婚事件(jian)”发生的地名,也不懂得蛮话,“就晓得当时认识的姊妹”[7]。换言之,她(ta)的“悲惨”只能经由他人(ren)说出(chu),而对于自己的命运,她(ta)只能“选择性回(hui)避”或“创伤性遗忘”。
又如,在第一部的《阿妈(ma)》中春(chun)香作为阿妈(ma)的姊妹首(shou)次(ci)出(chu)现;在《陈细香》中,春(chun)香的形象日(ri)渐丰满,她(ta)“不论何物事统不肯输(shu)人(ren)”,“胆大、奇怪、泼辣”,但“嫁(jia)人(ren)以后就再冇走归过”,阿爷阿奶走了(le)“连声音也冇”,后来(lai)“变了(le)很多,话少了(le),声音也矮了(le)”[8];《陈明胜》填(tian)补(bu)了(le)“冇走归过”的原因,春(chun)香“也晓得阿妈(ma)心里(li)苦”,但“阿妈(ma)心里(li)冇点(dian)点(dian)伊”,“心也真真狠”[9];而到了(le)《某佛教徒(tu)》,借着瑞安人(ren)对阿青师父童(tong)年玩伴(ban)的寻找(zhao),春(chun)香以一个沉默(mo)的“管自个洗衣裳(shang)”的妇女形象出(chu)现,并联络起众(zhong)多的姊妹。春(chun)香从他者(zhe)叙述中个性鲜明的主(zhu)角沦落为一个无(wu)人(ren)问津的洗衣妇,诸般苦楚并未在蛮话口述中明说,更无(wu)从透过主(zhu)线发现,但当春(chun)香“讲起老早的事情,大家统眼泪汪(wang)汪(wang)”的时候,那些埋藏在内心深(shen)处对阿奶的畏惧(ju)、对伤痛的内心所作出(chu)独立的伪装、对重男轻女的怨恨、对婚姻关系中的被(bei)动和失(shi)语在一刹那得以倾泻而出(chu)。
除此之外,陈明胜、永忠、被(bei)拐卖女人(ren)、明勤、明杰和明泽等等人(ren)物也在他人(ren)的口述史中以碎片化的形式建构了(le)自己的“命运”,并在多重视角下获得了(le)独异的性格逻辑。在这片庞大而纷(fen)繁的声音景观(guan)中,每个人(ren)都犹如他人(ren)生命序列的一环,却又始终无(wu)法(fa)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既是声音的建构者(zhe),又是被(bei)动的接受者(zhe)——话语是生命的存在形式,而言说行为和言说方式则直接牵动、修正与限制着生命的轨迹;它既是海德格尔口中“存在的家园”,又是列维纳斯所谓“主(zhu)体性的牢笼”。
但在“众(zhong)声喧哗”之中,我(wo)们更看到蛮话人(ren)生存姿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诸如“香字(zi)辈(bei)”姊妹、女子械斗队等众(zhong)多女性群(qun)像搭(da)建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又如早餐店(dian)主(zhu)、油条摊主(zhu)、“垃圾”所遭遇的谣言风波,还有计划生育出(chu)逃女人(ren)、佛教徒(tu)、做会钱人(ren)、东湾生意人(ren)等对宗(zong)教赎罪(zui)、寄托与供养的执念,以及修车师傅、缝纫铺(pu)老板娘、离乡之人(ren)等对时空消逝、无(wu)处还乡的缅怀与困顿……这些行为并不来(lai)源于女性主(zhu)义、权(quan)力话语、罪(zui)与罚等自西方传入的“现代性”,而恰恰生长于最原始、野蛮、混沌和非理性的本土生命力;同(tong)样,他们“众(zhong)声喧哗”的行为也并不取材(cai)于“后现代”对多元化的要求,而是随情而抒,感念而发。因此,声音的驳杂反(fan)倒(dao)用最质朴、偏僻和边缘的风滩渔村向我(wo)们提出(chu)文明的诘(ji)问:对生命真相的发掘究竟需要我(wo)们不断建构“现代性”的想象,抑或重新回(hui)归乡土,去聆听扎根土地深(shen)处的回(hui)声?
最后,蛮话叙述源源不断制造的声音描摹也为我(wo)们提供了(le)真切的感性体验。从第一部的《阿妈(ma)》开(kai)始,关于声音的蛮话叙述几乎贯穿绝大多数的访(fang)谈稿,呈现出(chu)多层次(ci)的辩证(zheng)关系。在感知层面,它既呈现受访(fang)者(zhe)听觉/身体经验的多样性,又整合(he)为具有文化共性的声学图式:阿妈(ma)饱受“风呜呜叫,有何物事想逃,逃不出(chu)去”的折磨,“阿妈(ma)”拍“垃圾”脖子的巴掌声难(nan)以消散,被(bei)拐卖女人(ren)对所谓的“海浪的声音”(与铁链、鞭子抽打声的混同(tong))习(xi)以为常乃(nai)至忘却,离乡之人(ren)听到“沉默(mo)在言说,喧嚣充斥耳边”,计划生育出(chu)逃女人(ren)在坟坑听见苦命人(ren)的细语和啼(ti)哭;这些违背常识性的“幻听”有如声声判(pan)词分(fen)别昭示了(le)他们各自的生命困境——畏罪(zui)、抛弃、鞭笞、遗忘、残杀(sha)……这些声音彼(bi)此缠绕(rao)在一起,演绎着历史的罪(zui)愆如何“附身”个体,又彰显了(le)他们如何在声音中辨认自己,以及在讲述中自我(wo)救赎与他者(zhe)救赎、自我(wo)控诉与他者(zhe)控诉的大观(guan),土地的历史由此与个人(ren)的历史建立了(le)回(hui)溯与逃亡的暧昧关系。在空间层面上,声音景观(guan)既是风滩自然(ran)/文化的双(shuang)重声音与空间对受访(fang)者(zhe)的自我(wo)意识的形塑,又作为受访(fang)者(zhe)对于生产声音的风滩这一空间的阐释性重构:在这里(li),鞭炮声、风声、海浪声、树叶摇动的声音、早餐店(dian)主(zhu)老婆(po)的声音、阿妈(ma)的声音、野鬼的哀(ai)嚎(hao)声、枪声、喊声、木鱼(yu)声等等幻化出(chu)一个时而鬼气森(sen)森(sen),时而绵绵不绝,时而波澜壮(zhuang)阔的世界(jie),展现着械斗前夜(ye)和械斗之后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喧哗与骚动——在对历史的献祭中,声音成(cheng)为最忠实的祭品。在这一意义上,《蛮与痴》中的蛮话口述用独特的声音书写既承载了(le)私人(ren)化的听觉记忆与情感投射,又构成(cheng)公(gong)共领域的声学符号系统;既可能激发诗性的想象延(yan)展,也导向了(le)对江南垟地域文化的结构性反(fan)思。
当然(ran),就作为“声学实践”的蛮话而言,小说的普通话叙事部分(fen)也为蛮话及其文化根性做了(le)某种隐(yin)喻或注脚(jiao)。例如第二部关于“鸟人(ren)辉”和鸬鹚的记叙中,“只有读过书的才知道这(鸬鹚)是学名,顶规范的称呼,足(zu)可见蛮话里(li)头也大有文化”“蛮话人(ren)好(hao)像动不动就要咒人(ren)死……这些话几乎人(ren)人(ren)都会脱口而出(chu),可其实谁也不会细想其中的含义。话头只是话头,话头是无(wu)字(zi)无(wu)义的,要是被(bei)人(ren)点(dian)明,说的人(ren)自己倒(dao)会吓上一跳,……可到底(di)挡不住从小到大的语言习(xi)惯,没过多久又开(kai)始满嘴‘棺木’了(le)”[10]。当官方话语通过“鸬鹚”学名的知识性赋权(quan)完成(cheng)对蛮话的符号收(shou)编时,那些游(you)弋在语言表意系统之外的咒骂声(如“棺木”“短命”“泥圹(kuang)”“绝代”)却以去语义化的声音狂欢(huan),构建起方言群(qun)落的抵抗诗学——暴(bao)力的能指(zhi)在无(wu)意识重复中蜕变为文化基因的声学载体,既逃避了(le)符号暴(bao)力的规训(xun),又以声音的肉身性守护着未被(bei)知识体制驯化的语言野性。
二、记忆的蒙太奇:时间的褶皱与层叠
郑恩柏(bai)在访(fang)谈中提到:“在创作过程中,我(wo)始终秉持(chi)着图像化的翅膀形态结构:前部是单(dan)侧羽翼(yi)与相邻羽翼(yi)形成(cheng)规律性交替;中部则演变为多向交错的复合(he)结构,各层羽片呈现出(chu)有机生长的混杂状(zhuang)态;尾部复归为规整的交替排列序列。”在如此精巧的叙事架构中,我(wo)们仿佛看到那只名为“将(jiang)军”的鸬鹚正逃出(chu)书页,翱翔天际,向我(wo)们飞来(lai)——形构便也因此穿越物理的罅隙,成(cheng)为了(le)新的地方与民族寓言,时间的齿轮于焉显现。
在保罗·利科看来(lai),“凡是我(wo)们叙述的都要进入时间,占有时间,时间性地展开(kai);而且(qie)凡是在时间里(li)发生的都是可以叙述的”[11]。时间性成(cheng)为人(ren)类的存在经验与“叙述游(you)戏”的一种互文形式,而“叙事以一种图式化的方式来(lai)支配时间,从而以一种‘塑形’(和谐)的力量来(lai)整合(he)与操纵离散(不和谐)的时间经验”[12]。在《蛮与痴》中,图式化的塑形便是构建时间审(shen)美性和寓言性的重要一环,而承载图式的核心恰在于记忆的多重表达方式及其组合(he)方式。
首(shou)先,正如郑恩柏(bai)所提及的,全书三部分(fen)的方言和普通话的组合(he)方式极其巧妙。第一部普通话叙事在前,蛮话口述在后,蛮话口述为普通话叙事提供了(le)后见之明的寓言,诸如《陈永坤》揭(jie)示了(le)明泽的死亡、阿勤出(chu)海的意图,《卫生所所长》谈及了(le)明泽受伤后的明勤和明杰的状(zhuang)态,因而前者(zhe)作为制造高潮的加密(mi),而后者(zhe)作为反(fan)高潮的解码。第三部蛮话口述在前,普通话叙事在后,方言口述成(cheng)为标准语书写的阐释前文本,诸如当《佛教徒(tu)》说出(chu)了(le)阿青的身世和去向后,病重的阿青被(bei)迫(po)与明泽配冥婚的情节才在第六章登场;当《陈明胜》道出(chu)了(le)人(ren)物之间错杂的关系如“头两个伢仔(zai)生出(chu)统活不下来(lai)”[13]以及人(ren)物前世今生的命运后,第四(si)章明泽临死前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未来(lai)”“许多只手”“鸟群(qun)”才有了(le)更多的隐(yin)喻意义,前者(zhe)作为先行预设(she)的解码,而后者(zhe)则反(fan)作为具有多重象征性的加密(mi)。中部则呈现出(chu)更为复杂的多声部状(zhuang)态,普通话与方言文本不仅彼(bi)此交织,其各自内部亦(yi)随着时空交错的叙事裂隙不断延(yan)异着——意义通过无(wu)声地颠覆既定结构来(lai)显现自身的存在,例如第七章抛开(kai)三兄弟,转而讲述“鸟人(ren)辉”的故事,读者(zhe)大可一观(guan)“将(jiang)军”的“重情重义”“王者(zhe)风范”甚至甘(gan)于“鸬鹚命”的愚忠,但第九章中的“将(jiang)军”反(fan)倒(dao)显得那么不解人(ren)意、自私、贪婪乃(nai)至残暴(bao),“将(jiang)军”形象的“过去”与“现在”显得如此无(wu)法(fa)自洽,乃(nai)至读者(zhe)在怀疑其形象可靠性的同(tong)时,也怀疑其被(bei)言说的姿态,被(bei)无(wu)数重定义的人(ren)生,或者(zhe)历史自身的存在方式,这无(wu)疑与其后“离乡之人(ren)”所述“历史的虚无(wu)”形成(cheng)隐(yin)秘共振。于是,高潮迭起与反(fan)高潮解构、整体性叙事与碎片化表述的层叠并置,使时间在叙述内外形成(cheng)多重折叠。这种叙事时序的重置,实质上构成(cheng)了(le)文本意义生产的双(shuang)重编码体系,混沌无(wu)序反(fan)倒(dao)证(zheng)实了(le)地域的奇观(guan),不禁使读者(zhe)回(hui)想起史铁生的哲思:“过去并未消失(shi),而未来(lai)已经存在。”[14]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叙述“鸟人(ren)辉”和“将(jiang)军”事迹的第七章恰好(hao)位于中部(共十五章)的最中间,也同(tong)样是整部小说的最中间。换言之,这只性格独异的鸬鹚看似(si)与三兄弟出(chu)海的主(zhu)线故事没有直接联系,却实实在在地成(cheng)为整部小说时序的骨架,无(wu)论是结构性的,抑或象征性的——追逐自由、渴望收(shou)获、遭遇风暴(bao)、直面死亡。随之,保罗·利科所谓“图式化的塑形”在《蛮与痴》中便以一只鸟的形象得以呈现,而这一形象也以“彩(cai)蛋”的形式镶嵌(qian)在小说时序各部分(fen),无(wu)论是每只船“就像飞鸟寻找(zhao)可供驻(zhu)足(zu)的沙(sha)洲”[15],或是明泽临死前所看到的“有的像哭,有的像叹(tan)息,有的像呻吟”[16]的小鸟。
此外,小说中蛮话口述的类生活化模仿完成(cheng)了(le)对时序逻辑更为彻底(di)的消解。小说中几乎没有一篇(pian)访(fang)谈稿以吻合(he)故事发展逻辑的顺叙展开(kai),而是任凭情绪肌理与意识暗流的自然(ran)涌动。这样变化莫测、杂乱无(wu)章的口述似(si)乎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相通,似(si)乎试图借混乱的梦呓书写感知“当下”的深(shen)层真实。但遗憾或庆幸的是,土生土长的渔村村民们大概并不理解什么是意识流,也对所谓“深(shen)层真实”漠不关心。这恰恰表征出(chu)一种对线性史观(guan)的解构,意识流并不仰赖所谓“现代性”的合(he)法(fa)性,而时间秩序在其被(bei)宣布崩溃之前早已崩溃。
譬如,“垃圾”的口述先以“我(wo)年轻时候做过顶勇的事情就是领头去把(ba)东湾人(ren)的船烧(shao)了(le)。我(wo)赖尾坐了(le)好(hao)几年牢间,但是冇点(dian)后悔”[17]开(kai)场,随后片段性地讲述“垃圾”的由来(lai),进而开(kai)始讲述自己的生平,其间又反(fan)反(fan)复复穿插一些额外信息,如“对了(le),张良山(shan)那边跟我(wo)同(tong)辈(bei)的叔伯兄弟都是克字(zi)行的”“过去这么久了(le),要是不讲起,我(wo)自个也记不得了(le)”[18],直到最后烧(shao)船事件(jian)和被(bei)称作“垃圾”的原因才尽数揭(jie)晓。在这里(li),讲述顺序的打乱一再延(yan)宕了(le)故事的逻辑和真相,但也正是如此,“垃圾”的心路(lu)历程才得以更真实地呈现。当他反(fan)反(fan)复复提及自己姓(xing)甚名谁(陈宗(zong)鹏、姓(xing)张的、阿巧、阿大、呼保义、垃圾),用被(bei)拐卖女人(ren)的遭遇自我(wo)安慰,以及拖延(yan)烧(shao)船事件(jian)的时候,也正是他不断以自嘲的方式隐(yin)瞒伤痕的时刻。那一瞬间,找(zhao)寻到自我(wo)归属的“呼保义”终于还是逃不过投降的命运,戏里(li)戏外,在记忆切片下同(tong)归于尽。
又如,当女子械斗队长谈及永忠抢了(le)她(ta)们风头:“那暝过后,大家统讲永忠了(le)不起,冇一个人(ren)记得我(wo)们女子军”“呵呵,这根本就不是我(wo)们,是讲永忠厉害”“早早个就冇人(ren)记得我(wo)们做过何物事了(le)”“那暝过后,大家统在讲永忠多厉害”[19]。这一系列重复性的表述作为话语标记,不仅将(jiang)历史切割为前/后械斗的二元时空,更通过记忆的反(fan)复使“那暝”成(cheng)为被(bei)浓缩和凝固的史诗现场。透过女子械斗队长切割时序的叙述方式,读者(zhe)并不难(nan)发现被(bei)压抑的女性主(zhu)体气概、造反(fan)批斗和她(ta)口中“赢”的欲望达成(cheng)了(le)同(tong)构,历史的言说方式便从各类语录、主(zhu)义或信仰的标榜中抽离出(chu)来(lai)。然(ran)而,历史远非如此简单(dan):如果她(ta)确信一切只是欲望作祟,又何以坚信“老娘客可以顶半边天”的箴言?如果她(ta)始终确信妇女的主(zhu)体性,又何必如此在意永忠“篡夺”的嘉许?这些内在的症结反(fan)映的正是历史言说的困境:被(bei)压抑的记忆既渴求通过言说确证(zheng)自身在场,又无(wu)可避免地陷入修辞陷阱(jing),其吊诡性在于叙述者(zhe)试图解构权(quan)力话语的同(tong)时,其语言肌理已悄然(ran)复现了(le)权(quan)力结构的纹路(lu)。
当然(ran),看似(si)时序井然(ran)的普通话叙事中也暗藏着玄机。除了(le)“鸟人(ren)辉”一章单(dan)独将(jiang)时间拉回(hui)过去,点(dian)缀(zhui)在小说中的风俗与习(xi)惯描写也屡屡擘画着一个“沉陷于漫(man)无(wu)边际的等待”中的渔村,一片在明杰眼中象征着“确定无(wu)误生活”的大海。明勤和明泽的心理时间同(tong)样在不断颠毁着现实时间,诸如明杰“灵魂深(shen)处的痛苦源自阿妈(ma)日(ri)复一日(ri)补(bu)网的动作”[20],明勤“想象着这只船的过去”“听到了(le)那声呼唤——又好(hao)像来(lai)自远方”[21]。心理时空与现实世界(jie)的错位致使三兄弟始终在晦暗/明朗、希望/绝望、真实/虚无(wu)、激情/理性二元的边界(jie)游(you)走,永远无(wu)法(fa)驻(zhu)足(zu)。
最后,蛮话口述的故事同(tong)样具有鲜明的时间象喻,这一诗性的象喻又与贯穿小说始终的佛教轮回(hui)观(guan)形成(cheng)互文张力,构筑起一个杂糅、停滞与轮回(hui)共在的时空,从而指(zhi)向了(le)一些深(shen)层悖论:历史究竟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其中,《离乡之人(ren)》和《五金店(dian)主(zhu)》为我(wo)们提供了(le)一些阐释的可能。在离乡之人(ren)看来(lai),“现在”不过是“当时”极其荒诞的改头换面,“所有人(ren)的疯(feng)狂在整个冷酷的历史里(li)头,简直连一道小浪都算不上”“翻来(lai)覆去,回(hui)回(hui)都是那样”[22],时间轮回(hui)着。然(ran)而,离乡之人(ren)自己“从来(lai)就对风滩没有什么感情”的态度、他对父辈(bei)的抗拒与恐惧(ju)以及信仰和怀疑的缺失(shi)反(fan)倒(dao)证(zheng)明了(le)变化已然(ran)发生。当他自觉优胜劣(lie)汰观(guan)念根深(shen)蒂固的那一刻,他便获得了(le)与自己所批判(pan)的轮回(hui)时间的距离,“反(fan)抗”于是仅仅是一个姿态,为的是进入一个如陈映真描摹的“共犯结构”[23],所谓“欲知本味,自抉其心”。在这一意义上,时间就并不止于结果层面的虚设(she),而意味着不断在自我(wo)指(zhi)涉(self-reference)中克服精神危机的动态努力。
而在五金店(dian)主(zhu)那里(li),械斗那晚(wan)的时钟始终“指(zhi)着九点(dian)多……时间怎么好(hao)像冇变过”,于是在“根本看不出(chu)伊在动的月光母”下,梦境与现实如“自啮其身”的毒蛇彼(bi)此缠绕(rao),而他“拼命爬,拼命钻,就是走不出(chu)”[24]。钟表、日(ri)头、月光母和柚子等圆形的意象不难(nan)让读者(zhe)理解梦境的形成(cheng),也自然(ran)想起芒(mang)福德的洞见:“自从钟表被(bei)发明以来(lai),人(ren)类的生活中便没有了(le)永恒。”[25]但倘若没有钟表的运转让他用开(kai)店(dian)的忙碌缓解生命沉重的苦闷,五金店(dian)主(zhu)将(jiang)陷落到一个希望的永恒抑或绝望的永恒?因此,线性的时间既是安抚和逃避轮回(hui)焦虑的权(quan)宜之计,又是不断逼近、实现和加速轮回(hui)的始作俑者(zhe);轮回(hui)则成(cheng)为可供照见命运的深(shen)渊(yuan),不,大海——于是那个爬到船头摘柚子的人(ren)不是因失(shi)足(zu)落水,而是海底(di)捞月——擅自窥探命运者(zhe)终将(jiang)自尝死的代价。阿妈(ma)、计划生育出(chu)逃女人(ren)、佛教徒(tu)、做会钱人(ren)、东湾生意人(ren)等群(qun)像反(fan)反(fan)复复、神神叨叨的佛教谶纬和三兄弟的出(chu)海纪程便暗含了(le)此中之意,对时间的理解因而真正意义上的既具有地域性,又获得了(le)普世性。
三、历史即怪兽:困在无(wu)名深(shen)处的痉(jing)挛
在《历史与怪兽》中,王德威借梼杌(wo)探勘历史暴(bao)力及其文本再现,勾勒一个世纪的历史暴(bao)力如何以不同(tong)方式肆虐中国,并对其招致的伦理与技术后果细加省(sheng)察,让跨越文化、国族、时空的众(zhong)多声音展开(kai)颉(jia)颃对话——“历史的本然(ran)存在,甚至吊诡地成(cheng)为集恶之大成(cheng)的见证(zheng)”[26]。当在中国历史的视野中进行解释时,它暗示怪兽梼杌(wo)可能充当了(le)所有文明化的自我(wo)理解的前提条件(jian),但身处其中的我(wo)们,早已沦为怪兽的一环而不自知。
1982年8月,金乡区石坪乡内岙村联合(he)炎亭(ting)镇东沙(sha)村,与石坪乡外岙村和炎亭(ting)镇西沙(sha)村发生了(le)一场械斗,双(shuang)方共烧(shao)毁渔船5只,民房18间,捣毁民房19间。宗(zong)族械斗的直接起因从为宣泄和炫耀本姓(xing)的实力的宗(zong)族利益,转向个人(ren)间的琐事细故[27];《蛮与痴》的故事背景当发生于该时该地。然(ran)而,这些资料(liao)至今仍完好(hao)无(wu)损地存留于《苍南县志》、《平阳县志》各有关分(fen)志稿本中[28],这似(si)乎与小说开(kai)篇(pian)(即伪访(fang)谈稿序)所谓“曾经存放于政府档案室里(li)的纸面资料(liao),也早已全部消逝在2006年桑美台风哀(ai)嚎(hao)式的回(hui)旋中”大相径庭。我(wo)们固然(ran)无(wu)法(fa)忽(hu)视作者(zhe)回(hui)避现实瓜(gua)葛以及小说本身虚构性的要求,但作者(zhe)何必执意改写现实,以强调文献的既逝,或历史的既逝?随之,这段械斗的历史便不再仅仅因为文本的丧失(shi)而获得话语的鲜活,而承受着鬼魅的附身——它注定要“死亡”,也正是它的“死亡”,为那些未被(bei)收(shou)录的、漂浮在台风里(li)的个体悲鸣与暴(bao)力开(kai)辟了(le)一条重返(fan)现场的幽冥通道——历史本是怪兽的化身。
汪(wang)晖从鲁迅的论著中发见:“无(wu)名不仅是历史的本来(lai)状(zhuang)态,也蕴(yun)含着创造力和未来(lai)性……经验中埋藏着无(wu)数的、源自不同(tong)方向的、无(wu)法(fa)用‘名相’加以概括(kuo)的牺牲,因此,无(wu)名者(zhe)自觉名相与己无(wu)关的瞬间正是‘真实’得以显现的时刻……如果历史叙述中的有名者(zhe)是记忆筛选的产物,那么无(wu)名者(zhe)则是遗忘之海本身,他们尽管个性和经历各异,但不可避免地具有群(qun)体性特征,他们只是在革命、战争、灾(zai)难(nan)和巨变中才能以群(qun)体形式显形。”[29]读者(zhe)大可察觉《蛮与痴》与《狂人(ren)日(ri)记》在创作地域、书名和叙事线索上的相似(si)性,但除去作者(zhe)并不认同(tong)的牵强附会的论断,我(wo)们应当找(zhao)到两大著作在历史认识上的关联性:如果彼(bi)时的鲁迅将(jiang)历史怪兽视作吃(chi)人(ren)的“大有”,那么《蛮与痴》则将(jiang)其幻化为附身的“大无(wu)”,消逝的纸面资料(liao)、挫败的理想、不可抵达的记忆,或许与七年后的鲁迅所顿悟的“无(wu)物之阵(zhen)”结成(cheng)了(le)结构性的对话。
小说多次(ci)写到这样的场景:阿妈(ma)“有何物事想逃,逃不出(chu)去”[30],早餐店(dian)主(zhu)“何物也冇看到”[31],明勤感到那艘船“如此庞大,却沉默(mo)得仿佛消隐(yin)于世间”[32],陈明胜阿妈(ma)“何物也冇争来(lai)”[33],陈永坤认为“做了(le)几年牢”罪(zui)也还不清,“有人(ren)”吞下鸬鹚囒但它“也许始终在那,从没有化开(kai)过”[34],被(bei)拐卖女人(ren)“觉得面前这些物事不晓得哪里(li)来(lai)的”[35],离乡之人(ren)“听到空气在炸裂,可是一抬头,却连半点(dian)风声都没有”[36],计划生育出(chu)逃女人(ren)感到“声音明明顶远,又感觉顶近,越听越不真实”[37]……在他们身上,历史的无(wu)名性不仅时刻降临,成(cheng)为难(nan)以言状(zhuang)的命数,而且(qie)当他们为之哭诉、宣泄或逃离之时,自己也同(tong)样被(bei)纳入新的无(wu)名之中,乃(nai)至延(yan)续并加剧了(le)历史的无(wu)名,这种加剧并非“吃(chi)与被(bei)吃(chi)”的关系,而是无(wu)名自身的无(wu)限增殖,如同(tong)没有人(ren)可以仅凭坐牢免去械斗的罪(zui)过,但口述的所有人(ren)却都显得如此真诚和无(wu)罪(zui)。同(tong)样的,他们中的多数诸如早餐店(dian)主(zhu)、被(bei)拐卖女人(ren)、离乡之人(ren)、东湾生意人(ren)甚至连称谓都没有的“有人(ren)”都是无(wu)名者(zhe),这群(qun)无(wu)名者(zhe)埋藏着无(wu)数种表述历史的方式,但如汪(wang)晖所说,他们正是遗忘之海本身,只在械斗中才能以群(qun)体形式显形。这群(qun)“庸碌”之辈(bei)在口述中注定多多少少包装了(le)自己再造的身份,尤(you)其是作为受访(fang)者(zhe)的角色,但在某些叙述时刻,那些在苦难(nan)乃(nai)至穷途末路(lu)的催(cui)逼下意识失(shi)去作用的时刻,他们才认识到自己和有名的世界(jie)其实是无(wu)关的,正如被(bei)拐卖女人(ren)疯(feng)癫(dian)的瞬间:
顶冇钞票的,新妇讨(tao)不起,才买伊们那些老货……一斤七两,身体健(jian)康,好(hao)生养,准定生男伢仔(zai)……统是姓(xing)陈的那些山(shan)种,讲起来(lai)好(hao)听,钞票收(shou)去给政府,呸,政府碰到伊们姓(xing)陈的还不是得叫阿翁!一张结婚证(zheng)这样棺木贵……挑鸡(ji)仔(zai)也挑肥肥个,瘦叽硌陵登,养了(le)活噶……伢仔(zai)生下来(lai)就好(hao)了(le),尔要伊逃伊也不逃……食我(wo)的用我(wo)的,尔阿母……铁链把(ba)我(wo)拽牢,铃铃响,铃铃响,响冇歇……[38]
此处,所有的记忆断片,那些最真实的视听印象被(bei)调动出(chu)来(lai),揭(jie)示着她(ta)被(bei)压抑的痛苦同(tong)时,也证(zheng)明历史怪兽的无(wu)名性如何让这个无(wu)名的女人(ren)成(cheng)为自觉“倒(dao)带”的容器。
而对于那些“有名者(zhe)”,“无(wu)名”又是何以在其身上发生作用的呢?三兄弟出(chu)海的失(shi)败固然(ran)是其最为现实的昭示,明泽的死亡更沉重地道明:无(wu)名的历史用暴(bao)力和遗忘的方式强行将(jiang)“有名者(zhe)”转变为“无(wu)名者(zhe)”。但是,三兄弟更为隐(yin)秘的心灵世界(jie)实际上同(tong)样深(shen)锚了(le)看待历史的方式,以至于主(zhu)导了(le)他们的动机,乃(nai)至命运。在第一部第三章开(kai)头,他们的动机便呈现为“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庆贺他们堂兄的婚礼”[39];在陈明胜的转述中,明勤同(tong)样说“伊们想捞鱼(yu)来(lai)给阿胜当讨(tao)亲的礼物”,并且(qie)“讲的时候很认真”[40]。随着普通话叙事时间线的发展,读者(zhe)不难(nan)察觉对象征“自由”的大海情结、证(zheng)明自己并得到关注的渴望以及如《沉沦》主(zhu)人(ren)公(gong)般青春(chun)期无(wu)处发泄的苦闷构成(cheng)了(le)他们出(chu)海打渔的情感动机。然(ran)而,小说在第二部第十三章的一处细节为我(wo)们提供了(le)更为重要的线索。
老人(ren)说,海上不太平啊,以前从没有这么多古怪之事,近几年却频频发生。好(hao)像自从毛(mao)主(zhu)席离世,山(shan)河(he)湖海里(li)的邪祟都压不住了(le),通通往外冒。众(zhong)人(ren)悲叹(tan),渐渐从对他人(ren)的同(tong)情转为自我(wo)哀(ai)怜,最终导致那股深(shen)邃而广袤的忧伤四(si)处弥漫(man)。还有许多人(ren),再度怀想起毛(mao)主(zhu)席在世的日(ri)子,继而深(shen)深(shen)陶(tao)醉在至今铭记那份恩德的满足(zu)中,徒(tu)留两个家庭暗自饮泣。……三兄弟自始至终不曾分(fen)享过这份悲哀(ai),他们被(bei)激情包裹,已经好(hao)几次(ci)偷偷潜入那只船中,做着出(chu)海前的各项准备。[41]
面对那个如戴锦华(hua)所说已然(ran)成(cheng)为“中国社会‘正常肌体’上似(si)可彻底(di)剔除的‘癌变’”[42]的历史,众(zhong)人(ren)以哀(ai)叹(tan)或陶(tao)醉的方式,表达了(le)一套(tao)符合(he)中国古代社会或前革命社会运行逻辑的帝王神异观(guan)。但对三兄弟而言——这群(qun)同(tong)样经历了(le)这段庞大的历史,甚至可能是其主(zhu)力军的年轻人(ren),却表现出(chu)极为反(fan)常的态度。是什么造成(cheng)了(le)无(wu)视?又是什么促成(cheng)了(le)“激情”?显然(ran),上述诸多动机是难(nan)以支撑的。如果说,彼(bi)时新时期的改革举(ju)措是其时代诱因,那么这个在1980年代初尚属偏僻闭塞的弹丸之地何来(lai)春(chun)风可享?三兄弟延(yan)续老一辈(bei)的出(chu)海捕鱼(yu)方式更足(zu)以作为反(fan)驳,他们的激情必然(ran)与过去有关。众(zhong)人(ren)是视其已尽而悲,而他们是因其未死而乐;或者(zhe)说,是过去的幽灵用借尸还魂式的降临重演了(le)这段“激情”和激情败亡的灾(zai)殃。这正应验了(le)陈永坤关于明勤的叙述隐(yin)喻:“娒娒刚(gang)从腹肚里(li)抱出(chu),给日(ri)头吓着了(le),眼睛就撑不开(kai)了(le)……讲伊那是眼皮给障眼鬼糊了(le),得在日(ri)头正的时候,把(ba)窗头布划一道开(kai),眼睛也就撑开(kai)了(le)。”[43]借用小说的话来(lai)说便是:“那时的障眼鬼离开(kai)了(le)吗?抑或只是被(bei)他遗忘?”
所以,我(wo)们在“无(wu)名者(zhe)”身上看到了(le)历史的强制力和增殖力,而在“有名者(zhe)”身上则看到其鬼魅性和召唤力,三兄弟因而在其唆使下一步步走向俄(e)狄浦斯式的终局:命可逃乎?那么,明泽之死并非械斗所致的情节安排也便有了(le)解答。无(wu)名历史于是既是命运催(cui)迫(po)之鬼,又是柏(bai)拉图所谓“诗神凭附”之鬼,三兄弟的出(chu)海历险、受访(fang)者(zhe)似(si)真亦(yi)幻的记忆碎片何尝不是关于生死无(wu)常、历史错置的诗篇(pian)?
魂兮归来(lai),书写即召魂。郑恩柏(bai)用他的笔触召唤出(chu)无(wu)数被(bei)历史怪兽“无(wu)名化”了(le)的生命,而他不只面向过去悼亡,也面向未来(lai)悼亡,蛮话、蛮话人(ren)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错置的时空”,“从来(lai)未必端正的正统”或许也一如既往,等候历史怪兽的光临。“不知生,焉知死”宁愿转变为“不知死,焉知生”,正如彼(bi)得·布鲁克斯视叙事为死亡冲动,叙事成(cheng)为预知死亡的方式,先行纪事,以俟大限[44]。
余(yu)论
当然(ran),作为一个95后文学新生代,郑恩柏(bai)的首(shou)部作品《蛮与痴》仍然(ran)存在一定的局限,譬如措辞和结构稍显刻意、缺乏一定的留白等等。但难(nan)能可贵的是,在文学市(shi)场化和文学退潮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身处城市(shi)的他依然(ran)用童(tong)年的故乡和纯文学的写作姿态抵御着时代的泥沙(sha),去书写那些即将(jiang)或已然(ran)被(bei)忘却的乡土,去忠实于最真实的、最底(di)层的生命经验。这些潮湿(shi)深(shen)处的呢喃也如黄钟大吕,向如今的文学界(jie)提出(chu)新的挑战:乡土文学该往何处去?那些乡土和乡土的遗民又该以何种方式被(bei)纪念?郑恩柏(bai)说,权(quan)且(qie)将(jiang)这部作品称为“后乡土文学”吧(ba)。在“后”学盛(sheng)行且(qie)蔓延(yan)的今天,我(wo)们希望乡土文学也能迎来(lai)新生。祝福并期待他的新作。
注释
1.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chu)版(ban)社,2007年,第47-49页。
2.李昀(yun):《将(jiang)-来(lai)的书写,德里(li)达的幽灵政治学探微》,载《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第189-197页。
3.路(lu)杨:《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shi)听觉实践》,载《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第29-50页。
4.崔莹(ying):《王德威评(ping)莫言阎连科王安忆》,腾讯文化2015年03月06日(ri),参见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10-83211.shtml。
5.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4页。
6.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70-371页。
7.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68页。
8.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53-55页。
9.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56-357页。
10.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95-199页。
11.【法(fa)】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xia)小燕译(yi),上海:华(hua)东师范大学出(chu)版(ban)社,2015年,第9页。
12.肖文婷:《保罗·利科的“叙事阐释学”与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构建》,载《中国美学》2024年第1期,第36-48页。
13.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49页。
14.史铁生:《务虚笔记》,沈阳:春(chun)风文艺出(chu)版(ban)社,2006年,第16页。
15.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41页。
16.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66页。
17.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73页。
18.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77-178页。
19.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85-299页。
20.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8页。
21.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76-277页。
22.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53页。
23.赵刚(gang):《精神危机是如何克服的?——陈映真的1980年代》,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8期,第77-130页。
24.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31-332页。
25.尼尔·波兹曼:《娱(yu)乐至死》,章艳译(yi),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chu)版(ban)社,2011年,第12页。
26.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chu)版(ban)社,2011年,第10页。
27.参见余(yu)炳辉:《苍南县江南三区宗(zong)族械斗的起因和衰落》,载《末定稿》1986年第3期。
28.参见刘(liu)小京:《现代宗(zong)族械斗问题(ti)研究——以苍南县江南地区为个案》,载《中国农村观(guan)察》1993年第5期,第44-56页。
29.汪(wang)晖:《历史幽灵学与现代中国的上古史——古史/故事新辨(上)》,载《文史哲》2023年第1期,第5-41页。
30.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5页。
31.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1页。
32.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6页。
33.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36页。
34.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08页。
35.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18页。
36.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51页。
37.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70页。
38.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16-217页。
39.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11页。
40.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78页。
41.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275页。
42.戴锦华(hua):《隐(yin)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ren)民出(chu)版(ban)社,1999年,第42-43页。
43.郑恩柏(bai):《蛮与痴》,上海:文汇(hui)出(chu)版(ban)社,2025年,第74-75页。
44.参见彼(bi)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讨(tao)论,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2。
《蛮与痴》,郑恩柏(bai)/著,文汇(hui)出(chu)版(ban)社·惊(jing)奇,2025年1月版(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