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上(shang)的(de)中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yan)录(lu)》 张春田编 南京大(da)学出版社

今天这两本书(shu)，第一本是《讲坛上(shang)的(de)中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yan)录(lu)》，它并非著作，是编者将民国时期著名人(ren)士的(de)演(yan)讲汇编成(cheng)书(shu)，在今天看来属于“史(shi)料”。同学们刚开(kai)始读这本书(shu)时，可能会有疑问，民国时期的(de)演(yan)讲对我们现在所处的(de)时代有什么价值？但读后(hou)就(jiu)会发现许多问题(ti)是贯通的(de)。这种贯通性，如果用一个具体形象去表达，就(jiu)是人(ren)民英雄纪念(nian)碑。只要纪念(nian)碑在，我们就(jiu)同处在一个历史(shi)纪元。纪念(nian)碑碑文(wen)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手书(shu)，正文(wen)一共三(san)句话、114个字(zi)。每句话都由时间起始。第一句话开(kai)头是“三(san)年以来”，第二句话开(kai)头是“三(san)十(shi)年以来”，第三(san)句话开(kai)头是“由此上(shang)溯到一千八百四十(shi)年”。正是天安门广(guang)场和人(ren)民英雄纪念(nian)碑的(de)碑文(wen)，表达了(le)近代中国革命时间和空间的(de)延续(xu)性。也正是因为碑文(wen)最后(hou)一句话中的(de)“一千八百四十(shi)年”，揭示了(le)我们同处历史(shi)纪元的(de)时间起点。可以说，这个纪元的(de)启动归于一个命题(ti)之中，那么，这个命题(ti)是什么？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de)历史(shi)和灿烂的(de)文(wen)化，是世界古(gu)文(wen)明中唯一延续(xu)数千年至今的(de)文(wen)明。但是，为什么中华文(wen)明在19世纪中期与西方的(de)碰撞中一触即溃？“由此上(shang)溯到一千八百四十(shi)年”，也就(jiu)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开(kai)始的(de)时间。战争从1840年6月(yue)英国舰队抵达广(guang)东海面开(kai)始，到1842年8月(yue)29日在南京下关江面结束(shu)。为何那时结束(shu)？因为英军兵临当时长江下游最重要的(de)城市、朝廷(ting)在东部的(de)政治(zhi)和经(jing)济中心南京，截断长江和运河，漕粮(liang)无法北上(shang)，严重危及(ji)朝廷(ting)财政。英军到达南京之前清(qing)军抵抗是否激烈？在第二次定海之战中，三(san)位总兵同日殉国。还有在镇江，江宁副都统(tong)海龄率部死守，八旗(qi)兵作战尤其勇猛，一些(xie)旗(qi)兵上(shang)阵前杀死妻儿，以防落入敌手受辱(ru)。然而，根据(ju)英国的(de)《官方中国战争史(shi)稿》（Draft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记载，镇江之战，英军仅死亡37人(ren)，失踪3人(ren)，受伤128人(ren)。英军在镇江之战中的(de)死亡人(ren)数，还是在两年战争中所有战役中最多的(de)。虽然有历史(shi)学家质疑英方故意缩小伤亡人(ren)数，做(zuo)了(le)重新估计，但一般而言，战争伤亡以伤亡方统(tong)计为准。中国与西方的(de)第一次激烈碰撞，就(jiu)是以这样(yang)惨烈的(de)结果收场的(de)。

在阅读《民国人(ren)文(wen)讲演(yan)录(lu)》时，可能大(da)家会有疑问，那时不少中国有识之士，为何对西方如此倾慕，认为只要照搬西方那一套(tao)，一切问题(ti)可以迎刃而解。很(hen)重要的(de)原因就(jiu)是他们渴求现代化，而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回想(xiang)一下人(ren)类(lei)的(de)历史(shi)进程，科学和技术、政治(zhi)和文(wen)化在200多年前，有一次剧烈的(de)变革。18世纪开(kai)始，两件事情出现在欧洲。一件是科学和技术层面的(de)，也就(jiu)是起源于英国的(de)工(gong)业革命。另(ling)一件是政治(zhi)和文(wen)化层面的(de)，就(jiu)是法国大(da)革命。《民国人(ren)文(wen)讲演(yan)录(lu)》中，有识之士不断提到工(gong)业革命，章太炎、蔡元培等也常(chang)常(chang)讲到法国大(da)革命。“双元革命”推动了(le)人(ren)类(lei)历史(shi)整体改变，这就(jiu)是现代化。现代化毫无疑问具有伟大(da)进步意义，试想(xiang)，如果没有抗生素的(de)发明，人(ren)类(lei)的(de)寿命不会有今天这么长。虽然现代化是好(hao)事，但它却伴随着一件坏事向全世界扩散，这就(jiu)是殖民主义。号称“日不落帝国”的(de)英国在征服全世界的(de)过程中，把欧洲的(de)准则赋予人(ren)类(lei)的(de)普遍(bian)性，重新定义了(le)“文(wen)明”与“野(ye)蛮”、“落后(hou)”与“先进”。

“由此上(shang)溯到一千八百四十(shi)年”，从那时起，中国面临的(de)主要问题(ti)是，既要反抗列强侵略，又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想(xiang)象，毛泽东是在何等激动的(de)情绪(xu)下起草了(le)人(ren)民英雄纪念(nian)碑碑文(wen)。周恩来写(xie)了(le)40多遍(bian)才挑选出最满意的(de)一幅。纪念(nian)碑于1949年9月(yue)30日傍晚6点举行奠基仪式，毛主席(xi)铲了(le)第一锹土，当纪念(nian)碑建(jian)成(cheng)时，已是1958年4月(yue)。这座(zuo)纪念(nian)碑凝聚着中国人(ren)民100多年前赴(fu)后(hou)继的(de)牺牲和探索(suo)。纪念(nian)碑的(de)北面碑心石料采自青岛浮山(shan)，是一整块最初重达300多吨(dun)的(de)花岗岩，经(jing)开(kai)采、打磨减重再运到北京，耗费巨大(da)人(ren)力。汉白玉主要采自北京房山(shan)，浮雕由八块主浮雕和两块装饰(shi)浮雕组成(cheng)，反映从虎门销(xiao)烟到渡(du)江战役的(de)八个历史(shi)事件。浮雕中的(de)170个人(ren)物，都有真人(ren)模特。雕塑家们还特意请来解放(fang)军战士，要求他们做(zuo)裸体模特，以便准确把握骨架和肌肉(rou)。许多战士害羞，要求保留一条短裤。此外，还要训练工(gong)匠学习西洋美术，从基础理论开(kai)始。就(jiu)这样(yang)，人(ren)民英雄纪念(nian)碑耗时近9年才建(jian)起来。

近代中国的(de)开(kai)场是如此悲怆，无数仁(ren)人(ren)志士探寻救亡图(tu)存的(de)道路。一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jiu)有反抗；另(ling)一方面人(ren)们又在思(si)考为什么会失败，还要向压迫自己的(de)敌人(ren)学习。党(dang)的(de)二十(shi)大(da)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da)复(fu)兴。如何理解这个命题(ti)，需要不断回溯历史(shi)。从晚清(qing)到民国，无数仁(ren)人(ren)志士提出各种民族复(fu)兴方案，中国何时才算找到一条正确的(de)道路？1949年具有“创世纪”的(de)重要性，而此后(hou)30年，中国筚路蓝(lan)缕，不断探索(suo)，直到迎来改革开(kai)放(fang)时代。而改革开(kai)放(fang)，也并非一帆风顺，从1978年到1992年，也是跌宕起伏。这两本书(shu)连接起来，就(jiu)是中国一个半世纪的(de)探索(suo)之旅，阅读这两本书(shu)，就(jiu)是让大(da)家用历史(shi)逻辑去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de)历史(shi)方位。

看待西化与守旧之争，要还原具体的(de)历史(shi)情境

历史(shi)强调具体情境。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说，一代人(ren)为之艰苦(ku)奋斗的(de)事情在另(ling)一代人(ren)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你们在阅读《民国人(ren)文(wen)讲演(yan)录(lu)》时可能会认为，一些(xie)讲者的(de)思(si)想(xiang)有些(xie)“幼稚”，例如他们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我们需要回到具体历史(shi)情境去看待这个问题(ti)，那时的(de)一些(xie)人(ren)看到东西之间在现代化上(shang)的(de)巨大(da)差异(yi)，震撼(han)之下难免会仰(yang)视西方。但是，也有一些(xie)人(ren)亲身体验西方文(wen)明后(hou)，反而主张坚(jian)守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大(da)家有没有看到南大(da)出版社的(de)茶(cha)杯上(shang)有八个大(da)字(zi)？“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所以有这八个字(zi)，是因为南京大(da)学的(de)前身是民国时期的(de)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师在五(wu)四运动之后(hou)，与北大(da)是中国思(si)想(xiang)界一南一北两大(da)阵营。北大(da)高举新文(wen)化大(da)旗(qi)，要求革新，批判传统(tong)。南高师守护中华文(wen)化，被视为保守。南高师的(de)老师，很(hen)多留学欧美，他们目睹了(le)一个巨大(da)的(de)灾难——1914－1918年的(de)第一次世界大(da)战。如果西方文(wen)明就(jiu)代表人(ren)类(lei)发展方向，那么为什么会酿成(cheng)人(ren)类(lei)历史(shi)上(shang)第一次如此惨烈的(de)战争？一战在人(ren)类(lei)思(si)想(xiang)史(shi)上(shang)的(de)意义也许超过二战，因为在当时，欧洲一代人(ren)没有了(le)。因此，他们并不觉(jue)得西方都是对的(de)，对西方有质疑。这种质疑反过来，就(jiu)是不能抛弃中国传统(tong)，而是需要扬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就(jiu)是学衡派。

学衡派与新文(wen)化同人(ren)看似对立，但实际上(shang)是互补共进关系。问题(ti)在于，在近代中国的(de)具体情境中，传统(tong)的(de)东西又很(hen)容易被统(tong)治(zhi)者利用。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结合”，是马(ma)克思(si)主义同什么相结合？请注意不是简单(dan)的(de)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tong)文(wen)化”。

大(da)家阅读《民国人(ren)文(wen)讲演(yan)录(lu)》时，是否注意到鲁迅的(de)演(yan)讲《无声的(de)中国》？大(da)家应该(gai)都知道这篇(pian)文(wen)字(zi)，特别是其中一句话，“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kai)一个窗，大(da)家一定不允许的(de)。但如果你主张拆(chai)掉屋顶，他们就(jiu)会来调和，愿意开(kai)窗了(le)”。有没有人(ren)知道《无声的(de)中国》这场演(yan)讲是鲁迅在哪里发表的(de)？是香港。 1927年鲁迅在香港做(zuo)了(le)两场演(yan)讲，其中一场就(jiu)是《无声的(de)中国》，是鲁迅在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de)演(yan)讲。可能大(da)家会有疑问，鲁迅此次演(yan)讲的(de)内(nei)容例如白话文(wen)运动、文(wen)学革命等，到了(le)1927年已经(jing)不是新鲜事，他为什么还在讲呢？这是因为香港之行使他震惊了(le)。内(nei)地早已深受新文(wen)化运动的(de)洗礼，但香港还在“尊孔读经(jing)”。

1927年时，香港在文(wen)化领域发生了(le)一件大(da)事，香港大(da)学设立了(le)中文(wen)学院。香港大(da)学于1911年成(cheng)立，完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港督卢吉（Frederick Lugard）说，香港大(da)学“为中国而立”，实际含义是将英帝国思(si)想(xiang)文(wen)化传布于中国，但英国人(ren)也知道中国难以征服，尤其在思(si)想(xiang)文(wen)化方面。1919年五(wu)四运动如火(huo)如荼，到20世纪20年代，广(guang)州成(cheng)为国民革命中心，香港备受冲击。1922年香港海员大(da)罢工(gong)发生，1925年到1926年省港大(da)罢工(gong)持续(xu)近16个月(yue)，曾经(jing)是人(ren)类(lei)历史(shi)上(shang)持续(xu)时间最长的(de)罢工(gong)。

省港大(da)罢工(gong)期间，一位名叫罗旭(xu)龢的(de)香港商绅提出，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de)最佳“解毒剂”，建(jian)议港英政府建(jian)立一个中文(wen)教育系统(tong)。把这个建(jian)议落实的(de)是港督金(jin)文(wen)泰（Cecil Clementi），他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de)官话和广(guang)东话，喜欢结交遗老遗少，动辄就(jiu)讲中国传统(tong)文(wen)化好(hao)。在他推动下，香港大(da)学成(cheng)立中文(wen)学院，邀请前清(qing)翰林授课，讲四书(shu)五(wu)经(jing)。这是什么意思(si)？这就(jiu)是英国统(tong)治(zhi)者与华人(ren)精英勾结共谋，对抗五(wu)四宣扬的(de)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阻碍新思(si)想(xiang)新文(wen)化在香港传播，防止革命蔓延。因此，鲁迅在1927年看到香港原来是这样(yang)的(de)，这才有《无声的(de)中国》和《老调子已经(jing)唱完》两次演(yan)讲。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dan)地理解“守旧”和“西化”之间的(de)关系。

《邓小平时代》 [美] 傅高义 冯克利译 三(san)联书(shu)店

中国共产(chan)党(dang)人(ren)孜孜以求的(de)两个革命目标是富强与平等

第二本书(shu)是傅高义教授写(xie)的(de)《邓小平时代》。要讲清(qing)楚邓小平时代，必须要明白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国经(jing)历了(le)怎样(yang)的(de)探索(suo)。中国共产(chan)党(dang)人(ren)的(de)革命目标聚焦于近代以来中国人(ren)民追求的(de)两个重要理想(xiang)。第一个是富强，这个好(hao)理解。从1840年开(kai)始，中国就(jiu)不断遭受列强欺凌，先是被英国打，到了(le)1860年，中国首都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皇帝病死在承德，回京时已经(jing)成(cheng)了(le)一具棺材。1901年签订《辛(xin)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9.8亿两。半个世纪里，日本还发动了(le)两次侵略战争。对于海外青少年来南京看什么，我们向有关部门提过建(jian)议，有个地方必须去看——南京大(da)屠杀遇难同胞纪念(nian)馆。看了(le)就(jiu)明白了(le)，国家为什么要追求富强。

第二个目标可能大(da)家不一定理解，就(jiu)是平等。近代中国统(tong)治(zhi)者用中华传统(tong)文(wen)化抗拒马(ma)克思(si)主义，然而，不少熟读儒(ru)家经(jing)典(dian)的(de)知识分子却又拥(yong)抱(bao)马(ma)克思(si)主义。儒(ru)家有个“大(da)同”的(de)理想(xiang)，这和共产(chan)主义理想(xiang)，有契合之处。《礼记·礼运》有云：“大(da)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ren)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gua)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面对春秋战国的(de)乱世，儒(ru)家把未来设定在过去，从夏商周的(de)“小康”，追溯远古(gu)的(de)“大(da)同”。而马(ma)克思(si)主义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野(ye)蛮扩张的(de)那个最血腥、最贪婪的(de)时代，马(ma)克思(si)、恩格斯(si)批判资本主义，也从共产(chan)主义理想(xiang)的(de)原始形态阐发人(ren)类(lei)未来走向。

从《邓小平时代》可以清(qing)楚地看到一条线索(suo)，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de)改善，中国的(de)外向型经(jing)济发展起来，经(jing)济体制改革也随之提上(shang)议事日程。关于这些(xie)问题(ti)，建(jian)议大(da)家除了(le)《邓小平时代》，还要读一读萧冬连教授的(de)两本书(shu)《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de)五(wu)次选择》和《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de)中国经(jing)济改革》，尤其是第二本书(shu)。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特区在1980年代初曾引起巨大(da)争论。而市场经(jing)济的(de)提出，更是一开(kai)始不敢直接说经(jing)济体制改革的(de)目标是建(jian)立市场经(jing)济体制，换了(le)个说法叫“社会主义商品经(jing)济”。在向市场经(jing)济体制转型的(de)过程中，中国曾采取“增量(liang)改革”路径，即计划经(jing)济部分先不要大(da)动，在计划体制外另(ling)建(jian)一条通往市场之路。结果又产(chan)生了(le)“价格双轨制”。一种商品有了(le)两个价格，一个是由国家计划机关的(de)定价，一个是由市场决定的(de)价格，后(hou)者高于前者。这就(jiu)又产(chan)生了(le)社会问题(ti)。第一个问题(ti)是“脑体倒(dao)挂”，吃财政饭的(de)脑力劳动者不如小商小贩(fan)们赚得多，社会上(shang)有顺口溜说，“造原子弹的(de)不如卖茶(cha)叶蛋的(de)，拿手术刀的(de)不如拿杀猪刀的(de)”。第二个问题(ti)就(jiu)是倒(dao)买(mai)倒(dao)卖，通过特权把计划内(nei)的(de)商品倒(dao)到市场上(shang)去卖，“十(shi)亿人(ren)民九亿倒(dao)，还有一亿在寻找”。1988年国家决定搞“价格闯(chuang)关”，准备“强行并轨”，价格都由市场决定。原本想(xiang)法很(hen)好(hao)，还有配(pei)套(tao)措施，例如同时提升工(gong)资水平。但是忽(hu)视了(le)社会心理预期。其实，前面没有白付出教训，“价格闯(chuang)关”为后(hou)来价格体制的(de)理顺做(zuo)了(le)先期准备。

到了(le)1990年代，邓小平感到改革开(kai)放(fang)政策受到质疑，他在1992年力挽狂澜，以87岁高龄，通过“南方谈话”拯救改革开(kai)放(fang)，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不动摇。“南方谈话”之后(hou)，建(jian)立社会主义市场经(jing)济体制，犹如一层窗户纸被捅破。

1992年之后(hou)，中国飞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之后(hou)。党(dang)领导的(de)举国体制与市场经(jing)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de)基本特征之一。邓小平“南方谈话”过去20年后(hou)，世界步入“百年未有之大(da)变局(ju)”，原来的(de)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秩序，遇到了(le)结构性矛盾和历史(shi)性问题(ti)，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各自的(de)困境，催生出“世界怎么了(le)、我们怎么办”的(de)全球性议题(ti)。因此，中国在反思(si)西方现代化模式的(de)基础上(shang)，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de)新方向。从救亡图(tu)存走到今天，接下来的(de)路还很(hen)长，需要我们不断回望历史(shi)，从中汲取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