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竺可桢从哈(ha)佛学成归国。1920年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开设了地质学、地文学（自然(ran)地理学）和气象学等课程。为了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竺可桢撰写了气象学讲(jiang)义。

当知识(shi)要(yao)在(zai)课堂上讲(jiang)授出来时，概念的明晰(xi)化就势在(zai)必(bi)行。所以，《气象学》讲(jiang)义中的第六章《风》这一部分的第三节(jie)《风之种类》，竺可桢便将我们现(xian)在(zai)界定为的信风，即在(zai)低空(kong)从副热(re)带(dai)高压带(dai)吹向(xiang)赤道低气压带(dai)的风明确称之为信风了。其将因海(hai)陆热(re)力分布不均所产生的风，则称之为季风。“冬(dong)季之风应自大陆而趋海(hai)洋，夏季之风则应自海(hai)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为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xiang)视季候为转(zhuan)易也。”此论清楚明了，季风之名从此使用至今。

名称虽定，但当时对于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1922年，竺可桢在(zai)《南京之气候》的演讲(jiang)中再(zai)次提及(ji)中国的季风气候，并对之有了更进(jin)一步的认识(shi)。他在(zai)解释(shi)南京与杭州、天津降雨量多寡(gua)和雨期(qi)早晚差异问题时，将之归结(jie)为“季风之影响”。季风由南向(xiang)北的推进(jin)过程在(zai)这篇文章中被(bei)揭示出来，同时文章认为先受东南季风影响的地区雨期(qi)更早，反(fan)之则晚。

但囿(you)于当时气象站台的缺失(shi)，气象数据的匮乏，想要(yao)进(jin)一步呈现(xian)中国气流的具体运行情况还需时日。

到了1933年得(de)益(yi)于各地气象台的建立，中国气流运行的具体情形可以被(bei)准(zhun)确表达出来，我们对于季风的认识(shi)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年竺可桢在(zai)第五届太(tai)平洋科(ke)学会(hui)议上宣读了《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这是我国最早关于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工作。他通(tong)过利(li)用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内地五十处，东三省(sheng)三处和新疆二处观测点观察所得(de)的地面(mian)风向(xiang)数据，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xiang)的分布图，进(jin)而分析(xi)一年内四个典型月份的东亚气流运行情况。而且该文从机制上认识(shi)到影响我国各季节(jie)气流运行和季风的因子。陆地上的西伯利(li)亚高压和印度(du)低压，位于海(hai)上的北太(tai)平洋高压和亚罗森(sen)低压（阿留(liu)申低压）在(zai)冬(dong)夏两季共同促成了气流的运动以及(ji)季风的出现(xian)。这一发现(xian)对于季风研究具有重要(yao)意义。

仅仅一年后(hou)，1934年9月在(zai)《地理学报》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此文被(bei)气象学家陶诗言院士认为是“我国有关季风研究的经典著(zhu)作，为以后(hou)的我国季风研究和长期(qi)天气预报研究提供了基础”。

《地理学报》创刊号目录(lu)

该论文之所以如此成功，除(chu)了竺可桢卓越的科(ke)学研究能力，其实还有赖于他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

竺可桢在(zai)找寻中国古代对季风认知的文献记录(lu)时，发掘(jue)了苏(su)轼《舶(bo)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断黄梅雨，万(wan)里初来舶(bo)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shi)道“吴中梅雨既过，飒然(ran)清风弥月，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bo)䑲风”。这里的舶(bo)䑲风就是夏至后(hou)的东南季风。顺(shun)着此线索，竺可桢还发现(xian)了古人多有“舶(bo)䑲风，主水退，兼(jian)旱”的记载(zai)。正所谓“舶(bo)䑲风云起，旱魃深欢喜”。为了解释(shi)这种说法，竺可桢发现(xian)随着时间变化，东南季风的渐次北进(jin)现(xian)象。当东南季风强势扫过长江流域，前锋抵达黄河流域时，雨带(dai)也就随之来到华北，长江流域开始晴朗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东南季风，即舶(bo)䑲风到来后(hou)，长江流域天气变得(de)干燥(zao)的原因。

此机制得(de)到揭示后(hou)，再(zai)从长时段舶(bo)䑲风强弱变化角度(du)观察，竺可桢发现(xian)历年长江流域的雨量多寡(gua)与舶(bo)䑲风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xi)。“东南季风强，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丰沛，长江流域干旱。东南季风弱，则一至长江流域，其势已成强弩之末(mo)，……长江流域受雨泽之赐，而华北乃干旱矣”。这个观点虽然(ran)在(zai)现(xian)在(zai)是人所共知的事(shi)实，但在(zai)90年前乃是一个揭示中国季风气候特征的创见。

从1916年竺可桢首篇论文谈及(ji)季风到1934年对中国季风气候有了系(xi)统性的研究，竺可桢的季风研究走过了近二十载(zai)岁月。这期(qi)间，为了能够更深入(ru)、更方便地探究以季风为代表的中国气候，竺可桢还做(zuo)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气象台与气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象台，中国气候研究便无从谈起。

早在(zai)1916年初的那(na)篇《中国之雨量及(ji)风暴说》中，竺可桢就谈及(ji)了建设气象台的必(bi)要(yao)性和重要(yao)性。因为气象分析(xi)与研究必(bi)须(xu)建立在(zai)气象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否则如空(kong)中楼阁，没有根基。当年的论文中，竺可桢所利(li)用的不同季节(jie)季风的风向(xiang)数据，还是来自外国人在(zai)中国海(hai)关下设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个属于自己的气象台站，并不能满足研究所需。所以，在(zai)文章的结(jie)尾，竺可桢便大声疾呼“政府能遍设气象台于全(quan)国，加以数十年之看护观测，然(ran)后(hou)全(quan)国之雨量风暴，始能明了如指掌”。

但当时身处美国还是博士生的竺可桢还没有机会(hui)亲自践行气象台的建设。

1921年8月，回(hui)归数年后(hou)竺可桢又在(zai)《东方杂志(zhi)》上发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站》一文，认为当时气象台的数量太(tai)小，与我国广阔领土(tu)不相匹配，应大力建设气象台。“美国面(mian)积亚于我国，而有气象台二百余，……日本面(mian)积仅当我国十七分之一，而气象台之数乃多至五十六。反(fan)观我国，则除(chu)中央气象台外，惟南通(tong)张季直先生所设之军山气象台而已。苟以欧美日本为先例，则我国至少须(xu)有气象台百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jie)网。1921年竺可桢以东南大学地学系(xi)主任的身份，建立了附属于大学的南京气象测候站，并亲自指导(dao)学生参(can)与观测。从当年秋季起，开始每(mei)日不间断观测气压、温度(du)、雨量和风力、风向(xiang)等，并每(mei)月定期(qi)出版《南京气象报告》。1922年，竺可桢又参(can)与国家收(shou)回(hui)青岛观象台主权的事(shi)宜之中，为成功接(jie)收(shou)青岛气象台做(zuo)出了重要(yao)贡献。青岛气象台成为当时归属我国为数不多的设备完备的气象台站。1928年，在(zai)竺可桢的倡(chang)议和交涉下，选取了南京城(cheng)钦天山北极阁建立综合性的气象台，并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观测。至1934年竺可桢写下研究中国季风的重要(yao)论文时，在(zai)他的领导(dao)下已经创办(ban)了上海(hai)测候所（1933年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8月）和肃州（酒泉(quan)）测候所（1934年7月），同时接(jie)管了北平测候所（1929年6月）。

南京城(cheng)钦天山北极阁

当本国研究气象的学者能够顺(shun)利(li)方便地使用上本国气象台数据，中国的季风研究才能有长足的进(jin)步。

在(zai)竺可桢1933年宣读的《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他便利(li)用了南京1929-1931年和青岛1924-1929年测得(de)的逐月风速来展示一年中季风风力的变化特征。在(zai)研究季风的重要(yao)一文《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竺可桢同样利(li)用了1929至1933年间南京测得(de)的夏季不同风向(xiang)下降水可能性和温度(du)、湿度(du)的记录(lu)，从而佐(zuo)证(zheng)“舶(bo)䑲风主旱”说。北平和上海(hai)的风力和雨量数据则帮(bang)助竺可桢证(zheng)明了不同的季风强度(du)下长江流域和北方降水的特征。

此外，培养一批专(zhuan)业(ye)的气象人才，同样有助于中国气候研究的开展。

1927年年底，当时国民政府着手筹备建立一所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中央研究院。在(zai)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条例中，将观象台作为其中一个子机构予以筹建，竺可桢被(bei)聘为观象台筹备委员会(hui)常(chang)务委员。1928年2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为办(ban)事(shi)便利(li)起见，把观象台筹备处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又被(bei)任命(ming)为气象研究所主任。11月，气象所成为中央研究院拟设的十四个研究所之一。竺可桢作为全(quan)权负责人，从研究所的选址、进(jin)人、采买设备到刊物出版，均事(shi)必(bi)躬亲。气象研究所作为当时中国气象科(ke)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在(zai)竺可桢的领导(dao)下，开展了一系(xi)列气象科(ke)学研究，在(zai)取得(de)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气象研究人员。

1928年开始气象研究所将其直属的气象台观测记录(lu)和各地测候记录(lu)以《气象季刊》（1929年后(hou)《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气象研究所在(zai)南京还开设了四期(qi)气象学习班，培养了大量气象学家和气象管理人员，其中就有吕炯、涂长望、卢鋈、叶笃正、陶诗言和顾震潮等。当中国气象研究有了一支(zhi)队伍(wu)后(hou)，研究才能获得(de)更大的进(jin)展。

比如，1934年涂长望发表的《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一文，搜集了中国各地夏季降雨量数据，并将之与世界各地气候进(jin)行比较，发现(xian)其中的相关关系(xi)。其中，得(de)出了华北沿海(hai)区域的夏季降雨量与长江三角洲夏季降雨量之间存在(zai)反(fan)相关关系(xi)的结(jie)论。此结(jie)论为竺可桢论证(zheng)东南季风强弱与中国南北方旱涝关系(xi)提供了重要(yao)的佐(zuo)证(zheng)与支(zhi)持。

季风的中国影响

现(xian)实的极端旱涝是气象研究者研究气象问题最直接(jie)的出发点，解释(shi)极端旱涝发生的原因就成为气象工作者的重要(yao)使命(ming)和任务。

1926年入(ru)春以来长江、黄河下游，东北沿海(hai)一带(dai)降雨稀少，上海(hai)1至5月降雨量只有往年平均的百分之六十一。面(mian)对旱情，当时各省(sheng)纷纷倡(chang)导(dao)祈雨和禁屠(tu)之法，以求甘霖(lin)。竺可桢自然(ran)反(fan)对这种愚民且迷信的做(zuo)法。

只有科(ke)学的宣传才是回(hui)击封建迷信的良方。

所以，在(zai)当年7月竺可桢在(zai)《东方杂志(zhi)》上发表《论祈雨禁屠(tu)与旱灾》，向(xiang)大众科(ke)普(pu)我国旱涝灾害异常(chang)频繁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季风带(dai)内，是造成每(mei)年雨量多寡(gua)悬殊的重要(yao)原因。在(zai)季风的影响下，因为季风强弱变化的不定，中国雨量之变率极大，而且，越往内地变率愈大。可以说，季风对中国旱涝影响之显著(zhu)，以及(ji)1920至1930年代中国频繁爆发的极端旱涝灾害，均让(rang)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究和科(ke)普(pu)异常(chang)重要(yao)。

几(ji)年后(hou)的1931年夏季，全(quan)国各地水涝成灾，尤其以长江流域为甚。面(mian)对几(ji)十年未有之大洪水，《时事(shi)月报》特邀竺可桢和刘治华撰文解释(shi)。仅仅三年之后(hou)的1934年夏季，长江流域又因梅雨结(jie)束得(de)异常(chang)偏早，产生了严重的旱情。短短三年间，长江流域接(jie)连出现(xian)的极端旱涝灾害，成为了当时中国气象研究上最为迫切的中心问题。为此，竺可桢写下了《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ji)其影响》和《民国二十三年夏季长江下游干旱之原因》两篇论文予以解释(shi)。

这两年长江流域的极端旱涝均与梅雨的异常(chang)有关。在(zai)竺可桢看来“黄梅天之所以成，可以‘季风之影响’五字释(shi)之”。将季风如何影响中国降雨解释(shi)明了，就能够回(hui)答长江流域旱涝发生的原因。每(mei)年夏季“寒(han)冷之西北风与温暖而潮湿之东南风相遇”便会(hui)产生降雨，又“以西北风渐向(xiang)后(hou)退缩，东南风渐向(xiang)前趋进(jin)时，其降雨期(qi)遂生出迟(chi)早之不同”。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之所以会(hui)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zai)于当年冷风异常(chang)强盛，迫使温暖湿润的东南风无法顺(shun)利(li)北上，造成梅雨长期(qi)盘踞在(zai)长江下游所致。

为了解释(shi)1934年长江流域夏季主旱的特殊情况，竺可桢又从中国古籍里寻找历史上相似(si)的情境。在(zai)此过程中，徐光启《农政全(quan)书》里“舶(bo)䑲风云起，旱魃深欢喜”的记载(zai)引起了竺可桢的注意，通(tong)过解释(shi)这句话，竺可桢发现(xian)了季风强弱与长江流域旱涝之间的关系(xi)。1934年的夏季，东南季风势力偏强，较之往年早半个月降临，将盘踞在(zai)长江下游的梅雨天气一扫而空(kong)。原本要(yao)延续到七月初的梅雨提前半个月结(jie)束，从而造成了当年长江下游异常(chang)干旱。

可以说，为了解释(shi)1930年代初长江流域的极端旱涝事(shi)件，才有了竺可桢于1934年秋季写就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

从季风之名的确定到对季风认识(shi)与研究的不断加深，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气象学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季风的研究并不能脱离时代与现(xian)实。中国气象事(shi)业(ye)的发展为季风研究提供了前提与基础，现(xian)实的极端旱涝灾害则又鞭策学者不断加深对季风的研究。正是因为拥有一批批志(zhi)愿中国气象事(shi)业(ye)且心怀百姓(xing)疾苦的学者，才有了季风研究的进(jin)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