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hui)想一百多年(nian)前(qian)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de)改(gai)革(ge)运动，一系列改(gai)革(ge)者(zhe)的(de)面庞浮现眼(yan)前(qian)，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qi)中之一。豪是时任克利夫兰市(shi)市(shi)长汤姆·L.约(yue)翰逊的(de)幕僚，他们共同成就了这座城市(shi)，使之被誉为改(gai)革(ge)年(nian)代的(de)明星城市(shi)。1925年(nian)，豪出(chu)版了一本著作《一个改(gai)革(ge)者(zhe)的(de)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后几十年(nian)里他作为改(gai)革(ge)者(zhe)所经历的(de)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起。在那里，压制正统观(guan)念——无论是宗教(jiao)、政治还(hai)是经济的(de)——都是常态。再写到巴尔(er)的(de)摩、克利夫兰和纽约(yue)，他在这些城市(shi)参(can)与进步时代那些波澜壮阔的(de)改(gai)革(ge)事业。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de)红色恐慌期间政府的(de)镇压行动带(dai)给(gei)他的(de)幻灭感。在政治抱负和非(fei)政治的(de)公民团结理想之间挣扎，豪摸(mo)索都市(shi)政治的(de)道路带(dai)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ji)末二十世纪(ji)初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gai)革(ge)的(de)典型特征。而《一个改(gai)革(ge)者(zhe)的(de)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jiao)、中产阶级的(de)美国及(ji)其(qi)人民未(wei)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fang)、慷慨和人道的(de)社会的(de)失望(wang)。但他判(pan)断，改(gai)革(ge)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一个改(gai)革(ge)者(zhe)的(de)自白》出(chu)版三十年(nian)之后，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发表了《改(gai)革(ge)年(nian)代：从布赖恩到富(fu)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xia)简称《改(gai)革(ge)年(nian)代》）。该(gai)书自出(chu)版以来备(bei)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zhe)认为霍夫施塔特关于镀(du)金时代和进步时代至(zhi)关重要问题上的(de)看法过(guo)去是、现在仍然(ran)是正确的(de)。批评者(zhe)则关注霍夫施塔特对民粹主义、反犹太主义和阴谋论的(de)指控，也不同意他的(de)地位(wei)革(ge)命(ming)论。无论怎样，《改(gai)革(ge)年(nian)代》向人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de)美国历史时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guo)去的(de)传统印象所未(wei)能捕捉到的(de)”，霍夫施塔特对改(gai)革(ge)的(de)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gai)革(ge)的(de)时代，霍夫施塔特表现出(chu)温和的(de)现时主义。他在《改(gai)革(ge)年(nian)代》的(de)开端便指出(chu)，从内战到1890年(nian)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以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de)时期，以此类推，刚刚过(guo)去的(de)这个时代，即大致从1890年(nian)代起，至(zhi)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de)这段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gai)革(ge)的(de)时代。“刚刚过(guo)去的(de)这个时代”的(de)说法表明霍夫施塔特认为自己所处的(de)时代与改(gai)革(ge)年(nian)代十分接近，甚至(zhi)改(gai)革(ge)在长时段上可能从未(wei)中断。改(gai)革(ge)的(de)洪潮，尽管在1890年(nian)发生过(guo)大规模的(de)回(hui)涌，在1920年(nian)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二十世纪(ji)大部分时间里的(de)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霍夫斯塔特将过(guo)去六十五年(nian)里的(de)改(gai)革(ge)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qi)中两个阶段几乎是前(qian)后接续的(de)：首先是农民反抗(kang)运动，其(qi)最强烈的(de)表现是1890年(nian)代的(de)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nian)布赖恩的(de)总统竞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盖时间约(yue)为1900到1914年(nian)；最后是“新政”，其(qi)最具活力的(de)阶段集中在1930年(nian)代的(de)几年(nian)中。霍夫施塔特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de)目的(de)，并不是要把1890年(nian)以来美国主要改(gai)革(ge)运动那些熟悉的(de)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wang)从他自己时代的(de)角度(du)进行新的(de)分析(xi)。霍夫施塔特也非(fei)常清楚，过(guo)于关注当(dang)下(xia)“是一件非(fei)常危险的(de)事——危险就在于因过(guo)度(du)聚(ju)焦于当(dang)下(xia)，而丧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de)确切认知”。毫(hao)无疑(yi)问，《改(gai)革(ge)年(nian)代》充斥着作者(zhe)对现时政治的(de)担忧。他在1960年(nian)的(de)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所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参(can)与了当(dang)代问题的(de)研究。”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guan)彻现时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nian)代以来的(de)改(gai)革(ge)没有中断。人们对于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de)渴望(wang)，会使得(de)改(gai)革(ge)的(de)要求不断被提出(chu)。这一点与豪的(de)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代的(de)许多改(gai)革(ge)者(zhe)一样，在战前(qian)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智识(shi)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促(cu)进社会福祉。霍夫施塔特显然(ran)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gai)革(ge)的(de)意义。关于“进步主义”，霍夫施塔特指的(de)是1900年(nian)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de)、倾向于针砭(bian)时弊和厉行变革(ge)的(de)更为广泛的(de)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kang)议这条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de)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gai)革(ge)的(de)中产阶级人民，则凭(ping)着他们日益高涨的(de)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de)水量，并且改(gai)变了它的(de)流向。作为一种改(gai)革(ge)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shi)的(de)学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shi)主导的(de)工业国家这一认识(shi)的(de)一系列多样化回(hui)应。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de)市(shi)政权力的(de)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州(zhou)立法机构的(de)控制。加强公用事业的(de)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进程民主化，削弱政党组织，要求妇女选举权，扩大政府监(jian)管企业的(de)权力，以及(ji)通过(guo)社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动的(de)主旋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主义和政治民主，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xi)在美国曾一度(du)存在，只是已经为大公司和腐败的(de)政治机器所毁灭；在重建这些理念的(de)同时，也要寻回(hui)某种道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xi)被认为也已丢(diu)失了。改(gai)革(ge)的(de)冲动来自人们的(de)怀旧情绪，改(gai)革(ge)的(de)目标是找回(hui)业已存在美国过(guo)去社会中的(de)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shi)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进而揭示，是关于社会地位(wei)的(de)认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qian)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de)人群变成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wei)变动的(de)受害者(zhe)，这一变动就发生在十九世纪(ji)的(de)最后十年(nian)和二十世纪(ji)初。简言之，在相当(dang)大的(de)程度(du)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de)这批人，他们承受的(de)时代苦难并非(fei)源自财富(fu)的(de)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望(wang)和权力的(de)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回(hui)到1870年(nian)前(qian)后，那时财富(fu)、地位(wei)和权力在美国的(de)分布还(hai)相当(dang)分散，中等收入的(de)人也足以享有相当(dang)高的(de)威望(wang)和影响力，在很(hen)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地方性名望(wang)还(hai)颇(po)具分量的(de)年(nian)代，小店(dian)主、制造业主、杰出(chu)的(de)律师、编辑(ji)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de)人物。霍夫施塔特最后得(de)出(chu)结论说，每(mei)当(dang)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ge)之时，大部分知识(shi)分子、专门职业者(zhe)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于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gai)革(ge)的(de)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其(qi)中起到的(de)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hai)要大。无疑(yi)，这些知识(shi)分子和专门职业者(zhe)之所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de)其(qi)他成员是一样的(de)，然(ran)而他们所在职业本身(shen)发生的(de)显著变化，社会的(de)日益复杂化，以及(ji)地位(wei)革(ge)命(ming)给(gei)他们的(de)社会地位(wei)带(dai)来的(de)改(gai)变，也在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de)看法。

然(ran)而，改(gai)革(ge)的(de)事实往往证明：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夫兰、芝加哥、纽约(yue)等城市(shi)的(de)进步主义改(gai)革(ge)实践(jian)表明，虽然(ran)许多商业和专业人士准备(bei)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改(gai)善他们的(de)城市(shi)，但如(ru)果他们的(de)基本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de)敌对。霍夫施塔特在评论反托拉斯运动时也指出(chu)，毫(hao)无疑(yi)问，相比其(qi)宣传造势的(de)强度(du)，反托拉斯运动取得(de)的(de)直接实质性成就是不大的(de)；可是历史上这样的(de)情形(xing)比比皆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de)斗争(zheng)，却只收获了微末的(de)成果。

应该(gai)说十九世纪(ji)末二十世纪(ji)初的(de)改(gai)革(ge)本身(shen)就充满(man)矛盾，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de)改(gai)革(ge)主张后来成为进步派的(de)改(gai)革(ge)主张，甚至(zhi)被两党拿(na)过(guo)去、写进党的(de)纲领。或许是改(gai)革(ge)时代本身(shen)呈现出(chu)的(de)这种特点使得(de)霍夫施塔特被诟病为“模棱(leng)两可之王”，从他在《改(gai)革(ge)年(nian)代》的(de)文字里可见到他的(de)矛盾心理。批评者(zhe)不满(man)于他对直接民主改(gai)革(ge)的(de)摒(bing)弃，但与其(qi)说是摒(bing)弃，毋宁说是模棱(leng)两可、未(wei)予置评。譬(pi)如(ru)对于直接初选制、创(chuang)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早期改(gai)革(ge)成就，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目标的(de)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de)存在于以往纯真年(nian)代的(de)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de)”“纯真年(nian)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施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改(gai)革(ge)目标。在评价西(xi)奥多·罗斯福时，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de)进步主义领导者(zhe)，他们真实的(de)内心冲突是高度(du)保守主义的(de)，如(ru)果不是因为有必要在建立社会秩序的(de)过(guo)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de)激进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shen)的(de)矛盾性。但霍夫施塔特又清楚地意识(shi)到，老罗斯福时代的(de)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gai)革(ge)者(zhe)，一直同社会主义者(zhe)们进行着一种宽容(rong)的(de)、互有裨益的(de)对话，而且由于他们的(de)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de)检(jian)验(yan)方式之一……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de)人们在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功人士的(de)权威和成就，还(hai)是更加牵(qian)挂那些不幸者(zhe)的(de)需求和苦难。相当(dang)大的(de)程度(du)上，正是进步派的(de)宣传鼓动，使得(de)人们的(de)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xia)的(de)，而非(fei)向上的(de)”。这与民主改(gai)革(ge)的(de)目标也是一致的(de)，对霍夫施塔特反民主的(de)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改(gai)革(ge)者(zhe)身(shen)上。霍夫施塔特分析(xi)了所有的(de)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de)律师行业，他认为很(hen)多律师身(shen)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fu)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shen)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疏离(li)；这种矛盾性对于进步主义思想的(de)塑造，以及(ji)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de)构成，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很(hen)多律师参(can)与进步主义政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de)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wei)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de)变迁中，感受到了那种广泛存在的(de)改(gai)革(ge)诉求的(de)冲击力。所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de)运动，其(qi)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de)剧烈变革(ge)，而毋宁是形(xing)成一个负责任的(de)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de)冲动导向变革(ge)，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du)的(de)，用他们的(de)话说，“建设性的(de)”渠道。如(ru)同布兰代斯恰如(ru)其(qi)分的(de)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fu)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wei)，随时准备(bei)着对任何一方的(de)过(guo)度(du)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ji)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de)改(gai)革(ge)议题、中产阶级的(de)分化，及(ji)至(zhi)新政时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de)改(gai)革(ge)主张呈现的(de)矛盾性、复杂性，霍夫施塔特在《改(gai)革(ge)年(nian)代》的(de)前(qian)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de)需求和本地人的(de)情绪，两相冲撞之下(xia)，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cha)异的(de)政治伦理体系。霍夫施塔特分析(xi)了它们的(de)性质及(ji)相互影响。第一种建立在扬基-新教(jiao)的(de)本土政治传统，以及(ji)中产阶级生活的(de)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can)与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qian)相比，政治生活在满(man)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gai)超越个人需求，在更高的(de)程度(du)上符合普遍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de)感受，即认为政府天然(ran)地应当(dang)努力敦促(cu)个人生活的(de)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dang)致力于个人品格的(de)磨砺与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de)欧洲背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de)政治行动不甚熟悉，对于等级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背井离(li)乡的(de)身(shen)份，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jin)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de)政治生活理所当(dang)然(ran)地是产生于家庭的(de)需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抽象的(de)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gu)的(de)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shi)机器的(de)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de)双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de)新教(jiao)社会改(gai)革(ge)领导者(zhe)，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众。因之，对霍夫施塔特而言，改(gai)革(ge)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xie)一致的(de)产物，即便其(qi)中充满(man)矛盾甚至(zhi)相悖的(de)改(gai)革(ge)议题。

霍夫施塔特有强硬的(de)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de)一些传统价值观(guan)念却有着隐秘的(de)偏爱。他说改(gai)革(ge)派的(de)整套传统反映的(de)是这样一种心态，该(gai)心态的(de)基础在于一个本质上是健(jian)康的(de)社会；该(gai)心态所主要关注的(de)内容(rong)，并不在于如(ru)何能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dai)来的(de)诸多问题，而是在一个合理的(de)运行秩序中，促(cu)进该(gai)经济体的(de)民主化。设法令(ling)一个经济体恢复繁荣(rong)，归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在“新的(de)机会主义”中，霍夫施塔特揭示改(gai)革(ge)派的(de)优势：在于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qian)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de)义愤汇集起来，去抗(kang)拒(ju)那些不能容(rong)忍的(de)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qi)合法性建立在制度(du)的(de)连续性、铁的(de)事实、可能性的(de)限(xian)度(du)等基础上。从进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de)改(gai)革(ge)冲动依然(ran)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道德进步派之间形(xing)成鲜明对比，霍夫施塔特在此写道：自由派捍卫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曾如(ru)此长久(jiu)地居于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de)反垄断情绪，如(ru)今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de)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尔(er)逊代表的(de)那一代人，将经济生活理解为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de)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de)领域。最值得(de)注意的(de)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de)转变。虽然(ran)霍夫施塔特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前(qian)最具创(chuang)造力的(de)政治知识(shi)分子，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de)术语来看，阿诺德的(de)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de)经典价值之间已经有了相当(dang)的(de)距离(li)。霍夫施塔特认为，进步主义的(de)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fu)务、责任、耻辱(ru)、羞(xiu)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中的(de)关键词，则是需求、组织、人道主义、结果、技术、制度(du)、现实主义、规训(xun)、士气、技能、专家、习(xi)惯、实用和领导力等。前(qian)者(zhe)令(ling)人联想到进步主义运动的(de)道德与知识(shi)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盎格鲁(lu)-撒(sa)克逊新教(jiao)传统。后者(zhe)揭示的(de)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de)必要需求当(dang)中创(chuang)生出(chu)来的(de)。

霍夫施塔特在他所著的(de)《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意识(shi)虽然(ran)造成了主要错误，但通过(guo)智识(shi)发现，其(qi)往往也是获得(de)新见解的(de)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并非(fei)出(chu)自一意孤行，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de)结果。解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de)状态是，带(dai)着对未(wei)来热情的(de)关切回(hui)到过(guo)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施塔特以其(qi)对道德政治的(de)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wei)焦虑(lu)的(de)那一代人的(de)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ji)九十年(nian)代和二十世纪(ji)三十年(nian)代及(ji)六十年(nian)代显然(ran)有不同的(de)剧本，也不会如(ru)霍夫施塔特说出(chu)“刚刚过(guo)去的(de)这个时代”那般(ban)轻松。但进步时代、新政、二十世纪(ji)六十年(nian)代都始于一股乐观(guan)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de)信念——过(guo)时的(de)思想和政策将被新思维取代的(de)时刻已经来临；特权和不公正的(de)堡垒将让位(wei)于对创(chuang)新和更大平等的(de)要求。无论如(ru)何，在若干(gan)年(nian)里，改(gai)革(ge)的(de)要求都会在立法和制度(du)上得(de)到体现。如(ru)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将过(guo)去和现在混为一谈(tan)，那就一定会相信改(gai)革(ge)将持续进行，或者(zhe)相信人们会主动出(chu)击，将改(gai)革(ge)进行下(xia)去。即使我们望(wang)着那个渐行渐远的(de)改(gai)革(ge)年(nian)代，黯然(ran)神伤(shang)、唏嘘(xu)慨叹。化用霍夫施塔特的(de)话来说，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代的(de)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de)同情，尽管他们的(de)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de)多。然(ran)而，真正地回(hui)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de)人们所珍惜(xi)的(de)那份希望(wang)，去欣赏他们那份想象出(chu)来的(de)纯真，今天的(de)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wei)标明出(chu)处的(de)引文皆出(chu)自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gai)革(ge)年(nian)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nian)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