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sheng)这一思考的意义非常深远。最近一二十年，学者就(jiu)此展(zhan)开了(le)多角度的研究(jiu)。如经济史对(dui)白银问(wen)题的系列研究(jiu)、张显清对(dui)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讨论、商(shang)传教授对(dui)晚明“人文主义”的讨论等，又有刘志伟教授基于对(dui)基层社会的研究(jiu)，提出“明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基层社会的支配权力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士绅阶层”，王剑教授则从(cong)上层政治的维度，讨论密疏的非常制参与政治转型等，这些(xie)学者的研究(jiu)回应了(le)朱先生(sheng)原有的设(she)想。

接下来，李伯重先生(sheng)就(jiu)商(shang)业(ye)革(ge)命、商(shang)业(ye)信息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展(zhan)开讨论。李伯重先生(sheng)认为，讨论社会转型问(wen)题需要参考一些(xie)成功的例子，从(cong)西欧(ou)的发展(zhan)史看，商(shang)业(ye)革(ge)命这个深刻的变化(hua)，是工业(ye)革(ge)命发生(sheng)的前提和基础。商(shang)业(ye)革(ge)命对(dui)社会转型有什么作用呢？美国(guo)国(guo)父富兰克林曾说(shuo)，“以为我们仅仅是为了(le)我们本(ben)身(shen)，或我们各自的国(guo)家而生(sheng)存，那是愚蠢(chun)的妄想。全智的造物主已经命定在他的全部创(chuang)造中，都贯穿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人与人的相互依赖要通过各种(zhong)手段实现，其(qi)中最为深刻的手段是市(shi)场，市(shi)场形成的依赖是使社会发生(sheng)紧密联(lian)系最重要的途径。

商(shang)业(ye)革(ge)命主要通过商(shang)人的求利(li)之心实现，中国(guo)人很早就(jiu)认识到了(le)这一点。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引用汉代早期的民(min)间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li)来；天下攘攘，皆为利(li)往”；唐朝元(yuan)稹的《估客乐》也说(shuo)“估客无往著，有利(li)身(shen)则行……求珠驾(jia)沧海，采珠上荆衡(heng)。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bu)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bi)脂肉滑(hua)，奚童眉眼明”。可见(jian)商(shang)人为了(le)利(li)益，可以冒着一切风险，走遍世界，这是其(qi)他行当做不到的。

商(shang)人走遍全世界最重要的依凭是商(shang)业(ye)信息。商(shang)业(ye)信息包括价格、时间、数量、需求总(zong)量等交易的信息，也包括物产、商(shang)品、获取(qu)方式等关于商(shang)品供(gong)求基本(ben)情况的信息。李伯重先生(sheng)将(jiang)明代以前的信息传播方式分为口头(tou)、书信、邮驿(yi)、邸报四种(zhong)。首(shou)先是口头(tou)信息，古时叫葫(hu)芦语、锁子语、练语，宋朝叫市(shi)井隐语，又叫江湖行话。唐朝李义山曾说(shuo)诸行市(shi)语“会不得”“难理会”，这是民(min)间为了(le)不使商(shang)业(ye)情报外泄(xie)而发展(zhan)出来的商(shang)业(ye)情报表述方式。口头(tou)信息交流的场所(suo)往往是茶馆（茶坊）。宋朝的茶馆中，有很多商(shang)人在此进行信息交换，如《东京梦华录(lu)》卷二“潘楼东街巷”条记载：“茶坊每五(wu)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fu)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san), 谓之‘鬼市(shi)子’”。

其(qi)二是书信。在古代，书信可以通过专人递(di)送，但成本(ben)很高(gao)，《红楼梦》第120回说(shuo)“贾(jia)政仍旧(jiu)写(xie)家书，便把这事写(xie)上，劝谕合(he)家不必想念了(le)。写(xie)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可见(jian)到了(le)清代，书信仍会通过专人递(di)送，这是顶级的富贵人家才能采用的方式，一般的商(shang)人无法负担。普通人递(di)送书信，主要通过路过的商(shang)客、僧(seng)人等代送，唐李朝威小(xiao)说(shuo)《柳毅传》、元(yuan)尚仲(zhong)贤杂剧《柳毅传书》中讲到的“柳毅传书”的故事便是如此。

不过，托路人送信可靠性不高(gao)，更为正式的信件会通过政府邮驿(yi)系统寄送。中国(guo)的邮驿(yi)系统早在春秋战(zhan)国(guo)时已经出现，汉代邮驿(yi)继承秦朝制度，统一名称为“驿(yi)”。到了(le)唐代，全国(guo)设(she)驿(yi)1639所(suo)，遇(yu)有紧急公文，通信使者朝夕可行三百(bai)余里。宋朝的邮驿(yi)系统从(cong)民(min)夫充(chong)任(ren)驿(yi)卒改为士兵担任(ren)，增设(she)“急递(di)铺”，设(she)金牌、银牌、铜牌三种(zhong)，金牌一昼夜(ye)行五(wu)百(bai)里，银牌四百(bai)里，铜牌三百(bai)里。元(yuan)代疆域扩大，仅在国(guo)内就(jiu)有驿(yi)站1496处(chu)，并将(jiang)邮驿(yi)改称为驿(yi)站。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写(xie)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yang)贵妃喜(xi)欢吃的荔枝要从(cong)南方运来，严耕(geng)望推考了(le)荔枝由涪州到长安驿(yi)传的具体路线，将(jiang)之命名为“天宝荔枝道”。自四川到长安路途遥远，还要经过难行的水道，但仍能在送达(da)时保持荔枝的新鲜，可见(jian)唐朝时期邮驿(yi)系统之高(gao)效。虽然邮驿(yi)系统由政府经营并为政府服(fu)务，但是官员的私人信件也可以通过官驿(yi)传递(di)，在一些(xie)情况下，与官府或官员有关系的商(shang)人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传送商(shang)业(ye)信件。

比起需要使用马匹(pi)的邮驿(yi)系统，步行传递(di)信息的方式更为简易。《旧(jiu)五(wu)代史·僭伪列传一·杨(yang)行密传》记载唐末庐(lu)州人杨(yang)行密可以“日行三百(bai)里”，这虽然有夸张成分，但步行确实是唐人使用的传信手段之一。北宋民(min)间出现了(le)急行传递(di)书信的人，称作“急脚(jiao)”“急足”或“急脚(jiao)子”，《水浒传》中就(jiu)记载了(le)“急足”：“原来这戴院(yuan)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wu)百(bai)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bai)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zong)。”除此之外，信鸽也可以传递(di)信息。据五(wu)代王仁裕《开元(yuan)天宝遗事》记载，唐初诗人张九龄就(jiu)曾豢养信鸽传信。

公开发表的邸报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邸报又名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报，作为政府公报，邸报的发布(bu)受朝廷的严密控制，其(qi)中有许多不得公开的消息。但对(dui)于商(shang)人而言(yan)，售卖邸报已经成为一种(zhong)商(shang)机，故泄(xie)露邸报的行为屡禁不止，《西湖老人繁胜录(lu)》所(suo)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shi)” 中，就(jiu)有“卖朝报”一行。为此，宋朝政府进行改革(ge)，在删去禁止内容(rong)后，由商(shang)人发布(bu)邸报的“定本(ben)”。但这样(yang)一来，“定本(ben)”邸报的内容(rong)多受限禁，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ji)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dui)新闻的需求。自北宋后期开始，就(jiu)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到了(le)南宋，私营的“小(xiao)报”十分流行。尽管政府三令五(wu)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jiang)小(xiao)报禁绝。

到了(le)明清时期，商(shang)业(ye)信息供(gong)求关系发生(sheng)了(le)变化(hua)，一方面，随着市(shi)场的逐步扩张，明清商(shang)业(ye)规模与商(shang)业(ye)运作方式比宋朝有很大的进步，对(dui)各地商(shang)品和商(shang)业(ye)信息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传媒业(ye)和作为传媒物质手段的印刷(shua)业(ye)皆有所(suo)发展(zhan)，扩大了(le)商(shang)业(ye)信息的供(gong)给。

明清时期，官营通讯系统与官营邸报信息的传播手段皆有扩展(zhan)。明代海上交通日渐发达(da)，在沿袭旧(jiu)有邮驿(yi)系统之余，还开辟了(le)海上邮驿(yi)。在此基础上，清朝的控制范(fan)围和实际控制深度超过了(le)历史上任(ren)何一个朝代，清初有官办驿(yi)站1600余处(chu)，驿(yi)卒七万余名，驿(yi)马四万多匹(pi)，归兵部主管。明清时期的邸报也与前代不同。明代改宋代的进奏(zou)院(yuan)为通政司，由朝廷直接向全国(guo)各级官吏统一发布(bu)，取(qu)消了(le)中间环节(jie)，送报由驿(yi)站负责(ze)，每五(wu)日集中起来送一次(ci)，下至县官一级都能看到，地方得以及时知晓朝廷大事。

邸报登载的内容(rong)包括全国(guo)的重要人事任(ren)免(mian)命令、豁免(mian)灾(zai)区赋(fu)税的命令、皇帝(di)的恩赐、皇帝(di)的重要行动、对(dui)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jie)的觐见(jian)、各处(chu)的进贡礼(li)物等，以及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chu)分，乃至奸(jian)淫案件等全国(guo)的特殊事故。在战(zhan)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li)、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红楼梦》第99回写(xie)贾(jia)政在江西粮道衙门(men)，见(jian)到“桌(zhuo)上堆着许多邸报”，其(qi)中就(jiu)有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jiang)下一本(ben)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jiang)报看完，终没(mei)有接这一本(ben)的”。借(jie)助邸报，各地官员能够(gou)掌握全国(guo)发生(sheng)的重要事件，而对(dui)于商(shang)人来说(shuo)，邸报登载的灾(zai)荒、兵乱、官员任(ren)免(mian)等重大事件皆蕴藏商(shang)机。

邸报

此外，明清时期，商(shang)业(ye)信息还有不少新的来源。中国(guo)的国(guo)家物价报告制度在明清时期达(da)到了(le)非常完备的程度，清朝政府还颁(ban)布(bu)了(le)很多具有工作手册性质的“则例”，其(qi)中也有关于商(shang)业(ye)的信息，如乾隆《物料价值则例》是中国(guo)历史上最大、最系统的全国(guo)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清代的商(shang)人们都可以看到。除此之外，民(min)间还有“价格谱”等记载各地物价的资料，商(shang)人可以据此接触(chu)到丰富的商(shang)业(ye)信息。

价格谱

李伯重先生(sheng)将(jiang)明清商(shang)业(ye)传播方式的发展(zhan)和创(chuang)新归纳为商(shang)帮内部信息交流、会馆与公所(suo)、民(min)营报纸和民(min)营邮政机构四点。商(shang)帮内部的信息交流方式主要有二，一则如晋商(shang)的大型商(shang)号，实行联(lian)号制，总(zong)号设(she)在山西原籍，并在外地重要城(cheng)市(shi)广设(she)分号，分号与总(zong)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其(qi)二如徽商(shang)，主要通过宗(zong)族纽带来收集商(shang)业(ye)情报。会馆也是商(shang)业(ye)信息交换与联(lian)络(luo)商(shang)人的重要场所(suo)。明清时期会馆增加十分迅速(su)。到了(le)清代中期，已遍及全国(guo)主要城(cheng)市(shi)甚至若干市(shi)镇。众多的独(du)立经营的中小(xiao)商(shang)人多借(jie)助会馆进行商(shang)业(ye)信息交流。此外还有公所(suo)，公所(suo)与会馆原可通用。会馆主要是以地区命名，公所(suo)则绝大多数是以行业(ye)命名，或以含行业(ye)的字义命名，较之会馆具有更强的行业(ye)性。

不过，最大的商(shang)业(ye)信息传播渠道还是报纸。宋代“小(xiao)报”和明清“京报”都是非官方的民(min)办的报纸，但宋代“小(xiao)报”是民(min)间私自印发的，没(mei)有专门(men)从(cong)业(ye)人员，而明清时期的民(min)间报纸已有专业(ye)的采编人员。“京报”是在京民(min)间报纸的统称，“京报”报房出现于明代，兴盛于清代，是我国(guo)古代最早的专业(ye)新闻机构。报房的大量出现，使“京报”的印刷(shua)发行量大大增加。加之明清时期活字印刷(shua)术开始用于报纸印刷(shua)，使得信息传播更为便捷(jie)，报刊的印刷(shua)量也大幅增加。京报的总(zong)发行数字在手抄报纸的“白本(ben)报房”时期只有数百(bai)本(ben)，实行刻印以后销数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在一万份左(zuo)右(you)。此外，报纸大量刻印后，价格大大下降，到了(le)清朝末年，民(min)办报房京报的订户(hu)已经不限于诗礼(li)簪缨之家。

此外，外省人士也可订购京报，通过送报人拿取(qu)报纸。送报人为了(le)维持生(sheng)活和长途跋涉的各项开销，除送报外，一般还兼营代捎书信、代寄包裹、代购物件、代送银两等副业(ye)，由此，明清时期私人送信的方式也进一步发展(zhan)。上述在向外省发行报纸的同时捎带民(min)间信件的形式，是北京地区民(min)信局的雏形。除了(le)报房外，北京还有一些(xie)票号、钱庄(zhuang)捎带信件，会馆、商(shang)行也可代收发信。如《尊行日记》记载“李宪荣士台，住福建建宁县北乡巧洋。如有信可寄至杭州生(sheng)[漆行]，有建宁卖漆客，即可寄信；或往苏州到邵武会馆可寄信至[建]宁。李系壬申举人”。各个城(cheng)市(shi)还有职业(ye)送信人，另有湖北麻城(cheng)人经营的“麻乡约”商(shang)行专门(men)替人传递(di)信息。

专门(men)为民(min)间传递(di)信件的民(min)营邮政机构“民(min)信局”大概从(cong)明朝中期开始出现，自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发达(da)的地区逐渐延伸到内地，到19世纪逐渐成熟。例如北京的民(min)信局有各自的业(ye)务活动区域，其(qi)中全盛泰(tai)专寄江浙(zhe)、两湖、四川、云贵等地信件，三义成递(di)送天津、保定等周边地区信件，三盛信局则向东北投送邮件。一些(xie)民(min)信局除了(le)在北京设(she)立总(zong)局，还在其(qi)他城(cheng)市(shi)设(she)置分号，各分号下面还可以有代理店，使民(min)信局的业(ye)务范(fan)围进一步扩大。此外，随着东南沿海侨居海外人口的日益增多，出现了(le)专门(men)办理华侨同国(guo)内亲属通信与汇兑的侨批局。

清代民(min)信局红条封

明清时期，民(min)间信息的传递(di)效率比政府高(gao)很多，据姚廷遴(lin)《历年记》，明清易代之际，他是通过友人带来的“小(xiao)报”得知北京的消息。到了(le)清朝，民(min)间系统传播信息更快(kuai)，信件传递(di)的速(su)度关系着寄信的费用。一则道光廿四年5月26日北京与苏州票号之间的急信“委托天成局专送，限6月10日午时到，脚(jiao)价纹银26两，早1天加2两，过午时罚2两，若逾至11日则罚4两”，北京与苏州相距1379公里，急信在半个月内即可送达(da)，相应的费用也较高(gao)。

李伯重先生(sheng)还借(jie)助彭凯翔教授对(dui)清代粮食市(shi)场的研究(jiu)说(shuo)明了(le)当时信息的传播效率。清代最大规模的贸易是粮食贸易，商(shang)人需在最短时间内将(jiang)粮食从(cong)产地运往销售地，以争取(qu)更大的利(li)润空间。苏州与安庆相距1300里，安庆与武昌(chang)相距864里，但根据彭教授的研究(jiu)，三地在18世纪中后期的粮价波动趋势趋同，这便是商(shang)人掌握商(shang)业(ye)信息后、迅速(su)向各地运输粮食使然。

彭凯翔教授统计三地粮价

总(zong)而言(yan)之，明清时期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sheng)了(le)重大变化(hua)，这既是全国(guo)市(shi)场发展(zhan)的结果，也是全国(guo)市(shi)场发展(zhan)的原因，李伯重先生(sheng)将(jiang)其(qi)称为“信息传播方式的革(ge)命”。

李伯重先生(sheng)进一步指出， “信息传播方式的革(ge)命”是造成明朝后期社会变化(hua)的重要原因。商(shang)业(ye)信息传播可以带来全国(guo)性的大集会，如崇祯(zhen)年间至明末，复(fu)社举办了(le)多次(ci)中国(guo)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集会。如崇祯(zhen)六年的虎丘大会，据《复(fu)社纪略》，“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zuo)、江右(you)、晋、楚、闽、浙(zhe)，以舟(zhou)车(che)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rong)……观(guan)者甚众无不诧(cha)叹(tan)，以为三百(bai)年来，从(cong)未有此也”。到崇祯(zhen)十四年张溥去世时，集会规模更大，杜登春《社事始末》称“海内会葬(zang)者万人”，集会的信息能传播得如此之广，依托的正是商(shang)人群体的全国(guo)性活动。此外，复(fu)社成员交游地域广泛，《社事始末》称复(fu)社成员“壮游千里不赍粮”，可见(jian)广泛的交游活动背后是旅店、交通等商(shang)业(ye)设(she)施的完善。

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对(dui)社会转型起到了(le)怎样(yang)的作用？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中提出：“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le)解他所(suo)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sheng)的新思想，他产生(sheng)新创(chuang)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gao)。”霍伊勒（Fred Hoyle）也曾指出：“当你生(sheng)活在一个社团中时，社团的风俗(su)习惯会严格地制约你，使你很难有破坏性的想法。只有外部的旁观(guan)者才能灌输危险的思想。”商(shang)业(ye)信息的传播，使得全国(guo)精(jing)英阶层得以经常交流、思想碰(peng)撞，从(cong)而产生(sheng)了(le)明朝末年中国(guo)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繁荣时期。

朱维铮先生(sheng)著有《利(li)玛窦与李卓吾》一文，指出李贽通过利(li)玛窦了(le)解到很多中国(guo)以外世界的想法。李贽对(dui)利(li)玛窦评价很高(gao)：“承问(wen)及利(li)西泰(tai)。西泰(tai)，大西洋人也，到中国(guo)十万余里……是一极标致人，内甚玲(ling)珑，外甚朴实。吾所(suo)见(jian)未有其(qi)比。”李珺平进一步考证了(le)李贽与利(li)玛窦的交流，称利(li)玛窦带来的“上帝(di)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上帝(di)子民(min)”等观(guan)点对(dui)李贽改订《易因》影响极大。思想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托商(shang)业(ye)信息的传播。经济发展(zhan)、商(shang)业(ye)信息流通的加速(su)，带来了(le)思想交流，推动了(le)社会转型。

既然如此，中国(guo)为什么没(mei)有从(cong)晚明开始“走出中世纪”？李伯重先生(sheng)指出，社会转型不仅仅通过经济因素来实现。吉(ji)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会转型三大因素”，即文化(hua)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中国(guo)的“走出中世纪”在清代趋于停(ting)滞，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对(dui)人的压制的结果。

在评议环节(jie)，主持人高(gao)晞教授发言(yan)称，李伯重先生(sheng)的演讲清晰易懂，引人入胜，对(dui)之触(chu)动最大的是讲座末尾对(dui)“社会交往促进思想的诞生(sheng)”的讨论。评议人王振忠教授总(zong)结道，李伯重先生(sheng)是学术大家，视野开阔，不仅对(dui)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有多方面探(tan)讨，对(dui)于唐宋时代的历史问(wen)题也做过精(jing)深的研究(jiu)，并关注同时代西方历史的发展(zhan)，将(jiang)中国(guo)和欧(ou)洲历史传播加以比较，能够(gou)上下千百(bai)年，结合(he)政治、文化(hua)、经济史探(tan)讨，令人佩服(fu)。其(qi)所(suo)讲述的商(shang)业(ye)传播方式在明清时期的重大变化(hua)的确具有创(chuang)新意义。王振忠教授曾研究(jiu)过一位清代前期的盐(yan)商(shang)，此人在家书中提到要将(jiang)十几本(ben)《京报》寄给家人，近代以后，也有很多在上海的徽州盐(yan)商(shang)将(jiang)读(du)过的《申报》《新闻报》寄回家中，这都涉及商(shang)业(ye)信息的传播。王振忠教授提出了(le)“明清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有哪些(xie)？”“其(qi)中与商(shang)业(ye)信息传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哪个？”两个问(wen)题，请(qing)李伯重先生(sheng)指教。

李伯重先生(sheng)回应称，晚明是社会转型的开端，商(shang)业(ye)信息传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全国(guo)市(shi)场的形成，使得横跨(kua)三十多个经纬度的资源可以整(zheng)体调度。从(cong)明朝开始，中国(guo)的白银和铜半数来自西南地区，到了(le)清朝，人口不断增加，资源需求不断扩大，其(qi)中最重要的资源如木材、金石等，在中国(guo)东部非常缺(que)乏(fa)，如果没(mei)有这样(yang)的经济网络(luo)，清朝很难解决明朝后期遇(yu)到的困境(jing)。西南部的资源送到东部后，推动了(le)东部经济的发展(zhan)，东部又通过进行对(dui)外贸易，流入了(le)大量白银，使得国(guo)内有了(le)可靠的货币流通，成为清代“长十八世纪”经济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