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nian)暑假，系馆屋(wu)顶被(bei)暴风雨掀走，整修屋(wu)顶的工人原本歌(ge)声不断，但后来一位工人误触到高压线，不幸身亡，屋(wu)顶上顿时沉寂。

当时，我正读到杜甫的《茅屋(wu)为秋风所破歌(ge)》：“安得广厦千(qian)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感到分外凄戚。房屋(wu)、歌(ge)声、建筑工人，常常在心中串在一起(qi)，加深(shen)了我对建筑专业的情感，启迪了我的“人居”之梦。或许这就是懵懵懂懂的逐梦人生的开始。

1945年(nian)，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的我又回到重(zhong)庆。当时意愿很单纯，就是要回去读书。在1943年(nian)大学三年(nian)级(ji)的时候(hou)，我感觉开始对建筑学开窍，写了《释“阙(jue)”》一文，登(deng)载在班里(li)办的《建筑》杂志上。回到重(zhong)庆后，老学长卢绳找我，说梁思成先生希望我去见他(ta)。原来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看到了《释“阙(jue)”》，想找我谈谈。

梁先生学术视野开阔，走在时代的前面。这时期，梁先生已经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的重(zhong)建工作了。我到的时候(hou)，梁先生正在读沙(sha)里(li)宁(ning)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bai)与未来》。他(ta)询(xun)问了中央大学的教学情况，又问我是不是对中国建筑有兴趣。我随感而发，说到过(guo)西南之后有所转变，战争破坏太厉害，想改为研究城市规划。

原以为梁先生只是谈谈话，没想到他(ta)明确让我留下来，当天中午就让我在那儿吃饭。后来我每天都去，工作了两个多月。当时，做的事情是为梁先生的《图(tu)像中国建筑史》进行完善。

后来，梁先生邀(yao)我去聚兴村看他(ta)。梁先生说他(ta)已获批在清华(hua)大学新办一个建筑系，梁先生希望我去当助教。我本来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学术道路，这令我喜出望外，立(li)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在清华(hua)大学70多年(nian)的教学生涯。

在清华(hua)任教期间，梁先生推荐我去美(mei)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这是建筑师沙(sha)里(li)宁(ning)创办的。

沙(sha)师的教导重(zhong)在启发。他(ta)热爱东方艺术，说这是一个宝库，提醒(xing)我注意，不要失去东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规定，学生毕(bi)业前，要举行个展。当地的报纸将我的展品作了报道，并列出沙(sha)师的评语：“在他(ta)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cheng)之为中国现代性(xing)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zi)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zi)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jie)合，基于中国自(zi)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当时，我仅仅将其理(li)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未加多想。在半个多世(shi)纪后的今天，重(zhong)温旧事，回顾几(ji)十年(nian)来的道路，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而什么是中国现代性(xing)的精神，如何能从中国实际的发展中发现、探索这种精神，时至(zhi)今日，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探讨的。

阔别祖国两年(nian)，收(shou)到一封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bi)的信。大意是国内形(xing)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工作。在梁林两位先生的召唤(huan)下，我克服重(zhong)重(zhong)困难，回到祖国，从此开始一生为中国城乡建设奋斗的历程。

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guo)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guo)去，因此道路的选择至(zhi)关重(zhong)要。

回顾过(guo)往，有几(ji)次重(zhong)要的“十字路口”。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mei)国，便没有此后几(ji)十年(nian)在中国建设领域的耕耘(yun)和收(shou)获。类似(si)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次。自(zi)我审(shen)视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还是与早年(nian)“立(li)志”相关。我很早便立(li)志在建筑与城市的学术领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时期，根据现实条件，做出相应的选择。

怀着心花怒放的心情，我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参与了长安街规划设计、天安门(men)广场(chang)扩建规划设计、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等重(zhong)大项目。

除(chu)了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保定城市规划是我想特别讲一讲的。

保定自(zi)古即是“畿辅通(tong)衢之地”，在历史和地理(li)上具有重(zhong)要地位。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保存尚完整，也很繁荣，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guo)铁路即将发展的新区联结(jie)为一个整体。

我们对保定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quan)面规划，对道路、绿地等也进行了深(shen)入设计。规划方案(an)不断调整，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向的，后来尊(zun)重(zhong)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形(xing)成了一个比较深(shen)入而实际的规划方案(an)：东西城有机联结(jie)，有广场(chang)、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并且对旧城的大慈阁、南大街、直隶总督署、一亩(mu)泉等处的保护也非常关注。

在数十年(nian)的学术人生中，除(chu)北京外，我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划。但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得以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唯有保定。

改革开放的洪流重(zhong)新焕发了学术界的热情。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制度恢复(fu)后，我选上了学部委员。这使我有一种强大的学术使命感，获得了“建筑学要走向科学”的感悟。

创建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出版《广义建筑学》，完成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提出“人居环境科学”，主持撰写国际建协《北京宪章(zhang)》，我主要的学术成果基本是在上世(shi)纪80年(nian)代初(chu)到90年(nian)代末之间的近20年(nian)间完成的，很值得怀念。

我为数有限的建筑创作实践多与文化遗产有关，菊儿胡同41号院工程比较有代表性(xing)。如何与环境保持一致？原则是“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当时，41号院住了44户(hu)人家，但只有一个水龙头和街道公厕，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平方米左右，改建需求紧迫。

41号院的设计工作从1987年(nian)持续到1991年(nian)，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层(ceng)数进行了突破，设计了2层(ceng)、3层(ceng)的四合院，在保证(zheng)每一层(ceng)都有合理(li)日照的前提下，追求达到最高密度。楼房的四角安置(zhi)楼梯，楼梯下方做开敞(chang)布局，使院落间能够形(xing)成通(tong)风。院子里(li)原有的两棵古树也保留了，周边建筑都围绕这两棵古树布局。此外，在考虑多方面限制条件的基础上，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安置(zhi)了最多的住户(hu)，而且每家都有自(zi)己的厨房与厕所。菊儿胡同经改造最终建成后，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500元以内，我至(zhi)今还保存着单据。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获得多方面好评，许多人认为菊儿胡同是“古都新貌”，旋(xuan)即着手(shou)第二(er)期改造工程。

1993年(nian)，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bei)授予“世(shi)界人居奖”，被(bei)认为“开创了在北京城中心进行城市更新的一种新的途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作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取的最高荣誉。此后，我又陆续主持曲阜(fu)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mei)术学院、南京江宁(ning)织造博物馆等的设计。

建筑当随时代，我们可以从多种途径发挥创造。作为一位中国建筑师，我深(shen)信，中国拥有深(shen)厚的建筑、风景园(yuan)林和城市的文化传统，以及丰富的东方哲学思维与美(mei)学精神。如何运用现代设计理(li)念和技术条件，吸取多元文化内涵，探索新的形(xing)式，创造优美(mei)的生活环境，这可能是避免世(shi)界文化趋同、促成当今城乡环境丰富多彩的途径之一。

时代需要“大科学”，也在孕育(yu)“大艺术”。2012年(nian)，因对人居环境科学的贡献，我荣获2011年(nian)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居环境科学是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政(zheng)治、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的，涉(she)及诸多学术领域，“人居之道”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融(rong)汇。

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激情。作为一个建筑学人，毕(bi)生秉(bing)持“匠人营国”的精神，致力于“谋万家居”的事业，这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国人居梦”。拙匠迈年(nian)，豪情未已，我对“明日之人居”充满期待！

（吴晨、郭璐整理(li)）

《 人民日报 》（ 2025年(nian)02月2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