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与1960年代，那些受惠于布(bu)罗代尔的年鉴第三代们，同样沉迷于对事(shi)件的摒弃、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执着以及(ji)对经济数(shu)据等(deng)统计资料的迷恋中。彼时的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极端(duan)强调(diao)计量的重要性以及(ji)计算机处理数(shu)据将带来的经济社会史(shi)等(deng)总体性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这当然是(shi)其受拉布(bu)鲁斯与布(bu)罗代尔影响的结果。但(dan)若联想到(dao)勒华拉杜里本人后来成为微观史(shi)学转向的先(xian)驱，便不能(neng)不感到(dao)反讽，并意识到(dao)布(bu)罗代尔之后的年鉴学派的嬗变(bian)。

年鉴学派在第一代时除社会经济研究之外(wai)，同样关(guan)注对心态史(shi)的研究。布(bu)洛赫的《国王神迹》与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不信教问(wen)题：拉伯雷的宗教》皆是(shi)此中翘楚。而(er)年鉴第三代如同“祖父定律”一般继承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期，不止一人放弃了曾经的经济基础或人口(kou)研究，转而(er)思考文化的上层建筑。有些研究者，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与《罗芒狂欢节》所示，选择了微观的研究路径，这无疑(yi)是(shi)对布(bu)罗代尔排(pai)斥心态史(shi)与强调(diao)总体史(shi)学的反动。在这一“从地窖到(dao)顶楼”的转换中，更多曾经被忽视的现象被“以新的跨学科方法”纳入史(shi)学研究领域(yu)之中。然而(er)伴随(sui)这种多样化而(er)来的，也是(shi)史(shi)学的“碎片化”。即使庞(pang)大如年鉴学派，在这一“文化转向”与“微观转向”的风潮中，也再难以像布(bu)罗代尔时代那样，以一个大致统一的史(shi)学方法论定义学派自身，更多只是(shi)一个松散的联盟。[2]

本书的作者乔治(zhi)·杜比也正是(shi)在这样的背景(jing)下作为历史(shi)学家登场的。他虽非布(bu)罗代尔的直系门生，却因与芒德(de)鲁等(deng)人交好进入年鉴学派的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杜比靠近年鉴学派自有其渊源：其人对农村(cun)社会的关(guan)注接近于布(bu)洛赫，对地域(yu)史(shi)的重视亦有费弗尔的影子，而(er)对心态史(shi)和记忆的重视同样受惠于两者。杜比也受布(bu)罗代尔的影响，写下充(chong)分重视结构的《中世纪西欧的农村(cun)经济与乡村(cun)生活》等(deng)著(zhu)作。不过在新旧典范更替的1970年代，杜比也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好友与同事(shi)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deng)人共同参与到(dao)史(shi)学革命之中。而(er)我们今天(tian)所要介绍的乔治(zhi)·杜比的这本《布(bu)汶的星期天(tian)》，正出版于新旧交替时代的1973年。它本身带有新文化史(shi)转向的若干踪迹，却又牢牢根植于年鉴学派的结构分析(xi)传统中，堪称新旧典范的完美结合。[3]

事(shi)件、结构与记忆：解评《布(bu)汶的星期天(tian)》

马克·布(bu)洛赫曾说(shuo)：“年鉴学派并不天(tian)然地厌恶政治(zhi)史(shi)和事(shi)件史(shi)，只是(shi)在更新观念的过程中需要先(xian)涤清(qing)旧的思路，所以没有精力来先(xian)写事(shi)件史(shi)。”这种说(shuo)法暗示了一种对新的事(shi)件史(shi)的呼(hu)吁，即若在新的史(shi)学观念确立之后——在年鉴学派那里，这无疑(yi)指对历史(shi)的结构性分析(xi)的确立——那么事(shi)件史(shi)的书写仍是(shi)可取的。而(er)杜比的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shuo)正是(shi)对布(bu)洛赫这一断言迟来的确证。用杜比在引言中的话讲：“只有将事(shi)件的符(fu)号(hao)重新置于当时它所属的文化系统中，才能(neng)对其做出恰当的解释。”基于事(shi)件的特殊(shu)性，隐藏其间的深层信息会揭露出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或从不谈及(ji)的东西，这也体现出研究事(shi)件对理清(qing)历史(shi)结构的意义。除强调(diao)事(shi)件与结构的作用外(wai)，杜比同样强调(diao)了记忆的重要性，他力图探求对事(shi)件的感知是(shi)如何扩散、失真、被想象或遗忘。因此，我们可以从事(shi)件、结构与记忆这三个方面入手去(qu)把握杜比的思想。

《布(bu)汶的星期天(tian)》书封

在第一部分“事(shi)件”中，乔治(zhi)·杜比试图借助布(bu)列塔尼人纪尧姆的叙述来展开。纪尧姆是(shi)布(bu)汶之战的主角菲利普·奥古斯都身旁的文学近臣，也是(shi)布(bu)汶之战的亲历者与见(jian)证者。在他所续写的里戈的《菲利普·奥古斯都武功歌》的后半部分中，我们能(neng)看到(dao)来自卡佩王室官方对这一事(shi)件最(zui)直接、最(zui)清(qing)晰(xi)的记述。不过在此之前，为了让读(du)者对此次事(shi)件发(fa)生的情(qing)况大致有所了解，杜比首(shou)先(xian)介绍了布(bu)汶之战的舞台与演(yan)员(yuan)。

杜比以纪尧姆对女人在这次战争中的忽略谈起，介绍了舞台上的第一个演(yan)员(yuan)——骑士，既阐释了骑士三个等(deng)级理论中执剑征(zheng)战的地位，也说(shuo)明了彼时骑士所经历的武器与装备(bei)的革新；其次是(shi)法方阵营的演(yan)员(yuan)：首(shou)要的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他前半生的功绩(ji)、他的血统与合法性以及(ji)国王在彼时政治(zhi)秩序中的地位；接着是(shi)伯爵与各个大贵族们，他们经由姻亲与封建制度构成了人际关(guan)系网，他们的利益动机与爱恨(hen)情(qing)仇；然后是(shi)手持武器参与战争或出谋划策(ce)的教士；最(zui)后是(shi)无名的公社民兵们。接着是(shi)联军阵营：经由英格兰国王无地王约翰资助，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佛兰德(de)斯伯爵斐迪(di)南与布(bu)洛涅伯爵雷诺率领的敌对一方，他们各自的人际关(guan)系网以及(ji)利益诉(su)求，以及(ji)不能(neng)出现在“正义”阵营的布(bu)拉班特佣兵们。在简要点出战争的空间舞台布(bu)汶之后，作者又梳理了战争爆(bao)发(fa)的政治(zhi)背景(jing)：被十字军东征(zheng)与遏制摩尔人等(deng)事(shi)件纠缠起来的，在12世纪后期到(dao)13世纪初不断加强集权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四大势力——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与英格兰国王，以及(ji)之间的冲突。教皇与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站在一起反对意志对立的国王奥托，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而(er)奥托是(shi)英格兰国王约翰的外(wai)甥(sheng)，出身安茹家族的约翰既是(shi)英格兰国王，同时也是(shi)法兰西国王治(zhi)下最(zui)大的封臣与心腹之患(huan)。在布(bu)汶之战十年前，他便被法兰西国王剥夺了诺曼底与安茹的封地，之后便处心积虑地寻求复(fu)仇。“是(shi)日”一段直接引述安德(de)烈·杜比改写的纪尧姆的原始记述，带有鲜明的中世纪武功歌与通俗化的王室宣(xuan)传色(se)彩，但(dan)同样具有清(qing)晰(xi)且尽量切近真实的叙述与流畅易读(du)的文学性。

在这本正文内容仅一百九十页的小册子中，第二部分“解评”占了一半篇幅，可见(jian)这部分内容实际才是(shi)本书的重点。相较于第一部分对舞台和演(yan)员(yuan)的直接刻画，这部分则是(shi)对形成这样的舞台与这些演(yan)员(yuan)的社会处境和思想观念的分析(xi)，即年鉴学派一直以来强调(diao)的结构视角与整体性研究。不过“解评”主要研究公元一千(qian)年后至十三世纪的政治(zhi)结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bian)动。若用布(bu)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去(qu)思考，其实更近于中时段的研究。

杜比从四个角度展开本章的写作。其一是(shi)和平。在杜比看来，相较于公元一千(qian)年之前欧洲人对战争习惯性的接受，在公元一千(qian)年之后，人们的战争观发(fa)生了巨大变(bian)化。这无疑(yi)归因于基督教的普及(ji)与巩固(gu)——人们将暴(bao)力与傲慢视为恶，而(er)和平则是(shi)上帝应允的善。在这一时代，唯有为保护信仰与复(fu)仇的战争才符(fu)合正义。然而(er)，由于加洛林帝国崩溃到(dao)公元十一世纪的封建革命（杜比称之为“千(qian)年之变(bian)”），国王与大领主实际无法承担仲裁(cai)复(fu)仇与维护秩序的职责，人们只好祈求教会出面维护上帝的和平。教士们将执剑的权力限制在贵族等(deng)级之内，并对这些躁动不安的人们进行教化，以十字军运动为号(hao)召，让他们将野蛮发(fa)泄在对异教徒的征(zheng)战中。随(sui)着教会阶序化的发(fa)展与教皇的集权，这一教会主导(dao)下的上帝的和平也扩大了自身的范围(wei)。到(dao)了十三世纪初，在法国南部，由于王权在此处的衰弱与封建化的彻(che)底，这里堡垒林立、盗贼横行，而(er)教会只好依赖(lai)第三等(deng)级的劳动者为和平事(shi)业(ye)做贡献。然而(er)虔诚(cheng)的第三等(deng)级拿起武器后便意识到(dao)自身的力量，如今他们不再认可贵族与等(deng)级秩序的必要性，这便发(fa)展成了异端(duan)——即纯洁派。为打击这种异端(duan)，教会认可了来自北(bei)部的王权对南部的征(zheng)服(fu)。而(er)在中世纪盛期的法国北(bei)部，虽然卡佩王室一度沦为“法兰西岛伯爵”，但(dan)随(sui)着其经济实力的扩展，他们也开始效仿诺曼底公爵等(deng)领主，意图借由实现公共和平的目的，将维护秩序与发(fa)动战争的权力收归己身。在上帝和平的神圣号(hao)召下，王权逐渐成为公共权力。

在第二小节“战争”中，杜比以金钱(qian)之于作战的方方面面切入。对骑士而(er)言，战争是(shi)其获得财富(fu)的最(zui)佳聚敛方式，而(er)财富(fu)也使得他们可以借由上缴(jiao)金钱(qian)抵消自身参战的封建义务。这部分金钱(qian)除了落入仍旧参战的贵族手中，还制造出了一批虽非贵族却参与战争的佣兵。作为三个等(deng)级的例(li)外(wai)，他们被贵族与教士摒弃，但(dan)无可置疑(yi)的是(shi)，他们的短刀虽非高贵的象征(zheng)，但(dan)其流动与参战却带来了财富(fu)的聚集与转移，以及(ji)作战能(neng)力的提升(sheng)。杜比接着刻画了彼时骑士阶层的一项(xiang)重要活动——比武。在已成年但(dan)因暂时不能(neng)获得领地成为领主的青年贵族的过渡时代，比武成为他们最(zui)重要的活动。尽管教会因意外(wai)死亡的发(fa)生禁止了比武，但(dan)由于金钱(qian)与荣(rong)誉的诱惑以及(ji)对勇武美德(de)的追求，骑士们仍乐此不疲(pi)地参与这一活动。这也成为他们磨练武艺(yi)的最(zui)佳方式。赌博与赎金使得这些并不富(fu)有的骑士们甘愿冒险，而(er)比武现场的需要与慷慨的美德(de)要求也使比武成为一种集市、一种经济流通手段。不过彼时的骑士也并非只是(shi)粗俗的武者，他们有自身的文化：教会创建的骑士团要求人们节制并为信仰而(er)战，但(dan)深受亚瑟王传说(shuo)、骑士武功歌与家族神话影响的骑士们更在意的是(shi)勇武、慷慨以及(ji)在女性面前施展风度等(deng)骑士价值。在这一小节的最(zui)后，杜比考察了战争作为一种劫掠(lue)活动——它引起人们逐利的欲望。为了更好地获得俘虏身上的赎金，活捉而(er)非杀死敌人成为战争的准则。

与战争不同，战斗并非掠(lue)夺活动，而(er)是(shi)秩序的延伸，是(shi)作为神意裁(cai)判方式的决斗的扩大化，是(shi)为了以命运的结果终结某种纷争，而(er)非通过不断的战争与妥协去(qu)构成这种纷争。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典礼，战斗有自身的仪式：合适的场地、演(yan)说(shuo)与开战前对神恩的祈祷，以及(ji)合乎(hu)圣三一的排(pai)兵布(bu)阵。也正因此，上帝才能(neng)将最(zui)终的判决显示给命运之争中的双方。

最(zui)后则是(shi)胜利。王室和贵族的文学新贵赞叹于那些在战斗中显示出骑士美德(de)与勇武的骑士，记述了他们精湛的技(ji)艺(yi)。但(dan)在这种记述背后，对利益的考量仍是(shi)参战者实际关(guan)注的焦点。布(bu)汶之战在此体现为两种对立的教士生活观：在利益驱动下又显示出某种改革精神的奥托与约翰，以及(ji)维护教会与秩序利益的菲利普·奥古斯都。战斗之后，菲利普获胜，他取得了荣(rong)耀，击败了敌人，粉碎了阴谋，从赎金中获得了财富(fu)，并在巴黎民众的欢呼(hu)中让王国化作实体。他的余生都在和平与秩序中度过，法兰西的王权由他大大扩展，而(er)其去(qu)世之后卡佩的统治(zhi)已然稳(wen)固(gu)。

在第三部分“传奇”中，杜比从事(shi)件现场，与构成这一事(shi)件现场的结构分析(xi)中走出，开始告(gao)诉(su)我们事(shi)件之后的故事(shi)：事(shi)件在人们心中如何演(yan)变(bian)，而(er)这一演(yan)变(bian)又体现着怎样的时势。杜比首(shou)先(xian)介绍了历史(shi)学——尤其是(shi)编年史(shi)，在中世纪基督教修道文化中的意义与传承，而(er)在王权复(fu)兴的背景(jing)下，来自宫廷的记述也逐渐增加。其后，他用一种历史(shi)记述的政治(zhi)地理学考察了布(bu)汶之战——当时西欧世界留下的文本中对布(bu)汶之战记述的集中、缺失、丰富(fu)与简略的意义，并从德(de)意志与英格兰的文本中看到(dao)了来自战场另一边的观点。接着杜比考察了事(shi)件最(zui)重要的记述者纪尧姆的另一文本——《菲利普·奥古斯都史(shi)诗》。与武功歌不同，这一文本中的舞台灯光有所变(bian)化，更倾向于塑造敌人的邪恶，并以此召唤出法兰西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出场。而(er)在穆斯克、里歇尔与兰斯吟游诗人的记述中，故事(shi)增添了原本并不具有的情(qing)节：菲利普国王将王冠置于地，向骑士们演(yan)讲，并要求更有能(neng)力之人成为国王以保卫法兰西，而(er)最(zui)终在骑士的拥护下英勇杀敌，显示自身与王冠相称。杜比指出，这一情(qing)节并非这些作者对于“骑士与贵族仍有超(chao)越王室权力的政治(zhi)可能(neng)”这一时代的追念，而(er)是(shi)对因王冠接触大地成为集体象征(zheng)，并以胜利作为第二次神圣加冕的法兰西君(jun)主制的歌颂。

14世纪之后，菲利普·奥古斯都的伟业(ye)被其孙圣路易所遮(zhe)蔽，逐渐不再被人提及(ji)，直至19世纪的奥尔良时代才再次浮上水面，而(er)这正是(shi)现代民族国家稳(wen)固(gu)之时。每一位近代的历史(shi)学家都以其自身目的对布(bu)汶之战进行了强调(diao)与遮(zhe)蔽：梯也里以之作为过去(qu)的中间阶级与底层阶级爱国心的确证，米什莱对布(bu)汶之战的不屑(xie)则体现出他的反教权与反君(jun)主制情(qing)绪(xu)。在普法战争之后，作为对德(de)屈辱的心理补偿(chang)，布(bu)汶之战成为法国人的民族象征(zheng)，是(shi)爱国情(qing)绪(xu)的体现。不过在这个基础教育的共和国里，被强调(diao)的并非贵族与国王，而(er)是(shi)那些在战役发(fa)生时并不受重视的公社民兵们。1945年二战结束后，布(bu)汶之战又逐渐被人淡忘。无疑(yi)，在欧洲联合的大背景(jing)下，这一象征(zheng)法德(de)民族矛盾的事(shi)件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本书最(zui)后，杜比提出了疑(yi)问(wen)：如何在战争被逐出记忆畛域(yu)的时代，去(qu)记忆这样一场以战斗决定自身命运的事(shi)件？

人类学、政治(zhi)文化与记忆的多重综(zong)合：《布(bu)汶的星期天(tian)》的创新与学术史(shi)意义

《布(bu)汶的星期天(tian)》虽是(shi)一本面向大众读(du)者的小书，但(dan)其中的方法论创新与史(shi)学写作实践却使其成为一流的史(shi)学名作。挪用杜比本人的话讲，可谓“一书之微，亦有远旨(zhi)”。然而(er)因此，要对其创新进行总结也并非易事(shi)。好在作者在“序”中给了我们提示：在作者看来，他是(shi)从三个层面进行这一研究的。

第一点是(shi)人种学，即人类学——“将布(bu)汶之战中的士兵视作异族部落，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呐喊、激情(qing)以及(ji)令其癫狂的幻觉中的种种独特之处”。自诞生之初直至今日，人类学的核心特点之一便是(shi)其研究对象为“异族”。而(er)在杜比进行书写的1960、1970年代，风头正盛的正是(shi)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借助这一视角，人类学家得以陌生化地认识与其自身存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并由此看出这些社会中的象征(zheng)与结构。而(er)在杜比这里，他采取人类学方法的原因便在于这种陌生化。他反对那些将布(bu)汶之战中的人类心理全然等(deng)同于现代人的政治(zhi)史(shi)做法，因此试图透过这种陌生化去(qu)考察彼时国王与贵族、骑士与平民所思所想的独特性与自身的演(yan)变(bian)逻辑。当然，杜比并未陷入人类学方法带来的自我本位主义取向。在全书的最(zui)后，他将布(bu)汶之战时期人们以信仰之战决定命运的行为，与今日以弗朗哥等(deng)独裁(cai)者为代表的在取得僭主权力后再借助信仰将自身合法化的行为形成对比，虽未直接提出批评，却暗示了古今之别下的某种共性。

第二点是(shi)政治(zhi)文化。在杜比那里，将事(shi)件放在战争、休战与和平的大序列与长时段分析(xi)中，是(shi)为了更精准地界定政治(zhi)的范畴(chou)，并更好地理解当时神圣与世俗是(shi)如何交织的。如上文对全书第二部分的概括所述，杜比力求在事(shi)件背后分析(xi)的，是(shi)结构起事(shi)件的人们的行动与观念何以形成。他梳理了在和平号(hao)召下王权与教权的演(yan)变(bian)，以及(ji)人们对公共权力想象的变(bian)化；梳理了彼时人们对神意与虔诚(cheng)的理解、将战斗作为宗教行为的意义。同时，即使是(shi)在年鉴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经济”，在本书中也更多作为影响人们“钱(qian)”的观念性存在，刺激着人们的想象和欲望，并制约着不同阶层人们对自身的定位与如何合适地进行行动与生活。这并不代表杜比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事(shi)实上他在本书中多次强调(diao)商业(ye)发(fa)展对卡佩王室王权的影响——但(dan)我们仍不难从中看出某种更注重意识形态与思维体系研究的取向，而(er)这正是(shi)新文化史(shi)进行历史(shi)书写的出发(fa)点。[4]

第三则是(shi)记忆。在杜比看来，重大事(shi)件之所以有价值，便在于它的影响被“见(jian)证者的回忆和历史(shi)学家的幻想不断放大”，在于它的影响被人们长时间地谈论，在于它的爆(bao)发(fa)所引起的物议沸腾。因此，若不去(qu)考察事(shi)件发(fa)生后人们对它的记忆、遗忘与变(bian)形，便可能(neng)错失事(shi)件的多重意义。在杜比对记忆的处理上，我们不仅能(neng)看到(dao)年鉴学派第一代在斯特拉斯堡时期与社会心理学家、集体记忆提出者莫里斯·哈布(bu)瓦赫交好并提出心态史(shi)研究的踪迹，也能(neng)看到(dao)80年代后半期，在大革命正统与修正学派的争论中，人们对民族记忆的关(guan)怀导(dao)致的记忆史(shi)学的勃兴——如皮(pi)埃尔·诺拉主编的巨著(zhu)《记忆之场》——的前奏。[5]当然，研究历史(shi)记述与记忆为我们处理事(shi)件的身后史(shi)，并将作为叙事(shi)存在的事(shi)件历史(shi)，视作每一个时代的当代史(shi)提供了便利，但(dan)同时也存在导(dao)致“一切历史(shi)都是(shi)叙事(shi)”，因而(er)不存在真实历史(shi)的后现代史(shi)学质疑(yi)的风险。[6]杜比虽未直接处理这一问(wen)题，但(dan)在对历史(shi)书写趣味的强调(diao)，以及(ji)对布(bu)列塔尼的纪尧姆所做记述“做到(dao)最(zui)大程度的真实”“清(qing)晰(xi)详实，没有过度曲意逢(feng)迎，亦不刻意炫(xuan)耀学识或滥(lan)用修辞(ci)”的肯定性评价中，也侧面坚守了历史(shi)书写有其意义的态度。

《记忆之场》书封

总体而(er)言，尽管本书存在作为战役史(shi)却对战争艺(yi)术着墨不多的遗憾（杜比本人的建议是(shi)参考维尔布(bu)鲁根的专著(zhu)），《布(bu)汶的星期天(tian)》仍堪称一部杰作。如同布(bu)汶之战本身立足在法兰西君(jun)主制发(fa)展与中世纪欧洲经由封建革命走向民族国家的转折点一样，本书的写作本身也立足在史(shi)学革命的转折点上。这使得它有一种难能(neng)可贵的综(zong)合态度：除了勒高夫所称赞的“结构与事(shi)件的综(zong)合”外(wai)，本书也是(shi)优美的写作艺(yi)术与严谨(jin)的史(shi)学分析(xi)的综(zong)合——是(shi)中世纪武功歌与法国小说(shuo)奠定的叙事(shi)传统与布(bu)罗代尔式的时段-结构分析(xi)的综(zong)合，社会经济史(shi)研究与文化史(shi)转向的综(zong)合，古典文献与当代跨学科方法的综(zong)合，公众史(shi)学与专业(ye)历史(shi)研究的综(zong)合。相较于标志着年鉴学派转型的另一巨著(zhu)《蒙塔尤》，本书一面更加重视总体性分析(xi)，没有那么微观；一面却在叙事(shi)上远胜于后者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式琐碎叙述。本书继承自布(bu)罗代尔与年鉴传统却不失之枯燥，启发(fa)新文化史(shi)与记忆史(shi)研究诸家却未陷入其后现代困境之中。《布(bu)汶的星期天(tian)》在留存、改写、形塑人们的忆的同时，其自身也已成为法兰西民族记忆之场的一部分。

注释：

[1]［美］彼得•伯克著(zhu)《法国史(shi)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bei)京(jing)：北(bei)京(jing)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2]有关(guan)年鉴学派的发(fa)展历程，参见(jian)[美]彼得·伯克：《法国史(shi)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二版），刘永华译，北(bei)京(jing)：北(bei)京(jing)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关(guan)于乔治(zhi)·杜比本人的生平，参见(jian)本书译者后记，[法]乔治(zhi)·杜比：《布(bu)汶的星期天(tian)》，梁(liang)爽、田梦译。北(bei)京(jing)：北(bei)京(jing)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267页。

[4]有关(guan)新文化史(shi)的介绍，可参[美]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shi)》，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有关(guan)记忆史(shi)学的研究，参见(jian)[法]皮(pi)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shi)》，黄艳红等(deng)译。南京(jing)：南京(jing)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6]有关(guan)后现代史(shi)学的相关(guan)问(wen)题，参见(jian)[美]海登·怀特：《元史(shi)学》，陈新译。南京(jing)：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