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meng)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ti)著作，记述孟(meng)子与其(qi)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ru)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zhe)，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wei)孟(meng)子自(zi)作，二为(wei)孟(meng)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wei)孟(meng)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meng)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sheng)格(ge)过程(cheng)。战国后(hou)期，形成势(shi)力强大的孟(meng)子学派，但秦(qin)始皇焚书坑儒(ru)，烧孟(meng)派之书，杀孟(meng)派之儒(ru)，孟(meng)学遭(zao)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meng)子及其(qi)书又(you)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meng)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hou)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qi)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meng)子》的“升(sheng)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bei)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ru)学更新运动，即儒(ru)学由训诂(gu)之学向义理(li)之学的演变。就自(zi)身原因而论，儒(ru)学自(zi)汉代以来的训诂(gu)之学已走向极(ji)端，变得繁琐(suo)，死(si)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而论，就是儒(ru)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ji)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ju)措之一就是支(zhi)撑儒(ru)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背(bei)景下(xia)的必然结果，而《孟(meng)子》升(sheng)格(ge)是其(qi)中的一个重要组(zu)成部分。经历了韩愈、孙复、石介、二程(cheng)、张(zhang)载、王(wang)安石等人对《孟(meng)子》的推尊过程(cheng)，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孟(meng)子》一书首次被刻(ke)成石经，列为(wei)“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孟(meng)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集(ji)而成《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meng)子》由子到经“升(sheng)格(ge)运动”的完成，以后(hou)的目录学著作皆(jie)将其(qi)列置“经部”，孟(meng)子其(qi)人也(ye)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wei)“亚圣(sheng)”。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篇论述儒(ru)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xi)修身、治国。传统认为(wei)，《大学》的作者(zhe)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wei)是曾子及其(qi)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wei)《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ye)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yong)《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wei)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ma)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juan)。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cheng)，如程(cheng)颢曾言：“《大学》乃孔氏遗(yi)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cheng)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zhe)，赖有此一篇书存，其(qi)他莫如论孟(meng)。”不仅如此，二程(cheng)还(hai)为(wei)《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wei)“大学改本”。不过，二程(cheng)仍将《大学》视为(wei)《礼记》的一个组(zu)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ti)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hua)，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升(sheng)哲学层(ceng)次。《大学》以及《中庸》二篇，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ti)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ti)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ru)家的处世哲学。所(suo)谓(wei)“中庸”，程(cheng)颐释曰：“不偏之谓(wei)中，不易之谓(wei)庸。中者(zhe)，天下(xia)之正道；庸者(zhe)，天下(xia)之定理(li)。”朱熹释曰：“中者(zhe)，不偏不倚(yi)、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ye)。”《中庸》的作者(zhe)，通常认为(wei)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wei)之作注了”。但此后(hou)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you)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li)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理(li)学家，如胡(hu)瑗、张(zhang)载、二程(cheng)、司马(ma)光等，纷纷为(wei)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ge)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程(cheng)。尽管未留下(xia)完整的《中庸》注本，但《二程(cheng)集(ji)》中有许多推崇《中庸》的论述，并对后(hou)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ji)承了北宋以来尤(you)其(qi)是二程(cheng)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qi)汇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独立的身份和更为(wei)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cha)，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cheng)中虽偶有“论孟(meng)”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hou)来的“四书”差别很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集(ji)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wei)，北宋的二程(cheng)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ji)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kong)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ji)工(gong)作的最后(hou)完成者(zhe)，《四书》的汇集(ji)问题，实际又(you)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成书过程(cheng)问题。汇集(ji)过程(cheng)，大端如下(xia)：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qian)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hou)才实现了由佛入儒(ru)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shao)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ji)解》《孟(meng)子集(ji)解》《大学集(ji)解》以及关于《中庸》的“集(ji)说”，可谓(wei)之《四书》的“集(ji)解”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ji)解》删改订正为(wei)《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li)；又(you)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gu)，专供儿童学习(xi)使用(yong)。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meng)子集(ji)解》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书，称为(wei)《论孟(meng)精义》。该(gai)书以二程(cheng)论述《论语》《孟(meng)子》之说为(wei)主(zhu)，兼采张(zhang)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zuo)、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meng)》二书各条之下(xia)。在该(gai)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meng)精义》是《论孟(meng)集(ji)注》的重要原本，后(hou)来又(you)曾改为(wei)《论孟(meng)要义》《论孟(meng)集(ji)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gai)书颇为(wei)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ji)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ji)解》（又(you)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ji)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明道统的观(guan)念(nian)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hou)（1172），朱熹在《中庸集(ji)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suo)作《中庸集(ji)解序》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现朱熹道统观(guan)念(nian)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ji)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ji)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ji)注》的充分的前期工(gong)作：其(qi)一，自(zi)身对《四书》的义理(li)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qi)二，对前人尤(you)其(qi)是北宋理(li)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zhang)栻(shi)、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fang)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hou)，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ji)注》。其(qi)具体(ti)过程(cheng)是：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meng)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ji)注》，又(you)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meng)子集(ji)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meng)集(ji)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ji)注》为(wei)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ti)系”。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dong)提举(ju)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wei)一集(ji)刻(ke)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ke)之后(hou)，朱熹又(you)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ji)注》作了修改，修改后(hou)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ke)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ji)注》又(you)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shao)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ji)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ji)注》刻(ke)印于南康，是为(wei)“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hou)来对南康本又(you)作了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ke)板于建(jian)阳，这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最后(hou)定本。

叁(san)

《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ji)为(wei)一个整体(ti)，并为(wei)《大学》《中庸》作《章句》，为(wei)《论语》《孟(meng)子》作《集(ji)注》，将四部书纳入其(qi)严整庞大的理(li)学体(ti)系中。同时，他为(wei)《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meng)子》，次《中庸》的先后(hou)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qi)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qi)根本；次读《孟(meng)子》，以观(guan)其(qi)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立。

其(qi)次，《四书》的汇集(ji)有其(qi)深刻(ke)的历史文化(hua)背(bei)景，这主(zhu)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ru)学出现日趋烦琐(suo)的弊端和儒(ru)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lie)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程(cheng)中，在二程(cheng)等前代理(li)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xin)性之学在理(li)论思辨方(fang)面的优长，用(yong)以解说《四书》。这一方(fang)面使传统儒(ru)学因注入新的营(ying)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fang)面也(ye)极(ji)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ru)学重新成为(wei)社会的主(zhu)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程(cheng)中，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zi)训诂(gu)，更重视义理(li)阐发的模式，呈(cheng)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feng)格(ge)。这既体(ti)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li)的时代特色，又(you)不废(fei)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fang)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wei)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qin)为(wei)“六艺(yi)时代”，汉唐为(wei)“五经时代”）。朱熹汇集(ji)《大学》《中庸》《论语》《孟(meng)子》而为(wei)《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ji)注》，集(ji)儒(ru)家心(xin)性学和义理(li)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自(zi)此，支(zhi)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hou)，取而代之的是程(cheng)朱等人所(suo)汇集(ji)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ju)，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qi)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da)题只能依据朱熹所(suo)撰《四书章句集(ji)注》。这一规定为(wei)明、清两代所(suo)沿(yan)袭，影响中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ji)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ye)给中国后(hou)期封建(jian)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

作者(zhe)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hua)普及教育研究中心(xin)副(fu)主(zhu)任，广东(dong)哲学学会副(fu)会长兼秘(mi)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