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ban)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说作(zuo)家座谈会。那次会议上，茅盾先生(sheng)鼓励中青(qing)年作(zuo)家在写出了优秀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后，要尝试(shi)长篇小说的创作(zuo)。当时我(wo)只发表过短篇小说，开始写中篇小说，还没(mei)打算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sheng)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音还在我(wo)耳边回响——“刘心(xin)武来了吗(ma)？”我(wo)立刻站起来，和茅盾先生(sheng)四目(mu)相对。我(wo)们对视的时间只有几秒，但他(ta)的眼神给我(wo)的滋养非(fei)常丰富，既有关(guan)心(xin)，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wo)感动(dong)极了。自那以后，我(wo)就下定决心(xin)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写什(shi)么？第二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shi)么。当时我(wo)从北京出版(ban)社调到(dao)北京市文联(lian)，成为一名专(zhuan)业作(zuo)家。思来想去，我(wo)要写北京市民生(sheng)活。因为我(wo)熟(shu)悉。我(wo)1950年8岁时跟随父母从重庆来到(dao)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sheng)活，需要蹲点。我(wo)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yuan)本是一座寺庙，名为隆福(fu)寺，前门在隆福(fu)寺街(jie)，后门位(wei)于钱粮胡同。我(wo)少年时代就住在钱粮胡同，上小学和中学都要穿过隆福(fu)寺，目(mu)睹它从一个寺庙变(bian)成了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之(zhi)前，我(wo)就和售货员一起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柜(gui)台售货，商场关(guan)门了之(zhi)后继续盘点、清货，参与了商场营业的全过程，也接触到(dao)营业期间在售货员、顾客之(zhi)间发生(sheng)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跟售货员熟(shu)悉之(zhi)后，我(wo)还得寸进尺地提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dai)我(wo)去他(ta)们居住的四合院里，这样我(wo)就对胡同、杂院有了更多的接触。我(wo)深入生(sheng)活的触角越来越多，生(sheng)活积累(lei)越来越丰厚。

题材就这样确定了——北京市民生(sheng)活。但这只是我(wo)要写的内容，并不能算“写什(shi)么”这个问题的全部(bu)回答。我(wo)究(jiu)竟要通过这部(bu)作(zuo)品探索和表达(da)什(shi)么呢？后来，我(wo)找到(dao)了一个象征性的符码——钟鼓楼(lou)。

钟鼓楼(lou)位(wei)于北京城中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gu)老建筑，用于报时，具(ju)有充分的符码性。我(wo)写北京市民生(sheng)活，而且(qie)我(wo)要把(ba)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写，探讨时间的意义：时间流淌过城市，就形成了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lou)》前面有题词：“谨将此作(zuo)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sheng)历史感的人们”，我(wo)要在作(zuo)品中表达(da)一种“历史感”。

“写什(shi)么”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写”。关(guan)于“怎么写”，我(wo)有一些体会。我(wo)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以情趣取(qu)胜；短篇小说开始容纳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篇小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ba)握整个文本的情调。我(wo)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te)别重视他(ta)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例如(ru)《狂人日记》是亢奋、激昂的调式：“赵家的狗，何以看我(wo)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ru)《伤逝》：“如(ru)果(guo)我(wo)能够，我(wo)要写下我(wo)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春的夜(ye)，还是那么长”，则(ze)是惆怅、哀怨(yuan)和忏(chan)悔的调式。

长篇小说最要紧的是结构问题。中外有很多优秀作(zuo)品的结构都可以参照。如(ru)“串珠式”，把(ba)“我(wo)”的人生(sheng)中一些重要的生(sheng)命片段像(xiang)珍(zhen)珠一样串联(lian)起来，例如(ru)英国(guo)作(zuo)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wo)将其称为“登楼(lou)式”，法(fa)国(guo)作(zuo)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写的：主角在少年时代初尝情感的甜美，这是一个台阶，后来他(ta)进入音乐界，与父亲一起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dao)了巴黎，进入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乐章。此外还有“横剖式”等。阅读了大量作(zuo)品后，我(wo)最想学习的是李劼人《死水微澜(lan)》的结构，我(wo)将其称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就好像(xiang)把(ba)三缕(lu)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辫子。

但到(dao)头来我(wo)不想模(mo)仿前人的既有结构，我(wo)应该在结构上创新。我(wo)最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wo)将其称为“橘(ju)瓣式”。

在人物设(she)置上，我(wo)参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tu)》。《清明上河图(tu)》中有很多人物，你(ni)找不出哪个人物是主角，但你(ni)能找到(dao)每个片段里的主角。例如(ru)船过虹桥(qiao)那段，船上的船夫就是主角。我(wo)将《钟鼓楼(lou)》的故事设(she)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dao)下午5点，空间是钟鼓楼(lou)下的普通四合院。这个四合院里有十来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ju)子瓣，具(ju)有相对的封闭性，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但是他(ta)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像(xiang)橘(ju)子瓣合拢之(zhi)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ju)子瓣还需要有橘(ju)子皮包裹。橘(ju)子皮是什(shi)么？就是一场婚礼。这场婚礼把(ba)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去，还把(ba)院外的人也吸进来了。2021年，美国(guo)亚马逊穿越出版(ban)社出版(ban)了我(wo)的《钟鼓楼(lou)》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wo)同意这样的译法(fa)。

《钟鼓楼(lou)》是我(wo)的第一部(bu)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二届(jie)茅盾文学奖。我(wo)在茅盾先生(sheng)的鼓励下，一直坚持长篇小说的写作(zuo)，后来又写了《四牌楼(lou)》《栖凤楼(lou)》，与《钟鼓楼(lou)》构成“三楼(lou)系列”，还写了《风(feng)过耳》，本世纪又推出了《飘窗(chuang)》《邮轮(lun)碎片》。我(wo)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会进程留痕，在人性探索、人生(sheng)意义的追问以及结构创新、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我(wo)在文学大观园里始终没(mei)有消(xiao)失，在默默劳作(zuo)。我(wo)在写作(zuo)上追求美，同时也包容自己，不追求完美。我(wo)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wo)也开放(fang)，我(wo)要努力把(ba)自己绽(zhan)圆了。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b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