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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25 00: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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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si)密是经济学史上一(yi)部伟大著作——《国富论(lun)》——的作者。但这本书现在少有人读,即便是那些经济学家读得也少,他们乐于在嘴上把他誉为该学科的“开山鼻祖(zu)”。宽泛地讲,一(yi)提起他的名字就会让人想到鼓励利(li)己、反对政府干(gan)预市场,这二者叠加在一(yi)起将创(chuang)造财(cai)富和自由。

有些人赞同,认为斯(si)密所提的准(zhun)则是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基础。另外一(yi)些人则反对,认为斯(si)密所提准(zhun)则的核心(xin)是社会不(bu)平等(deng)与剥削。

但是,双方的看法(fa)都过于简(jian)单(dan)了。一(yi)则,《国富论(lun)》是一(yi)本宏大、复杂(za)的著作,不(bu)能(neng)缩略成一(yi)个简(jian)单(dan)的结论(lun)。再则,斯(si)密的贡献远(yuan)不(bu)止于一(yi)本经济学原理(li)著作。他写了一(yi)本重量(liang)级的伦理(li)学专著,出版过一(yi)部极为博(bo)识(shi)的天(tian)文学史,并且是一(yi)位十分注重语言风格以及口头和书面(mian)交流技巧的作家。

《亚当·斯(si)密》,[英国]克里斯(si)托弗·J.贝里 著,李瑶光 译(yi),译(yi)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亚当·斯(si)密,一(yi)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

亚当·斯(si)密1723年出生于苏(su)格兰(lan)东(dong)部海岸的柯科迪。他父亲也叫亚当,是一(yi)位律师,在斯(si)密出生前六(liu)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没(mei)有再婚,在她的漫(man)漫(man)人生中,亚当是她挚爱(ai)的儿子(zi),她卒于1788年,只比亚当早两年。斯(si)密第(di)一(yi)本传记的作者杜格尔德(de)·斯(si)图尔特认识(shi)斯(si)密,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人多。这位作者说(shuo)亚当是个体弱多病(bing)的孩子(zi),得到了母亲的悉心(xin)照料,而亚当也穷其一(yi)生尽心(xin)尽责地回报了他母亲。

他约8岁时进入当地学校读书,并从一(yi)位新来的严苛而热忱的男老师那里受益良多。斯(si)密1737年进入格拉斯(si)哥大学学习,年仅14岁,但在那时候这个年龄上大学并非异乎寻常。他在中学期间已熟知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以至于他实际上可以免修那些初(chu)阶的拉丁语、希腊语课程。在格拉斯(si)哥,斯(si)密师从当时的一(yi)些知名学者。他最重要的老师是伦理(li)学教(jiao)授弗朗西(xi)斯(si)·哈奇森。在他临终前的一(yi)封信中,斯(si)密盛赞了哈奇森作为一(yi)名教(jiao)师和哲学家的品质,尽管(guan)斯(si)密在《道德(de)情操论(lun)》一(yi)书中公开反对哈奇森关于慈善和道德(de)感的观点。

1740年,斯(si)密获得斯(si)内尔奖学金(jin)(该奖学金(jin)至今仍在),到牛津(jin)大学巴利(li)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他并不(bu)是因为被这个教(jiao)育机(ji)会吸引而去学习的,实际上他在《国富论(lun)》中抨击了该学院的教(jiao)学质量(liang)和教(jiao)师水平。他似(si)乎在那儿都是自学。自学的内容大致包括(kuo)继续研(yan)究科学、培养(yang)语言技巧,继而如杜格尔德(de)·斯(si)图尔特所猜测的,发展到“研(yan)究与人性相关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人类政治史”(《生平》第(di)271页)。可以基本肯定,他那时读过大卫·休谟的《人性论(lun)》,休谟后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他于1746年回到苏(su)格兰(lan),和母亲一(yi)起住在柯科迪,1748年搬去了爱(ai)丁堡。在爱(ai)丁堡,受恩于亨利(li)·霍姆(mu)的帮助,他被聘请去教(jiao)修辞学,后来可能(neng)还教(jiao)法(fa)律、哲学等(deng)课程。亨利(li)·霍姆(mu)后来任法(fa)官时被封为卡姆(mu)斯(si)勋爵。斯(si)密所教(jiao)的这些课程内容现在没(mei)有记录留存(cun)下来。当时这些课深受欢迎,他受邀反复教(jiao)授这些课。或许是因为授课的成功,但更关键(jian)的是伊莱伯爵阿奇博(bo)尔德(de)·坎贝尔(后为阿盖尔公爵)的支持,斯(si)密于1751年回到格拉斯(si)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jiao)授。

《亚当·斯(si)密》内页。

阿盖尔可以对许多学术职位插(cha)上一(yi)手,他运用其任免权来激励那些倾(qing)向于使苏(su)格兰(lan)社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人。逻辑学教(jiao)授还有另一(yi)位候选人。尽管(guan)选择斯(si)密毫(hao)无争议,但他的竞争者(乔治·缪尔黑德(de))也是一(yi)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后来成为东(dong)方语言学教(jiao)授,去了格拉斯(si)哥的人类学系。1752年斯(si)密被聘为道德(de)哲学教(jiao)授,没(mei)有竞争对手,他在这个职位上又工(gong)作了十二年,直到他结束大学学术生涯。

斯(si)密教(jiao)过很(hen)多科目。除了哲学和法(fa)学外,他也教(jiao)授历史、文学和语言。他的学生们所记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系列课堂(tang)笔记已经被发掘(jue)出来并出版了,还有两套(tao)内容广博(bo)的法(fa)学课笔记也出版了。斯(si)密做的是口头演讲,因此这些笔记不(bu)仅相互大量(liang)重复,而且成为他主旨观点的可靠书面(mian)记录。由于他“在文学领域公认的声望,尤其是他这些年来在该校教(jiao)授法(fa)学深受欢迎”,1762年格拉斯(si)哥大学授予他法(fa)学博(bo)士(shi)。

斯(si)密出版了两部巨著,他在格拉斯(si)哥执教(jiao)时就已播下了这两本书的种子(zi)。《道德(de)情操论(lun)》最初(chu)现世于1759年,他一(yi)生中做了六(liu)次修订。最后一(yi)版,包括(kuo)增补内容,完成于他去世的那一(yi)年(1790)。这些修改变化表明,斯(si)密在发表他第(di)二部巨著《国富论(lun)》(1776年出版)之(zhi)时和之(zhi)外,仍持之(zhi)以恒地致力于道德(de)哲学研(yan)究。尽管(guan)彼时斯(si)密已经离(li)开格拉斯(si)哥,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很(hen)明显(xian)地看到,在格拉斯(si)哥的课堂(tang)里他已经在构(gou)思书中的一(yi)些重要主题,比如劳(lao)动(dong)分工(gong)。他的学生、后来是他同事的约翰·米勒(le)证实了这一(yi)点。据约翰·米勒(le)回忆,斯(si)密讲过“那些赖(lai)以谋生的行业,以及促进财(cai)富积累的行业,使法(fa)律和政府发生了相应的进步或改变”(见《生平》第(di)275页)。

斯(si)密1764年离(li)开格拉斯(si)哥大学,但他并非从此与该校断了联系,1787年他被选为该校的荣誉校长。在致谢信中,他声称记忆中的执教(jiao)生涯是“人生中迄今最有益,也是最快乐、最荣耀的时期”(《书信集》第(di)309页)。斯(si)密离(li)开格拉斯(si)哥是因为他应聘去了薪资更高的职位,给18岁的巴克卢公爵当家庭教(jiao)师兼同伴。他是通过公爵的继父查尔斯(si)·汤森德(de)获得这一(yi)职位的。

他的第(di)一(yi)个任务是将年轻的公爵带到法(fa)国,他们住在图卢兹,但他们在那度过的时光鲜为人知。可知的是,他们还在日内瓦(wa)住过一(yi)阵子(zi)。斯(si)密在那儿遇见了最有名的法(fa)国作家弗朗索瓦(wa)·马里·阿鲁埃(伏尔泰),他住在附近的弗尼,斯(si)密对他评价很(hen)高。斯(si)密还到访过巴黎,经引荐,与许多法(fa)国启蒙运动(dong)的文化人士(shi)交际往来,其中有些是女士(shi)。在这些人中,他遇到了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和弗朗索瓦(wa)·魁奈。后来他曾感谢魁奈帮助他获得有关法(fa)国税务的信息(《书信集》第(di)286页)。魁奈是一(yi)个思想家团(tuan)体(重农学派)的领袖(xiu),其主要观点是农业是经济稳定的基石。斯(si)密十分熟悉重农学派的观点。魁奈送给斯(si)密一(yi)本他所著的《重农主义》(1767)的影(ying)印本,斯(si)密在《国富论(lun)》里评价他是一(yi)位“别出心(xin)裁而又深刻的作者”(《国富论(lun)》第(di)672页)。但是,斯(si)密深为反对他们的理(li)论(lun)体系。要说(shuo)这些会面(mian)、信件对构(gou)建斯(si)密自己的研(yan)究分析(xi)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夸大其词(ci)了。

由于和他们一(yi)起住在法(fa)国的他学生的兄弟于1766年不(bu)幸去世,斯(si)密的家庭教(jiao)师工(gong)作因此中断。尽管(guan)家教(jiao)生涯短暂,但斯(si)密得到了一(yi)笔可观的补偿(300英镑(bang)),这使他不(bu)必再忧(you)心(xin)于生计。他回到苏(su)格兰(lan),重新回到他母亲在柯科迪的家中,在那里,斯(si)密1780年回忆时说(shuo)道,他利(li)用那段安静祥和的时光写成了《国富论(lun)》。1777年,他搬到爱(ai)丁堡(带着他母亲一(yi)起),再次在巴克卢的帮助下成为一(yi)名海关专员。这一(yi)职位薪水颇(po)丰,斯(si)密得以在一(yi)所牢固的房子(zi)里安家落户,尽管(guan)这房子(zi)不(bu)在时髦的新城区(休谟已经搬到了这里),而是在老城区的修士(shi)门地区。这份工(gong)作不(bu)是一(yi)份闲差,斯(si)密过于认真负(fu)责地履行职责,以至于他认为这份工(gong)作妨碍了他创(chuang)作“文学作品”,尽管(guan)说(shuo)这话可能(neng)有点违心(xin)(《书信集》第(di)253页)。

这些作品包括(kuo)《国富论(lun)》和《道德(de)情操论(lun)》的修订版。此时,他还试图完成另外两部手稿(gao)。其中一(yi)部内容是“关于不(bu)同类别文学、哲学、诗(shi)歌和修辞法(fa)的哲学史”,另一(yi)部是“关于法(fa)律和政府的理(li)论(lun)和历史”(《书信集》第(di)287页)。最终他放(fang)弃了。这些手稿(gao)的内容已不(bu)为人知。斯(si)密要求他的遗(yi)嘱(zhu)执行人毁掉他的纸稿(gao)。然而,他也的确允许过出版其中的一(yi)小部分,即1795年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论(lun)文集》。

虽(sui)然丢失了一(yi)些素(su)材,但他已出版的著作至今仍广为流传,足以用来对斯(si)密这位作者进行评价。但评价斯(si)密这个人就不(bu)敢这么放(fang)言了。他不(bu)是个勤于写信的人,评价他的人品主要得靠他人的说(shuo)辞。杜格尔德(de)·斯(si)图尔特所著的《生平》里写得最多。斯(si)图尔特观察(cha)认为,可以打包票说(shuo)斯(si)密的“个人价值观”是“信任、尊(zun)敬和爱(ai)戴,他与一(yi)生中所有亲朋好友相处时均如此”。他有“许多怪癖”,言外之(zhi)意,可能(neng)是有些不(bu)讨喜,只有他的“知心(xin)朋友”才能(neng)欣赏到“他言语中无以言表的魅力”,以及“他毫(hao)不(bu)做作的质朴内心(xin)”(《生平》第(di)329页)。

随(sui)着斯(si)图尔特的进一(yi)步描述,一(yi)幅(fu)画像徐(xu)徐(xu)展开:这是一(yi)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男人,在公共场合往往心(xin)不(bu)在焉(yan)、缄(jian)口无言。至于他的外表,斯(si)图尔特只能(neng)说(shuo)“没(mei)什么不(bu)寻常”,但专门加上了一(yi)句,说(shuo)詹姆(mu)斯(si)·塔(ta)西(xi)制作的侧像圆牌“传神地表现出他的外形”(《生平》第(di)329页)。斯(si)密从未坐着让人画像(这本身在他的朋友中就不(bu)常见),除去塔(ta)西(xi)的作品外,现存(cun)只有一(yi)幅(fu)约翰·凯(kai)所作的程式化的纪念版画。格拉斯(si)哥大学的雕塑是19世纪“凭想象制作的”,现在爱(ai)丁堡的这座(2008)亦如此。

斯(si)密时代的苏(su)格兰(lan)

斯(si)密身处什么样的社会?所有的时代都可以说(shuo)是变革的时代,尽管(guan)这是句陈词(ci)滥(lan)调,但它的确符合18世纪苏(su)格兰(lan)的情况。

斯(si)密出生前发生了一(yi)系列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影(ying)响深远(yuan),他一(yi)直生活在这些事件的影(ying)响之(zhi)下。事件起因于17世纪晚期。那时,苏(su)格兰(lan)有自己的议会,但一(yi)直运转不(bu)佳,在“达里恩计划”(议会试图将苏(su)格兰(lan)发展为殖民强国)毁灭(mie)性破产以及与英格兰(lan)贸易争端等(deng)背(bei)景下,英格兰(lan)与苏(su)格兰(lan)于1707年成立联合议会。此次联合是在英国人诱(you)骗下苏(su)格兰(lan)一(yi)些领袖(xiu)人物的背(bei)叛之(zhi)举,还是出于“摆脱”眼前窘迫困境之(zhi)需,至今仍然是一(yi)个有争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联合条约》赋予苏(su)格兰(lan)人小部分直接政治权力(仅有上议院16个席位和下议院约8%的补充席位)。但该条约允许苏(su)格兰(lan)保留自己的法(fa)律体系、宗教(jiao)管(guan)理(li)方式(苏(su)格兰(lan)教(jiao)会)和教(jiao)义。这些例外规定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对大多数(shu)人而言,最直接的事务仍然掌握在苏(su)格兰(lan)人手里。没(mei)有了议会,律师成了关键(jian)人物。律师们代表他们的主顾,特别是像阿盖尔公爵这样的人物,实际上控制了苏(su)格兰(lan)的运转。

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英格兰(lan)和苏(su)格兰(lan)的王位传给了汉诺威的乔治。这次王位继承是《联合条约》里预订的,因为该条约第(di)二款规定,如果(guo)安妮正常死亡,那么君主之(zhi)位应传给汉诺威的索菲亚及她的“新教(jiao)徒”继承人。该条款重申(shen)了1689年协定的内容。这份文件由威廉和玛丽增订而成,此后又被斯(si)图亚特国王詹姆(mu)士(shi)二世/七世废黜/放(fang)弃,该文件规定天(tian)主教(jiao)徒不(bu)可接任王位。乔治符合条件,因为他与第(di)一(yi)任斯(si)图亚特国王(詹姆(mu)士(shi)一(yi)世和六(liu)世)的孙女结了婚,他是关系最密切的新教(jiao)徒。汉诺威继承王位对苏(su)格兰(lan)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ying)响。

《真正的亚当·斯(si)密》(2016)海报。

一(yi)些受过良好教(jiao)育、具有专业技能(neng)的苏(su)格兰(lan)人写了许多著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形成了“苏(su)格兰(lan)启蒙运动(dong)”(正如现在所知),他们都是汉诺威人。这不(bu)仅仅意味着支持现行体制,因为这种支持彰显(xian)出他们对詹姆(mu)士(shi)党的反对。詹姆(mu)士(shi)党人是斯(si)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18世纪上半叶(ye)经常爆发反对新王朝的活动(dong)。反抗(kang)活动(dong)频繁爆发,表明汉诺威的继承权并非高枕无忧(you)。

1715年和1745年发生了两次最严重的叛乱(luan)。1715年的叛乱(luan)利(li)用了公众积累的对成立联合王国后无所获益的不(bu)满,获得了广泛支持。1745年的叛乱(luan)最初(chu)对英国造成了较大的威胁,小王位觊觎者“英俊王子(zi)”查理(li)的军队向南最远(yuan)打到英格兰(lan)的德(de)比,距(ju)离(li)伦敦120英里。詹姆(mu)士(shi)党人一(yi)开始的军事胜利(li)没(mei)有得到苏(su)格兰(lan)人民的普遍支持,很(hen)快形势就反转了。在克劳(lao)顿战役(1746)击溃叛军之(zhi)后,当局有意采取措施破坏苏(su)格兰(lan)高地的政治独立。

斯(si)密身处英格兰(lan),远(yuan)离(li)这片纷乱(luan),在克劳(lao)顿战役后才回到柯科迪。毫(hao)无疑(yi)问,他是忠于汉诺威政权的。在《国富论(lun)》中,他主要以苏(su)格兰(lan)高地为例,说(shuo)明不(bu)发达经济体和老套(tao)法(fa)律体系的情况。他明确地提到洛(luo)希尔的卡梅伦,说(shuo)他没(mei)有法(fa)律授权却可以“对他的人民进行刑事管(guan)辖”(《国富论(lun)》第(di)416页)。这不(bu)是说(shuo)他这个人恶毒或喜怒无常,而是说(shuo)由于经济和基础设施未得到改良,因而没(mei)有统一(yi)和有效的法(fa)律体系。

联合背(bei)后的动(dong)因之(zhi)一(yi)是,苏(su)格兰(lan)需要获准(zhun)自由进入英格兰(lan)市场。意识(shi)到他们的经济比英格兰(lan)落后,苏(su)格兰(lan)的主要机(ji)构(gou)及其成员开始寻求现代化,或者说(shuo)推进“改良”。最终,到18世纪中叶(ye)的时候,联合带来了经济效益,苏(su)格兰(lan)迅(xun)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格拉斯(si)哥的发展。在斯(si)密的学生时代,格拉斯(si)哥的人口约1.7万,到斯(si)密去世时增长到8万人。除农业外,纺织品尤其是亚麻布生产是苏(su)格兰(lan)的主要工(gong)业。烟草贸易大幅(fu)增长,对格拉斯(si)哥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使之(zhi)取代布里斯(si)托尔成为主要港口。斯(si)密认识(shi)一(yi)批格拉斯(si)哥的“烟草大王”。他是格拉斯(si)哥文学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主席安德(de)鲁·科克伦就是一(yi)位“烟草大王”。至今,格拉斯(si)哥的街道名称中还能(neng)找到他们的遗(yi)迹,比如格拉斯(si)福德(de)、英格拉姆(mu),还有科克伦。

直到那个世纪的后二十五年,煤(mei)炭采掘(jue)和炼铁等(deng)“重”工(gong)业才开始飞速发展。《国富论(lun)》中所提出的经济原理(li)不(bu)是对应这些产业的。斯(si)密围(wei)绕制钉等(deng)小型手工(gong)作坊阐释(shi)其原理(li)。城镇化和纺织品生产的确需要实体基础设施和金(jin)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交通依靠马(斯(si)密就是骑(qi)马去牛津(jin)的)和船。尽管(guan)在爱(ai)丁堡和伦敦之(zhi)间有服务相当高效的长途马车(che),但横贯(guan)全国的旅程仍是十分艰辛的。从柯科迪到爱(ai)丁堡最便捷的途径(jing)是乘船穿越(yue)福斯(si)湾,而不(bu)是经由陆路和摆渡。

大规模运输必须通过船运,从格拉斯(si)哥到爱(ai)丁堡(相距(ju)约45英里)意味着要经历一(yi)段漫(man)长而危险的海上航程。为此实施了一(yi)项“改进”计划,修建一(yi)条连接东(dong)部福斯(si)河各河口和西(xi)部克莱德(de)湾的运河航道。该计划开始于1768年,至1790年完成。这是一(yi)项了不(bu)起的工(gong)程成就。迄今仍在使用的格拉斯(si)哥附近开尔文河上的高架桥(qiao),被誉为“世界上该类工(gong)程中最了不(bu)起的杰作之(zhi)一(yi)”。当然,这些工(gong)程建设需要大量(liang)资金(jin)。许多银行伴随(sui)着这项投(tou)资需求而生。1772年艾尔银行倒闭(bi),使福斯(si)—克莱德(de)运河的股东(dong)面(mian)临信心(xin)丧失的问题。斯(si)密对这些事件有清晰的认识(shi),在《国富论(lun)》中可以看到他对投(tou)机(ji)商(“项目计划人”)、银行业和金(jin)融监(jian)管(guan)的看法(fa)。

《猜火车(che)2》(2017)剧照。

官方认可的苏(su)格兰(lan)教(jiao)会政权形式是长老会,属于严格的加尔文教(jiao)派,英联邦(bang)原封不(bu)动(dong)地保留了这个形式。强制信奉正教(jiao)的历史由来已久。例如,1696年有一(yi)名19岁的学生托马斯(si)·艾肯黑德(de)被判亵渎上帝。然而,改变已无处不(bu)在(至少在精英阶层(ceng)是如此)。苏(su)格兰(lan)不(bu)设独立议会强化了苏(su)格兰(lan)长老会的作用,长老会的大会近似(si)于国家级的辩(bian)论(lun)论(lun)坛。这一(yi)作用使其成为政治焦点,并最终促使苏(su)格兰(lan)教(jiao)会和苏(su)格兰(lan)启蒙运动(dong)达成了某(mou)种互谅。威廉·罗伯逊(xun)本人就是生动(dong)的体现。他任爱(ai)丁堡大学校长逾三(san)十年,也是教(jiao)会派系现代化改革的领袖(xiu)人物,被称为“温和派”。通过斗智(zhi)斗勇,这群志趣相投(tou)的“现代化者”致力于“改良”,设法(fa)成了大会里的多数(shu)“派”。这令温和派能(neng)够控制教(jiao)会选任的牧师们赞同改良和“启蒙”。斯(si)密与改良派的领袖(xiu)们交好,这个圈子(zi)里有各色人物,其中包括(kuo)被认为是“异教(jiao)徒”的大卫·休谟。

除了休谟这个特例以及凯(kai)姆(mu)斯(si)等(deng)上议院法(fa)官,其他苏(su)格兰(lan)启蒙运动(dong)的思想家都像斯(si)密一(yi)样是大学教(jiao)授。以苏(su)格兰(lan)的国土和人口规模而论(lun),这里出现了五所大学—圣安德(de)鲁斯(si)学院、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修学院、爱(ai)丁堡大学以及格拉斯(si)哥大学—确实令人震撼。这些大学的传统使命是培养(yang)牧师,这个使命延续了一(yi)整个世纪,但到彼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教(jiao)学体系被重新设计,授课不(bu)再用拉丁文(哈奇森是先驱(qu)者)。法(fa)律教(jiao)授职位得以设立,爱(ai)丁堡大学(1740)和格拉斯(si)哥大学(1760)正式成立了医学院(尽管(guan)形式上是一(yi)门课程,但医学教(jiao)育那时已岌岌可危)。这种“强调职业教(jiao)育的主张(zhang)”,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表现。法(fa)律、医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化学和植物学等(deng)对促进农业发展(如化肥)和“工(gong)业”发展(如亚麻染料)有明显(xian)作用的学科也在扩张(zhang)。但这些大学对智(zhi)识(shi)教(jiao)育也持开放(fang)态(tai)度。课程体系变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接受并宣扬(yang)艾萨克·牛顿学说(shuo)的速度。

苏(su)格兰(lan)是个小社会,其主要的法(fa)律、教(jiao)会和学术机(ji)构(gou)组成了一(yi)张(zhang)网。这些机(ji)构(gou)的理(li)事会里全是知识(shi)精英。有了主要机(ji)构(gou)里这种精英的参与,苏(su)格兰(lan)启蒙运动(dong)成为“建构(gou)”现代社会中不(bu)可或缺的一(yi)部分。这种参与进一(yi)步表现为俱乐部和辩(bian)论(lun)会的规模激增,它们为大学、法(fa)律界、教(jiao)会、“进步”贵族和商人(特别是在格拉斯(si)哥)搭建了思想汇集平台。例如,“精英”协会(更正式、含义更清晰的名称是“爱(ai)丁堡艺术、科学、制造业和农业促进协会”)的成员包括(kuo)斯(si)密、休谟、凯(kai)姆(mu)斯(si)和罗伯逊(xun)。尽管(guan)有天(tian)性腼腆的名声在外,但斯(si)密是几个协会里的活跃分子(zi),其中有兼收“市民和大学师生”的格拉斯(si)哥文学俱乐部,还有兼具欢乐与智(zhi)慧的爱(ai)丁堡牡蛎俱乐部。他是爱(ai)丁堡皇家学会(1783)的创(chuang)始会员之(zhi)一(yi)。

一(yi)些俱乐部会关注“礼貌”。这反映了新兴的城市文化,因此“文雅”(以及相关的“文明”)成为性格和行为被正面(mian)评价的特征。这些是《道德(de)情操论(lun)》的主要论(lun)题。

启蒙运动(dong):苏(su)格兰(lan)及其他地区

毫(hao)无疑(yi)问,斯(si)密是被彼得·盖伊称为“启蒙运动(dong)之(zhi)家”里的一(yi)员。启蒙运动(dong)是一(yi)场自我意识(shi)觉醒的运动(dong)。参与者自然是受过良好教(jiao)育的社会阶层(ceng)成员,在苏(su)格兰(lan)就是那些文人学者。在苏(su)格兰(lan),他们是专业人士(shi),特别是律师、医生、大学教(jiao)授,在欧(ou)洲其他地方亦如此,只有法(fa)国是个例外。

启蒙运动(dong)没(mei)有局限在某(mou)个区域,其成员遍布欧(ou)洲和北(bei)美洲。文人学者们真心(xin)实意地参与这场国际对话,认为自己参加的是同一(yi)场辩(bian)论(lun)。这种对话有一(yi)种方式是直接交锋。例如,斯(si)密1755年为短命的《爱(ai)丁堡评论(lun)》写了关于《论(lun)人类不(bu)平等(deng)的起源(yuan)和基础》的评论(lun),与让—雅克·卢梭进行了对话。对话的第(di)二种形式是广泛传播相关著作和译(yi)作。《国富论(lun)》和《道德(de)情操论(lun)》两本书被快速译(yi)成多国文字,加速了其传播。例如,意大利(li)人通常通过法(fa)语版了解到《国富论(lun)》。斯(si)密代表其大学购买了丹尼斯(si)·狄德(de)罗的《百科全书》前七卷(juan)(始于1755年),很(hen)好地诠释(shi)了当时那种知识(shi)共享传播的氛围(wei)。所有苏(su)格兰(lan)人都受到夏尔·塞孔(kong)达·孟德(de)斯(si)鸠男爵思想的影(ying)响,尽管(guan)斯(si)密(通常)在其公布的参考书目里鲜有提及孟德(de)斯(si)鸠,但从他的授课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很(hen)熟悉孟德(de)斯(si)鸠的著作。

《诺丁山》(1999)剧照。

他们自己所作的“光”的比喻,形象地说(shuo)明了这些自我意识(shi)强烈的知识(shi)分子(zi)关注的核心(xin)是什么。光意味着之(zhi)前的时代是相对愚昧的。用不(bu)那么隐晦的语言来解释(shi),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对照,就是知识(shi)和理(li)性的一(yi)面(mian)与无知、偏见、迷信的另一(yi)面(mian)的对照。奴役、折磨、巫术、宗教(jiao)迫害等(deng)类似(si)的东(dong)西(xi),如同黑夜的产物和遗(yi)骸,是应当被反对的。

斯(si)密的著作表明他同意这个观点。尽管(guan)作为作家他不(bu)喜欢表达愤怒,但他清楚奴隶制是罪恶的,毫(hao)不(bu)含糊地谴责杀婴行为,并猛(meng)烈地抨击司法(fa)不(bu)公。对于最后一(yi)种情形,他有切身经历。在图卢兹时,一(yi)名加尔文教(jiao)徒吉(ji)恩·卡拉斯(si)被错(cuo)控谋杀了自己的儿子(zi)并被处以死刑(斯(si)密在《道德(de)情操论(lun)》的最后一(yi)版中补充了有关这一(yi)事件的内容)。

科学闪耀的光芒是驱(qu)散黑暗的关键(jian)。艾萨克·牛顿是那片苍穹(kong)中最耀眼的星。牛顿是启蒙运动(dong)的英雄人物。简(jian)要概述他的成就,就是从行星运行轨迹到苹果(guo)自树上落下等(deng)一(yi)系列自然现象中归结出的几条简(jian)单(dan)原理(li)(运动(dong)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关键(jian)是,这些定律被证明是正确的。牛顿的计算认为地球更像一(yi)个芜菁(两极部分更为扁(bian)平)而不(bu)是柠(ning)檬(两极更长),这与法(fa)国数(shu)学家、哲学家勒(le)内·笛卡尔的理(li)论(lun)体系正相反,而去拉普兰(lan)和赤道地区的科考团(tuan)证实了牛顿的这个观点。彰显(xian)牛顿身份地位的一(yi)个标志是,称某(mou)人的工(gong)作堪比牛顿是对该项工(gong)作的最高评价。例如,约翰·米勒(le)在《历史评论(lun)》(1787)中称斯(si)密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因为他揭示了商业原理(li)。斯(si)密同样具有启蒙运动(dong)式的热忱,他广博(bo)的天(tian)文学知识(shi)即是力证。

苏(su)格兰(lan)人信仰进步。这种信仰要求对经年累月的社会变革作记述,苏(su)格兰(lan)启蒙运动(dong)的大部分作品践行了这一(yi)使命。斯(si)密的大学演讲报告具有这样鲜明的特征,而这也是《国富论(lun)》的一(yi)个重要主题。苏(su)格兰(lan)人对进步的定义相对谨慎。他们认为光芒已经普照,而在此进程中知识(shi)增长确为关键(jian)因素(su)。然而,他们不(bu)像法(fa)国或英格兰(lan)的同时代人那样有信心(xin),认为进步总是自然和必然的,且在所有方面(mian)都是一(yi)种改进。苏(su)格兰(lan)人如此谨慎的一(yi)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看重社会习俗(su)的作用,习俗(su)对明显(xian)或快速的革新是抵制的。本着这个看法(fa),斯(si)密强调社会应徐(xu)徐(xu)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果(guo)。这些重要观点贯(guan)穿于他全部著作之(zhi)中。

本文选自《亚当·斯(si)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kan)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 [英国]克里斯(si)托弗·J.贝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zhang)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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