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nian)，竺可桢从哈(ha)佛学成归国。1920年(nian)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bing)开设了地质学、地文学（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等课程。为(wei)了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竺可桢撰写了气象学讲义。

当知(zhi)识要(yao)在课堂上讲授出来时，概念的明晰化(hua)就势(shi)在必行。所以，《气象学》讲义中的第六章《风》这(zhe)一部分的第三节《风之种类》，竺可桢便将我们现在界(jie)定为(wei)的信风，即在低空(kong)从副热带(dai)高压带(dai)吹向赤(chi)道低气压带(dai)的风明确称之为(wei)信风了。其将因海陆热力分布不均所产(chan)生的风，则称之为(wei)季风。“冬季之风应自大陆而趋海洋，夏季之风则应自海洋而趋大陆，此等风名(ming)为(wei)季风（monsoon），因其风向视季候为(wei)转易也。”此论清楚明了，季风之名(ming)从此使用至今(jin)。

名(ming)称虽定，但当时对于(yu)季风还缺乏足够的研(yan)究。

1922年(nian)，竺可桢在《南京之气候》的演讲中再次提及中国的季风气候，并(bing)对之有了更(geng)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解释南京与杭州、天津降雨量多寡和雨期早晚差异(yi)问题(ti)时，将之归结为(wei)“季风之影响(xiang)”。季风由南向北的推进过程在这(zhe)篇文章中被(bei)揭示出来，同时文章认为(wei)先受东南季风影响(xiang)的地区雨期更(geng)早，反之则晚。

但囿(you)于(yu)当时气象站(zhan)台(tai)的缺失，气象数据的匮乏，想要(yao)进一步呈现中国气流的具体运行情况还需时日(ri)。

到了1933年(nian)得(de)益于(yu)各地气象台(tai)的建立，中国气流运行的具体情形可以被(bei)准确表达出来，我们对于(yu)季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ge)新的水平。当年(nian)竺可桢在第五届(jie)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宣读了《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这(zhe)是我国最早关于(yu)东亚大气环流的研(yan)究工(gong)作(zuo)。他通(tong)过利(li)用民国十七年(nian)（1928年(nian)）至二十一年(nian)（1932年(nian)）中国内地五十处，东三省三处和新疆(jiang)二处观测点观察所得(de)的地面风向数据，绘制了1月、4月、7月、9月中国各地最多风向的分布图，进而分析一年(nian)内四个(ge)典型(xing)月份(fen)的东亚气流运行情况。而且(qie)该文从机(ji)制上认识到影响(xiang)我国各季节气流运行和季风的因子。陆地上的西伯(bo)利(li)亚高压和印度(du)低压，位于(yu)海上的北太平洋高压和亚罗森低压（阿留申(shen)低压）在冬夏两季共同促成了气流的运动以及季风的出现。这(zhe)一发现对于(yu)季风研(yan)究具有重要(yao)意义。

仅仅一年(nian)后，1934年(nian)9月在《地理学报(bao)》创刊号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是竺可桢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此文被(bei)气象学家陶诗言院士认为(wei)是“我国有关季风研(yan)究的经典著作(zuo)，为(wei)以后的我国季风研(yan)究和长期天气预(yu)报(bao)研(yan)究提供了基础”。

《地理学报(bao)》创刊号目录

该论文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竺可桢卓越的科学研(yan)究能力，其实还有赖于(yu)他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

竺可桢在找寻中国古代对季风认知(zhi)的文献记(ji)录时，发掘了苏轼《舶䑲风》一诗。其中有“三时已(yi)断黄梅(mei)雨，万里初来舶䑲风”一句，该句引中有解释道“吴中梅(mei)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月，岁岁如此，湖(hu)人谓之舶䑲风”。这(zhe)里的舶䑲风就是夏至后的东南季风。顺着此线索，竺可桢还发现了古人多有“舶䑲风，主水退(tui)，兼旱”的记(ji)载。正(zheng)所谓“舶䑲风云起，旱魃深欢喜(xi)”。为(wei)了解释这(zhe)种说法，竺可桢发现随着时间变化(hua)，东南季风的渐次北进现象。当东南季风强势(shi)扫过长江流域，前锋抵达黄河流域时，雨带(dai)也就随之来到华北，长江流域开始晴(qing)朗起来。这(zhe)就是为(wei)什么东南季风，即舶䑲风到来后，长江流域天气变得(de)干燥的原因。

此机(ji)制得(de)到揭示后，再从长时段舶䑲风强弱(ruo)变化(hua)角度(du)观察，竺可桢发现历(li)年(nian)长江流域的雨量多寡与舶䑲风的强弱(ruo)有着密切(qie)关系。“东南季风强，则长驱直达华北，……华北雨量丰(feng)沛(pei)，长江流域干旱。东南季风弱(ruo)，则一至长江流域，其势(shi)已(yi)成强弩(nu)之末，……长江流域受雨泽之赐(ci)，而华北乃(nai)干旱矣”。这(zhe)个(ge)观点虽然在现在是人所共知(zhi)的事实，但在90年(nian)前乃(nai)是一个(ge)揭示中国季风气候特征(zheng)的创见。

从1916年(nian)竺可桢首篇论文谈及季风到1934年(nian)对中国季风气候有了系统性的研(yan)究，竺可桢的季风研(yan)究走过了近(jin)二十载岁月。这(zhe)期间，为(wei)了能够更(geng)深入、更(geng)方便地探究以季风为(wei)代表的中国气候，竺可桢还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gong)作(zuo)。

气象台(tai)与气象所

没有自己的气象台(tai)，中国气候研(yan)究便无从谈起。

早在1916年(nian)初的那篇《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中，竺可桢就谈及了建设气象台(tai)的必要(yao)性和重要(yao)性。因为(wei)气象分析与研(yan)究必须(xu)建立在气象观测数据的基础上，否则如空(kong)中楼阁，没有根(gen)基。当年(nian)的论文中，竺可桢所利(li)用的不同季节季风的风向数据，还是来自外国人在中国海关下设的观测所。中国当时仅有寥寥数个(ge)属于(yu)自己的气象台(tai)站(zhan)，并(bing)不能满足研(yan)究所需。所以，在文章的结尾，竺可桢便大声疾呼“政府能遍设气象台(tai)于(yu)全(quan)国，加以数十年(nian)之看护观测，然后全(quan)国之雨量风暴，始能明了如指掌”。

但当时身处美国还是博士生的竺可桢还没有机(ji)会亲自践行气象台(tai)的建设。

1921年(nian)8月，回归数年(nian)后竺可桢又在《东方杂志(zhi)》上发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站(zhan)》一文，认为(wei)当时气象台(tai)的数量太小(xiao)，与我国广阔领土不相匹配，应大力建设气象台(tai)。“美国面积(ji)亚于(yu)我国，而有气象台(tai)二百余，……日(ri)本面积(ji)仅当我国十七分之一，而气象台(tai)之数乃(nai)多至五十六。反观我国，则除中央(yang)气象台(tai)外，惟南通(tong)张季直先生所设之军山气象台(tai)而已(yi)。苟以欧美日(ri)本为(wei)先例，则我国至少须(xu)有气象台(tai)百所。”

临(lin)渊羡鱼不如退(tui)而结网。1921年(nian)竺可桢以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的身份(fen)，建立了附(fu)属于(yu)大学的南京气象测候站(zhan)，并(bing)亲自指导学生参与观测。从当年(nian)秋季起，开始每日(ri)不间断观测气压、温(wen)度(du)、雨量和风力、风向等，并(bing)每月定期出版《南京气象报(bao)告(gao)》。1922年(nian)，竺可桢又参与国家收回青岛观象台(tai)主权的事宜之中，为(wei)成功接收青岛气象台(tai)做出了重要(yao)贡献。青岛气象台(tai)成为(wei)当时归属我国为(wei)数不多的设备完备的气象台(tai)站(zhan)。1928年(nian)，在竺可桢的倡议和交涉下，选取(qu)了南京城钦天山北极阁建立综合性的气象台(tai)，并(bing)于(yu)当年(nian)10月1日(ri)起正(zheng)式观测。至1934年(nian)竺可桢写下研(yan)究中国季风的重要(yao)论文时，在他的领导下已(yi)经创办了上海测候所（1933年(nian)1月）、峨眉山测候所（1932年(nian)8月）、泰山测候所（1932年(nian)8月）和肃州（酒泉）测候所（1934年(nian)7月），同时接管(guan)了北平测候所（1929年(nian)6月）。

南京城钦天山北极阁

当本国研(yan)究气象的学者能够顺利(li)方便地使用上本国气象台(tai)数据，中国的季风研(yan)究才(cai)能有长足的进步。

在竺可桢1933年(nian)宣读的《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他便利(li)用了南京1929-1931年(nian)和青岛1924-1929年(nian)测得(de)的逐月风速来展示一年(nian)中季风风力的变化(hua)特征(zheng)。在研(yan)究季风的重要(yao)一文《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中，竺可桢同样利(li)用了1929至1933年(nian)间南京测得(de)的夏季不同风向下降水可能性和温(wen)度(du)、湿度(du)的记(ji)录，从而佐证“舶䑲风主旱”说。北平和上海的风力和雨量数据则帮助竺可桢证明了不同的季风强度(du)下长江流域和北方降水的特征(zheng)。

此外，培养一批专业的气象人才(cai)，同样有助于(yu)中国气候研(yan)究的开展。

1927年(nian)年(nian)底，当时国民政府着手(shou)筹备建立一所国家级的研(yan)究机(ji)构，即中央(yang)研(yan)究院。在中央(yang)研(yan)究院的组织条例中，将观象台(tai)作(zuo)为(wei)其中一个(ge)子机(ji)构予以筹建，竺可桢被(bei)聘为(wei)观象台(tai)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28年(nian)2月，中央(yang)研(yan)究院院长蔡元培为(wei)办事便利(li)起见，把观象台(tai)筹备处分为(wei)天文研(yan)究所和气象研(yan)究所，竺可桢又被(bei)任命(ming)为(wei)气象研(yan)究所主任。11月，气象所成为(wei)中央(yang)研(yan)究院拟设的十四个(ge)研(yan)究所之一。竺可桢作(zuo)为(wei)全(quan)权负责人，从研(yan)究所的选址、进人、采买(mai)设备到刊物出版，均事必躬亲。气象研(yan)究所作(zuo)为(wei)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shu)机(ji)构，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气象科学研(yan)究，在取(qu)得(de)丰(feng)硕(shuo)研(yan)究成果(guo)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气象研(yan)究人员。

1928年(nian)开始气象研(yan)究所将其直属的气象台(tai)观测记(ji)录和各地测候记(ji)录以《气象季刊》（1929年(nian)后《气象月刊》）和《气象年(nian)报(bao)》的形式编辑出版。而且(qie)，气象研(yan)究所在南京还开设了四期气象学习班，培养了大量气象学家和气象管(guan)理人员，其中就有吕(lu)炯、涂长望、卢(lu)鋈、叶(ye)笃正(zheng)、陶诗言和顾震潮等。当中国气象研(yan)究有了一支队伍后，研(yan)究才(cai)能获得(de)更(geng)大的进展。

比(bi)如，1934年(nian)涂长望发表的《中国雨量与世(shi)界(jie)气候》一文，搜集了中国各地夏季降雨量数据，并(bing)将之与世(shi)界(jie)各地气候进行比(bi)较(jiao)，发现其中的相关关系。其中，得(de)出了华北沿海区域的夏季降雨量与长江三角洲夏季降雨量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的结论。此结论为(wei)竺可桢论证东南季风强弱(ruo)与中国南北方旱涝关系提供了重要(yao)的佐证与支持。

季风的中国影响(xiang)

现实的极端旱涝是气象研(yan)究者研(yan)究气象问题(ti)最直接的出发点，解释极端旱涝发生的原因就成为(wei)气象工(gong)作(zuo)者的重要(yao)使命(ming)和任务。

1926年(nian)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下游(you)，东北沿海一带(dai)降雨稀少，上海1至5月降雨量只有往年(nian)平均的百分之六十一。面对旱情，当时各省纷纷倡导祈(qi)雨和禁(jin)屠之法，以求(qiu)甘霖。竺可桢自然反对这(zhe)种愚民且(qie)迷(mi)信的做法。

只有科学的宣传才(cai)是回击封建迷(mi)信的良方。

所以，在当年(nian)7月竺可桢在《东方杂志(zhi)》上发表《论祈(qi)雨禁(jin)屠与旱灾》，向大众科普我国旱涝灾害异(yi)常频繁的原因。其中，他谈到东亚各国处于(yu)季风带(dai)内，是造(zao)成每年(nian)雨量多寡悬殊的重要(yao)原因。在季风的影响(xiang)下，因为(wei)季风强弱(ruo)变化(hua)的不定，中国雨量之变率极大，而且(qie)，越往内地变率愈大。可以说，季风对中国旱涝影响(xiang)之显著，以及1920至1930年(nian)代中国频繁爆发的极端旱涝灾害，均让竺可桢感到对季风的研(yan)究和科普异(yi)常重要(yao)。

几年(nian)后的1931年(nian)夏季，全(quan)国各地水涝成灾，尤(you)其以长江流域为(wei)甚。面对几十年(nian)未(wei)有之大洪水，《时事月报(bao)》特邀竺可桢和刘(liu)治(zhi)华撰文解释。仅仅三年(nian)之后的1934年(nian)夏季，长江流域又因梅(mei)雨结束得(de)异(yi)常偏早，产(chan)生了严重的旱情。短(duan)短(duan)三年(nian)间，长江流域接连(lian)出现的极端旱涝灾害，成为(wei)了当时中国气象研(yan)究上最为(wei)迫切(qie)的中心问题(ti)。为(wei)此，竺可桢写下了《长江流域三十年(nian)未(wei)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xiang)》和《民国二十三年(nian)夏季长江下游(you)干旱之原因》两篇论文予以解释。

这(zhe)两年(nian)长江流域的极端旱涝均与梅(mei)雨的异(yi)常有关。在竺可桢看来“黄梅(mei)天之所以成，可以‘季风之影响(xiang)’五字释之”。将季风如何(he)影响(xiang)中国降雨解释明了，就能够回答长江流域旱涝发生的原因。每年(nian)夏季“寒(han)冷(leng)之西北风与温(wen)暖而潮湿之东南风相遇”便会产(chan)生降雨，又“以西北风渐向后退(tui)缩，东南风渐向前趋进时，其降雨期遂生出迟早之不同”。1931年(nian)夏季长江流域之所以会有如此大涝，原因既在于(yu)当年(nian)冷(leng)风异(yi)常强盛，迫使温(wen)暖湿润的东南风无法顺利(li)北上，造(zao)成梅(mei)雨长期盘踞在长江下游(you)所致。

为(wei)了解释1934年(nian)长江流域夏季主旱的特殊情况，竺可桢又从中国古籍里寻找历(li)史上相似的情境。在此过程中，徐光启《农政全(quan)书》里“舶䑲风云起，旱魃深欢喜(xi)”的记(ji)载引起了竺可桢的注意，通(tong)过解释这(zhe)句话，竺可桢发现了季风强弱(ruo)与长江流域旱涝之间的关系。1934年(nian)的夏季，东南季风势(shi)力偏强，较(jiao)之往年(nian)早半个(ge)月降临(lin)，将盘踞在长江下游(you)的梅(mei)雨天气一扫而空(kong)。原本要(yao)延续到七月初的梅(mei)雨提前半个(ge)月结束，从而造(zao)成了当年(nian)长江下游(you)异(yi)常干旱。

可以说，为(wei)了解释1930年(nian)代初长江流域的极端旱涝事件，才(cai)有了竺可桢于(yu)1934年(nian)秋季写就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

从季风之名(ming)的确定到对季风认识与研(yan)究的不断加深，以竺可桢为(wei)代表的气象学人作(zuo)出了卓越的贡献。季风的研(yan)究并(bing)不能脱离时代与现实。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为(wei)季风研(yan)究提供了前提与基础，现实的极端旱涝灾害则又鞭策学者不断加深对季风的研(yan)究。正(zheng)是因为(wei)拥有一批批志(zhi)愿中国气象事业且(qie)心怀百姓疾苦的学者，才(cai)有了季风研(yan)究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