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ban)了(le)一场中(zhong)长(chang)篇小说作家座谈(tan)会。那次(ci)会议上，茅盾先生鼓励中(zhong)青年作家在写出了(le)优秀的短篇小说和中(zhong)篇小说后，要尝(chang)试长(chang)篇小说的创作。当时我只(zhi)发表过短篇小说，开始写中(zhong)篇小说，还没打算写长(chang)篇。会上茅盾先生来(lai)了(le)一句——现在这(zhe)个声(sheng)音还在我耳边回(hui)响——“刘心武来(lai)了(le)吗？”我立(li)刻站起(qi)来(lai)，和茅盾先生四目相对。我们对视的时间只(zhi)有几秒，但他的眼(yan)神给我的滋养非(fei)常(chang)丰富，既(ji)有关(guan)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感(gan)动极了(le)。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写长(chang)篇。

写长(chang)篇小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wen)题，第一是写什么(me)？第二是怎么(me)写？首先解(jie)决写什么(me)。当时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ye)作家。思来(lai)想去，我要写北京市民生活。因为我熟悉(xi)。我1950年8岁时跟随父母从重庆来(lai)到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活，需要蹲(dun)点。我去了(le)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一座寺庙(miao)，名为隆福寺，前门(men)在隆福寺街，后门(men)位于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在钱粮胡同，上小学和中(zhong)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miao)变成了(le)一家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men)之(zhi)前，我就和售货员一起(qi)去仓库里搬货、补货，然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guan)门(men)了(le)之(zhi)后继续盘点、清货，参与了(le)商场营业(ye)的全过程，也接触到营业(ye)期间在售货员、顾(gu)客之(zhi)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跟售货员熟悉(xi)之(zhi)后，我还得寸进尺地(di)提出去人家家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居住的四合院里，这(zhe)样我就对胡同、杂院有了(le)更多的接触。我深入生活的触角越来(lai)越多，生活积累越来(lai)越丰厚。

题材就这(zhe)样确定了(le)——北京市民生活。但这(zhe)只(zhi)是我要写的内容，并不能算“写什么(me)”这(zhe)个问(wen)题的全部回(hui)答(da)。我究竟要通(tong)过这(zhe)部作品探索(suo)和表达(da)什么(me)呢？后来(lai)，我找到了(le)一个象(xiang)征性的符码——钟(zhong)鼓楼(lou)。

钟(zhong)鼓楼(lou)位于北京城(cheng)中(zhong)轴线最北端，是两座明代修建的古老建筑(zhu)，用(yong)于报时，具有充分的符码性。我写北京市民生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qi)来(lai)写，探讨时间的意义：时间流淌过城(cheng)市，就形成了(le)历史；时间淌流过个体，就构(gou)成了(le)命运。《钟(zhong)鼓楼(lou)》前面有题词(ci)：“谨将此作呈献(xian)在流逝(shi)的时间中(zhong)，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gan)的人们”，我要在作品中(zhong)表达(da)一种“历史感(gan)”。

“写什么(me)”的问(wen)题解(jie)决了(le)，接下来(lai)就是“怎么(me)写”。关(guan)于“怎么(me)写”，我有一些体会。我认为写小小说要注重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小说开始容纳思想，需要有一个好的主题；中(zhong)篇小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握整个文本的情调。我揣摩鲁迅的小说，就特(te)别重视他每篇小说所形成的不同的叙述调式，例如《狂(kuang)人日记》是亢奋、激昂的调式：“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yan)呢？”“救救孩(hai)子！”例如《伤逝(shi)》：“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春的夜，还是那么(me)长(chang)”，则是惆怅、哀怨和忏悔的调式。

长(chang)篇小说最要紧的是结构(gou)问(wen)题。中(zhong)外有很多优秀作品的结构(gou)都可以参照(zhao)。如“串珠式”，把“我”的人生中(zhong)一些重要的生命片(pian)段像(xiang)珍珠一样串联起(qi)来(lai)，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将其称为“登楼(lou)式”，法(fa)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zhe)样写的：主角在少年时代初尝(chang)情感(gan)的甜美(mei)，这(zhe)是一个台阶，后来(lai)他进入音乐(le)界，与父亲一起(qi)去宫廷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了(le)巴黎，进入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乐(le)章。此外还有“横剖(pou)式”等。阅读(du)了(le)大量作品后，我最想学习的是李劼(jie)人《死水微澜》的结构(gou)，我将其称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qi)，就好像(xiang)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美(mei)丽的辫子。

但到头来(lai)我不想模仿前人的既(ji)有结构(gou)，我应该在结构(gou)上创新(xin)。我最后独创了(le)一个结构(gou)，我将其称为“橘瓣式”。

在人物设置上，我参照(zhao)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中(zhong)有很多人物，你找不出哪个人物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个片(pian)段里的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船上的船夫就是主角。我将《钟(zhong)鼓楼(lou)》的故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早上5点到下午(wu)5点，空间是钟(zhong)鼓楼(lou)下的普通(tong)四合院。这(zhe)个四合院里有十来(lai)户人家，每一户人家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面临着(zhe)自己的问(wen)题。但是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就像(xiang)橘子瓣合拢之(zhi)后构(gou)成了(le)一个总(zong)体。

橘子瓣还需要有橘子皮(pi)包裹。橘子皮(pi)是什么(me)？就是一场婚礼。这(zhe)场婚礼把整个四合院的人家都牵连进去，还把院外的人也吸进来(lai)了(le)。2021年，美(mei)国亚(ya)马(ma)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le)我的《钟(zhong)鼓楼(lou)》英译本，译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婚礼派对》。我同意这(zhe)样的译法(fa)。

《钟(zhong)鼓楼(lou)》是我的第一部长(chang)篇小说，获得了(le)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我在茅盾先生的鼓励下，一直坚持长(chang)篇小说的写作，后来(lai)又写了(le)《四牌楼(lou)》《栖凤楼(lou)》，与《钟(zhong)鼓楼(lou)》构(gou)成“三楼(lou)系列”，还写了(le)《风过耳》，本世纪又推出了(le)《飘窗》《邮轮碎(sui)片(pian)》。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说形式为社会进程留(liu)痕，在人性探索(suo)、人生意义的追问(wen)以及结构(gou)创新(xin)、文本韵味方面都努力下功夫。

多年来(lai)，我在文学大观园(yuan)里始终没有消失，在默默劳作。我在写作上追求美(mei)，同时也包容自己，不追求完美(mei)。我是小小的、米粒大的苔花，但是我也开放，我要努力把自己绽圆(yuan)了(le)。

《 人民日报 》（ 2025年02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