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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及西方)历史上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原则——“基于良心的反对”(conscientious objection)。《牛津英语(yu)词(ci)典》对其解(jie)释是“基于良心(良知(zhi))反对遵守一种要求,主要指反对在军队服役;基于良心拒绝遵守一项规定,特别指在军队服役”。19世纪20年代出现“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conscientious objector)一词(ci),1960年代出现“基于良心的反对”拒绝服兵役的用法。
“基于良心的反对”起源于宗教信仰。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为这一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是基督教十诫中“不可杀人”的戒(jie)律,因此(ci),早(zao)期的基督徒就有反对参(can)战的传统(tong)。这种反对往往涉及对国家法律的拒绝,因而产生(sheng)了一系列(lie)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在英国历史上,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社会运动(dong)相联系,逐(zhu)渐形成了一种规则、原则。
“基于良心的反对”的出现
“基于良心的反对”最(zui)早(zao)表现为宗教意(yi)义上的反对, 1790年6月12日“基于良心的反对”一词(ci)首次出现在《英国水星报》上。报纸上写(xie)道:“他作为一个在英格(ge)兰国教会中反对接受(shou)圣餐(can)的不同异见者(zhe),‘基于良心的反对’不能接受(shou)贝德福德郡长(chang)的职务。”这是宗教意(yi)义上的“基于良心的反对”,反对英国国教的仪式。
19世纪这一词(ci)汇主要在宗教意(yi)义上使用。一些宗教团体,特别是贵格(ge)会(Quakers)等因其和(he)平(ping)主义信仰,坚(jian)决反对战争。贵格(ge)会教徒认为,所有生(sheng)命都应受(shou)到尊重,因此(ci)他们拒绝参(can)与一切形式的军事活动(dong),包括战争和(he)暴力活动(dong)。1660年,贵格(ge)会创始人乔治(zhi)·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在给国王查(cha)理二世的宗教宣言中称“我们的原则和(he)实践一直是:寻求和(he)平(ping),并坚(jian)持和(he)平(ping),追随正义和(he)对上帝(di)的认识,寻求善良和(he)福祉,做有利于所有人和(he)平(ping)的事情。我们拒绝一切血腥的原则和(he)做法,以及一切外在的战争、纷(fen)争和(he)使用武器的战斗,无(wu)论出于何种目(mu)的,或以任何借口,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见证……我们确实知(zhi)道,并向世界证明,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基督精神永远不会促使我们使用武器与任何人作战,无(wu)论是为了基督的王国,还是为了这个世界的王国。”这里的“我们确实知(zhi)道”具有“基于良心”的意(yi)味。贵格(ge)派信徒因拒绝参(can)军或参(can)战常常受(shou)到监(jian)禁和(he)迫害(hai)。随着1689年英国颁布(bu)《宽容法令》(Toleration Act,1688年通过,1689年获得王室签署),他们的做法被肯定。法案规定,除罗马(ma)天主教徒和(he)无(wu)神论者(zhe)外,其它非国教教徒只要对国王效忠,即可免受(shou)法律处罚。
“基于良心的反对”与天花疫苗
19世纪40年代,英格(ge)兰由于天花泛滥议会开始推行疫苗法。1840年议会通过第一部《疫苗法》。强制接种始于1853年。1853年天花再(zai)次爆发(fa),政府为了确保所有儿(er)童接种,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即《1853年疫苗扩(kuo)展法》。1867和(he)1871年不断通过新的《疫苗法》,对拒绝为自己孩子接种天花疫苗的父母进行惩罚。这些强制推行疫苗的法令引起民众反感(gan),1874年第一个“全国反强制疫苗联盟”成立,后来出现“全国反疫苗联盟”。这些反疫苗联盟在全国许多(duo)地方蓬勃发(fa)展,并争取到许多(duo)支持者(zhe)。在伦敦和(he)英格(ge)兰北部工业区,反疫苗力量强大,吸引了中下阶层商人、工匠和(he)技工。反疫苗联盟组织示威游行、筹集资金支付对拒打疫苗者(zhe)的罚款,骚扰因拒打疫苗被没收物品的拍卖现场等。最(zui)著名的事件发(fa)生(sheng)在1876年约克郡的基斯利(Keighley),7位济贫法督察员(yuan)因拒绝执行强制疫苗入狱,但却被疫苗者(zhe)视为勇士,被称为“现代圣徒——基斯利七贤士”。
在反疫苗联盟持续抗议下,1898年《疫苗法》原则上废除了强制,这部法令最(zui)重要的条款是“如果在孩子出生(sheng)4个月内,若父母或其他人可以让(rang)两个治(zhi)安官或受(shou)薪(xin)治(zhi)安官或大都市警察满意(yi),他们基于良心相信疫苗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伤害(hai),那(na)就不会据1867年的《疫苗法》的29条、31条受(shou)到惩罚,在7天之内由治(zhi)安官或市政官员(yuan)签发(fa)的‘基于良心的反对’的证书应该交给疫苗官。”要获得豁免资格(ge),家长(chang)(主要指父亲)必须让(rang)地方法官相信,他们“真诚地”相信接种疫苗会损害(hai)孩子的健康。反对者(zhe)立即指出,“良心”是无(wu)形的,无(wu)法衡量。申请往往被断然(ran)拒绝,这加剧(ju)了底层人民的怨恨,他们认为接种疫苗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从1898年8月12日法令通过到12月31日,议会统(tong)计疫苗官收到的“基于良心的反对”的申请203413份,这些证书涉及230147个孩子。
由于1898年法令中规定的父母只赋(fu)权力给父亲,母亲没有权力申请证书,这激怒了女权运动(dong)者(zhe)。1907年,一项新法令允许父母通过简单的证明获得豁免——“如果在孩子出生(sheng)4个月内,父母宣称基于良心相信疫苗对其孩子的健康造成危(wei)险,父母或其他人不应依(yi)据1867年《疫苗法》的29条和(he)31条受(shou)到惩罚——如果他在7天内把此(ci)声明交给当地的疫苗官。”这里的父母指父亲或者(zhe)母亲。
自此(ci),英格(ge)兰强制接种疫苗时代结束。
1898年7月30日《潘(pan)趣》杂志的一幅漫画表达了中产阶级的抱怨,他们认为政府的这种屈服会促使天花肆虐全国。死神踩在一本《柳叶刀》上,挥舞着反疫苗接种的旗帜(zhi),标题是“去詹纳化的胜利”(“De-Jenner-ation”)。寓意(yi)为让(rang)人们基于良心反对不接种疫苗会造成盎格(ge)鲁撒克逊人种的“退化”。
“基于良心的反对”拒服兵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fa)后,英国军队伤亡惨重,尽管志愿军人数众多(duo),但政府很快就急(ji)需更多(duo)士兵上战场。1916年3月2日,议会通过《兵役法》,要求所有年龄在18至41岁的未婚或没有子女的男性服兵役(后来的《兵役法》包括已婚男性,收紧(jin)了职业豁免,并将年龄限制提高到50岁)。对于数百万英国公民来说,征兵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对那(na)些有着强烈反战信念的人来说。一些人因为政治(zhi)原因反战,他们认为德国不是他们的敌人;一些人出于道德的原因反战,他们主张和(he)平(ping),反对战争;还有人因为宗教原因反战,全心全意(yi)地相信“不可杀人”的戒(jie)律。贵格(ge)会和(he)耶和(he)华见证人等宗教团体的成员(yuan)属于这一类。这些人都被称为“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
与那(na)些因就业、家庭需要或残疾而希望(wang)免于参(can)加战斗的人一样(yang),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zhe)必须参(can)加法庭听证会以表明他们反战的态(tai)度(du)。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认为对战争有价值,他就可以免于入伍。然(ran)而,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zhe)的申请通常会被驳(bo)回,法庭对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zhe)的严厉(li)是出了名的,反映了当时普(pu)遍的公众舆论,人们认为这些人是懒惰的、忘恩(en)负义的“偷懒者(zhe)”、是懦夫(fu),不愿意(yi)为国家做出牺牲,试图从他人的牺牲中获益。那(na)些被法院驳(bo)回申请的人被强行征召入伍——尽管有些人可以选择加入皇家陆军医疗队。如果申请被驳(bo)回、依(yi)旧拒绝穿上制服,他将被送进条件恶劣的监(jian)狱。来自金斯敦的阿尔(er)伯特·利弗森·詹姆斯(Albert Leverson James,1887-1917)就是其中之一。
詹姆斯经营(ying)着父亲留(liu)下来的商店。战争爆发(fa)后,詹姆斯加入了免征兵团契。1916年,詹姆斯出庭,他声称由于他的和(he)平(ping)主义信仰,要求被豁免服兵役,他的要求被拒绝。他接到的命令是到金斯敦军营(ying)报到,以步枪手身份入伍,但他因没有报到被警察逮捕、带到地方法院,然(ran)后移交给金斯敦军营(ying)的部队。11月,詹姆斯因拒绝接受(shou)军队体检而陷入麻烦,面临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被送往沃(wo)姆伍德·斯克鲁斯监(jian)狱,那(na)里的条件非常恶劣。詹姆斯病倒了,并接受(shou)了“内政部项目(mu)”的工作,为政府工作。詹姆斯的朋友弗兰克·劳埃德(Frank Lloyd)回忆道,“他当时在沃(wo)姆伍德的一个大厅里,很明显(xian)他患上了肺结核(he)。 在那(na)里的最(zui)后两周里,我们都遭受(shou)严寒的侵袭,天气(qi)似北极一样(yang)冷。加热设备出现故障,我千方百计才避免生(sheng)病,但这要了詹姆斯先生(sheng)的命。”后来,詹姆斯被搬到韦克菲(fei)尔(er)德,四月他的母亲和(he)妹妹被叫去探望(wang)他。他病得很重,因为他被关在没有暖气(qi)的牢房里,并长(chang)时间暴露在风雪中。詹姆斯于1917年5月7日去世。
一些拒绝参(can)战的“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将承担替(ti)代性的文(wen)职工作,或以皇家陆军医疗队或非战斗兵团的非战斗人员(yuan)角色入伍。在内政部发(fa)起的“内政部项目(mu)”工作中,监(jian)狱中的“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获得了所谓(wei)的“国家重要工作”。这通常是农业、林业或非熟练的体力劳动(dong)。还有一些“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被称为“绝对主义者(zhe)”——拒绝做任何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或服从军事命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6000名英国男性因良心拒服兵役。其中贵格(ge)会教徒占很大比例:4500名拒服兵役者(zhe)以从事农业、林业或社会服务等“对国家重要的工作”为条件获得豁免;7000人被征召加入专门成立的非战斗军团。然(ran)而,有6000人因抵制军事当局被送进监(jian)狱。
亚瑟·威尔(er)金森(Arthur Wilkinson)就是其中之一。他描述了自己在伦敦“虫木林监(jian)狱”的牢房,“牢房里有一张木凳,没有桌子,但有一张固定在地上的木板,门上面有一个洞,他们不用开门就可以把食(shi)物塞到你身上。床其实就是几块木板——第一天晚上你睡(shui)在木板上——有三块木板,下面有横梁支撑,横梁把木板架起来,稍微(wei)离地面一点(dian)。一张光秃(tu)秃(tu)的床垫,我想那(na)是一张大约两英寸厚的稻草填(tian)充的床垫,铺(pu)在这些木板上,刚开始的时候你穿着自己的衣服睡(shui)觉,后来衣服没了,所以马(ma)上就受(shou)到严酷环(huan)境的考验。”如此(ci)艰(jian)苦的环(huan)境目(mu)的就是震慑那(na)些拒绝服兵役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9月3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当天,议会立即通过了《国民服役(武装部队)法》,法案规定,所有18至41岁之间的男性都必须登记服役。身体不适的人可以免服兵役,其他从事烘焙、农业、医药和(he)工程(cheng)等关键行业和(he)工作的人也(ye)可以免服兵役。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zhe)必须出庭,陈述拒绝参(can)军的理由。如果他们的案件没有被驳(bo)回,他们就会获得几类豁免中的一种,并获得非战斗工作。有60000名登记的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zhe)。这次审理这些申请的是由一名法官主持的特别法庭,其影响要小得多(duo)。如果申请人不是贵格(ge)会或其他类似和(he)平(ping)主义组织的成员(yuan),通常只要说反对“以战争作为解(jie)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是 1928 年《凯洛格(ge)-布(bu)里安条约》中的一句话——法庭就可以给予(yu)完(wan)全豁免、以替(ti)代服役为条件的豁免、仅豁免战斗职责、驳(bo)回申请几种裁决。在登记的61000人中,有3000人获得完(wan)全豁免;最(zui)初有18000份申请被驳(bo)回,但其中一些申请人在上诉法庭获得豁免。二战期间,“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没有受(shou)到监(jian)禁。尽管如此(ci),“基于良心的反对者(zhe)”(conchie,含有贬(bian)义)所带来的社会耻(chi)辱是相当大的。无(wu)论他们的动(dong)机是否真诚,人们常常将其归咎(jiu)于怯懦。
结语(yu)
英国由于其独特的政治(zhi)传统(tong),在宗教改革后逐(zhu)渐发(fa)展出对新教徒中非国教教派的宽容态(tai)度(du)(当然(ran)天主教徒受(shou)到排(pai)挤的时间更长(chang))。在此(ci)基础上发(fa)展出19世纪“基于良心反对”的对拒打天花疫苗者(zhe)的豁免,以及20世纪对拒服兵役者(zhe)的宽容,这是英国独特的政治(zhi)传统(tong)使然(ran)。即使在与英国立场最(zui)相似的美国,也(ye)只有出于宗教原因的人才能获得免服兵役的权利,而在英国,政治(zhi)动(dong)机是可以被接受(shou)的(理论上是,但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ci))。历史学家将此(ci)归因于英国基督教在发(fa)展过程(cheng)中经过长(chang)久的不宽容缓慢演化出来的对持不同宗教派别的态(tai)度(du),特别是1689年的《宽容法》为之奠定了基础。据说包括温(wen)斯顿·丘吉尔(er)和(he)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内的知(zhi)名人士都公开表示支持依(yi)据良心拒服兵役者(zhe)的权利,有时他们甚至表示,只有良心受(shou)到保护,战争才值得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