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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sheng)完小孩(hai)后怎么带，这是当代夫妻的一个难题。
2024 年，受国(guo)务院委托，国(guo)家(jia)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向十四届全国(guo)人大常委会第(di)十一次会议作《国(guo)务院关于(yu)推进(jin)托育服(fu)务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国(guo)务院报告”）时提到，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 3 岁以下婴幼儿家(jia)庭(ting)有送托需求(qiu)，受行业发展阶段(duan)及服(fu)务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全国(guo)实际入托率仅为 7.86%，现(xian)有托位缺口较大。
从国(guo)际范围看，2018 年 OECD（经(jing)合组织(zhi)）国(guo)家(jia)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平均为 33.8%。而在我国(guo)，对(dui)不少家(jia)庭(ting)来说，交给爷爷奶奶带或者让妈妈在家(jia)“全职(zhi)”带小孩(hai)，是更常见的做法。
不过，近年来为了减轻双职(zhi)工家(jia)庭(ting)的“带娃”压力，多地开始探索(suo)生(sheng)育友好岗、婴幼儿托育等服(fu)务。
近日，在2025年上海首(shou)场大型(xing)招聘(pin)会上，就出(chu)现(xian)了“生(sheng)育友好岗”——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jia)或远程办公、灵活休假、绩效考核等柔(rou)性管理方式。此前，广东、山东、河北等地也有类似岗位。
此外，北京、浙江杭州、广东深圳、福建厦门、湖北武汉等地已(yi)开始探索(suo)乳儿班。比如(ru)浙江温州一所公立幼儿园为 6 个月以上-3 岁以下的婴幼儿提供托育服(fu)务，开班后已(yi)经(jing)有 6 个月大的孩(hai)子入托；北京的八里庄(zhuang)儿童成长中心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托位；福建厦门思明区对(dui)普惠(hui)托育机(ji)构开展乳儿班、托小班激(ji)励性入托奖补及租金减免等政策。
国(guo)家(jia)政策也在鼓励扩大幼儿园托班招收婴幼儿范围。2024 年 11 月，酝酿了 2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guo)学(xue)前教育法》通过，鼓励有条(tiao)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fu)务。
多国(guo)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超三成
在世界范围内，多国(guo)已(yi)经(jing)建立了3岁以下婴幼儿的社(she)会托育服(fu)务体(ti)系。
数据显示，2018年，在韩国(guo)3岁以下婴幼儿中，超六(liu)成入托。其中，韩国(guo)2岁幼儿的入托率高达(da)92.1%。同为东亚国(guo)家(jia)的日本(ben)，2岁幼儿的入托率也有56.5%，1岁幼儿的入托率达(da)到33.2%。
作为全球生(sheng)育率倒数的国(guo)家(jia)，日韩为了让年轻人生(sheng)孩(hai)子使(shi)出(chu)“浑身解数”，提供了优厚的托育政策。这两个国(guo)家(jia)的入托率在连年攀升。
从整体(ti)上看，2018年OECD 国(guo)家(jia)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平均为 33.8%。相比之下，2024年的报告指出(chu)，中国(guo)3岁以下婴幼儿的实际入托率仅有7.86%。
然而，与低送托率形成反差的是，中国(guo)的家(jia)长们实际上有着旺盛的送托需求(qiu)。
《2019年全国(guo)人口与家(jia)庭(ting)动态监测调查》（下称“2019年监测调查”）询问(wen)了6万名15-49 周岁的中国(guo)女性，结(jie)果显示实际上有27.6%的育儿家(jia)庭(ting)希望将子女送托。原(yuan)国(guo)家(jia)卫计委 2016 年在全国(guo)十城市调查中发现(xian)，有 1/3 的家(jia)庭(ting)有社(she)会托育服(fu)务需求(qiu)。2024年发布的上述国(guo)务院报告也显示，多地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jia)庭(ting)有送托需求(qiu)。
需求(qiu)这么旺盛，那为何中国(guo)送托率如(ru)此之低？
“孩(hai)子年龄小，舍得送托班吗(ma)？”
此前，网红Papi酱在综(zong)艺中透露，自己把1岁3个月左右的孩(hai)子送托儿所，结(jie)果被部分网友责怪没(mei)有责任心——“这么小送过去小孩(hai)没(mei)有安(an)全感”“这么小的孩(hai)子，谁舍得送去全托呢？”等评论比比皆是。
这些网友的想法并(bing)非个例。2019年监测调查显示，不送托的主要原(yuan)因包括孩(hai)子年龄太小、有人照看、收费太高。
针对(dui)孩(hai)子年龄小，不想送或家(jia)人不让送的情况，中国(guo)人民大学(xue)人口与发展研究(jiu)中心教授、家(jia)庭(ting)与性别研究(jiu)中心主任李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fang)时表示，这一方面是受到中国(guo)家(jia)长的教育理念影响，担心孩(hai)子有分离(li)焦虑等问(wen)题，另一方面是对(dui)托儿所质量(liang)的不放心。
近些年，幼儿园或者托儿所曾爆出(chu)几起虐童事(shi)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家(jia)长们的送托积(ji)极性。在2019 年监测调查结(jie)果中，想送托儿所的母亲们在选择托育机(ji)构时，重点(dian)考虑的前两大因素是安(an)全条(tiao)件和师资能力。
相比民办机(ji)构，家(jia)长们普遍认为有政府参(can)与或主办的托班更加有质量(liang)保障。2017年中国(guo)人民大学(xue)与国(guo)务院妇儿工委联合进(jin)行的四省市（天津、黑龙江、山东、四川）城市0-3 岁托育服(fu)务需求(qiu)和供给抽样调查（下称“四省市”调查）显示，超过七(qi)成的家(jia)长希望孩(hai)子上公办机(ji)构，超过12%的家(jia)长希望孩(hai)子上的托班有政府参(can)与。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xue)中国(guo)公益研究(jiu)院儿童福利(li)与保护研究(jiu)中心高级分析员王淑清在2019年的一篇文(wen)章中提及，近年来，近七(qi)成0-3岁婴幼儿入托民办机(ji)构，仅2.2%入托教育部门管理的托育机(ji)构。
本(ben)来靠谱的托育机(ji)构就不多，就算真的想送托班，不少家(jia)长看着动辄上千的托育费用也只能望洋兴叹。多次生(sheng)育意(yi)愿调查结(jie)果都显示，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sheng)、不敢(gan)生(sheng)，最重要的原(yuan)因是生(sheng)育养育成本(ben)高、经(jing)济负担重。
上述2024年发布的国(guo)务院报告里就提到，2023年，全国(guo)民办托育机(ji)构占全部托育机(ji)构的89.5%，平均托育服(fu)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每月每人1978元，一线城市在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报告还指出(chu)，这与家(jia)长们的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有送托需求(qiu)的家(jia)庭(ting)望而却步，2023年全国(guo)托位实际使(shi)用率仅为46.7%。
“（幼儿园招收年龄）向下探比较困难，家(jia)庭(ting)观(guan)念和托育成本(ben)都很难大规模下探，”李婷告诉澎湃新闻，如(ru)今养娃精贵(gui)，养1岁的娃跟养2岁的娃成本(ben)差别很大，师生(sheng)比要求(qiu)就很不一样。
以2024年12月刚建成开放的北京八里庄(zhuang)儿童成长中心为例，目前该中心在0到1岁年龄段(duan)是一名老师照顾两个孩(hai)子。随着更多孩(hai)子入园，未来1-2岁孩(hai)子的师生(sheng)比大约为1:3，而2-3岁孩(hai)子的师生(sheng)比大约为1:4。
如(ru)何降低送托成本(ben)？临时托和半日托等形式或许是一种路径。中国(guo)人口与发展研究(jiu)中心副(fu)研究(jiu)员史毅研究(jiu)发现(xian)，比起全日制托育，临时托和半日托等服(fu)务形式可以填上临时照护小孩(hai)的需求(qiu)，减轻因临时看护对(dui)女性劳动就业的负面影响，也不会明显增加家(jia)庭(ting)照护的经(jing)济成本(ben)。
提供多元化的托育服(fu)务不仅能降低送托成本(ben)，也能满足不同的需求(qiu)。四省市数据显示，对(dui)于(yu)2岁以下的孩(hai)子，若非万不得已(yi)，家(jia)庭(ting)一般都不舍得将他们送往全天候的托育服(fu)务机(ji)构，但全职(zhi)妈妈和职(zhi)业妈妈，对(dui)社(she)区临时托育、喘息服(fu)务、延时照料等，都有一定的需求(qiu)。
托育服(fu)务体(ti)系重返舞台
在精细化养娃的时代，相比花大钱(qian)让小孩(hai)上不一定靠谱的托儿所，当代夫妻选择把孩(hai)子交给爷爷奶奶。
2022年CFPS的数据显示，10年间，家(jia)庭(ting)中女性的照料负担稍微(wei)减少了一点(dian)，部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开始带娃了。
具(ju)体(ti)而言，从2012年到2022年，一个家(jia)庭(ting)中妻子照料3岁以下小孩(hai)的比例下降了6%。照顾孩(hai)子的重担从妈妈身上分到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身上，托儿所和爸爸的照顾的比例也略(lue)有提升。
不过，正如(ru)数据所示，2022年妈妈照料3岁以下婴幼儿的比例仍(reng)然高达(da)58.7%。
李婷接受澎湃新闻采访(fang)时说，中国(guo)入托率较低的原(yuan)因之一就是代际照料支持供给很大，这也是中国(guo)区别于(yu)其他国(guo)家(jia)的特殊之处。
日本(ben)女子大学(xue)社(she)会福利(li)学(xue)系教授沈(shen)洁(jie)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fang)时也有类似观(guan)点(dian)：育儿压力仍(reng)然较大，国(guo)内大部分家(jia)庭(ting)仍(reng)然停留在让老一辈(bei)帮忙(mang)带孩(hai)子的阶段(duan)。
而从2019年开始，我国(guo)陆续出(chu)台政策，支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fu)务发展。这一年又被业内称为“中国(guo)托育元年”。
从更远的时间来看，我们会发现(xian)这些政策，有着历史的影子。
中央(yang)民族大学(xue)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jiu)中心教授杨菊华在一篇论文(wen)中提到，在新中国(guo)成立后，受到苏联经(jing)验、妇女解放的价值性理念和对(dui)女性劳动力的工具(ju)性需求(qiu)等因素的影响，中国(guo)大规模配(pei)置公立托儿所。
1938年10月2日，在党中央(yang)的大力支持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di)一院”，即(ji)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延安(an)第(di)一保育院”。图源自 CCTV
在20世纪50至(zhi)70年代的中国(guo)，许多工厂内设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由工厂出(chu)资建设并(bing)提供基本(ben)设施。数据显示，1954年，全国(guo)厂矿企业、医院、学(xue)校等系统建有托儿所4003个，2670个哺乳室，又或是收编(bian)私立托儿所，改为机(ji)关托儿所。
资料显示，1950年代的某国(guo)有工厂就为该厂职(zhi)工的婴幼儿养育提供了多项便利(li)，比如(ru)为带孩(hai)子上下班的职(zhi)工开设了母子班车，以及车间内配(pei)置了蒸饭箱和储物间等。
20世纪50年代，某国(guo)有工厂设立了母子班车。图源自《幼儿教育导读》杂志
不只是在城市，当时农村的入托率也很高。多篇论文(wen)指出(chu)，1960年全国(guo)农村儿童入托率高达(da)70%，大多数参(can)与社(she)会劳动的妇女将孩(hai)子交由村办托幼组织(zhi)。
除(chu)了解放女性的生(sheng)产力，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国(guo)家(jia)统计局，1963年出(chu)生(sheng)人口为2975万人。这一年也是新中国(guo)历史上出(chu)生(sheng)人口数最多的年份(fen)。
然而，在中国(guo)进(jin)入市场经(jing)济体(ti)制改革后，1984年的国(guo)有企业改革和单位制解体(ti)使(shi)得作为职(zhi)工福利(li)的托幼服(fu)务逐渐被剥离(li)出(chu)单位。
“减负”成为国(guo)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议题。1955年，中华全国(guo)总工会在一份(fen)报告中指出(chu)，由于(yu)企业行政经(jing)常随意(yi)安(an)插编(bian)余(yu)人员，托儿所的编(bian)制一般大于(yu)实际需要。比如(ru)某地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wu)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pei)备有正副(fu)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
此外，中华全国(guo)总工会指出(chu)，由于(yu)编(bian)制冗余(yu)，人事(shi)费用开支较多，工薪支出(chu)一般占到常规支出(chu)的75%～85%，有的超过90%。
不过，托育体(ti)系在中国(guo)真正成为历史还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
直到 20世纪90年代早(zao)中期，托儿所数量(liang)还在发展中。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jin)，托儿所持续减少。起初是独(du)立设置的托儿所减少，继而是一些普惠(hui)性公立幼儿园的托班也逐渐消失。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交通大学(xue)公共管理博士向小丹的一篇文(wen)章，1981年，上海市区各(ge)类在托儿童总数有20多万，仅民办托儿所就有562所，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到了2022年，上海市区独(du)立设置的托儿所剩下30所，托儿数仅有1414人。
进(jin)入21世纪后，公办托儿所几乎完全消失。 在这个时间段(duan)中，市场化机(ji)构尽管试图填补这个空缺，却因为质量(liang)参(can)差不齐、重教学(xue)而轻保育等原(yuan)因不被家(jia)长们接受。
正因为这种种历史因素，托育领域从政府退场，转(zhuan)向家(jia)庭(ting)照料为主。
但到了2015年前后，随着“全面两孩(hai)”生(sheng)育政策的落地，社(she)会化托育服(fu)务又回归了。杨菊华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文(wen)章中写道，在过去几年中 ，政府一直在出(chu)台与生(sheng)育政策相配(pei)套的家(jia)庭(ting)支持政策，托育服(fu)务体(ti)系的重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施策。
比如(ru)，近年来部分城市推出(chu)了“妈妈岗”的职(zhi)位，与历史上的“妈妈班”类似，包括广东、山东、河北等地。以广东中山为例，2021年，中山市推出(chu)“妈妈岗”，明确提出(chu)对(dui)符(fu)合条(tiao)件的用人单位实行每月每人300元标准给予(yu)社(she)保补贴、 每月每人100元标准给予(yu)岗位补贴，还为灵活就业妇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灵活就业社(she)保补贴。
不过，此岗的名称在网上遭(zao)到不少吐槽，被指应该改名为“亲子岗”“生(sheng)育友好岗”等中性词汇。而“妈妈岗”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chu)，育儿的责任仍(reng)更多在妈妈身上。
杨菊华就指出(chu)，与此前不同的是，当前重构的托育服(fu)务体(ti)系仍(reng)然强调家(jia)教为主，托育为辅，其中女性仍(reng)然是育儿的主力。即(ji)便是到了现(xian)在，女性也常常是无法兼顾工作与家(jia)庭(ting)，这可能进(jin)一步激(ji)化职(zhi)场母亲的育儿焦虑，增大工作与家(jia)庭(ting)之间的张力。
在《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一书中，资深媒体(ti)人泓舟采访(fang)了20多位母亲。在书中，有一名生(sheng)二胎的妈妈宋晴，她(ta)大着肚子依然坚持出(chu)差，上班到预产期前一天才回家(jia)休息待产，休完产假后第(di)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然而“工作——怀孕——工作”的无缝衔接，仍(reng)然使(shi)得她(ta)在升职(zhi)竞争中没(mei)有比拼过业绩略(lue)逊色的同事(shi)。宋晴的领导理直气壮地告诉她(ta)：“如(ru)果你没(mei)有生(sheng)第(di)二个的话(hua)，很大可能会先提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