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重木(mu)

“性”成(cheng)为个体的核(he)心属(shu)性

就如卡普(pu)兰/易洛(luo)思于书中开(kai)宗明(ming)义所指出(chu)的，“性总是处在‘社会之中’，并会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力量(liang)的制(zhi)约和影(ying)响”。从福柯《性经验史》第(di)一(yi)卷(juan)“认知的意志”到托马斯(si)·拉克尔的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中文版译作《身(shen)体与性属(shu)》），西方现代“性”（sexuality）研究的一(yi)个基本(ben)观点(dian)便(bian)是：性并非如传统中所认为的仅仅是身(shen)体的某种生物属(shu)性（sex），而实则一(yi)直都是文化与制(zhi)度性的产物。在拉奎尔看来(lai)，现代人们把(ba)生物学作为性/别(bie)特征的起源点(dian)这(zhe)一(yi)观念本(ben)身(shen)实则是19世纪晚期产物。在西方历史上，人们对性的理解总是建立在“身(shen)体与文化的关系”上，是一(yi)系列外部的各种文化规定——拉奎尔指出(chu)，主要是通过各种二元对子，如父权/母权、男性/女性、男人/女人、文化/自然、阳刚/阴柔等——“被置于一(yi)个本(ben)身(shen)并没有明(ming)确标出(chu)这(zhe)些区别(bie)的身(shen)体之中”，而“性”的“秩序和等级被从外部强(qiang)加在它(ta)的上面”。因此，拉奎尔得出(chu)了一(yi)个在现代性知识/观念看来(lai)是匪夷所思的结论，即“从历史方面来(lai)看，性属(shu)（gender）的区分先于性别(bie)（sex）的区分。”

《何谓“性资本(ben)”》，作者: [以(yi)] 达娜(na)·卡普(pu)兰 / [法] 伊娃·易洛(luo)思，译者:汪丽(li)，版本(ben):后浪(lang)｜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月。

Sex与Gender的区分与关系既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性别(bie)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同时也为此留(liu)下了让人头疼的问题。首先，这(zhe)一(yi)新的二元对子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西方二元论的典型特征，如彼此依赖但不对等；但另一(yi)方面它(ta)也由此造成(cheng)了一(yi)种往往极具迷惑性的惯性理解，即把(ba)sex看作是生物学与解剖学上的特征，而gender则是围绕其上而建立起的庞大但却无形的性别(bie)制(zhi)度（我们也可(ke)以(yi)从学界对这(zhe)两个概(gai)念的翻(fan)译上看出(chu)一(yi)种典型的二元论，即生物性别(bie)与社会性别(bie)）。因此，sex被看作是gender的某种前提与基础(chu)，而最终再次落入了拉奎尔在西方历史上所发现的种种文化“惯习”（habitus），最典型的便(bian)是二元论模式的延续，尤其是“生物/自然与文化”在现代“性”知识论中的核(he)心地位。

而这(zhe)也恰(qia)恰(qia)是福柯以(yi)及(ji)其后朱迪斯(si)·巴特勒(le)在其《性别(bie)麻烦》中主要针对的问题，即——我们借用拉奎尔的说法——“到了大约1800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作者都决定把(ba)他们所坚持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即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基本(ben)差异建立在可(ke)以(yi)发现的生物学区分上”。生物学上“男性”与“女性”的发现直接决定了其在文化与社会场域中的显现，即男人与女人。所以(yi)，这(zhe)里的性/别(bie)差异（gender）被认为是建立在各种“硬科学”上，尤其伴随着科学主义在19世纪逐渐占据(ju)认识论/知识论的霸权地位，生物学、生理学与解剖学成(cheng)为认识“人”这(zhe)一(yi)物种之“真理”的首选工具。而也恰(qia)恰(qia)是在这(zhe)里，福柯所谓的“人的科学”开(kai)始诞(dan)生且迅速建制(zhi)化，而在其中发展出(chu)的一(yi)门新科学便(bian)是性学（sexology），而其主要工作便(bian)是探索人类个体的“性真相”。

电影(ying)版《欲望都市》剧照。

伴随着“sex”成(cheng)为人类主体性真相的主要集聚地，对其的探索也逐渐为性别(bie)差异的“科学性”奠(dian)定了基础(chu)，即男/女两性不仅仅只是性别(bie)（sex）不同，就连“在肉体和灵魂的各个可(ke)以(yi)感受到的方面、在物质和道德的每一(yi)个方面，他们都有差异”，因此，“对于医生或者博(bo)物学家来(lai)讲，女人和男人的关系是‘一(yi)系列的对立和对比’。”（拉奎尔）男人与女人不再仅仅是身(shen)体形象在程度上的差异，如今他/她们显现出(chu)了一(yi)种种类上的绝对差异，即生物学上的同种二形，而决定这(zhe)一(yi)差异的恰(qia)恰(qia)是其自然/生物本(ben)质。

巴特勒(le)在《性别(bie)麻烦》中对“sex/gender”这(zhe)一(yi)区分以(yi)及(ji)由此所建构的现代性/别(bie)认识论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pi)判。在她看来(lai)，无论是这(zhe)一(yi)二元对子还是sex/gender的区分，本(ben)身(shen)就是特定文化与话(hua)语的产物，尤其是这(zhe)一(yi)看似有着生物属(shu)性的“sex”，实则也在话(hua)语的场域中被语言化（即意义化），否则我们根本(ben)无法对其进行谈论。它(ta)实则是gender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产物，即通过回溯性地预设与建构一(yi)种关于起源的理想而获得了自身(shen)得以(yi)不断展演与诠释的合法性。从人类个体在诞(dan)生的那一(yi)刻，具有话(hua)语（不能忽视话(hua)语本(ben)身(shen)的建构性/对象化力量(liang)）权威的医生（或其他接生员）就已经为我们规定了一(yi)种性/别(bie)，而sex和gender在这(zhe)一(yi)刻同时产生并同时运作。

这(zhe)也就是福柯在其《性经验史·认知的意志》中所发现的，性（态）（sexuality）的出(chu)现与现代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息息相关。区别(bie)于传统封建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制(zhi)，即通过一(yi)系列外部的“名”与“位”对个体进行三六九等的详细规定与规范(fan)，伴随着启蒙运动而开(kai)启的现代社会一(yi)个最核(he)心的工作便(bian)是对从各种大小共同体中剥落的个体进行主体化。而就如查尔斯(si)·泰勒(le)在其《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cheng)》中所指出(chu)的，现代个体之所以(yi)能够仅凭自身(shen)存在于世，一(yi)方面与其被逐渐认为是一(yi)种理性的存在息息相关，另一(yi)方面则与其“内在性”的发现有关。所谓“内在性”的发现，指的便(bian)是个体被认为是一(yi)种具有内在心灵/灵魂深度的存在，其感知、情感和欲望都为其赋予了一(yi)种自主与独立的合法性，我们或许可(ke)以(yi)称其为“有情主体”。而也恰(qia)恰(qia)是在这(zhe)里，它(ta)遭遇了19世纪末诞(dan)生于德国的性科学。

《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cheng)》，作者: (加) 查尔斯(si)·泰勒(le)，译者:韩震，版本(ben):译林(lin)出(chu)版社2012年6月。

卡普(pu)兰/易洛(luo)思对此进行了精简的概(gai)括，即现代的性（sexuality）呈现双线进程特征：“一(yi)方面，性在科学知识体系中被日益理性化和客体化；另一(yi)方面，性变成(cheng)了一(yi)种个人属(shu)性、一(yi)种身(shen)份，也因此成(cheng)为个人的、私密的财产，成(cheng)为构成(cheng)个体核(he)心身(shen)份的一(yi)个方面。”然而，这(zhe)两方面并非独立发展的，而是彼此依赖且不断结构化，最终使其逐渐“自主化”。而性在现代的这(zhe)一(yi)双线进程，最终不仅建构了性别(bie)差异的“有性主体”，而且也为其合法化提供了某种本(ben)质的保障，即“性”成(cheng)为个体的核(he)心属(shu)性，成(cheng)为“我之所以(yi)是我”的重要构件。由此开(kai)启了其后对于个体性权利与性自由的争取。

“性”从来(lai)不是私人的

正是诞(dan)生自19世纪末具有性别(bie)差异的“有性主体”的建构——其核(he)心在于“性-个体内在性-主体性-自我”的一(yi)系列关联——而使得现代主体对于自我及(ji)其身(shen)份的理解开(kai)始不断地“性化”（sexed），并由此建构了一(yi)套完善的性别(bie)制(zhi)度，而其主要特征便(bian)是“异性”（hetero）的。

在芮塔·菲尔斯(si)基的《现代性的性别(bie)》中，她便(bian)指出(chu)男女两性在现代性别(bie)制(zhi)度中被建构以(yi)及(ji)赋予其性态（sexuality）的方式并不相同。“女性不再象征无分化的自然和无意识的欲望；相反(fan)，由于女性的地位由他者的凝视决定，她们在一(yi)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意识，而这(zhe)恰(qia)恰(qia)是男性不具备的”，因为“现代式男性主体怀旧地抓住那个单一(yi)的、和谐的虚幻自我不放。”在卡普(pu)兰/易洛(luo)思的《何谓“性资本(ben)”》中，作者虽然意识到现代两性性别(bie)的差异（尤其在批(pi)判社会学家凯(kai)瑟琳·哈基姆的“情欲资本(ben)”（erotic capital）这(zhe)一(yi)概(gai)念时），但却又不断地忽视这(zhe)一(yi)差异对于现代两性“性资本(ben)”累积中的不同影(ying)响。最终她们再次落入传统窠臼，即不由自主地把(ba)现代“有性主体”男性化，从而导致其在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时，其所预设的性主体及(ji)其特征中往往带有强(qiang)烈的男性色彩。

《现代性的性别(bie)》，作者: [美] 芮塔·菲尔斯(si)基，译者:陈琳 /但汉松（校译），版本(ben):南京大学出(chu)版社·守望者2020年6月。

无论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现代二元性别(bie)制(zhi)度的建构，还是现代资本(ben)主义对于男/女两类“有性主体”不同形式的规训与剥削，它(ta)们的核(he)心都建立在“性”上，或许这(zhe)也就是为什么凯(kai)瑟琳·麦金农会把(ba)“性”（sex）看作是压(ya)迫(po)女性的核(he)心场域的原因。而这(zhe)一(yi)权力与剥削形式本(ben)身(shen)也置身(shen)于更加复杂的社会、政(zheng)治与经济结构之中，因此“性”从来(lai)就不是“私人的”，而始终为各种力量(liang)所形塑与攫取。

也正是在这(zhe)一(yi)历史背景下，卡普(pu)兰/易洛(luo)思才能够把(ba)“性”看作是资本(ben)的一(yi)种类型。由于“性”自始至终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中被建构的，比如19世纪的科学认识论与早期资本(ben)主义的社会、家庭与爱情意识形态，因此它(ta)与资本(ben)主义社会中的其他不平(ping)等结构往往是平(ping)行且交织的，如性别(bie)制(zhi)度、阶级与种族等。所以(yi)，并非像卡普(pu)兰/易洛(luo)思所指出(chu)的，这(zhe)种性的不平(ping)等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ben)主义下以(yi)种种方式被制(zhi)度化”了，而是在其被建构之初，它(ta)就已经在不断地制(zhi)度化了。因此才会出(chu)现她们其后所讨论的四种不同类型的“性资本(ben)”。

电影(ying)《某种物质》剧照。

“性资本(ben)”这(zhe)一(yi)概(gai)念显然受到布尔迪厄(e)等社会学家的影(ying)响，它(ta)指的不再是古典的经济概(gai)念，而是对其包含的范(fan)围进行了扩展，从而使其核(he)心意义转变为任何“有助于创造财富的资源”，如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因此，“性资本(ben)”或可(ke)简单地概(gai)括为“以(yi)‘性’——不仅包括身(shen)体的性感（sexiness）和吸引(yin)力（attractiveness），也泛指性体验和性表(biao)达的领域，即‘能够唤起我们性兴(xing)奋的一(yi)切’——作为一(yi)种资源所创造、累积和投(tou)资而获得的资本(ben)”。它(ta)既是非经济领域的，但却又与之息息相关。

在卡普(pu)兰/易洛(luo)思看来(lai)，“性领域仍是社会和经济不平(ping)等的一(yi)个组成(cheng)部分，”它(ta)应该被视作是“社会再生产与资本(ben)积累之间的矛盾的特定历史形态的表(biao)达”。由此，她们确立了四种类型的性资本(ben)：

（一(yi)）默认的性资本(ben)：贞洁与家庭内部的性（chastity and domesticity）；

（二）作为身(shen)体的剩余价值(zhi)的性资本(ben)；

（三）具身(shen)的（embodied）性资本(ben)；

（四）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

（一(yi)）默认的性资本(ben)：贞洁与家庭内部的性（chastity and domesticity）；

（二）作为身(shen)体的剩余价值(zhi)的性资本(ben)；

（三）具身(shen)的（embodied）性资本(ben)；

（四）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

四种类型的“性资本(ben)”

默认的性资本(ben)建立在盖尔·鲁宾所谓的“好/坏”性的区分上，而这(zhe)一(yi)区分在空间上的表(biao)现即“家庭与街道”。前者的性往往是“好的”，它(ta)不仅意味着某种具体的形式——如家庭内部的、夫妻之间的或贞洁的（这(zhe)三者其实是紧密相连）——而且也具有相应的道德价值(zhi)；而这(zhe)一(yi)规范(fan)往往具有针对性，它(ta)主要属(shu)于家庭内部的女性。因此，贞洁作为一(yi)种被宗教父权制(zhi)所赋予的资本(ben)，不仅“揭示了女性身(shen)体被男性标记并加以(yi)控制(zhi)的方式”，而且其中“好”的道德价值(zhi)还能够“转化为传统社会中由婚姻(yin)所表(biao)征的经济资产的方式”，即女人的“性”越“好（贞洁）”，那么她们在婚姻(yin)市场中就能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zhi)，这(zhe)既是对女性的父权制(zhi)家庭而言，也是对她们自身(shen)而言。所以(yi)恩格斯(si)才会说资本(ben)主义制(zhi)度化的“婚姻(yin)是合法的卖淫”，而这(zhe)里也就涉及(ji)卡普(pu)兰/易洛(luo)思所确立的第(di)二种性资本(ben)，即它(ta)针对的是作为身(shen)体的剩余价值(zhi)。

对于第(di)二类性资本(ben)，卡普(pu)兰/易洛(luo)思的讨论十分简略。这(zhe)一(yi)类型的性资本(ben)的核(he)心是“将性感的身(shen)体转变为一(yi)种商品”。除了典型的卖淫之外，我们也不能忽略恩格斯(si)对资本(ben)主义婚姻(yin)制(zhi)度中对妻子身(shen)体的商品化，并且这(zhe)一(yi)商品化过程具有极强(qiang)的连续性，即从对“好（贞洁）”的性的购买到家庭内部对其有性身(shen)体的再生产——家务劳动与生育——的投(tou)资，“性的货(huo)币化属(shu)性是直接而明(ming)确的”。而这(zhe)也是资本(ben)主义通过“性”进行性别(bie)与阶级不平(ping)等再生产的重要机制(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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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di)三类性资本(ben)与易洛(luo)思所谓的视觉资本(ben)主义（scopic capitalism）息息相关，即现代大批(pi)产业通过从“性化的身(shen)体和性自我中榨取剩余价值(zhi)”。性买卖（sex sell）的范(fan)围在现代开(kai)始迅速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性产业，而开(kai)始在各类文化形象和文化产品中出(chu)现，同时也不断地渗入亲密关系之中。在这(zhe)类性资本(ben)中，性接触不再是如传统性产业般可(ke)供交易，它(ta)成(cheng)为性关系中的一(yi)个组成(cheng)部分，因此像个体的性吸引(yin)力、性感和性技(ji)巧(qiao)等不但成(cheng)为现代个体需要不断实践和累积的性劳动，而且它(ta)也与个体对于自身(shen)处境的感觉和认知息息相关。

卡普(pu)兰/易洛(luo)思认为具身(shen)的性资本(ben)“带有性别(bie)化、种族化和阶级化特征”，因此它(ta)往往会涉及(ji)不同性场域内十分具体而又复杂的性规范(fan)，如什么样的人是性感的？性吸引(yin)力主要有哪些表(biao)现？塑造这(zhe)些具体“观念”的主要是复杂的社会力量(liang)，而它(ta)也再次暴露出(chu)性资本(ben)对于不同性别(bie)、阶级与种族的个体而言是极具差异性的，并且即使是在同一(yi)种族、阶级和性别(bie)之中，性资本(ben)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由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更加灵活地去看待(dai)这(zhe)些概(gai)念，而不能把(ba)它(ta)们当作某种僵化的规定，否则就会忽视具体的个体处境中更加复杂与幽微的东西。

具身(shen)的性资本(ben)在当下我们常见的社交媒体中普(pu)遍地存在，如小红书中发布的各类男女性感相片或是抖音直播(bo)里的各种“擦边”行为。什么样的男女身(shen)体是性感的（sexy/hot），既取决于不同个体的具体处境所塑造出(chu)的认知与欲望模式，同时它(ta)也遵(zun)循着一(yi)种主流的“性感”规范(fan)，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其中看到如此多的相似性。而值(zhi)得注(zhu)意的一(yi)点(dian)是，当代资本(ben)主义的消费与经济逻辑已经不仅仅如其早期那般依赖于普(pu)遍性，而是转向了独异性（singularity），即一(yi)种“独特的、手(shou)工艺(yi)的、量(liang)身(shen)定制(zhi)的商品”，除此之外还有个体的形象（“人设”）、身(shen)份与生活方式等。而就如卡普(pu)兰/易洛(luo)思准确指出(chu)的，“无论是在主体性还是在市场中，性都是制(zhi)定和复制(zhi)新的独异性社会逻辑的关键场所”，前者表(biao)现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feng)起云涌且到如今已经逐渐本(ben)质化且僵化的身(shen)份政(zheng)治（排斥与容纳模式），后者则表(biao)现为各种性化商品、消费与娱乐模式的出(chu)现。标新立异不仅成(cheng)为个体追求(qiu)自我独异性的目标，也成(cheng)为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资本(ben)主义的核(he)心运作模式。至此，“个体的自由不仅已与市场自由相兼容，实际(ji)上也成(cheng)了它(ta)的一(yi)种延伸”，由此便(bian)出(chu)现了当代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

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与第(di)三类性资本(ben)具有相关性，虽然具身(shen)的性资本(ben)主要是在消费领域中获得的，且有互动性，但它(ta)“并不具有再生产性”。在这(zhe)里，卡普(pu)兰/易洛(luo)思区分了“性感”（sexy）和“性体验”（sexual experience），前者往往具有一(yi)定的客观性，即它(ta)是建立在“集体的、阶级性的价值(zhi)体系上”，因此总是面向他人的；而“性体验”则是主体性的，是自我内在所固有的东西，具有持久性且关乎自我修养。因此，“性感”和“性体验”是性资本(ben)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但却也不能忽视它(ta)们的关联性。在卡普(pu)兰/易洛(luo)思看来(lai)，“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ben)主义中，能够提高个体就业竞争力的，不仅仅是性吸引(yin)力，还有个人化的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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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主要与新自由主义所追求(qiu)或形塑的理想主体——“理想品质，如自主、自尊和自我表(biao)达能力”——有关，而其核(he)心便(bian)在于个体的“自我”。而这(zhe)一(yi)积极“自我”的建构在当代越来(lai)越与个体的性体验相关，尤其是“利用性体验中的独异性来(lai)构成(cheng)自我，而这(zhe)一(yi)自我与总体而言决定了个人社交能力和职场能力的一(yi)些技(ji)巧(qiao)与属(shu)性是完全(quan)兼容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指的是，“个人主体从他们自己(ji)的性品质、性能力和性经验中所获得的经济价值(zhi)”，因此它(ta)实则上是人力资本(ben)的一(yi)种变体。而至于个体能从自己(ji)（成(cheng)功的）性体验获得了哪些具体的技(ji)巧(qiao)、经验、能力与品质，卡普(pu)兰/易洛(luo)思只是笼统地指出(chu)诸如“人们了解自己(ji)、培养自信和自尊、承担各类风(feng)险，以(yi)及(ji)最重要的通过自我主张和占据(ju)支配来(lai)经营人际(ji)关系的一(yi)般策略之中”；除此之外，在论及(ji)性与就业竞争力之间的可(ke)能性关联时，她们也指出(chu)如下四种：

（一(yi)）是“性会增强(qiang)性主体的自尊心，而自尊心会增加自信心，从而提高人的能力”；

（二）性行为表(biao)达了某种支配形式；

（三）“性能够锻炼社交能力，而后者在服务型经济中是一(yi)项必备技(ji)能”；

（四）美好的性生活会带来(lai)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一(yi)）是“性会增强(qiang)性主体的自尊心，而自尊心会增加自信心，从而提高人的能力”；

（二）性行为表(biao)达了某种支配形式；

（三）“性能够锻炼社交能力，而后者在服务型经济中是一(yi)项必备技(ji)能”；

（四）美好的性生活会带来(lai)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除此之外，卡普(pu)兰/易洛(luo)思把(ba)这(zhe)一(yi)从性体验中塑造与获得的品质和能力看作是“中产阶级人士的”，而忽视了这(zhe)些品质与能力中所透露出(chu)的强(qiang)烈“男性化”特质——如“更倾(qing)向于从性生活中斩获自我赏识，并能更好地在职场中使用他们的性资本(ben)”。这(zhe)一(yi)由“床上功夫好”到个体自信，再到于职场中的指点(dian)江山，并非是当代中产阶级人士的“特权”，而是在现代资本(ben)主义、性别(bie)制(zhi)度与职场制(zhi)度中往往占据(ju)有利位置的男“有性主体”，从一(yi)开(kai)始就被不断形塑与赋予的特权，只是它(ta)们在不同时期和处境中有着不同的表(biao)现形式。

因此，卡普(pu)兰/易洛(luo)思在此着重突(tu)出(chu)“阶级角度”反(fan)而会削足适履。因为就如她们自己(ji)所指出(chu)的，性资本(ben)在性别(bie)、阶级与种族等多重元素和结构中被建构，因此重要的是具体的处境，而非是根据(ju)外部规定性而划分的僵硬区域与主体合集，由此我们便(bian)会忽视相同集合内部的具体差异。

“私人的即商品的”

在《何谓“性资本(ben)”》的两位作者看来(lai)，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ben)主义时期，曾经作为个体主体性之“真理”，以(yi)及(ji)个体在私人领域中得以(yi)协(xie)调、体验和实践的“性”，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lai)越大。“它(ta)们已经被客体化为展现生活方式的商品，可(ke)提高的能力和技(ji)巧(qiao)，个人交流的方式，通往幸福的道路，甚(shen)至是拥有创造力、经验和可(ke)操演的独异性（performable singularity）的证明(ming)”。这(zhe)一(yi)方面与资本(ben)主义的商品化正持续不断地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吸引(yin)到它(ta)的掌控之下有关，即“一(yi)切皆可(ke)商品化”，尤其是曾经被看作劳动、生产和消费主体的“人”，也开(kai)始被置于商品化与市场之中，成(cheng)为可(ke)交换的货(huo)物。

相比于早期对于人之劳动力的追求(qiu)，当下资本(ben)主义和消费主义所追求(qiu)的则是每个人的独异性，它(ta)不仅表(biao)现在我们的身(shen)体感受上，如体验、感受、情感与欲望，而且还与对其的操演息息相关，如选择(ze)怎样的性别(bie)身(shen)份和形象、性向和性偏好等，都在不断地把(ba)自己(ji)生产为一(yi)个“新的产品”。其目的便(bian)在于他人的点(dian)赞、评论和购买，其获得的回报既有快感的加倍，也有流量(liang)所能带来(lai)的经济利益。

电影(ying)版《欲望都市》剧照。

如果(guo)说曾经女性运动的口号是“私人的即政(zheng)治的”，那么新自由主义资本(ben)主义时期的口号就是“私人的即商品的”，一(yi)切皆可(ke)商品化，一(yi)切都具有交换价值(zhi)。而在这(zhe)“私人性”与“私人感”中，又有什么比“性”这(zhe)一(yi)被认为具有独异性的东西更具资本(ben)潜(qian)质呢？最终，我们通过自我性设计（sexdesign）所展演出(chu)的独异性，而期望能把(ba)自己(ji)卖个好价钱。

卡普(pu)兰/易洛(luo)思认为这(zhe)一(yi)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ben)作用的只有中产阶级人士。因为他们在就业变得如此不稳定之际(ji)，巩固其传统权威的手(shou)段已经所剩无几，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他们固有的情感能力，以(yi)及(ji)……性唤醒(xing)（sexually roused）能力”。“性”成(cheng)为当代个体能够提供或是参与新自由主义资本(ben)主义生产与消费的新材料，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断地塑造和呼唤着一(yi)个“性自主”的当代生产者与消费者形象。在这(zhe)两股力量(liang)的夹击下，现代主体不断自恋式地自我加码，在绩效主义的鼓励下不断创新，以(yi)期望获得尽可(ke)能多的肯定（点(dian)赞），最终便(bian)出(chu)现了韩炳哲所谓的自我剥削和自我异化现象。

在新自由主义资本(ben)主义时期——即马克·费舍(she)所谓的“资本(ben)主义的现实主义”——剥削不再来(lai)自外部，而是转移(yi)到个体的“自我”之中。这(zhe)其中，“性”及(ji)其经验也随之被卷(juan)入这(zhe)一(yi)生产和消费的循环旋涡之中。它(ta)不但被赋予追求(qiu)个人自由的积极色彩，而且也因其被认为是自我真理与存在之不可(ke)剥夺之物（“真实的自我”），而具有了相比于自然材料更加永恒且持久的动力——直到主体自身(shen)不堪重负而瓦解。

撰文/重木(mu)

编辑/张婷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