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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末,80后死亡率突破5.2%,相当(dang)于每20个80后中就有1人已经去世。”“80后的死亡率已经超过70后。”近(jin)日,相关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发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yu)健康学院教授李婷连写两篇文章进行辟谣与(yu)科普,引起广泛转载(zai)。
此前报道
事实上,不仅(jin)是一个代际的“死亡比例(li)”触动人心,诸如结婚(hun)率、生育率、初婚(hun)平均年龄等人口统计(ji)数据,如今也已经成为社(she)交(jiao)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其背后的真相是,我国正在经历人口转型,很多变化关乎社(she)会成员的切身利(li)益,“体感(gan)”更加明显。有人因此将内心的疑问抛给市面上的AI工具,但现阶段AI可能会由于训练的语料问题、错(cuo)误引用等,输出错(cuo)误的推理和(he)结论,甚至“有理有据地胡说八(ba)道”,生成误导性的谣言。
在“80后死亡率突破5.2%”被(bei)有力辟谣之后,2月(yue)22日,李婷接受了(le)南都、N视频记者的采访。作(zuo)为主要研究婚(hun)姻(yin)与(yu)家庭转变、人口与(yu)数字社(she)会等问题的专业学者,她也应邀分享了(le)自身主持的相关科研项目,比如有关中国单身青年的研究、婚(hun)姻(yin)模式变迁的研究。一些数据分析结果可能会颠覆我们的“想当(dang)然”,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她还提到,人工智(zhi)能技(ji)术的发展(zhan)会与(yu)中国的人口转型发生相互作(zuo)用,形成更为复杂长远的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yu)健康学院教授李婷。
【对话李婷】
“80后死亡率偏高”是错(cuo)误推论
南都:最近(jin)网上盛传的“80后死亡率突破5.2%”,为什么(me)是错(cuo)误的?它的问题出在哪儿?
李婷:我是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社(she)会肯定(ding)是向前发展(zhan)的。我国的预(yu)期寿命正在逐年增长,就正常的人口发展(zhan)趋势而(er)言,不应该会出现“80后死亡率高于70后”的倒挂(gua)现象。
很多自媒体提到,数据来源是我国的人口普查公报。理论上说,用1990年第(di)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0-9岁(sui)的总人口数,减(jian)去2020年第(di)七次全国人口普查30-39岁(sui)的总人口数,确实可以得到一个“死亡人数”,从而(er)计(ji)算(suan)出80后这一特定(ding)人群截至2020年时的“死亡比例(li)”。
但 这样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人口学意(yi)义上的“死亡率”。
死亡率是一个时期指标(biao),其计(ji)算(suan)公式是:一定(ding)时期内的死亡人数除以该时期内的平均人口数,衡量(liang)的是当(dang)前时点(dian)的死亡强度——死亡率越高,意(yi)味着当(dang)前环境越不利(li)于生存。死亡率的数值较小,单位是‰,比如2024年我国粗死亡率为7.76‰,远低于5.2%这个数字。
相关自媒体文章目前显示已被(bei)辟谣。
而(er)自媒体文章所谓的“平均每20个80后中就有1人已经去世”,描(miao)述的是80后的累积死亡概率,是一个队(dui)列指标(biao)。需要注意(yi)的是,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数据(普遍被(bei)认为比较准确),当(dang)年全国0岁(sui)人口的死亡概率是3.5%。也就是说,即便上面提到的5.2%是准确的,里面大约也有三分之二是在出生时就夭(wai)折了(le)。
总体而(er)言,中国的居民健康水平在全球(qiu)范围(wei)内属于比较好的,超前于中国的经济发展(zhan)水平。通过公开数据也可以计(ji)算(suan)出,80后的存活状况是要好于70后的。
南都:在研究者看来“一眼假”数据和(he)结论,却出现在AI工具输出的内容(rong)当(dang)中,并且让(rang)很多人信(xin)以为真。普通用户在与(yu)AI对话的过程中,有什么(me)办法(fa)能避免这样的误信(xin)风险?
李婷:对于非自身专业领域的问题,我们可能真的很难(nan)去判断AI的说法(fa)到底对不对,这是人在与(yu)AI磨合、学习如何与(yu)它相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挑(tiao)战。
AI大模型在回(hui)答问题过程中曾出现错(cuo)误。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 首先是不盲(mang)信(xin)。在心里绷(beng)紧一根弦,知道AI并非全知全能,它可能会生产“幻觉”,可能会由于训练的语料问题、错(cuo)误引用等,输出错(cuo)误的推理和(he)结论。因此,如果是重要的工作(zuo)或者关键的信(xin)息(xi),还是应该double check(复核)。
南都:也有人说,这次乌(wu)龙事件表明,AI无法(fa)取代真正的专家学者,你怎么(me)看?
李婷:我不敢说我们的工作(zuo)会不会被(bei)AI替代,因为AI发展(zhan)得太(tai)快了(le),它在学术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渗入的程度越来越深。包括我们团队(dui)也一直在探索,AI在科研中到底能够(gou)做些什么(me)。
不仅(jin)如此,现在有些社(she)科研究中对AI的应用,已经跃升到了(le)所谓的agent层次。通过给AI设定(ding)参数和(he)部署,可以模拟出一个人类社(she)会,在这个社(she)会模拟器中开展(zhan)试验……
AI还在不断迭代中,我们没办法(fa)知道它的下(xia)一个形态是什么(me),也许未来的AI真的可以不犯错(cuo)?但是我想,可能专业人员存在的意(yi)义就在于,最后可以对自身产出的结果负责。
中国婚(hun)育模式变迁或有“预(yu)演”
南都:近(jin)几年,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关注权威的人口统计(ji)数据,诸如结婚(hun)率、生育率、初婚(hun)平均年龄等,甚至成为显性的社(she)交(jiao)话题。婚(hun)姻(yin)与(yu)生育的转变是你的研究兴趣之一,你有哪些“意(yi)想不到”的发现?
李婷:如果谈到我国自上世纪(ji)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 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jie),就是觉得现在不生孩子的“主力军(jun)”是有城市户口的高知群体。
实际上,从我们对第(di)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挖掘来看, 2010年至2020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生育率还是相对稳定(ding)的,而(er)大部分的生育率下(xia)降来自曾经的高生育群体——流动人口。
这个现象怎么(me)解(jie)释呢?可能因为这些农村户籍的打工者觉得城市的生活成本、生育成本很高,工作(zuo)压(ya)力很大,也没法(fa)完全享受城市的公共(gong)服务体系;同时,他们已经离开老家的熟人社(she)会,脱离了(le)普婚(hun)普育的传统观念和(he)文化规范的压(ya)力,多重因素导致他们成了(le)生育率变化最大的群体。
南都:如果说出生人口规模减(jian)少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zhan)中普遍会出现的问题,那么(me)中国当(dang)下(xia)在婚(hun)姻(yin)和(he)生育领域发生的显著变化,有没有独特之处?
李婷:根据第(di)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男女两性的初婚(hun)年龄达到29.38岁(sui)和(he)27.95岁(sui),创历史新高。20至49岁(sui)未婚(hun)人口规模达1.34亿人,同年龄组中一人户(单人立户)的数量(liang)也迅速扩增,达到5897万(wan)户,社(she)会个体化趋势明显。
这一情况并非我国独有的,西方国家出现得更早。但我认为,我国离严格意(yi)义上的“单身社(she)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rong)忽视的选择的社(she)会情境)还有一定(ding)距离。即便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的行为方式与(yu)西方越来越接近(jin),但有一点(dian)是中、日、韩(han)等东亚国家都没有变的,就是婚(hun)外生育率极低。不像一些欧美国家的男女,虽(sui)然选择不结婚(hun),但会生孩子、共(gong)同抚养孩子。
这种结婚(hun)和(he)生育之间的紧密关联,还会演变出一种“反(fan)向约束”,即只有想生孩子才(cai)会结婚(hun),没有这个想法(fa)的话,可能就一直单身,或者以同居代替。在韩(han)国和(he)日本,这个倾向都已经有所体现,而(er) 在中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结婚(hun)不到10个月(yue)就生下(xia)了(le)孩子,“奉(feng)子成婚(hun)”的比例(li)相当(dang)高。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东亚与(yu)西方的情形之间最大的不同。
南都:基于中日韩(han)三国的相似性,接下(xia)来我国年轻一代的婚(hun)育模式可能会如何演变?
李婷:从2020年第(di)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到,目前中国仍处于普婚(hun)普育的状态,女性终身未婚(hun)率(50岁(sui)仍没有经历初婚(hun)的人群占比)不到2%。但这个数据能够(gou)刻画的人群,最小的也是70后,更年轻的代际还没法(fa)判断,甚至每个当(dang)下(xia)还没走进婚(hun)姻(yin)的人自己,也未必能够(gou)预(yu)判。我们就想通过观察(cha)日韩(han)的走势,能够(gou)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中日韩(han)三国累计(ji)已婚(hun)比例(li)与(yu)终身未婚(hun)比例(li)。
有意(yi)思的是,当(dang)我们对比这三个国家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在不同年份的累计(ji)已婚(hun)比例(li),可以看到中国2020年的年龄分布模式跟韩(han)国2000年以及日本1990年的分布模式很相近(jin),三个国家在婚(hun)姻(yin)推迟上呈现出“前赴后继”的相似模式。
而(er)在终身未婚(hun)比例(li)上,2020年日本17%的女性到50岁(sui)仍没有经历初婚(hun),韩(han)国这个比例(li)为8%,正在快速上升。而(er)日本和(he)韩(han)国女性不婚(hun)水平开始显著上升的对应年份分别为1990年和(he)2000年,这两个年份的婚(hun)姻(yin)推迟模式刚好与(yu)中国的2020年相近(jin)。这或许预(yu)示着, 2020年之后,中国女性的不婚(hun)水平可能也会步日韩(han)两国的后尘,开始显著爬升。
这个变化首先将发生在85后身上,继而(er)是90后。至于00后的婚(hun)姻(yin),从一些微观或个体视角的问卷(juan)调(diao)查、质性访谈等研究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AI发展(zhan)可能推动人口结构巨变
南都:去年你有一篇论文谈到人工智(zhi)能发展(zhan)与(yu)人口结构转型的关系,其中有一个观点(dian)是,人工智(zhi)能的发展(zhan)可能会导致生育水平降低。在可见的未来,AI会如何作(zuo)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
李婷:当(dang)下(xia)中国正在同时经历人口转型与(yu)人工智(zhi)能技(ji)术的飞速发展(zhan),据我推测(ce),这两种力量(liang)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社(she)会与(yu)经济面貌,且两者还会相互作(zuo)用,形成更为复杂长远的效应。
AI的发展(zhan)可以在多个维度上对人口结构产生间接影响。首先,它对生育存在替代效应,可能降低个体的婚(hun)育意(yi)愿;其次,AI的广泛应用会冲击劳(lao)动力市场,至少在短(duan)期内增加人们对于就业市场和(he)收入前景的不确定(ding)性,致使很多人担心自己“被(bei)机器替代”,这同样会在客观上拉(la)低生育水平。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比重。
我想补充的一点(dian)是,可能很多人对我国目前的少子化、老龄化充满担忧,特别是2022年全国人口总量(liang)出现负增长以来,大家更觉得这是一个严峻(jun)的“问题”或者“困境”。其实在我看来,人口数量(liang)与(yu)经济发展(zhan)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er)论,到底人口多是好还是人口少是好,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变化的,跟当(dang)时的社(she)会生产力水平高度相关。
在农业社(she)会,为什么(me)大家觉得生孩子好?因为当(dang)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lao)动的,添(tian)一口人就多一个劳(lao)动力,能够(gou)帮助家庭更好地生存。但到了(le)工业社(she)会,不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了(le),人口增长达到一定(ding)程度,我们就会觉得资源的分配是一个问题了(le)。
再到后来我们发现,基本上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会经历生育水平大幅度下(xia)降的过程。
而(er)今AI时代到来,传统意(yi)义上的劳(lao)动力开始被(bei)机器人所取代,这时候真人可能就要比拼智(zhi)力,人类社(she)会也许会像尤瓦尔(er)·诺亚·赫拉(la)利(li)在《未来简史》中所说的那样,发生可怕的分化……
技(ji)术、人口与(yu)制(zhi)度的全面适配,才(cai)是社(she)会经济可持续发展(zhan)的关键。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的变化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坏事,而(er)是一件大事。同样的事情,以十年的尺度来说也许是坏事,但是以百年的或者更长的尺度来说,它对人类社(she)会的意(yi)义可能又有所变化。
南都:你曾提到,人口学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和(he)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基于你对婚(hun)姻(yin)与(yu)家庭转变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你会做一些怎样的呼吁?
李婷:我会呼吁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
我的出发点(dian)并不是说一定(ding)要鼓励大家生育,这些政策(ce)本身也不应该是单维度的、只能在生育激励的框架中去理解(jie)。如果从人口社(she)会发展(zhan)的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公共(gong)服务,是能为年轻人提供支持与(yu)帮助的好事。
比如说托育,比如减(jian)轻人们的住房压(ya)力,再如让(rang)教育资源更加均衡、降低家庭教育的焦(jiao)虑等。此外,还需要去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不能让(rang)女性陷入到家庭与(yu)工作(zuo)的两难(nan)(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