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zhi)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为(wei)孟子自作，二为(wei)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cheng)，三为(wei)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li)了(le)由“子”到(dao)“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期，形成(cheng)势力(li)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zao)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zhi)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dao)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di)位尚(shang)不足以(yi)与后世相比(bi)。这种情形到(dao)宋代发生了(le)改变，其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shi)件，即《孟子》的“升经运(yun)动”。这一运(yun)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yun)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论，儒学自汉代以(yi)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suo)，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外(wai)部原因而论，就是儒学受到(dao)了(le)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di)位受到(dao)极大挑(tiao)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dao)《四书》的转变正(zheng)是这一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zu)成(cheng)部分。经历(li)了(le)韩(han)愈、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tui)尊过程，宋徽宗宣和年间(jian)（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成(cheng)石经，列为(wei)“十三经”之一。而朱熹将(jiang)《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汇(hui)集(ji)而成(cheng)《四书》，影响中国古代社会(hui)几百年。至此，宣告了(le)《孟子》由子到(dao)经“升格运(yun)动”的完成(cheng)，以(yi)后的目(mu)录学著作皆(jie)将(jiang)其列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至顺(shun)元年（1330）被加(jia)封为(wei)“亚(ya)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di)42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zhi)国。传统认为(wei)，《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为(wei)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cheng)的。唐代韩(han)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wei)《礼记》一篇，并没有单独受到(dao)太(tai)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han)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逐渐受人重视。较(jiao)早将(jiang)《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为(wei)之作注的，是北宋司(si)马光，他(ta)曾撰《大学广(guang)义》一卷。而真正(zheng)从哲学高度认识到(dao)《大学》价值的，当数二程，如程颢(hao)曾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de)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ta)莫如论孟。”不仅(jin)如此，二程还为(wei)《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wei)“大学改本”。不过，二程仍将(jiang)《大学》视为(wei)《礼记》的一个组(zu)成(cheng)部分，尚(shang)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至朱熹，《大学》地(di)位发生了(le)根(gen)本变化，他(ta)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提(ti)升哲学层(ceng)次。《大学》以(yi)及《中庸》二篇，不仅(jin)单独刊行，而且(qie)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纳入了(le)《四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di)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zheng)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yi)、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wei)是孔子的嫡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为(wei)之作注了(le)”。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jian)里(li)，《中庸》又不受重视，直(zhi)到(dao)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dao)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了(le)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zhi)接相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si)马光等，纷纷为(wei)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wai)重视和推(tui)崇(chong)的依然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zheng)的《中庸》注本，但《二程集(ji)》中有许多推(tui)崇(chong)《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le)很(hen)大影响。朱熹重视《中庸》，则是继承(cheng)了(le)北宋以(yi)来尤(you)其是二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jiang)其汇(hui)入《四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le)更加(jia)独立的身份和更为(wei)崇(chong)高的地(di)位。

贰

从历(li)史的角度考察(cha)，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别很(hen)大，因此，《四书》有一个汇(hui)集(ji)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wei)，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ji)注》，确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di)位空前提(ti)高。朱熹是《四书》汇(hui)集(ji)工作的最后完成(cheng)者，《四书》的汇(hui)集(ji)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成(cheng)书过程问题。汇(hui)集(ji)过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佛老之学，并与高僧道谦(qian)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le)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ji)解(jie)》《孟子集(ji)解(jie)》《大学集(ji)解(jie)》以(yi)及关于《中庸》的“集(ji)说”，可谓之《四书》的“集(ji)解(jie)”阶段。这是朱熹全(quan)力(li)研治(zhi)《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shang)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jiang)《论语集(ji)解(jie)》删改订正(zheng)为(wei)《论语要义》一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cheng)《论语训蒙口义》一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ba)年（1172），朱熹将(jiang)修订过的《孟子集(ji)解(jie)》和《论语要义》合并为(wei)一书，称为(wei)《论孟精义》。该书以(yi)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wei)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lin)、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hui)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中，朱熹表述了(le)他(ta)对“道统”的基本见解(jie)，反映了(le)他(ta)以(yi)“四书”发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ji)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wei)《论孟要义》《论孟集(ji)义》之名。虽是辑(ji)录他(ta)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wei)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庸》“集(ji)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cheng)《中庸集(ji)解(jie)》（又名《中庸详说》）一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ji)解(jie)序》中，朱熹以(yi)《四书》发明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集(ji)解(jie)》的基础上撰成(cheng)了(le)《中庸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ji)解(jie)序》与孝宗淳(chun)熙十六年（1189）正(zheng)式序定的《中庸章句序》加(jia)以(yi)比(bi)较(jiao)，可以(yi)发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ji)解(jie)》；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ji)解(jie)》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cheng)《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朱熹可以(yi)说做好了(le)《四书章句集(ji)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le)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对前人尤(you)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jie)说了(le)如指掌(zhang)。在经历(li)了(le)与张栻、陆(lu)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zhi)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hu)之会(hui)）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cheng)熟，于是对以(yi)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cheng)著名的《四书章句集(ji)注》。其具(ju)体过程是：孝宗淳(chun)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cheng)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cheng)《论语集(ji)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cheng)了(le)《孟子集(ji)注》。淳(chun)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撰成(cheng)《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ji)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le)一个以(yi)《四书章句集(ji)注》为(wei)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chun)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ti)举任上，首次将(jiang)四书合为(wei)一集(ji)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di)一次出现了(le)。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chun)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ji)注》作了(le)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yin)于广(guang)西静江和四川成(cheng)都。淳(chun)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yi)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ji)注》又作了(le)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zheng)式序定了(le)《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xian)的曾集(ji)将(jiang)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ji)注》刻印(yin)于南康，是为(wei)“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guang)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le)修定，并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ji)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hui)集(ji)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ju)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li)，研治(zhi)《四书》，首次将(jiang)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hui)集(ji)为(wei)一个整(zheng)体，并为(wei)《大学》《中庸》作《章句》，为(wei)《论语》《孟子》作《集(ji)注》，将(jiang)四部书纳入其严整(zheng)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ta)为(wei)《四书》规定了(le)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le)“某要人先读《大学》，以(yi)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yi)立其根(gen)本；次读《孟子》，以(yi)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yi)求(qiu)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mu)论定。这标志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zheng)式确立。

其次，《四书》的汇(hui)集(ji)有其深刻的历(li)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yi)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琐(suo)的弊端和儒学面临(lin)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jie)释《四书》的过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jie)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yi)解(jie)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极好地(di)回应了(le)佛道之学的挑(tiao)战，使儒学重新成(cheng)为(wei)社会(hui)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jie)说《四书》过程中，采取了(le)一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了(le)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te)色，又不废(fei)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le)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le)中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hui)集(ji)与定名，标志着中国经学进入到(dao)了(le)一个以(yi)《四书》为(wei)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wei)“六艺(yi)时代”，汉唐为(wei)“五经时代”）。朱熹汇(hui)集(ji)《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wei)《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ji)注》，集(ji)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jie)经之大成(cheng)，对中国社会(hui)产生了(le)深远影响。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dao)历(li)史舞台的幕后，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hui)集(ji)的《四书》。比(bi)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jian)恢复科举，科目(mu)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qie)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ji)注》。这一规定为(wei)明、清两代所沿(yan)袭，影响中国社会(hui)近八(ba)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hui)集(ji)与定名，既带来了(le)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xing)，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hui)生活造成(cheng)了(le)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li)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jiu)中心副(fu)主任，广(guang)东哲学学会(hui)副(fu)会(hui)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