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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如潮的时代,书籍以及深度阅读的重要性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愈发重要。我们怀着(zhe)对新知的好奇与(yu)热爱,开设(she)“新书问答”栏目(mu),旨在遴选人文社科(ke)类精品(pin)新作,以问答形式在读者与(yu)作者、编者间搭建沟通对话的桥梁,让思想的光芒透过纸(zhi)页,照(zhao)亮彼此的世(shi)界。
——开栏的话
不久前,“剑桥世(shi)界戏剧史译丛”(下称“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chu)版。从各国戏剧的起源、重要发展阶段、知名剧作家(jia)、演员和机构,到结合时代背景对戏剧文化的解读、不同国别地域戏剧间的交流和影(ying)响,该书内容翔实、全面,是读者了解世(shi)界戏剧发展史的有益(yi)读本。围(wei)绕相关话题,我们对3位专家(jia)学者进行了专访。
主持人:张鹏禹、魏小雯
受访者:
陈 曦(“译丛”主编、中国艺术研(yan)究院科(ke)研(yan)管理(li)处处长)
彭 涛(中央(yang)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ren)、教授(shou)、博士生(sheng)导师(shi))
余节弘(商务印书馆大众文化编辑室主任(ren))
问:“译丛”是国内首次规模化引进世(shi)界戏剧史研(yan)究成果而出(chu)版的一套丛书。请问英国剑桥大学出(chu)版社出(chu)版的《剑桥世(shi)界戏剧史》在国际上学术地位和影(ying)响力(li)如何?为何花大力(li)气(qi)引进这套书?
余节弘:剑桥大学出(chu)版社是一家(jia)有近(jin)500年历史的出(chu)版社,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高质量的学术出(chu)版著(zhu)称,积累(lei)了深厚的品(pin)牌信誉。“译丛”是由专业戏剧史学家(jia)及一流戏剧学者打(da)造的戏剧史精品(pin)。其出(chu)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成熟(shu)一本推(tui)出(chu)一本,前后历时20多年。它的每部(bu)作品(pin)都是戏剧学术领域的开创之作,较为全面地勾勒(le)出(chu)相关国家(jia)和地区的戏剧发展史,同时深入分析了戏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如英国卷(juan)不仅追溯了英国戏剧的演变历程,更涵盖剧本、舞台、导演、文化交流等丰富内容;日本卷(juan)探索日本戏剧丰富而复杂的世(shi)界,包括能剧、歌舞伎和文乐木偶剧等,以及它们对世(shi)界各地当代戏剧的影(ying)响。编者努(nu)力(li)克服偏隅一方的局(ju)限,以尽量客观和正面的视角(jiao)描述世(shi)界各地戏剧发展。
“译丛”的问世(shi)是中国世(shi)界戏剧史研(yan)究的奠基性成果,不仅为学者和研(yan)究人员提供了宝贵(gui)的研(yan)究资料,也可作为戏剧史爱好者的参考书。
陈 曦:这套“译丛”是中国艺术研(yan)究院规划的院级科(ke)研(yan)项目(mu)成果。中国艺术研(yan)究院向来重视学术交流,很(hen)多研(yan)究所都有专门从事(shi)外国艺术理(li)论译介(jie)的前辈学者。“外国文艺理(li)论研(yan)究资料丛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东欧戏剧史》等是代表性成果。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中,更不乏(fa)致力(li)于寻求与(yu)西(xi)方学术经典“接轨”之人,时有译作问世(shi)。
2019年,艺研(yan)院有意将一批既有专业背景,又有较强学术翻译能力(li)的本院学者组(zu)织起来,以集体(ti)项目(mu)的方式开展“当代西(xi)方表演艺术史论系列译丛”工作,以弥补(bu)国内学界对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外国理(li)论和前沿动态研(yan)究的不足。“译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sheng)。
问:《剑桥世(shi)界戏剧史》及“译丛”的编纂有哪些特点?进行了哪些创新?
彭 涛:“译丛”涵盖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li)、西(xi)班牙、俄国、爱尔(er)兰(lan)、日本、非洲、斯堪(kan)的纳维(wei)亚10个国家(jia)和地区的戏剧史,共14卷(juan),英、美各为3卷(juan),以区域国别为主进行划分。这套戏剧史的写作基本采用集体(ti)方式(除斯堪(kan)的纳维(wei)亚、爱尔(er)兰(lan)戏剧史以外)。正如《剑桥俄国戏剧史》主编罗(luo)伯特·利(li)奇所言,“本书所提供的并非某种新共识,作者和编者未必在所有问题上都持有相同观点”,每位作者都有其独立思考和表达,因而别具一格。
戏剧(Theatre)是贯穿整套书的概念,而戏剧文本创作(Drama)是其中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构成要素。《剑桥英国戏剧史》主编之一彼得·汤姆森认为:“一个国家(jia)的戏剧必然是某一时代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体(ti)现——甚至在对这种价值观持抵制态度时依然如此。”这是一种共识性认识,各位作者在写作时,坚(jian)持用“探照(zhao)灯而非泛光灯”去照(zhao)亮历史,并不局(ju)限于戏剧文本本身,而是通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思潮。
这套戏剧史还囊括了20世(shi)纪90年代至21世(shi)纪各国家(jia)和地区最前沿的当代戏剧发展概貌,一些观点与(yu)资料颇为新颖,堪(kan)称是一套资料翔实、具有学术创见的世(shi)界戏剧史著(zhu)作。
余节弘:《剑桥美国戏剧史》主编在前言中提到,丛书的编写过程充分关注了文艺评论、文化分析和表演理(li)论方面的研(yan)究动态。同时,本书在写法上力(li)求通俗易懂。
为了追踪戏剧的发展脉络,梳理(li)戏剧与(yu)历史、文化事(shi)件的关系,一些卷(juan)还专门做了大事(shi)年表,这都为学术研(yan)究提供了基础资料。此外,编者还尽可能地收(shou)集考古文献资料和最新研(yan)究成果,由此引出(chu)了多样的话题,比如对古罗(luo)马时期剧场石块垒建的研(yan)究,意在重现那个时期的戏剧演出(chu)方式;又如剧本和广告的印刷方式与(yu)戏剧传播的关系,这些都是大众读者能理(li)解和接受的内容。
问:在这套“译丛”中,每本都提到了戏剧在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ying)响。如何发挥(hui)好戏剧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
彭 涛:跨文化戏剧是近(jin)年来的学术热点现象。所谓跨文化戏剧就是利(li)用、融合其他文化的观念、手法的戏剧实践。最瞩目(mu)的现象是彼得·布鲁克、姆努(nu)什金(jin)、勒(le)帕施、泰莫等西(xi)方导演对古老亚洲戏剧传统(tong)的借鉴、使用。日本戏剧研(yan)究专家(jia)乔纳·萨尔(er)兹指出(chu):“引人注目(mu)的跨文化表演之道路不一定是笔(bi)直的,也不一定是可预测的,从描述跨文化表演所使用的语言之混乱(luan)就可以见到这一点。跨文化戏剧的相互影(ying)响被描述为杂交和混血(xue)、熔炉和炖(dun)菜、裂变和融合物、在源文化和目(mu)标文化之间筛(shai)选的沙漏瓶,以及十字(zi)路口。”
乔纳·萨尔(er)兹对跨文化戏剧表面繁荣、“硕果累(lei)累(lei)”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我们要警惕(ti)跨文化戏剧对不同文化浅表性的拼贴和移植。更进一步(bu),中国学者沈林在《刺目(mu)的盲点:再议(yi)“跨文化戏剧”》中说:“凭什么一提跨文化交流就非得是融汇(hui)中西(xi)?凭什么一提西(xi)方就非得英美?我国作为人类最古老文明之一,与(yu)世(shi)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传人本该息息相通。”沈林反对忽略(lue)欧美以外其他国家(jia)的戏剧,认为“不要闭口不谈波(bo)斯、天竺”,并继而提及几乎被忘却的“英特纳雄耐尔(er)戏剧”(International Theatre)。在我看来,中国戏剧史证明,我们一直在不断(duan)借鉴着(zhe)外来文化的养分,我们的视野,不仅要看向欧洲和西(xi)方,更要看向世(shi)界,“译丛”国别的多元性有助(zhu)于拓展我们的眼光。
陈 曦:王国维(wei)先生(sheng)在《宋元戏曲史》开篇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里的“文学”显然更为广义,涵盖了我们所说的艺术,戏剧自然也在其列。随着(zhe)数字(zi)信息时代的到来,娱乐多元化以及重视即时性、现场性、交互感(gan)的审美体(ti)验需求逐渐成为主流,加之戏剧与(yu)生(sheng)俱来的自然属性可以超越语言的差异和文化的隔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人类情感(gan)的共通,戏剧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大有可为。作为一种高度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如果我们的戏剧能够将对中华优秀传统(tong)文化的理(li)解恰当表达出(chu)来,向世(shi)界讲好中国故事(shi),让世(shi)界更多了解、理(li)解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以及生(sheng)活在这片热土(tu)上的人民的生(sheng)活与(yu)情感(gan),无疑会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问:鉴往知来,您(nin)认为未来戏剧艺术会朝哪些方向发展?
陈 曦:经典作品(pin)的本土(tu)化再创作仍是全球化背景下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更远的不说,大家(jia)对波(bo)兰(lan)戏剧导演陆帕《酗酒者莫非》《狂人日记》排演的探讨和思考还在持续,最近(jin)又开始了国内戏剧学者对契诃夫《海鸥》多版本演绎的热议(yi)。2024年乌(wu)镇(zhen)戏剧节开幕(mu)大戏《我们走吧》,是波(bo)兰(lan)导演瓦里科(ke)夫斯基对以色列剧作家(jia)汉诺(nuo)赫·列文《旅(lu)人》的改编,还有铃木忠志改编自欧里庇得斯原著(zhu)的《酒神狄(di)俄尼索斯》等,都很(hen)能说明问题。
但正所谓“太阳(yang)底下无新事(shi)”,再复杂的事(shi)情,如果能抓住核心和关键(jian),就仿佛攥住了打(da)开宝库的钥匙,一样有抵达目(mu)标的可能。我以为,不论古今中西(xi),破解经典作品(pin)本土(tu)化改编成功(gong)之作少这一难题的钥匙就在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ti)意识。不管对经典作品(pin)如何解构重构,不管借助(zhu)何种艺术手段,都不能丢失经典作品(pin)中表达人类共通情思的精神内核。
彭 涛:我赞同日本戏剧家(jia)蜷(juan)川幸雄的观点,“现在不被认可的戏剧将来会成为戏剧。这类戏剧已经可以初见端倪:角(jiao)色通过屏幕(mu)投影(ying)虚拟地存在,但也可以通过更复杂的界面,如智能手机屏幕(mu)。”蜷(juan)川幸雄认为,过去的戏剧形态仍然会存续,戏剧会在“鲜活的身体(ti)”的戏剧和“媒介(jie)的戏剧”这两级之间分化。
戏剧当然拥有未来,它“仍将是批评的艺术,是乌(wu)托邦的艺术,是审视这个世(shi)界和想象其他世(shi)界的最有效的模式”。在我看来,未来的戏剧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它一定是现场体(ti)验性的,是关于人、关于个体(ti)与(yu)共同体(ti)关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