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出(chu)生于美(mei)国的朱(zhu)迪斯·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专注于女性主义批评(ping)、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xue)和伦理(li)学(xue)等领域，被视为酷儿运动(dong)的理(li)论先驱。在《消解性别》中(zhong)，巴特勒第一次将目光放在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上，批判(pan)男女二元的性别框架，反驳各种形式的性别本质(zhi)论。

在巴特勒看来，性别规范有着两面性。一方面，如果(guo)没有一定的规矩(ju)，人们就无法相互理(li)解和承认，但另一方面，让日子过不下去的正是这些规矩(ju)，因(yin)此唯(wei)一可行的做法是让性别这个概念(nian)保持开放性和不可知性。书(shu)中(zhong)写道(dao)：“为了要(yao)生活，要(yao)好好生活，为了能够知晓(xiao)朝哪个方向前进才会改变我(wo)们的社会世界，我(wo)们需要(yao)规范；但是，我(wo)们也会受困于规范，有时规范会对我(wo)们施加暴力，而为了社会公正，我(wo)们必须反对它们。”正如巴特勒所说(shuo)：“批评(ping)的意义在于对束缚生活的规矩(ju)提出(chu)质(zhi)疑，好让生活方式具有更(geng)多的可能性。”

《消解性别》

在日常生活中(zhong)，“男性特质(zhi)”“女性特质(zhi)”都是常见的话术(shu)，但它们并不是一种固定标(biao)准(zhun)。你口中(zhong)的定义和七大姑八大姨很可能不同，甚(shen)至(zhi)完全相反，而在网络上，这样的碰撞(zhuang)更(geng)是常见。也就是说(shuo)，这些话术(shu)总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即使是某(mou)些看似“约定俗成”的概念(nian)，也处于漫长的被制造过程中(zhong)。

在这种情况下，“性别”的社会规范和一个完整的正常人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束缚，甚(shen)至(zhi)会衍生为政治问题。同性婚姻就是如此，正如书(shu)中(zhong)所言：“政治是由可理(li)解的话语(yu)构成的，它要(yao)求我(wo)们采取某(mou)个立场，不论这个立场是赞同还是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是，作为人和严肃(su)的规范性政治哲学(xue)及(ji)实践的一部分的批判(pan)性思考则要(yao)求我(wo)们探问，这到底为什么以及(ji)如何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决定什么会、什么不会在这里(li)成为有意义的政治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为什么‘成为政治’的前景恰恰依赖于我(wo)们在话语(yu)性地构成的二元结构中(zhong)操作（而不是探问）的能力，而且努力地不去知晓(xiao)性领域就是被迫受制于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呢(ne)？”

巴特勒继而将这一观点扩大到广义层面。她认为，如果(guo)将“理(li)解”视为主流社会规范下的结果(guo)，那么“一定程度上的不被理(li)解，并不是一件坏事”。

至(zhi)于应对之道(dao)，书(shu)名的“消解性别”就是巴特勒认为的正解。她认为，“为了成全自己，我(wo)们就必须先消解自己：我(wo)们必须成为‘存在’的更(geng)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创造出(chu)我(wo)们自己。”当然，这一点也存在悖论，“当性别规范开始在不同层次麻痹性别的能动(dong)性时，这个悖论就会加剧(ju)。”

“消解性别”被巴特勒视为女性主义的重要(yao)基础。她的“酷儿理(li)论”来自于李银河的翻译，英文即Queer，原(yuan)意为怪异的、怪癖的。在她看来，没有任何性取向来自某(mou)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仿佛演员(yuan)一般、不断变化的“协同表演”。基于这一理(li)论，巴特勒认为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zhong)的孤(gu)立是“异性规范化”的后果(guo)，社会性别亦非(fei)天生生理(li)身份的表现，而是人为规范化而成。

被规范的从来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虽然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着重于性少数群体，但若以为她笔下的“规范”仅仅针对少数人，那就低估了这本书(shu)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规范”，固然制造了基本秩序和伦理(li)，但反过来也是对人类的限(xian)制。对于女性而言，规训更(geng)是无处不在。

在现代文明社会，多数正常人会接受与(yu)包容各种少数群体，并不将之视为“异类”。虽然狭隘的人与(yu)观念(nian)依然存在，但在人类历史上，这已经是特立独(du)行者所面对的最好时代。

人类走到这一天着实不易，每一步都值得珍惜。仅仅在爱情层面，当人们习惯自由恋爱时，不要(yao)忘记就在一百多年前的中(zhong)国，盲婚哑嫁仍是主流，抗议不但无效，还会被指斥为忤逆(ni)不孝(xiao)，挣脱(tuo)家庭枷锁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千夫(fu)所指。

相比男性，女性选择离经叛道(dao)，前路会更(geng)加崎岖。哪怕到了17世纪，西方女性地位仍然极低，生活完全依附于男性，生活品质(zhi)取决于丈夫(fu)的地位。要(yao)想衣(yi)食无忧，只有两条路径：或者生来是贵族，或者嫁给贵族。当有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dao)的她们面临(lin)的命运极为艰难。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边(bian)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gu)事》中(zhong)就以三位女性为引(yin)线，借助各种档(dang)案、回忆录、自传、账本和画作等，剖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生活。

书(shu)中(zhong)的三位女性各有际遇。格莉克尔·莱布长于经商，写下七卷本自传，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玛利亚·梅里(li)安是艺术(shu)家和博物学(xue)家。她们都是普通女子，但又并不普通。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shui)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mu)亲的身份中(zhong)，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

《边(bian)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gu)事》

玛利亚·梅里(li)安精(jing)通水(shui)彩画和油画，还细心观察毛虫、蝇、蜘蛛及(ji)其他类似生物的习性。1692年，她因(yin)其离经叛道(dao)之举引(yin)发(fa)关注，“她抛下丈夫(fu)，前往魏沃特市(shi)的拉巴迪团体中(zhong)找寻平静。”这只是人生转向的开始，“她将满(man)载着标(biao)本从美(mei)洲航行归来，将出(chu)版她的伟大作品《苏里(li)南昆虫变态》，将进一步充实她的《欧洲昆虫》，将成为阿姆(mu)斯特丹的植物学(xue)家、科学(xue)家和收藏家圈子里(li)举足轻重的人物，直到1717年去世。”

格莉克尔·莱布的人生更(geng)难挣脱(tuo)，她12岁订婚，14岁结婚，30年间生了14个孩子，之后成了寡(gua)妇。虽然孤(gu)儿寡(gua)母(mu)，但她却也因(yin)为这意外挣脱(tuo)牢笼，利用手中(zhong)家业，做生意、放贷，成为那个时代的强悍女商人。更(geng)可贵的是，她在自传中(zhong)讲(jiang)述了许多故(gu)事，以此教育自己的孩子。在17世纪，她的教育已经极为超前，努力呼唤孩子的独(du)立性，将之置于父母(mu)权威(wei)之上。

至(zhi)于玛丽·居雅，她的内心折磨与(yu)宗教有很大关系。从全书(shu)脉络来看，宗教影响(xiang)着三位女性的选择，但并非(fei)决定性选择。她们分别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和新(xin)教徒，走上了同一条追求自我(wo)之路，并最终实现了自我(wo)价值，而且微(wei)微(wei)撼动(dong)了那个男性世界。

正是这三位在时人眼中(zhong)离经叛道(dao)的女性，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界：不管生在什么时代，被如何打压，遭遇多少不堪，“自我(wo)”仍然是作为“人”的最高追求。

但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在电影《西西里(li)的美(mei)丽传说(shuo)》中(zhong)，莫妮卡·贝(bei)鲁奇以绝世风姿成就了影史上的经典形象。但也正是因(yin)为这份动(dong)人心魄的美(mei)，才让影片尾声的摧毁美(mei)更(geng)加触目惊心。一个女性在战争期(qi)间的求生，在战后成了罪过，人们通过道(dao)德(de)谴责弱女子，掩饰自己曾(ceng)经的懦弱与(yu)不堪。

类似的事情在一战同样曾(ceng)经发(fa)生。《女性史：20世纪卷》中(zhong)写道(dao)：“成为妓女还是母(mu)亲？对于女性而言，性选择向来都介于两个极端(duan)对立的选项之间……在欧洲，对性的双重标(biao)准(zhun)却带上了爱国主义的色彩……不忠的妻子被贴上了不爱国的标(biao)签，尤(you)其是那些与(yu)战俘发(fa)生关系的人。她们在德(de)国媒体上受到嘲弄，并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在法国，法庭对通奸(jian)的妇女实行严厉的判(pan)决，对杀害了不忠妻子的士兵却宽(kuan)大处理(li)。”

与(yu)此同时，女性养活自己并不容易。书(shu)中(zhong)写道(dao)：“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高昂的战时工资，而在报酬(chou)较低的岗位工作的女性为其他行业较高的工资付出(chu)了代价。传统(tong)女性职业仍然收入微(wei)薄，尤(you)其是那些在家做工的女性。因(yin)为人们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最低工资法。”

从一战到二战，人们实际上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男人在外面丢的面子，回到家庭之后是要(yao)找回来的。面对战争也同样如此，在外受到创伤的男人，战后需要(yao)回到家庭重温其优越(yue)感。”

即使没有战争，在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至(zhi)今仍然存在。不少在外面打拼的男性，面对领导时唯(wei)唯(wei)诺诺，面对办公室复杂人际关系时忍(ren)气吞声，家才是唯(wei)一的宣泄渠道(dao)。因(yin)此，一战结束后，复员(yuan)军人的家庭暴力事件多到触目惊心。

所幸的是，这并不是20世纪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女性”身份彻底被重构和确立的时代。女性从静默的他者和被注视的客体，慢慢在大众媒体的影响(xiang)下开始融合汇(hui)聚，并在20世纪中(zhong)后期(qi)到达了一个文化认同的高潮。在媒介传播的影响(xiang)下，女性不再(zai)是世界一隅的孤(gu)立个体，而成为一个有着相似意识形态的集(ji)体。她们享有共同的审美(mei)爱好和世界观、价值观，具有更(geng)为趋同的女性特质(zhi)，女性事实上由复数逐渐(jian)向单数收缩。

在这个过程中(zhong)，女性反抗着父权制的枷锁，但在资本主义和商业媒介的合谋(mou)之下，她们也越(yue)来越(yue)陷入了另一种单一身份的陷阱。

法国史学(xue)家、年鉴学(xue)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乔治·杜比，主编了巨著《女性史》，“20世纪卷”是其第五卷。

《女性史》

书(shu)中(zhong)写道(dao)：“了解那些人生经历跨越(yue)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ge)命和独(du)裁统(tong)治的打击，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wo)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fei)如此。如果(guo)诞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ge)命旋涡之中(zhong)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东方集(ji)团瓦解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的概念(nian)，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ji)其他地区(qu)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wei)着什么呢(ne)？是男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xin)社会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xin)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du)特身份又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界？”

这些问题显然还没有足够稳定的答案，但变化显而易见。20世纪女性拥有和过往女性不一样的人生，取得的成就也是事实，包括投票权、生育风险的大幅降低、避孕措施和职场上的新(xin)机会等。

可这些“成就”同样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zhong)，有赞同和推(tui)动(dong)者，也有反对者，同时，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对女性进步运动(dong)的刻板认知，很容易让人忽视仍然存在的不公。审美(mei)层面的“规范”，也通过纤瘦的电影明星、模(mo)特和选美(mei)表现出(chu)来。

这导致“新(xin)女性”形象被固化：“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zhong)的女王，又是精(jing)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xin)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geng)加光鲜(xian)亮丽，但她们本质(zhi)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yin)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wang)的商品。”

被固化的女性，被“规范”的人生

对女性的固化，在婚姻层面呈现最为明显。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yu)资本主义》一书(shu)中(zhong)就写道(dao)：“婚姻市(shi)场对女性的局限(xian)性极强，比如说(shuo)女性不能有过多的异性朋友，不能有过于频繁的社交活动(dong)，不能主动(dong)去追求性。一个主动(dong)的女生意味(wei)着她是婚姻市(shi)场外的‘社会女性’，不配作为结婚考虑对象，是被玩(wan)弄宣泄的对象。而一个男性在步入婚姻前与(yu)这样的‘社会女性’游戏(xi)，而到谈论婚姻时要(yao)求婚配的女性是白纸一张。这种风气往越(yue)小越(yue)偏远的地区(qu)越(yue)严重。”

上野千鹤子还曾(ceng)写道(dao)：“对子宫的统(tong)治本来就是围绕出(chu)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he)心问题。”

如果(guo)探究问题的根本，那么上野千鹤子的另一个发(fa)问或许更(geng)为关键(jian)：“原(yuan)本革(ge)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guo)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直至(zhi)今日，它仍然没有答案。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ji)对立，以至(zhi)于容易被忽略。在日常生活中(zhong)，这种被忽略甚(shen)至(zhi)被“自然化”的对立无处不在。比如对性的看法就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伦理(li)要(yao)求女性不能看也不能触碰自己的性器官(guan)，在这一要(yao)求之下，明明是自己的身体，对女性而言却是最为疏远的陌生之物。这样的伦理(li)要(yao)求，直到今天仍有巨大市(shi)场，许多女性仍误(wu)以为对性的无知是“可爱”的表现，甚(shen)至(zhi)谈“性”色变。

其实这一切的本质(zhi)是经济问题，《父权制与(yu)资本主义》如同一把手术(shu)刀(dao)，所剖开的是近现代社会的性别经济结构。

成书(shu)时的1990年，正是日本泡沫(mo)经济破灭，开启(qi)“失去的三十年”之时，普通家庭无法承受高昂的市(shi)场化外包服(fu)务，因(yin)此出(chu)现了越(yue)来越(yue)多的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带来了一个新(xin)的问题：她们在家操持家务，却没有相应收入，许多男性回到家，往往还会来一句“你呆在家里(li)什么也没干”。

这恰恰反映了父权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男性对女性劳动(dong)力的统(tong)治。这种统(tong)治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费用的不平等，比如男性在外工作养家，当然很辛苦，但如果(guo)将女性在家操持家务所耗(hao)费的时间与(yu)精(jing)力，对应为市(shi)场化费用（可以想想市(shi)场上月嫂和保姆(mu)的收入标(biao)准(zhun)，还有教师的收入标(biao)准(zhun)），很多男性的收入甚(shen)至(zhi)无法承担这笔费用。与(yu)此同时，女性的牺牲也非(fei)常大，她们或者告别职场，很难重返(fan)，或者要(yao)牺牲事业，升职比男性更(geng)困难。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比较并不合理(li)，因(yin)为古代女性根本不出(chu)去工作，“男主外女主内”是传统(tong)，如今的全职妈妈，或者职场女性的家庭付出(chu)，不过是对传统(tong)的继承，并不是一种新(xin)的剥夺。这个说(shuo)法当然是荒谬的，因(yin)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依托，就是机器化生产、市(shi)民社会和教育普及(ji)，它必然使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参与(yu)社会事务并参与(yu)社会生产，也必然会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传统(tong)。但与(yu)此同时，父权制的存在，使得男性多少成为获益者，往往可以享受女性“内外兼顾(gu)”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现代社会继承了传统(tong)社会的一种观念(nian)，即刻意强调女性的爱与(yu)母(mu)性。这种将女性推(tui)上神坛的价值观，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shu)一般的真理(li)。但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shuo)，这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zha)取女性劳动(dong)的意识形态机制”。既然爱是“无条件付出(chu)”，母(mu)性是“隐忍(ren)和牺牲”，那么就可以等同于无价值劳动(dong)。它们看似对女性的赞美(mei)，实际上遮蔽了女性被剥削(xue)、被压迫的地位。

即使无数人曾(ceng)提出(chu)女性的“自主权”，但正如《消解性别》中(zhong)所言：“任何一个自主权的概念(nian)都有着局限(xian)。自主权实际上是在社会条件制约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那些社会工具可以赋权，但也具有约束力，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功能同时发(fa)挥着作用。”

不管是否认同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zhong)提及(ji)的“规范”，都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规范就是那种决定了‘可理(li)解的’生活、‘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的东西。如果(guo)我(wo)们违背这些规范，就很难说(shuo)我(wo)们是否还能生活下去、是否还应该生活下去，我(wo)们的生活乃至(zhi)生命是否还有价值、是否能变得有价值，我(wo)们的性别是否是真实的、是否能被看作是真实的。”

上野千鹤子所批判(pan)的父权、所揭露的女性被剥削(xue)的隐藏事实，都以这样的“规范”而呈现。具体在社会层面，它被渲染为“女人一定要(yao)结婚”“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等常见话语(yu)。无数人选择“适(shi)应”，但这并不意味(wei)着《消解性别》中(zhong)提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可行。事实上，开放的心态和认知，永远是人类进步的倚仗，在性别问题上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