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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jia)刘心武近照。
小(xiao)说按(an)篇幅一般分为小(xiao)小(xiao)说、短篇小(xiao)说、中篇小(xiao)说和(he)长篇小(xiao)说。长篇小(xiao)说这个体裁很重(zhong)要。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jia)热衷于长篇小(xiao)说的(de)写作，最后在文学史上占有席位(wei)。当然，也有的(de)作家(jia)一生未写长篇小(xiao)说，但在文学史上不但占有席位(wei)，而且成为文学创作高峰。比如俄罗斯作家(jia)安东·契诃夫(fu)、我们(men)自己民族的(de)鲁迅。
我是从小(xiao)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而且很早就尝试投稿。前几(ji)年经常(chang)有记者问我：“刘老师，您能不能谈(tan)一谈(tan)您的(de)处女作《班主任》发表的(de)前后情况？”我只好解释，这不是我的(de)处女作，《班主任》1977年发表，我的(de)处女作1958年就发表了。那年我16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我的(de)第(di)一篇文章，是对苏联小(xiao)说《第(di)四十一》的(de)评论。
2012年我出版了文存，收进了从1958年到2010年我的(de)所有作品。我把《班主任》之前的(de)这些文字收为一本，叫做《懵(meng)懂集》。《班主任》之前，我的(de)写作都是懵(meng)懵(meng)懂懂的(de)，《班主任》是我个人的(de)一次觉醒。
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了一场中长篇小(xiao)说作家(jia)座谈(tan)会。那次会议上，茅盾先生鼓励中青年作家(jia)在写出了优秀的(de)短篇小(xiao)说和(he)中篇小(xiao)说后，要尝试长篇小(xiao)说的(de)创作。当时我只发表过短篇小(xiao)说，开始写中篇小(xiao)说，还没打算写长篇。会上茅盾先生来了一句——现在这个声(sheng)音还在我耳边(bian)回响——“刘心武来了吗？”我立刻站起来，和(he)茅盾先生四目相(xiang)对。我们(men)对视的(de)时间(jian)只有几(ji)秒，但他的(de)眼神给(gei)我的(de)滋养非常(chang)丰富，既有关心，也有鼓励，还有期望，我感(gan)动(dong)极(ji)了。自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写长篇。
写长篇小(xiao)说面临(lin)两个最重(zhong)要的(de)问题(ti)，第(di)一是写什(shi)么？第(di)二是怎么写？首先解决写什(shi)么。当时我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jia)。思来想(xiang)去，我要写北京市民生活。因为我熟悉。我1950年8岁时跟随父母(mu)从重(zhong)庆来到北京，从此就一直定居北京。
当时要求深入生活，需要蹲(dun)点。我去了东四人民市场。那里原本是一座寺庙，名为隆福(fu)寺，前门(men)在隆福(fu)寺街，后门(men)位(wei)于钱粮胡同。我少年时代就住(zhu)在钱粮胡同，上小(xiao)学和(he)中学都要穿过隆福(fu)寺，目睹它从一个寺庙变成了一家(jia)百货商场。
商场开门(men)之前，我就和(he)售货员一起去仓(cang)库里搬(ban)货、补(bu)货，然后上柜台售货，商场关门(men)了之后继续盘(pan)点、清货，参与了商场营业的(de)全过程，也接触(chu)到营业期间(jian)在售货员、顾客(ke)之间(jian)发生的(de)各(ge)种各(ge)样的(de)故事。跟售货员熟悉之后，我还得寸进尺地提出去人家(jia)家(jia)里看看。售货员就带我去他们(men)居住(zhu)的(de)四合(he)院里，这样我就对胡同、杂院有了更多的(de)接触(chu)。我深入生活的(de)触(chu)角越来越多，生活积累越来越丰厚。
题(ti)材就这样确定了——北京市民生活。但这只是我要写的(de)内(nei)容(rong)，并不能算“写什(shi)么”这个问题(ti)的(de)全部回答。我究竟要通过这部作品探索(suo)和(he)表达什(shi)么呢？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象征性的(de)符码——钟鼓楼。
钟鼓楼位(wei)于北京城(cheng)中轴线最北端(duan)，是两座明代修建的(de)古老建筑，用于报时，具有充分的(de)符码性。我写北京市民生活，而且我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he)起来写，探讨时间(jian)的(de)意义：时间(jian)流淌过城(cheng)市，就形成了历史；时间(jian)淌流过个体，就构成了命运。《钟鼓楼》前面有题(ti)词：“谨(jin)将(jiang)此作呈献在流逝的(de)时间(jian)中，已经和(he)即(ji)将(jiang)产(chan)生历史感(gan)的(de)人们(men)”，我要在作品中表达一种“历史感(gan)”。
“写什(shi)么”的(de)问题(ti)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写”。关于“怎么写”，我有一些体会。我认为写小(xiao)小(xiao)说要注重(zhong)情趣，以情趣取胜；短篇小(xiao)说开始容(rong)纳(na)思想(xiang)，需要有一个好的(de)主题(ti)；中篇小(xiao)说前两点都得有，还要把握(wo)整个文本的(de)情调。我揣摩鲁迅的(de)小(xiao)说，就特(te)别重(zhong)视他每(mei)篇小(xiao)说所形成的(de)不同的(de)叙述调式，例如《狂人日(ri)记》是亢奋、激昂的(de)调式：“赵家(jia)的(de)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救救孩子！”例如《伤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de)悔恨(hen)和(he)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初(chu)春(chun)的(de)夜，还是那么长”，则是惆(chou)怅、哀怨和(he)忏悔的(de)调式。
长篇小(xiao)说最要紧的(de)是结构问题(ti)。中外有很多优秀作品的(de)结构都可以参照。如“串珠式”，把“我”的(de)人生中一些重(zhong)要的(de)生命片段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例如英国作家(jia)狄更斯的(de)《大卫·科波菲尔》。还有一种我将(jiang)其称为“登楼式”，法国作家(jia)罗曼·罗兰的(de)《约翰·克利斯朵夫(fu)》就是这样写的(de)：主角在少年时代初(chu)尝情感(gan)的(de)甜美，这是一个台阶(jie)，后来他进入音乐界(jie)，与父亲一起去宫廷(ting)演奏，一级一级往上升，最后到了巴黎，进入西方最重(zhong)要的(de)文化场所，谱出伟大的(de)乐章。此外还有“横剖式”等。阅读了大量作品后，我最想(xiang)学习的(de)是李劼人《死水微澜》的(de)结构，我将(jiang)其称为“编辫式”，三个主要人物(wu)的(de)命运纠缠、扭结在一起，就好像把三缕头发编成一条美丽的(de)辫子。
但到头来我不想(xiang)模仿前人的(de)既有结构，我应该在结构上创新(xin)。我最后独创了一个结构，我将(jiang)其称为“橘瓣式”。
在人物(wu)设置上，我参照张择端(duan)的(de)《清明上河(he)图》。《清明上河(he)图》中有很多人物(wu)，你找不出哪(na)个人物(wu)是主角，但你能找到每(mei)个片段里的(de)主角。例如船过虹桥那段，船上的(de)船夫(fu)就是主角。我将(jiang)《钟鼓楼》的(de)故事设置在1982年12月12日(ri)早上5点到下午5点，空间(jian)是钟鼓楼下的(de)普通四合(he)院。这个四合(he)院里有十来户人家(jia)，每(mei)一户人家(jia)就好比一个橘子瓣，具有相(xiang)对的(de)封闭性，面临(lin)着自己的(de)问题(ti)。但是他们(men)住(zhu)在一个院子里，就像橘子瓣合(he)拢之后构成了一个总体。
橘子瓣还需要有橘子皮包裹。橘子皮是什(shi)么？就是一场婚(hun)礼。这场婚(hun)礼把整个四合(he)院的(de)人家(jia)都牵连进去，还把院外的(de)人也吸进来了。2021年，美国亚马逊穿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de)《钟鼓楼》英译(yi)本，译(yi)名为《The Wedding Party》，即(ji)《婚(hun)礼派对》。我同意这样的(de)译(yi)法。
《钟鼓楼》是我的(de)第(di)一部长篇小(xiao)说，获得了第(di)二届(jie)茅盾文学奖。我在茅盾先生的(de)鼓励下，一直坚持长篇小(xiao)说的(de)写作，后来又写了《四牌(pai)楼》《栖凤楼》，与《钟鼓楼》构成“三楼系列”，还写了《风(feng)过耳》，本世纪(ji)又推出了《飘窗》《邮轮(lun)碎片》。我坚持与时代同步，以小(xiao)说形式为社会进程留痕，在人性探索(suo)、人生意义的(de)追问以及结构创新(xin)、文本韵味(wei)方面都努力下功夫(fu)。
多年来，我在文学大观园里始终没有消失，在默默劳作。我在写作上追求美，同时也包容(rong)自己，不追求完美。我是小(xiao)小(xiao)的(de)、米粒(li)大的(de)苔花，但是我也开放，我要努力把自己绽圆了。
《 人民日(ri)报 》（ 2025年02月19日(ri)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