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一百多年(nian)前美国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mian)庞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qi)中之一。豪是时(shi)任克利(li)夫兰市市长汤(tang)姆·L.约(yue)翰逊的幕僚(liao)，他们共同成(cheng)就了这座城市，使之被誉为改革年(nian)代的明星城市。1925年(nian)，豪出版(ban)了一本著作《一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xiang)细描述了内战(zhan)后几十年(nian)里他作为改革者所(suo)经(jing)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起。在(zai)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是宗教、政(zheng)治还是经(jing)济的——都是常态(tai)。再写到(dao)巴尔的摩(mo)、克利(li)夫兰和纽约(yue)，他在(zai)这些城市参与进步时(shi)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zhan)和战(zhan)后的红色恐(kong)慌(huang)期间政(zheng)府的镇压行动带给(gei)他的幻灭感。在(zai)政(zheng)治抱负和非政(zheng)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间挣扎，豪摸(mo)索都市政(zheng)治的道(dao)路(lu)带着困(kun)惑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ji)公民改革的典型特(te)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ji)的美国及其(qi)人民未能引(yin)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dao)的社(she)会的失望。但他判断，改革将不断重新开启。

在(zai)《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出版(ban)三十年(nian)之后，美国历史学(xue)家理查(cha)德·霍(huo)夫施(shi)塔特(te)发表了《改革年(nian)代：从布赖(lai)恩到(dao)富兰克林·D.罗斯福(fu)》（以下简称《改革年(nian)代》）。该书(shu)自出版(ban)以来备(bei)受赞誉和批评。称赞者认为霍(huo)夫施(shi)塔特(te)关于(yu)镀(du)金时(shi)代和进步时(shi)代至关重要问题上的看(kan)法(fa)过去是、现在(zai)仍然是正确的。批评者则关注霍(huo)夫施(shi)塔特(te)对民粹(cui)主义、反犹太(tai)主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意他的地位革命论。无论怎样，《改革年(nian)代》向(xiang)人们展(zhan)示了一段(duan)复杂的美国历史时(shi)期，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象所(suo)未能捕捉到(dao)的”，霍(huo)夫施(shi)塔特(te)对改革的研究(jiu)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yu)改革的时(shi)代，霍(huo)夫施(shi)塔特(te)表现出温和的现时(shi)主义。他在(zai)《改革年(nian)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zhan)到(dao)1890年(nian)代这段(duan)美国历史，可以看(kan)成(cheng)一个主要以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zheng)治保守主义为主题的时(shi)期，以此类推(tui)，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即大致从1890年(nian)代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结束的这段(duan)历史，则可视为一个改革的时(shi)代。“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的说法(fa)表明霍(huo)夫施(shi)塔特(te)认为自己所(suo)处的时(shi)代与改革年(nian)代十分接近，甚至改革在(zai)长时(shi)段(duan)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hong)潮，尽管在(zai)1890年(nian)发生过大规模(mo)的回涌，在(zai)1920年(nian)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二十世纪大部分时(shi)间里的美国政(zheng)治奠定了基调。霍(huo)夫斯塔特(te)将过去六十五年(nian)里的改革运动分为三个阶段(duan)，其(qi)中两个阶段(duan)几乎(hu)是前后接续的：首(shou)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qi)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nian)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nian)布赖(lai)恩的总(zong)统竞(jing)选；接着是进步主义运动，覆盖时(shi)间约(yue)为1900到(dao)1914年(nian)；最后是“新政(zheng)”，其(qi)最具活力(li)的阶段(duan)集中在(zai)1930年(nian)代的几年(nian)中。霍(huo)夫施(shi)塔特(te)接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shu)的目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nian)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动那些熟悉的故事重新讲(jiang)一遍(bian)，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shi)代的角度进行新的分析。霍(huo)夫施(shi)塔特(te)也非常清楚，过于(yu)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zai)于(yu)因过度聚焦于(yu)当下，而丧(sang)失了对历史真实性的确切认知”。毫无疑问，《改革年(nian)代》充斥着作者对现时(shi)政(zheng)治的担忧。他在(zai)1960年(nian)的一次采访中曾说：“我之所(suo)以成(cheng)为一名历史学(xue)家，是因为我参与了当代问题的研究(jiu)。”或许正是因为他坚定地贯彻现时(shi)主义，使他认定1890年(nian)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们对于(yu)对称性和历史延续性的渴望，会使得(de)改革的要求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豪的想法(fa)不谋而合。

豪与进步时(shi)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在(zai)战(zhan)前认为思想和信息比利(li)益更强大，运用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促进社(she)会福(fu)祉。霍(huo)夫施(shi)塔特(te)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对改革的意义。关于(yu)“进步主义”，霍(huo)夫施(shi)塔特(te)指的是1900年(nian)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xiang)于(yu)针砭时(shi)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fan)的心理冲动；到(dao)了这一时(shi)期，农民抗议(yi)这条小溪流已变成(cheng)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she)会、经(jing)济改革的中产阶级(ji)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zhang)的热情增(zeng)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ta)的流向(xiang)。作为一种改革思想，进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xue)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jing)成(cheng)为一个由大企业和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国家这一认识的一系列多样化回应。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xiao)和更广泛(fan)的市政(zheng)权力(li)的运动，削弱(ruo)垄断公司对州立法(fa)机构(gou)的控制。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tui)动政(zheng)治进程民主化，削弱(ruo)政(zheng)党组织，要求妇女(nu)选举权，扩大政(zheng)府监管企业的权力(li)，以及通过社(she)会福(fu)利(li)立法(fa)等。这场运动的主旋(xuan)律是重建一种经(jing)济个人主义和政(zheng)治民主，人们普遍(bian)相信这些东西在(zai)美国曾一度存在(zai)，只(zhi)是已经(jing)为大公司和腐(fu)败的政(zheng)治机器所(suo)毁灭；在(zai)重建这些理念的同时(shi)，也要寻(xun)回某种道(dao)德感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为也已丢失了。改革的冲动来自人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业已存在(zai)美国过去社(she)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yu)利(li)益追求。

理查(cha)德·霍(huo)夫施(shi)塔特(te)

霍(huo)夫施(shi)塔特(te)进而揭示，是关于(yu)社(she)会地位的认知而不是利(li)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人群变成(cheng)进步派。他认为，主要并不是因为经(jing)济剥(bao)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zai)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nian)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在(zai)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shi)代苦难(nan)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yu)社(she)会威望和权力(li)的分配模(mo)式发生了变化。回到(dao)1870年(nian)前后，那时(shi)财富、地位和权力(li)在(zai)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li)，在(zai)很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bian)。在(zai)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分量的年(nian)代，小店(dian)主、制造业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mu)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霍(huo)夫施(shi)塔特(te)最后得(de)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she)会发生重大变革之时(shi)，大部分知识分子(zi)、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ceng)，总(zong)能看(kan)清事态(tai)走向(xiang)，于(yu)是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ceng)在(zai)其(qi)中起到(dao)的作用比在(zai)进步主义运动中还要大。无疑，这些知识分子(zi)和专门职业者之所(suo)以支持进步主义事业，一部分原因和中产阶级(ji)里的其(qi)他成(cheng)员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所(suo)在(zai)职业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she)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地位革命给(gei)他们的社(she)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zai)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kan)法(fa)。

然而，改革的事实往往证明：利(li)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li)夫兰、芝(zhi)加哥、纽约(yue)等城市的进步主义改革实践表明，虽然许多商(shang)业和专业人士准(zhun)备(bei)投入时(shi)间、精力(li)和金钱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li)益受到(dao)威胁，他们会退缩并变得(de)敌对。霍(huo)夫施(shi)塔特(te)在(zai)评论反托拉(la)斯运动时(shi)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qi)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la)斯运动取得(de)的直接实质性成(cheng)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历经(jing)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zhi)收获了微末的成(cheng)果。

应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yu)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来成(cheng)为进步派的改革主张，甚至被两党拿过去、写进党的纲领。或许是改革时(shi)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te)点使得(de)霍(huo)夫施(shi)塔特(te)被诟病为“模(mo)棱两可之王”，从他在(zai)《改革年(nian)代》的文字里可见到(dao)他的矛盾心理。批评者不满于(yu)他对直接民主改革的摒(bing)弃，但与其(qi)说是摒(bing)弃，毋(wu)宁(ning)说是模(mo)棱两可、未予(yu)置评。譬(pi)如对于(yu)直接初选制、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早期改革成(cheng)就，霍(huo)夫施(shi)塔特(te)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zai)于(yu)以往纯真年(nian)代的那种大众政(zheng)府”。“想象的”“纯真年(nian)代”这类词汇似乎(hu)暗示霍(huo)夫施(shi)塔特(te)并不看(kan)好这些政(zheng)治改革目标。在(zai)评价西奥多·罗斯福(fu)时(shi)，霍(huo)夫施(shi)塔特(te)认为，罗斯福(fu)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步主义领导者，他们真实的内心冲突是高度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有必要在(zai)建立社(she)会秩(zhi)序的过程中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激进路(lu)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cheng)为进步派。这里指明进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huo)夫施(shi)塔特(te)又清楚地意识到(dao)，老罗斯福(fu)时(shi)代的典型进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社(she)会主义者们进行着一种宽容的、互(hu)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于(yu)他们的半无产阶级(ji)性质，他们比较同情劳工。他们经(jing)受了“社(she)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一……无论社(she)会中生活安逸的人们在(zai)心理上是更认同那些成(cheng)功人士的权威和成(cheng)就，还是更加牵(qian)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和苦难(nan)。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步派的宣传鼓动，使得(de)人们的同情心在(zai)社(she)会层(ceng)面(mian)上是向(xiang)下的，而非向(xiang)上的”。这与民主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huo)夫施(shi)塔特(te)反民主的指责似乎(hu)站不住脚(jiao)。

矛盾性也体现在(zai)改革者身上。霍(huo)夫施(shi)塔特(te)分析了所(suo)有的专门职业和行业中的律师行业，他认为很多律师身上都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mian)他们为商(shang)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mian)，在(zai)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yu)进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gou)成(cheng)，都产生了深(shen)远影响。很多律师参与进步主义政(zheng)治，是因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法(fa)律顾问，他们必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shao)律师是由于(yu)从自己所(suo)在(zai)行业的变迁中，感受到(dao)了那种广泛(fan)存在(zai)的改革诉求的冲击力(li)。所(suo)以，进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qi)目标不是社(she)会结构(gou)的剧(ju)烈变革，而毋(wu)宁(ning)是形成(cheng)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xiang)变革，并且是导向(xiang)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dao)。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qi)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zai)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shi)准(zhun)备(bei)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

实际上，对于(yu)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改革议(yi)题、中产阶级(ji)的分化，及至新政(zheng)时(shi)期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huo)夫施(shi)塔特(te)在(zai)《改革年(nian)代》的前言中阐(chan)明了原因。他认为，移民的需求和本地人的情绪，两相冲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yi)的政(zheng)治伦理体系。霍(huo)夫施(shi)塔特(te)分析了它(ta)们的性质及相互(hu)影响。第一种建立在(zai)扬基-新教的本土政(zheng)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ji)生活的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地参与公共事务；这套伦理认为，跟从前相比，政(zheng)治生活在(zai)满足个人需求之余，更应该超越(yue)个人需求，在(zai)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bian)原则与抽象规律；这套伦理也表达了一种普遍(bian)的感受，即认为政(zheng)府天然地应当努力(li)敦促个人生活的道(dao)德化，而经(jing)济生活也应当致力(li)于(yu)个人品格的磨砺与发展(zhan)。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bei)景为基础，移民们对于(yu)独立的政(zheng)治行动不甚熟悉，对于(yu)等级(ji)和权威却相对熟悉，由于(yu)背(bei)井(jing)离乡的身份，他们也常常面(mian)临各种紧急需求；这套伦理认为个人的政(zheng)治生活理所(suo)当然地是产生于(yu)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zheng)治和公共关系解(jie)释(shi)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实于(yu)抽象的法(fa)律或道(dao)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xiao)忠关系更为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zheng)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zai)这套价值关系之上。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道(dao)德高尚的新教社(she)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政(zheng)客和移民大众。因之，对霍(huo)夫施(shi)塔特(te)而言，改革只(zhi)能是社(she)会各阶层(ceng)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qi)中充满矛盾甚至相悖的改革议(yi)题。

霍(huo)夫施(shi)塔特(te)有强硬的道(dao)德政(zheng)治立场，但他对进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改革派的整(zheng)套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tai)，该心态(tai)的基础在(zai)于(yu)一个本质上是健(jian)康的社(she)会；该心态(tai)所(suo)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zai)于(yu)如何能让一个经(jing)济体成(cheng)功应对经(jing)济崩溃(kui)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是在(zai)一个合理的运行秩(zhi)序中，促进该经(jing)济体的民主化。设法(fa)令一个经(jing)济体恢复繁荣，归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在(zai)“新的机会主义”中，霍(huo)夫施(shi)塔特(te)揭示改革派的优势：在(zai)于(yu)他们可以唤醒道(dao)德情绪，谴(qian)责不公，将整(zheng)个社(she)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而保守派更倾向(xiang)于(yu)将其(qi)合法(fa)性建立在(zai)制度的连(lian)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进步主义到(dao)新政(zheng)，中产阶级(ji)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liao)新政(zheng)派与道(dao)德进步派之间形成(cheng)鲜明对比，霍(huo)夫施(shi)塔特(te)在(zai)此写道(dao)：自由派捍卫(wei)大公司和产业集中这一奇特(te)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yu)进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将经(jing)济生活理解(jie)为一个展(zhan)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派似乎(hu)完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期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de)注意的似乎(hu)是这种道(dao)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huo)夫施(shi)塔特(te)认为瑟曼·阿诺德是二战(zhan)前最具创造力(li)的政(zheng)治知识分子(zi)，但他认为从阿诺德使用的术语来看(kan)，阿诺德的价值体系与美国进步主义的经(jing)典价值之间已经(jing)有了相当的距离。霍(huo)夫施(shi)塔特(te)认为，进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fa)律、品格、良知、灵魂(hun)、道(dao)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德书(shu)中的关键词，则是需求、组织、人道(dao)主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主义、规训、士气、技能、专家、习惯、实用和领导力(li)等。前者令人联(lian)想到(dao)进步主义运动的道(dao)德与知识根源，这些根源可以追溯到(dao)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后者揭示的价值乃是从经(jing)济危机和官僚(liao)制的必要需求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huo)夫施(shi)塔特(te)在(zai)他所(suo)著的《进步主义历史学(xue)家》一书(shu)中有一句话：“现时(shi)意识虽然造成(cheng)了主要错误，但通过智识发现，其(qi)往往也是获得(de)新见解(jie)的主要途(tu)径——错误和曲解(jie)并非出自一意孤行，而毋(wu)宁(ning)是拉(la)帮结派的结果。解(jie)释(shi)性历史学(xue)家最好的状态(tai)是，带着对未来热情的关切回到(dao)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huo)夫施(shi)塔特(te)以其(qi)对道(dao)德政(zheng)治的关切描绘(hui)了承受着地位焦虑的那一代人的群像，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nian)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nian)代及六十年(nian)代显然有不同的剧(ju)本，也不会如霍(huo)夫施(shi)塔特(te)说出“刚刚过去的这个时(shi)代”那般轻松。但进步时(shi)代、新政(zheng)、二十世纪六十年(nian)代都始于(yu)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的信念——过时(shi)的思想和政(zheng)策(ce)将被新思维取代的时(shi)刻已经(jing)来临；特(te)权和不公正的堡垒(lei)将让位于(yu)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无论如何，在(zai)若干年(nian)里，改革的要求都会在(zai)立法(fa)和制度上得(de)到(dao)体现。如果历史学(xue)家无法(fa)停止(zhi)将过去和现在(zai)混为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持续进行，或者相信人们会主动出击，将改革进行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渐远的改革年(nian)代，黯然神伤、唏嘘慨叹。化用霍(huo)夫施(shi)塔特(te)的话来说，对于(yu)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duan)曾是黄金时(shi)代的人们，我们怀有一份真实的同情，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要比我们好得(de)多。然而，真正地回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们所(suo)珍惜的那份希望，去欣赏(shang)他们那份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的我们已经(jing)办不到(dao)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yin)文皆出自中文译本理查(cha)德·霍(huo)夫施(shi)塔特(te)：《改革年(nian)代》，王禹(yu)译，商(shang)务印书(shu)馆2023年(nian)版(ban)；英文版(ban)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