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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章句集注》书影,国家图(tu)书馆藏宋刻(ke)本 作(zuo)者供(gong)图(tu) |
□ 周春健
所谓《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zhong)庸(yong)》四部儒学典籍。但倘进一步(bu)追究,“四书”之名又不确切,因(yin)为《大学》《中(zhong)庸(yong)》原本是《礼记》中(zhong)的两篇(pian)文章,不能称为“著作(zuo)”。其实,四部书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也有人说《礼记》是西(xi)汉人所作(zuo)),但那时都是各自独立(li)流传的,尚无(wu)“四书”之说,《四书》的汇(hui)集经历(li)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南宋朱熹在前人基础上将四部书汇(hui)集在一起,并(bing)加注释,成《四书章句集注》,才正(zheng)式有了“四书”之名。
壹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ti)著作(zuo),是孔子及其少数(shu)弟子的言行录,大概成书于(yu)春秋末战国初(chu)。《汉书·艺文志(zhi)》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yu)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men)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一书,非成于(yu)一手(shou),非成于(yu)一时,最后(hou)的编定者可能是曾子、有子的学生,因(yin)为书中(zhong)凡涉曾子、有子处(chu)皆称“子”。《论语》流传到汉代共有三(san)种版本,即所谓“古论语”“齐(qi)论语”“鲁论语”。三(san)种版本均(jun)已亡佚,目前我们见到的本子是以“鲁论语”为基础,兼采“齐(qi)论语”而成的“张侯(禹)论”。从著述体(ti)式角度讲,《论语》起初(chu)并(bing)不是“经”,而是作(zuo)为对“经”进行进一步(bu)阐说的“传”。战国及汉初(chu)时,地位并(bing)不太高。汉文帝时,将《论语》《孝经》《尔(er)雅》《孟子》立(li)于(yu)学官,设“传记博士”。汉武帝后(hou),《论语》地位逐渐升高,从“传”升格为“经”,列(lie)“七经”之一。唐初(chu)“九经”暂时未列(lie),但唐文宗时的“十二(er)经”直至(zhi)宋代“十三(san)经”皆置,而且其地位随着《四书》的结集而达到极致,对后(hou)世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
《孟子》是一部有意创(chuang)作(zuo)的对话体(ti)著作(zuo),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zuo)之一。关于(yu)作(zuo)者,古今有三(san)种说法:一为孟子自作(zuo),二(er)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sun)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san)为孟子与弟子共作(zuo)。《四书》当中(zhong),《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li)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后(hou)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chuang)。汉初(chu),由于(yu)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li)“《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hou)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志(zhi)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运动大的学术背景在于(yu)肇(zhao)始于(yu)中(zhong)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xun)诂(gu)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yin)而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xun)诂(gu)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qi)沉沉,需要更新;就外部原因(yin)而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ji),使原有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zheng)是这一背景下(xia)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zhong)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li)了韩(han)愈、孙(sun)复(fu)、石(shi)介、二(er)程、张载、王安石(shi)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宣(xuan)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书首次被刻(ke)成石(shi)经,列(lie)为“十三(san)经”之一。而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zhong)庸(yong)》并(bing)列(lie),汇(hui)集而成《四书》,影响(xiang)中(zhong)国古代社会几百年。至(zhi)此,宣(xuan)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hou)的目录学著作(zuo)皆将其列(lie)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yu)元文宗至(zhi)顺元年(1330)被加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xiao)戴礼记》的第42篇(pian),是一篇(pian)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为,《大学》的作(zuo)者是孔门(men)弟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han)愈之前,《大学》只是作(zuo)为《礼记》一篇(pian),并(bing)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行的本子。韩(han)愈作(zuo)《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段,《大学》一篇(pian)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zhong)单独抽出并(bing)为之作(zuo)注的,是北宋司(si)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卷。而真(zhen)正(zheng)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shu)二(er)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nai)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之门(men),无(wu)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pian)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er)程还为《大学》改定次序(xu),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er)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使之独立(li)于(yu)《礼记》体(ti)系之外。至(zhi)朱熹,《大学》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zuo)章句,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及《中(zhong)庸(yong)》二(er)篇(pian),不仅单独刊行,而且独立(li)于(yu)《礼记》体(ti)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ti)系。
《中(zhong)庸(yong)》是《小(xiao)戴礼记》第31篇(pian),讲的是儒家的处(chu)世哲学。所谓“中(zhong)庸(yong)”,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zhong),不易之谓庸(yong)。中(zhong)者,天下(xia)之正(zheng)道;庸(yong)者,天下(xia)之定理。”朱熹释曰:“中(zhong)者,不偏不倚(yi)、无(wu)过不及之名。庸(yong),平常也。”《中(zhong)庸(yong)》的作(zuo)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孙(sun)子思。《中(zhong)庸(yong)》单行要早于(yu)《大学》,“至(zhi)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zhong)庸(yong)》就被人单独从《礼记》中(zhong)抽出而为之作(zuo)注了”。但此后(hou)相当长的时间里,《中(zhong)庸(yong)》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zhi)宋代,有关《中(zhong)庸(yong)》的著作(zuo)多(duo)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duo)理学家,如胡瑗(huan)、张载、二(er)程、司(si)马光等,纷纷为之作(zuo)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zhong),对《中(zhong)庸(yong)》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是二(er)程。尽管未留(liu)下(xia)完整的《中(zhong)庸(yong)》注本,但《二(er)程集》中(zhong)有许多(duo)推崇《中(zhong)庸(yong)》的论述,并(bing)对后(hou)世产生了很(hen)大影响(xiang)。朱熹重视《中(zhong)庸(yong)》,则是继承(cheng)了北宋以来尤其是二(er)程重视《中(zhong)庸(yong)》的传统,将其汇(hui)入《四书》,从而使《中(zhong)庸(yong)》获得了更加独立(li)的身份和更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li)史的角度考察,古无(wu)“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zhong)虽偶有“论孟”并(bing)称或“学庸(yong)”并(bing)称的情况,但与后(hou)来的“四书”差别很(hen)大,因(yin)此,《四书》有一个汇(hui)集和定名的问(wen)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er)程最先使四书并(bing)行,而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li)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hui)集工作(zuo)的最后(hou)完成者,《四书》的汇(hui)集问(wen)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程问(wen)题。汇(hui)集过程,大端如下(xia):
朱熹早年曾沉浸于(yu)佛老之学,并(bing)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wen)学延平李侗后(hou)才实现(xian)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zuo)《论语集解(jie)》《孟子集解(jie)》《大学集解(jie)》以及关于(yu)《中(zhong)庸(yong)》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jie)”阶段。这是朱熹全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jie)》删改订正(zheng)为《论语要义》一书,详(xiang)于(yu)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录而成《论语训(xun)蒙口(kou)义》一书,详(xiang)于(yu)训(xun)诂(gu),专供(gong)儿童学习使用。
孝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jie)》和《论语要义》合并(bing)为一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er)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lu)希哲、吕(lu)大临(lin)、谢良佐(zuo)、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hui)于(yu)《论》《孟》二(er)书各条之下(xia)。在该书序(xu)文中(zhong),朱熹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jie),反映(ying)了他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hou)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人言论之作(zuo),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为看重。
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中(zhong)庸(yong)》“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zhong)庸(yong)集解(jie)》(又名《中(zhong)庸(yong)详(xiang)说》)一书。在与石(shi)𡼖共订的《中(zhong)庸(yong)集解(jie)序(xu)》中(zhong),朱熹以《四书》发明(ming)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hou)(1172),朱熹在《中(zhong)庸(yong)集解(jie)》的基础上撰成了《中(zhong)庸(yong)章句》的初(chu)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作(zuo)《中(zhong)庸(yong)集解(jie)序(xu)》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正(zheng)式序(xu)定的《中(zhong)庸(yong)章句序(xu)》加以比较,可以发现(xian)朱熹道统观念的发展。乾道二(er)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jie)》;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jie)》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chu)稿。
至(zhi)此,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chong)分的前期工作(zuo):其一,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wen)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二(er),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jie)说了如指掌。在经历(li)了与张栻、陆九渊(yuan)等人关于(yu)“中(zhong)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hou),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yu)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具体(ti)过程是:孝宗淳熙二(er)年(1175),朱熹于(yu)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zhong)庸(yong)章句》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yu)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年(1177),朱熹序(xu)定《大学章句》和《中(zhong)庸(yong)章句》,并(bing)撰成《大学或问(wen)》《中(zhong)庸(yong)或问(wen)》和《论孟集注或问(wen)》,由此基本确立(li)并(bing)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新经学体(ti)系”。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dong)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ke)于(yu)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xian)了。
《四书》合刻(ke)之后(hou),朱熹又于(yu)淳熙十三(san)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zuo)了修改,修改后(hou)的本子于(yu)同年分别刻(ke)印于(yu)广西(xi)静江和四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zuo)了一次重大修改。次年,正(zheng)式序(xu)定了《大学章句》《中(zhong)庸(yong)章句》。光宗绍熙三(san)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熹序(xu)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ke)印于(yu)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hou)来对南康本又作(zuo)了修定,并(bing)于(yu)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ke)板于(yu)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hou)定本。
叁(san)
《四书》的汇(hui)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hui)集为一个整体(ti),并(bing)为《大学》《中(zhong)庸(yong)》作(zuo)《章句》,为《论语》《孟子》作(zuo)《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严整庞大的理学体(ti)系中(zhong)。同时,他为《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zhong)庸(yong)》的先后(hou)次序(xu);对《四书》作(zuo)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li)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zhong)庸(yong)》,以求古人之微妙处(chu)”的纲目论定。这标志(zhi)着学术史上“四书学”的正(zheng)式确立(li)。
其次,《四书》的汇(hui)集有其深刻(ke)的历(li)史文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xian)日趋(qu)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lin)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ji)。朱熹在解(jie)释《四书》的过程中(zhong),在二(er)程等前代理学家解(jie)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jie)说《四书》。这一方面使传统儒学因(yin)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ji),另一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jie)说《四书》过程中(zhong),采取了一种既注重文字训(xun)诂(gu),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呈现(xian)出简明(ming)、平易、洗练的行文风(feng)格。这既体(ti)现(xian)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li),开启了中(zhong)国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zai)次,《四书》的汇(hui)集与定名,标志(zhi)着中(zhong)国经学进入到了一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hui)集《大学》《中(zhong)庸(yong)》《论语》《孟子》而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jie)经之大成,对中(zhong)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到历(li)史舞台的幕后(hou),取而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汇(hui)集的《四书》。比如元仁(ren)宗皇庆、延祐年间恢(hui)复(fu)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规定为明(ming)、清(qing)两代所沿袭,影响(xiang)中(zhong)国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hui)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gei)中(zhong)国后(hou)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xiang)。
作(zuo)者简介:周春健,历(li)史学博士,中(zhong)山大学哲学系教(jiao)授、博士生导师,中(zhong)山大学中(zhong)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jiao)育研究中(zhong)心副主任,广东(dong)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