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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gai)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zi)由(you)化(hua)，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fen)工体系，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促进本国经(jing)济融入世界经(jing)济大循环。传统的(de)贸易投资自(zi)由(you)化(hua)主要针对商品和要素的(de)跨境流动，随着全球关税的(de)逐步削减，“边境开放”问题已经(jing)基本得到解(jie)决。迈入高水平(ping)对外开放新阶段后，开放的(de)重心转向(xiang)“境内开放”，强调在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等(deng)领域与国际通行规则(ze)相衔接。2018年中央经(jing)济工作会议首次提(ti)出，“推动由(you)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xiang)规则(ze)等(deng)制度型开放转变”。相较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强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jing)贸规则(ze)，推动规则(ze)、规制、管理、标准的(de)相通相容。
制度型开放的(de)主要内容
规则(ze)开放。规则(ze)意指通行的(de)国际经(jing)贸规则(ze)，包括世界贸易组(zu)织规则(ze)和区域贸易协定规则(ze)，其中世界贸易组(zu)织规则(ze)涉及的(de)议题涵盖制造业关税、政府采购、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便利(li)化(hua)等(deng)，区域贸易协定规则(ze)涉及的(de)议题中还包括竞争政策、数据保护、创新政策、监管合作、劳动力市场规制等(deng)内容。规则(ze)开放既包括遵守现有国际经(jing)贸规则(ze)，也(ye)包括参与全球治理、共建(jian)国际经(jing)贸新规则(ze)。规则(ze)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de)基础，为制度型开放提(ti)供基本行为准则(ze)。
规制开放。规制是指政府针对特定行业和领域实施的(de)规范和控制，涉及政府对涉外经(jing)济活动的(de)约束。规制开放着力于明晰政府边界，减少不必(bi)要的(de)政府干预，其最(zui)终指向(xiang)是各国监管规则(ze)的(de)协调和一致，降低合规成本，提(ti)升国际经(jing)济活动效(xiao)率。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业领域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制造业领域负面清单中删除了针对“出版物印刷须(xu)由(you)中方控股”以及“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de)蒸(zheng)、炒、炙、煅等(deng)炮制技术的(de)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de)生产”的(de)限制措施，实现了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这些都(dou)是规制开放的(de)鲜明体现。
管理开放。管理开放主要针对政府管理模式，其核(he)心是简政放权，优(you)化(hua)政务服(fu)务，提(ti)升行政效(xiao)能。比如，加强国际贸易“单一窗(chuang)口”建(jian)设、创新海关综(zong)合监管模式、实施“证照分(fen)离”等(deng)商事制度改(gai)革，都(dou)是政府优(you)化(hua)管理模式，营(ying)造市场化(hua)、法治化(hua)、国际化(hua)一流营(ying)商环境的(de)体现，是管理开放的(de)重要内容。
标准开放。标准是就商品生产而(er)提(ti)供的(de)规则(ze)、指南(nan)，包括环境标准、劳工标准、数字领域标准等(deng)。标准可(ke)以规范企业行为，确保企业按照合格流程开展生产经(jing)营(ying)活动，为提(ti)高产品质量(liang)以及服(fu)务水平(ping)提(ti)供了可(ke)能。目前国际通行的(de)标准主要由(you)国际标准化(hua)组(zu)织（ISO）等(deng)制定；在国际标准下，各国或(huo)区域也(ye)有自(zi)己的(de)标准，如欧盟标准（CE）、中国国家标准（GB）、日本工业标准（JIS）等(deng)。标准开放为管理提(ti)供了更具体的(de)衡量(liang)尺度，有助于降低合规成本，提(ti)升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de)适配性。
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de)挑战与应对之策
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紧扣高水平(ping)对外开放最(zui)新实践，把握开放最(zui)新特点的(de)现实需要，也(ye)是顺应国际经(jing)济发展新趋势，应对国际挑战的(de)必(bi)然选择。当前，国际经(jing)贸规则(ze)领域的(de)角逐愈演愈烈(lie)，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经(jing)贸规则(ze)的(de)重构。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jing)济体对世界经(jing)济的(de)影响力逐年上升，亚太(tai)经(jing)合组(zu)织、金砖国家等(deng)平(ping)台作用不断增强，为国际经(jing)贸规则(ze)的(de)重构注入了“发展成分(fen)”。但与此同(tong)时，发达国家正加紧控制和争夺国际经(jing)贸规则(ze)主导权，推动形成有利(li)于维护其利(li)益的(de)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ze)。在此背景下，推进制度型开放，建(jian)设更高水平(ping)开放型经(jing)济，需要从多维度着力。
广泛吸收(shou)有益经(jing)验，建(jian)立同(tong)国际通行规则(ze)衔接的(de)制度机制。例如，对照《区域全面经(jing)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累积原产地规则(ze)”，推出“原产地声明”“背对背原产地证明”等(deng)便利(li)导向(xiang)的(de)制度，推进商事制度改(gai)革，建(jian)立与国际高标准经(jing)贸规则(ze)相适应的(de)行政管理体系，推动政府管理由(you)注重事前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对标《数字经(jing)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高标准经(jing)贸规则(ze)要求，不断放宽数字领域市场准入，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de)制度型开放。主动与全球通行规则(ze)相对接，吸收(shou)国际反垄断法的(de)广泛共识，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转向(xiang)功能性、从倾斜性转向(xiang)竞争性，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de)市场环境。
对于尚未形成统一国际规则(ze)的(de)新领域，开展先(xian)行先(xian)试，推出中国方案，掌握国际规则(ze)制定中的(de)话语权。制度型开放既包括全面对接高标准国际经(jing)贸规则(ze)，即“制度学习”，也(ye)包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向(xiang)国际上提(ti)供制度方案，即“制度创新”。可(ke)以考虑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开放包容的(de)共同(tong)发展平(ping)台，针对数字贸易规则(ze)和绿色贸易规则(ze)中的(de)重要议题，选择比较优(you)势明显的(de)规则(ze)领域，贡献中国智慧(hui)，扩大中国在国际经(jing)贸规则(ze)方面的(de)影响力。
加强自(zi)由(you)贸易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建(jian)设，开展经(jing)贸规则(ze)试点，为深(shen)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suo)实践路径。高标准贸易规则(ze)是在现有世界贸易组(zu)织规则(ze)基础上的(de)“深(shen)层规则(ze)”，具有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等(deng)特点，应利(li)用自(zi)由(you)贸易试验区的(de)“先(xian)行先(xian)试”做好(hao)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ze)的(de)压力测试，确定好(hao)优(you)先(xian)序，聚焦(jiao)贸易监管、金融开放、行政管理体制改(gai)革，培育国际化(hua)、市场化(hua)、法治化(hua)营(ying)商环境，推进制度改(gai)革与监管创新，形成一批引(yin)领性制度创新成果，为建(jian)设更高水平(ping)开放型经(jing)济新体制探索(suo)新途径、积累新经(jing)验。
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深(shen)层次改(gai)革，实现两者良性互动。一方面，以制度型开放为深(shen)层次改(gai)革提(ti)供内容和动力，制度型开放侧重“边境后”规则(ze)，其内容本身就是深(shen)层次改(gai)革的(de)内在要求，是“边境开放”向(xiang)“境内开放”的(de)拓展和延伸；另(ling)一方面，以深(shen)层次改(gai)革为制度型开放提(ti)供制度保障，通过开展系统集成、重点突出的(de)深(shen)层次改(gai)革，建(jian)设顺应高标准国际经(jing)贸规则(ze)的(de)开放型经(jing)济体制，为制度型开放铺路。
（作者：杨继军，系南(nan)京(jing)财经(jing)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