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韩国《中央日报》2016年3月4日的新闻，只有题为“러바오·아이바오커플， 연수비자 받고 왔어요（乐宝·爱宝熊猫夫妻得(de)到(dao)研修(xiu)签(qian)证来(lai)韩）”的一篇报道与(yu)熊猫有关，但是文中没有任何武则天赠送熊猫给日本的内容（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19670406）。反倒是在当天《中央日报》（中文版）网站中找到(dao)了一篇题为“公元685年武则天向(xiang)日本送出熊猫为‘熊猫外交’起源”的报道，文中提到(dao)：“中国的‘熊猫外交’起源于公元685年唐朝的武则天向(xiang)日本皇室赠送的一对熊猫”。（https://chinese.joins.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3539）但是此篇报道记者徐尤振却没有在文中给出此说法(fa)的任何依据与(yu)信息来(lai)源。

打开百度百科与(yu)维基百科（中文版）对“熊猫外交”的词条(tiao)，提到(dao)将“白熊”比定为大熊猫的说法(fa)最早是出自胡锦矗的考证。而将“白熊”比定为大熊猫的理由(you)，胡锦矗在其著作《大熊猫研究》中写道：

据日本《皇家(jia)年鉴》记载，唐代，我国第(di)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初期，曾于公元685年10月22日，将一对产地称为白熊（现(xian)今青川(chuan)、平武、北川(chuan)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活体和70张皮作为大唐的国礼送给了日本天武天皇。（胡锦矗《大熊猫研究》）

胡锦矗根据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chong)鱼疏》中对“貔”的解释，认为貔就是貔貅，既似虎又似熊，也(ye)就是大熊猫的古称，辽东人将其称为“白罴”。其在文中称“罴”就是熊，且有马熊、棕熊之别，“白罴”就是“白熊”，又因为现(xian)今青川(chuan)、平武、北川(chuan)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所以(yi)“白罴”＝“白熊”＝“白熊”。但是以(yi)上观(guan)点实在令人难(nan)以(yi)信服。

查找古代典籍，大熊猫虽有“貔貅、貘、驺虞、食铁兽”等多种不同称呼，但却从未有过“白熊”的别称。直至近代，虽然曾在一段时期内“白熊”确实作为大熊猫的别称出现(xian)过，但并不能因为四(si)川(chuan)一些当地人把大熊猫称为“白熊”，就将“白熊”或“白罴”认定为大熊猫。事(shi)实上，对于“熊罴”二者的不同，三国时期的人们已有较为清楚地认知。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chong)鱼疏》中就明确提到(dao)“羆有黃羆、有赤羆，与(yu)熊有别”。

熊图（《钦定古今图书集(ji)成》卷67，《博物汇编(bian)·禽(qin)虫(chong)典》）

羆图（《钦定古今图书集(ji)成》卷67，《博物汇编(bian)·禽(qin)虫(chong)典》）

另外，胡锦矗所谓(wei)“辽东人谓(wei)之白罴”的辽东不是指今东北辽宁一带，而是指“汉水东北，山西、河(he)南等地区，如同罗愿《尔雅翼》中记载的貔“出貊国”相(xiang)同，泛指北方(fang)地区的观(guan)点也(ye)很令人费解。

众所周知，貊国是早期存在于东北地区的政权(quan)，对比罗愿《尔雅翼》貔“出貊国”，和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chong)鱼疏》中：“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wei)之白罴”的内容，无论是“貊国”还(hai)是“辽东”，二者恰(qia)恰(qia)是在地域指向(xiang)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三国时期辽东所指代地域几已固定，作为吴国人的陆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you)要(yao)用“辽东”一词来(lai)代指汉水东北，山西、河(he)南等地区。

“白熊”与(yu)大熊猫

现(xian)存中国古籍中几乎没有找到(dao)用“白熊”来(lai)称呼熊猫的案例。而“白熊”作为熊猫的别称之一，是迟至民国时期才(cai)出现(xian)。近代以(yi)前的中国人对于熊猫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楚。1934年，刘(liu)虎如在《动物地理学》杂(za)志中提到(dao)，川(chuan)藏地区的东部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杂(za)色熊（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物，这里的“杂(za)色熊”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熊猫。之后，李慨士在翻(fan)译欧内斯特·亨利(li)·威尔逊的著作时，将“Panda”一词翻(fan)译成为“猫熊”，并将其比定为中国古籍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国西部动物志》，商务印(yin)书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相(xiang)较于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熊猫的冷淡，美国人却对熊猫表现(xian)出了极大的热(re)忱与(yu)兴趣。1936年12月，美国人露(lu)丝·哈克内斯（Ruth Harkness）首次将一只活体熊猫带回(hui)美国卖(mai)给芝(zhi)加哥的布(bu)鲁(lu)克菲尔德动物园。1937年4月20日，布(bu)鲁(lu)克菲尔德动物园首次将熊猫对外展出，短短三个月内就吸引了近33万人次参观(guan)，不仅让当时包括美国人认识了熊猫这一珍稀动物，更认识到(dao)了熊猫所带来(lai)的巨大经济效益。之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多次前往中国内地盗猎熊猫。从1936年到(dao)1939年短短3年间(jian)，就有至少11只活体熊猫被(bei)贩卖(mai)到(dao)美国各地动物园。

1938年，西康建(jian)省委员会对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申请，要(yao)求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区捕猎熊猫等野(ye)生动物，并提交《严禁射杀白熊（熊猫）金线猴（金丝猴）》的提案。（国史馆蔵、内政部档案122-1239号）对此，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39年回(hui)函《准咨关于四(si)川(chuan)省禁止收(shou)买猎捕白熊一案咨复査照由(you)》批复。至此，“白熊”作为熊猫的称谓(wei)之一才(cai)开始逐(zhu)渐被(bei)人们知晓，但就在同年，国民政府下发《行政院四(si)川(chuan)省府建(jian)设庁关于严禁捕杀熊猫的训令呈(cheng)》，（四(si)川(chuan)省建(jian)設庁档案115-5943号）在此之后，熊猫一词就作为官方(fang)正(zheng)式(shi)名称固定下来(lai)。之后“白熊”一词也(ye)在官方(fang)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间(jian)作为熊猫的俗称流传。

可以(yi)看到(dao)，作为熊猫俗称之一的“白熊”确实一度出现(xian)在中国官方(fang)文件当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仅仅因为是熊猫一度被(bei)称呼为“白熊”，就将文献(xian)资料中的“白熊”或类似“白熊”生物认定为熊猫的结论实在过于唐突与(yu)武断(duan)。

《皇家(jia)年鉴》与(yu)《日本书纪》

按(an)照胡锦矗的说法(fa)，该说法(fa)是出自于日本史料《皇家(jia)年鉴》。可是其在书中却没有提供(gong)任何依据，不知其资料来(lai)源为何。所以(yi)胡锦矗所说《皇家(jia)年鉴》这一资料的真实性十分令人怀疑。查找资料后发现(xian)，此一说法(fa)或是出自于德国记者赫(he)伯特·温特的著作《世界动物发现(xian)史》。书中这样(yang)写道：

译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zhu)林的白熊，早在唐朝初代皇帝在位期间(jian)的621年成书的《年代记》中已有记载。之后根据日本的《皇室年代记》记载，685年10月22日，中国的皇帝向(xiang)日本天皇赠送了两只活的白熊和70张白熊皮。（Wendt Herbert Auf Noahs Spuren， die Entdeckung der Tiere）

赫(he)伯特·温特写道，根据一本名为《皇室年代记》的书籍记载，公元685年中国皇帝赠送给了日本皇帝两头活的白熊与(yu)70张熊皮。关于《皇室年代记》，赫(he)伯特·温特在其书中的原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以(yi)翻(fan)译为《日本皇家(jia)纪年》、《日本帝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胡锦矗所说的《皇家(jia)年鉴》一书。不过赫(he)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提及武则天与(yu)天武天皇，所赠送的动物也(ye)不是大熊猫而是白熊。如果说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在位期间(jian)，如果胡锦矗将日本皇帝认为是天武天皇还(hai)情有可原的话，那(na)么将中国皇帝认为是武则天就过于随意。诚(cheng)然，公元685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握有实权(quan)，但是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名义上的皇帝还(hai)是唐睿宗李旦，这一点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hai)是《资治通鉴》，都称唐睿宗李旦为皇帝，称武则天为“太后、皇太后”就可看出。所以(yi)此一时期的对外交流使(shi)用中国皇帝称号的只可能是唐睿宗李旦而非武则天。另外前文提到(dao)，胡锦矗仅依据“现(xian)今青川(chuan)、平武、北川(chuan)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理由(you)就将此处的“白熊”认为是大熊猫也(ye)显得(de)过于草率。

那(na)么所谓(wei)的“《皇室年代记》（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竟为什么书呢(ne)？按(an)照德斯蒙(meng)德·莫里斯和雷蒙(meng)娜·莫里斯的解释，认为赫(he)伯特·温特所说的《皇室年代记》大概率是指《日本书纪》。根据公元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十四(si)年的时间(jian)查看《日本书纪》，这一年中没有任何中国皇帝赠送动物给天武天皇的记载，甚至在天武天皇在位期间(jian)（公元673年-686年），中日两国之间(jian)也(ye)没有任何官方(fang)的交流与(yu)互(hu)动。如果按(an)照活熊2只与(yu)熊皮70张的内容查找的话，则可以(yi)在日本齐明天皇时期找到(dao)了相(xiang)似的内容。《日本书纪》记载道：

是岁，越国守阿部引田臣比罗夫，讨肃慎，献(xian)生羆二、羆皮七(qi)十枚。（《日本书记》齐明天皇四(si)年条(tiao)）

这里提到(dao)，齐明天皇四(si)年（658年），日本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征讨肃慎，将“生罴二”与(yu)“罴皮七(qi)十枚”作为战利(li)品献(xian)给了齐明天皇。关于文中提到(dao)的肃慎，历来(lai)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种是指日本北海道以(yi)及本州岛北部地区与(yu)大和朝廷相(xiang)对立的地方(fang)势(shi)力。参照日本越国（今日本福井县与(yu)山形县部分地区）位于日本北陆地区，以(yi)及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多次征讨“虾夷、肃慎”的内容来(lai)看，学界普遍认为此处的“肃慎”应为后者无疑。

由(you)此可见《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内容与(yu)赫(he)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xian)史》中所提及“两只活体白熊和70张熊皮”的内容相(xiang)似程度颇高，除此以(yi)外《日本书纪》再无类似记载，所以(yi)赫(he)伯特·温特书中所写内容极有可能是参照此条(tiao)文献(xian)撰写而成。然而值得(de)注意的是，二者材料的内容虽然相(xiang)似度极高，却也(ye)有诸多差(cha)异，主要(yao)有所载年代、人物、动物、以(yi)及赠送方(fang)式(shi)的四(si)点不同。（见表1）

表1 武则天“熊猫外交”说之演变

第(di)一是年代的不同。赫(he)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xian)史》中提到(dao)的时间(jian)是在公元685年，而《日本书纪》的记载则为公元658年。前后相(xiang)差(cha)近30年。此处时间(jian)或为赫(he)伯特·温特记录有误所造成。

第(di)二是人物的不同。《日本书纪》中是日本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而《世界动物发现(xian)史》中却变成了中国皇帝。如果说赫(he)伯特·温特将“越国”解读(du)为中国的越国、山越（浙江福建(jian)）或南越国（广东）等中国的南部地区，而非日本的越国，那(na)么将此处理解为广义上的中国还(hai)情有可原的话，那(na)么将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写为中国皇帝则实在令人难(nan)以(yi)理解。另外或许也(ye)存在其对汉字不熟悉，将“越国守”误当作“唐国主”的可能性。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yi)看出赫(he)伯特·温特对于中日两国文化历史知识的匮乏以(yi)及解读(du)汉文文献(xian)能力的欠缺。

第(di)三是方(fang)式(shi)不同。《日本书纪》中记载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征讨肃慎，“献(xian)生罴二、罴皮七(qi)十枚”。在古代汉语中“献(xian)”字具有明显身份(fen)等级差(cha)异的含义，一般是指下对上的行为。如“献(xian)上、献(xian)呈(cheng)、献(xian)纳、进献(xian)、贡献(xian)”等。作为日本天皇臣子与(yu)下属的越国守，自然会使(shi)用“献(xian)”字来(lai)表达其中所蕴含的君臣关系。但对于当时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并多次派遣遣唐使(shi)的日本来(lai)说将“献(xian)”字用于他们所称呼的“大国、大唐”自然是很难(nan)想象的。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赫(he)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xian)史》中则使(shi)用了更为平等与(yu)中性的“赠送”一词。

第(di)四(si)则是动物不同。在《日本书纪》中记载的“羆”在《世界动物发现(xian)史》被(bei)替换成了“生活在云南山地竹(zhu)林的白熊”。前文提到(dao)，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是在征讨肃慎时获得(de)的“羆”，而此处的“羆”自然是指生活在日本北海道以(yi)及本州岛北部的“ひぐま（棕熊）”。而在古代典籍中，将“熊罴”并用的情况(kuang)并不少见，如《尔雅·释兽》中记载就有：“罴如熊，黄白文。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shu)木。关西呼曰豭罴。”按(an)照此记载内容，赫(he)伯特·温特将“羆”解读(du)为“白熊”倒也(ye)不足为奇。

回(hui)顾此一说法(fa)的形成过程，除了相(xiang)关学者对于古文理解能力的不足以(yi)及考证的欠缺，媒体的刻(ke)意渲染与(yu)传播在其中也(ye)发挥相(xiang)当的作用。更有甚者，一些媒体报道以(yi)此为基础，大肆发挥想象力，捏造出“公元685年9月18日巳时，武则天命令长安宫廷卫队和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chang)高大、披红戴(dai)花的兽笼，乘着驿站快车，从长安出发，向(xiang)东疾驶，到(dao)扬州登(deng)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shi)前往日本”的故事(shi)（https://www.sohu.com/a/397503751_120689975），实在是令人感到(dao)荒唐可笑。

结语

武则天赠送大熊猫给日本天皇开创了“熊猫外交”的说法(fa)荒诞性十足，但是却受到(dao)媒体的大肆追捧(peng)与(yu)报道，这种现(xian)象以(yi)及其背(bei)后的原因令人深思。而相(xiang)关学者在学术(shu)上考证上的欠缺与(yu)不严谨是导(dao)致这一现(xian)象出现(xian)的重要(yao)原因之一，而媒体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cheng)然，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当下，发掘历史材料为更好地宣传中华文化找到(dao)依据是很必要(yao)的，但是依然要(yao)坚持“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的理念，如果不依据历史事(shi)实，而是肆意歪曲，甚至捏造则是极不可取的。这样(yang)不仅不会帮(bang)助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反而会起到(dao)反效果。今后如果要(yao)避免类似情况(kuang)的再发生，除了媒体要(yao)客(ke)观(guan)如实地宣传报道外，学者们科学、严谨、正(zheng)确地研究则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