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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无论对于军用还是(shi)民用来说,动力(li)燃料都是(shi)极为重要的稀缺资源(yuan)。在1937年之前,中国自采的原(yuan)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极度依赖(lai)于石油产品的进口。随着战事的深入(ru),尤(you)其是(shi)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进口渠(qu)道日趋萎缩,替代汽油的动力(li)酒精逐渐成为交通运输的主力(li)燃料。
竺可桢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对获取油料的过程及油价变化有详细叙述(shu),从微观角度记录了这一时期油料和行驶的政府统制(zhi)政策对普通百姓生(sheng)活的影(ying)响。国内的相关(guan)研究中也有引(yin)用《竺可桢日记》之处,但并不系统,且某些解读有误。
抗战时期的滇(dian)缅战场,中国远征军在滇(dian)缅公路上行军,军队的机械工程师正(zheng)在组装一辆吉普车。
日军入(ru)侵广西
在竺可桢1937和1938年的日记中,对于购买汽油事宜只是(shi)偶有记录。这大(da)概是(shi)因为战事刚起,中国方面尚留有不少储(chu)备燃料,而政府的统制(zhi)政策虽然陆续出台,但在执行方面还不算(suan)太严格。
1937年9月1日,南京市(shi)即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处,规定只有持有购油牌照者才可购买。同年10月,武汉(han)也成立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样规定无购油照者不能(neng)购油。10月14日,竺可桢到南京朝天宫(gong)教育部(bu)临(lin)时办公室与教育部(bu)长王世杰会晤,讨论浙大(da)的迁(qian)移问题。下(xia)午二点半竺可桢才回到中央研究院,因所乘车之汽油已尽。他(ta)发现“南京购汽油非得特许证不可,即此亦只能(neng)以二三Gallon为限”。竺可桢当天所坐乃(nai)从浙大(da)开来的小汽车,自然没(mei)有南京的购油证。
在当时,中国尚没(mei)有成型的石油工业,汽油几乎完全依赖(lai)进口。1912年,中国的汽油进口不过40万加仑,到了1931年,已经增加至近3000万加仑。1932-1936年,平均每年进口汽油在3600万加仑(大(da)约10万吨左(zuo)右)以上,所以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令人(ren)意(yi)外。不过相比而言,德国在1935年的汽油消费已经达到158万吨,中国由于汽车普及程度尚低,汽油消费也处于较低水平。
从四种(zhong)主要石油精炼品的进口情况来看(kan),1933年进口值(zhi)最高的是(shi)煤油,其后分别是(shi)汽油、柴油和润(run)滑油,总计价值(zhi)过亿元。此外,中国也每年从海外进口酒精。不过自1931年以来,由于中国各地酒精厂的陆续建成,酒精进口量(liang)逐年减少。尤(you)其是(shi)1935年,当时东亚(ya)规模最大(da)的中国酒精厂在上海建成投产,规划产能(neng)达每天8000加仑,基本可以达到自给自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日军逐渐侵蚀中国的进口路线,汽油进口也日趋困难。1939年6月22日,人(ren)在贵阳的竺可桢至兵工署办事处商谈车辆运输,为浙大(da)迁(qian)黔作准备,对方表示“现国内有汽车7000辆,加所购一万辆,以用半数,计7500,每日用20gallon即十五万gallon,即300吨也。现进口由安南到同登只能(neng)装一百吨一天,滇(dian)越装三百吨,合不过400吨,全数运油尚不够,故三五月以后,油将成大(da)问题云云”。(《竺可桢全集》7,111)
1939年10月,日本为了达到切断桂越的交通和运输,并以南宁(ning)为基地,轰炸(zha)滇(dian)越交通线的目的,制(zhi)定了入(ru)侵桂南的计划。日军于11月5日登陆钦防,旋即在24日攻占(zhan)南宁(ning)。中国政府遂调集军队20余万进行反攻,于12月18日实施“桂南会战”,夺取昆仑关(guan),取得初(chu)步胜利。然而日军很快增兵至6万,并在1940年1月28日发动“宾阳会战”,阻断国军,并重新占(zhan)领昆仑关(guan)。此后,双方进入(ru)相持阶段。至1940年10月下(xia)旬,日军撤入(ru)越南,中国军队遂逐渐收复广西失地。
在这段时间,广西战事数度危(wei)急。南宁(ning)离浙江大(da)学(xue)所驻(zhu)的广西宜山不到300千(qian)米,宾阳北(bei)距宜山则不到200千(qian)米的距离,且浙大(da)所驻(zhu)之地常发空袭警报。据(ju)竺可桢的记录,1939年11月2日,当地发出三次警报;11月3日又发三次警报,下(xia)午3点10分始解除;11月4日有两(liang)次警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xue)校每隔(ge)一日便有一到两(liang)次警报,师生(sheng)们自然人(ren)心(xin)惶惶。
11月15日,竺可桢获知日军从北(bei)海登陆。20日,他(ta)又从报上知道钦州也已失守。竺在21日的日记中痛心(xin)地表示:日军要在“北(bei)海、钦廉登陆之说传(chuan)之已达一年余,而我军事方面人(ren)员毫(hao)不介意(yi),扬言事事有准备,而实际则徒以坚壁清野为抵制(zhi)之策,遂使日人(ren)得扬长而入(ru),岂(qi)不痛哉!……而于此吃紧时,军长夏威以丁(ding)忧坚不视事,师长冯(feng)璜(huang)又调往重庆受训,加以白健生(sheng)(即白崇禧)出席六中全会,黄旭初(chu)(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疾疟(nue)不能(neng)起床,李品仙(即李宗仁)赴皖就主席,结果竟无一人(ren)能(neng)指挥,可称荒唐之至!至临(lin)时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不亦晚乎。”(《竺可桢全集》7,205)
尽管如此,竺可桢仍坚持学(xue)校要如常上课。26日,竺可桢召开行政会议,决(jue)定如果敌人(ren)进占(zhan)宾阳,便停课,“书籍、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long)乡(即浙大(da)临(lin)时校舍(she)所在地),女(nu)生(sheng)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sheng)步行”。
第二天早上,竺可桢到校后得知学(xue)生(sheng)自治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迁(qian)移。竺在早上的纪念(nian)周(zhou)会议上先(xian)作了报告,表示学(xue)校当照常上课,“俟敌过宾阳后即出发赴黔。并述(shu)南宁(ning)与宜山相距等于沪宁(ning),宜山与宾阳相距等〔于〕沪杭(hang)。南宁(ning)之易(yi)于失落由于我军之疏忽,因师长、军长均不〔在〕场,而目前则夏威在宾阳、蔡(cai)廷锴在武鸣(ming),指挥有人(ren)。且已调大(da)军前往阻塞,决(jue)不致于短期内有危(wei)及宜山之事。”
就当时的广西交通而言,要从南宁(ning)到宜山再进入(ru)贵州,只有一条主路线,分别由三条公路组成。其中从南宁(ning)到大(da)塘(今来宾市(shi)大(da)塘镇(zhen))的邕大(da)公路是(shi)广西腹地的主要干线,在1927年8月全线通车。从大(da)塘至河池(今河池市(shi)金(jin)城江区)部(bu)分属于广西省政府所规划的五大(da)干线之一,即北(bei)横(heng)干线,其规划是(shi)从田南道(相当于今百色地区)经西林、凤山等地至河池、宜山、马平(今柳州)再一直(zhi)向东到荔浦、钟山、信(xin)都、怀集,然后进入(ru)广东。不过直(zhi)到1937年,这条干线只开通了从大(da)塘到河池部(bu)分。
而从河池至贵州的路线则属于黔桂公路,以贵阳为起点,向东经南里、贵定,甘粑哨,再向南经都匀、独山至黔桂交界的六寨,接着经芒(mang)场、南丹、车河,终点即为河池。全长390千(qian)米(黔境280千(qian)米,桂境110千(qian)米),于1934年建成通车。
因此,日军必须先(xian)占(zhan)领宾阳,再侵入(ru)120千(qian)米外的大(da)塘,才能(neng)进逼宜山。最重要的是(shi),黔桂公路的广西段上并无具有军事和经济意(yi)义的重镇(zhen),并非日军眼中的关(guan)键地区。比如黔桂交界的六寨(今属河池市(shi)南丹县,在南丹之北(bei)部(bu)),原(yuan)本是(shi)不足十户人(ren)家(jia)的小村庄,公路开通后虽然日趋繁(fan)荣,却也只是(shi)小镇(zhen)规模。竺可桢所述(shu)形(xing)势(shi)从事后来看(kan)相当准确,展现了他(ta)临(lin)危(wei)不乱,擅长谋定而动的气质。
然而一部(bu)分学(xue)生(sheng)并不以此满(man)足,马上请学(xue)生(sheng)自治会主席虞(yu)承藻召集自治会重开会议,且不许到会教职(zhi)员工离开。虞(yu)承藻提出了学(xue)生(sheng)自治会议上通过的五条决(jue)案,其中一条为立即停课,另一条为筹备迁(qian)移,并要竺可桢立即答复。竺强硬地表示,“立即筹备迁(qian)移并无冲突,因过宾阳即须出发,不能(neng)不立即筹备,惟上课则须照常进行。关(guan)于迁(qian)移何地点与时间问题,可由校务会议决(jue)定之”。
当天情况颇为混乱,学(xue)生(sheng)态度激烈且情绪化,竺可桢对此相当不满(man),“今日开会秩序不好(hao),且有学(xue)生(sheng)沈自敏等不令教员出外,余面斥之。”(《竺可桢全集》7,210)据(ju)事后农学(xue)院蔡(cai)邦华教授对竺可桢所述(shu),学(xue)生(sheng)之所以如此激动,是(shi)因为化工系教授程耀椿前一天在学(xue)生(sheng)自修室扬言宾阳已失(这并非事实,宾阳要到40年2月才告失守,且日军很快便撤出),谓汝等何必如此用功,遂使学(xue)生(sheng)大(da)乱。竺可桢失望地表示,“此君真(zhen)无脑袋之人(ren),余悔将其召回”。
事已至此,第二天(28日),竺可桢召开临(lin)时校务会议,决(jue)定立即筹备迁(qian)校。29日晚,竺可桢再召开迁(qian)校委员会会议,“决(jue)定派晓峰(张其昀)、振吾二人(ren)至贵州独山、都匀、瓮安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二人(ren)有全权决(jue)定。派刚复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也就是(shi)说,浙大(da)到此时才正(zheng)式派出人(ren)员赴贵州寻觅迁(qian)移之地,可说仓促。
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开始安排(pai)迁(qian)校具体事宜。要顺(shun)利迁(qian)校,必然要用到学(xue)校自己的汽车,那就需要足够的汽油。12月2日,竺可桢召开学(xue)校行政会议,决(jue)定“汽油尽量(liang)购买,现价为十元至十一元一加仑,悔不于从前五六元一加仑时多买二三千(qian)加仑也。现校中只有五百加仑而已”。
宜山到贵阳大(da)约有400余千(qian)米的路程,以每加仑汽油开10余千(qian)米计算(suan),单程一趟便要30加仑左(zuo)右,而浙大(da)仅需搬运的仪器和材料便达2000箱(xiang)之数。根据(ju)竺可桢在40年1月9日的记录,重要的仪器“尚需运甲、乙两(liang)种(zhong)405箱(xiang),总务、教务214箱(xiang)。此皆急须运出者,须二十八车子。丙、丁(ding)两(liang)种(zhong)尚有五百箱(xiang)云云”。简单计算(suan)可知,一辆车一趟平均只能(neng)运送20余箱(xiang),显然浙大(da)所存的这点油是(shi)远远不够的,只能(neng)借助汽车公司或水路运输。
1939年12月5日,竺可桢步行至九龙(long)洞黔桂铁路局(这大(da)概是(shi)因为当时校车正(zheng)好(hao)坏了),与铁路局工程局局长侯家(jia)源(yuan)(字(zi)触民)面议。侯家(jia)源(yuan)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men)学(xue)校,后赴康乃(nai)尔大(da)学(xue)读书,与竺可桢也可算(suan)校友。侯表示,“局中有船(chuan)四十艘,大(da)者可载十吨,中者可载五吨,至柳城下(xia)水,16.20元,三天可到。回空之船(chuan)赴柳城者浙大(da)可以利用”。
12月7日,黔桂铁路局即送来运输方案。“水运自宜山经柳城、长安、三江、榕江(古州),三合登陆至都匀,据(ju)现估计每吨需二百五十元,如由车运则须八百元,相差三四倍之谱也”。这条水路路线也就是(shi)先(xian)沿龙(long)江(柳江之支流)向东至柳江,再往北(bei)沿融江至都柳江(融江之上游段),一路逆水向而行,到三合(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jie)道)上岸。
12月13日,第一批船(chuan)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书籍也装上汽车外运。12月19日又有三车仪器载往都匀,每车价1500元,竺可桢觉得“可称贵极”。
当天,先(xian)行赴贵州考察浙大(da)落脚之处的李熙谋发来电报,表示遵义有240间屋可以商议。竺可桢所顾虑的是(shi),从都匀到遵义还有200余千(qian)米的路程,而学(xue)校经费已经告竭。
故而,竺可桢只得积极地向教育部(bu)申请迁(qian)校费。可是(shi)当时教育部(bu)和广西省政府对浙大(da)的迁(qian)校计划实际上持保留态度,这是(shi)因为他(ta)们觉得日军长趋直(zhi)入(ru)宜山的可能(neng)性并不大(da)。
1939年12月16日,浙大(da)训导长姜琦(字(zi)伯韩)向竺可桢告知教育部(bu)不太赞同浙大(da)的迁(qian)校,竺便写一长信(xin)与高教司司长吴(wu)俊(jun)升,再请姜琦回信(xin)给教育部(bu)长陈立夫加以解释。其时迁(qian)校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势(shi)难停止。
1940年1月2日,吴(wu)俊(jun)升发函(han)给竺可桢,竺得知“部(bu)中对于浙大(da)迁(qian)移非得广西省主席黄旭初(chu)等之谅解不可,因此余之桂林之行乃(nai)不可缓矣”。
第二天,竺可桢等即坐校车赴桂林。晚上9点,竺可桢与黄旭初(chu)主席谈一小时,讲述(shu)迁(qian)校之原(yuan)因及经过。黄始表示对浙大(da)之迁(qian)校并无意(yi)见,并允发电报将竺的说法转呈(cheng)给教育部(bu)。
到了1月9日,回到宜山的竺可桢又接到先(xian)行赴贵阳的姜琦等发来的电报,得知陈立夫已抵黔,并答允迁(qian)校之事。浙江大(da)学(xue)的西迁(qian)计划如此才得以名正(zheng)言顺(shun)。当天下(xia)午,浙大(da)便在宜山召开联席会议,决(jue)定竺可桢与胡刚复两(liang)人(ren)赴贵阳及遵义亲自考察地址。
西迁(qian)贵州
1月12日早上,竺便乘校车先(xian)至独山(今贵州独山县),再于第二天抵达贵阳。当天陈立夫正(zheng)在贵州省党部(bu)宴请教育界同人(ren),竺于晚上7点到党部(bu)赴宴,席间又与陈部(bu)长讨论迁(qian)校事宜,所涉的主要是(shi)迁(qian)校费用问题。陈立夫对此次西迁(qian)需花费31万元表示惊讶(ya),竺可桢则提出,如果教育部(bu)能(neng)解决(jue)车辆问题,费用可节省一半。到了2月19日,竺可桢接到吴(wu)俊(jun)升的来函(han),得知教育部(bu)最终确定的搬迁(qian)经费为14万。
浙大(da)师生(sheng)在西迁(qian)途中的渡船(chuan)上
为了解决(jue)后续的运输问题,将停留于宜山和都匀各地的师生(sheng)接至贵阳,竺可桢亦颇费了心(xin)思,他(ta)分别联络了西南运输处、后方勤务部(bu)汽车管理处、财(cai)政部(bu)盐务局运输处等部(bu)门(men),寻找各种(zhong)可能(neng)的途径。
1月26日,竺可桢在贵阳交通银行宴请当地交通界要人(ren),席间贵州公路局局长姚思濂答应开通青岩与都匀方向的专车,中国运输公司的运输主任郑(zheng)熙(字(zi)汝纯(chun),为浙大(da)毕业生(sheng))则表示可将宜山尚留之仪器运至贵州。
1940年1月,中国运输公司刚于重庆成立(后迁(qian)至贵阳),主要负(fu)责西南公路的民用物资运输。据(ju)竺可桢所记,“该公司即合川桂公路局及复兴(xing)公司而成。复兴(xing)最初(chu)乃(nai)贸易(yi)委员会主持,现则合并于运输公司,为交部(bu)与商人(ren)合办,有车二千(qian)辆,每月需油四十万吨”(竺可桢的这一记录似有问题,因数目不可能(neng)如此之大(da),4000吨是(shi)较为合理的估计,或出版时有录入(ru)错误)。(《竺可桢全集》7,277)
浙大(da)西迁(qian)贵州相当仓促,师生(sheng)们已经陆续在路上,却还未定下(xia)最终目的地。师生(sheng)们搬迁(qian)的方式亦是(shi)水、陆并进,人(ren)员与物资分头而行,其中汽车运输占(zhan)了较大(da)的比例。由三合至都匀再至青岩(一年级学(xue)生(sheng)开课之地)和遵义、湄(mei)潭,都需要公路运输。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运输载具,多数师生(sheng)都是(shi)各自组团(tuan)出发,陆续抵达贵州。
对教职(zhi)员工来说,此次搬迁(qian)的费用亦是(shi)可观。1940年2月2日,物理系教师束星北(bei)至竺可桢处,表示此次搬迁(qian)费用达千(qian)元,求学(xue)校再设法补助。学(xue)校虽然按人(ren)头向师生(sheng)们支付了搬迁(qian)费,但实在是(shi)远远不够。
2月16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处,得知该会从越南所进之油尽为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所取,“经向重庆设法,始给浙大(da)以独山之汽油200gal,又酒精200gal云”。接着,竺再至贵州公路局与局长姚思濂会晤,所谈大(da)概还是(shi)关(guan)于借用汽车之事。
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处是(shi)1937年10月成立于广州的机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负(fu)责人(ren)为曾(ceng)养甫(后为宋子良)。1938年之后,贵州与川、滇(dian)、湘、桂四省连接的干线公路,都在西南运输处的控制(zhi)之下(xia)。
竺可桢(前排(pai)左(zuo)三)与浙大(da)校友,1939年6月22日。
1939年10月南宁(ning)告急,西南运输处的主要工作便是(shi)将南宁(ning)所存之资源(yuan)进行紧急转移,同时也将柳州的军用品运往独山。南宁(ning)沦陷之后,运输处又组织力(li)量(liang),从龙(long)州将所存的军用品经中越边境岳(yue)圩,一路向北(bei),沿靖西、田州(两(liang)地均属今百色市(shi))、东兰(今河池东兰县)运至贵州。由于所筑公路都是(shi)战时赶修,标准不高,且法国方面又对出境车辆进行限制(zhi),运输难度很大(da)。可以想象,当时黔桂地区的运输力(li)量(liang)已经所剩(sheng)无几。
1940年5月30日,竺可桢从遵义至贵阳,与贵州省教育厅谈贵阳区各院校的统一招生(sheng)问题。第二天下(xia)午,他(ta)又到贵州公路局姚思濂处,“托运三合仪器182箱(xiang),都匀仪器4箱(xiang),并托修理1935号(hao)汽车”。直(zhi)到此时,仍有少量(liang)仪器未运抵学(xue)校。根据(ju)竺可桢所作的记录,在出发去贵阳前一天(29日),他(ta)还花20元购买了4瓶成义茅台酒,似乎也没(mei)有派上用场。
1941年4月30日,竺可桢又至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负(fu)责人(ren)彭湖(即彭石年)会晤,“谈运三合所留仪器一百八十箱(xiang)事”。也就是(shi)说,这180箱(xiang)仪器在三合滞留了近一年半。
这里所提到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xia)面简称贵州企业公司),是(shi)时任贵州省主席吴(wu)鼎昌(字(zi)达铨)所主办的官商合股公司,股资总额600万,分别由经济部(bu)、资源(yuan)委员会、贵州省政府,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地方绅商认(ren)购,是(shi)贵州近代史(shi)上规模最大(da)的股份制(zhi)企业。
1940年7月,贵州企业公司成立运输部(bu),第二年7月又改组为中国煤气车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物资运输工作。竺可桢与彭湖商谈,就是(shi)想借助运输部(bu)将仪器送至浙大(da)驻(zhu)地。不过在当时,运输部(bu)只有20辆通用公司的汽车,而且都改装成了木炭车,运输能(neng)力(li)相当有限。
尽管曲(qu)折不断,浙大(da)全体师生(sheng)还是(shi)大(da)体顺(shun)利地抵达贵州。这一路上除了人(ren)身安全,最令人(ren)操心(xin)的还是(shi)车与油的问题。
1940年1月14日,竺可桢偕胡刚复至西南公路局与副局长莫(mo)衡(字(zi)葵卿)会晤,据(ju)莫(mo)衡所言,“南宁(ning)之役西南公路〔局〕损失汽油一百余万gallon加仑,车三辆。现每月需油廿万gallon,全恃昆明一路。靖西公路虽通,每年只能(neng)用三四个月云”。
由于车与油实在难得,以及遵义到湄(mei)潭间的公路尚未开通,竺可桢在1940年2月甚至向同样刚搬迁(qian)到遵义的陆军大(da)学(xue)借了几匹马代步。2月13日早上,竺“偕振吾、刚复与陆大(da)两(liang)马夫乘陆大(da)之马五匹赴老蒲场(即老卜场,位于遵义城东)。初(chu)取小路,行八九里。因有坡,且路滑马行不甚便利,至遵松公路后始能(neng)驰骋(cheng)。”(《竺可桢全集》7,296)
竺可桢安顿(dun)完浙大(da)的迁(qian)校事宜后,即赴重庆出差,期间仍在考虑购油事宜。3月4日早上,竺可桢赶到国民政府经济部(bu)所落脚的川盐银行,与经济部(bu)政务次长兼(jian)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主任秦汾(fen)(字(zi)景(jing)阳)谈购油问题,竺要求液委会提供500加仑汽油,在六寨或独山交货。当时液委会已经在綦江、桐梓、独山、河池等公路站设立了六处油囤,计划每月运油1万加仑,竺显然是(shi)有备而往。
回到贵州之后,竺可桢又通过在交通部(bu)门(men)任职(zhi)的谢文龙(long)(后曾(ceng)任西南公路运输局局长)介绍,托人(ren)购私油500加仑,据(ju)对方表示价格在16-18元之间。
第二天,竺到贵阳的液体燃料委员会商讨购油事宜,对方表示现在的官方油价是(shi)16.80元每加仑,“而一般私油尚未售与该会者,因目前无许可证,因之纷纷出卖。渠(qu)允如浙大(da)购买此等私油,可以设法补给证书,惟价目如在16.80以上,则难以报账(zhang)云云。”比起重庆时所询价格来,时间相隔(ge)不过三个月,油价又涨了2元多,同时尚有黑(hei)市(shi)以更高价格售油,可见紧俏程度。
隔(ge)了一年,1941年8月2日,竺可桢又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得知油价已涨至38元一加仑,同时贵阳每天只有6000加仑的配额,“此数不足用”。
不过实际上,在1938-1941年间,中国的液体燃料进口量(liang)并没(mei)有降低太多,仍然维持在每年3000万加仑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进口渠(qu)道被日方切断,燃油进口量(liang)减少了90%以上,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此后一段时间才是(shi)大(da)后方燃油资源(yuan)真(zhen)正(zheng)告急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好(hao)消息是(shi),甘肃玉门(men)油田(当时中国最大(da)的油田)已经出油了。1942年3月17日,竺可桢在重庆参加中国科学(xue)社理事会,遇到了西南联大(da)化学(xue)系教授曾(ceng)昭抡(字(zi)叔伟)。曾(ceng)认(ren)为:“全国汽油储(chu)量(liang)只三个月,兵工方面亦不能(neng)支持至明年。按战前汽油进口每年三千(qian)万gal.,战后增至五千(qian)万gal.,即每日十五万gal.或500吨。现玉门(men)油矿用土法只能(neng)出五万gal.一天,故只能(neng)管西北(bei)一部(bu)云。”
曾(ceng)昭抡在这里的表述(shu)很不准确。1942年,玉门(men)油矿共生(sheng)产了近190万加仑汽油,平均每天生(sheng)产5000加仑而不是(shi)5万。到1944年,玉门(men)油矿的年产汽油量(liang)也不过400万加仑,并不能(neng)解决(jue)当时的燃料紧缺问题。
1943年11月27日,竺可桢至液体燃料委员会处再次商量(liang)购油,发现官方油价已升到每加仑380元:“购外国油20加仑,价@$380。又玉门(men)汽油100 gal.,@328。校中四万五千(qian)元款早汇到,但无人(ren)负(fu)责购油,遂致价目大(da)涨。”当时玉门(men)所产汽油全由燃委会负(fu)责销售,其售价也与进口汽油不一样。
油价的飞升自然也带动了运输价格。关(guan)于抗战时期的运价变化情况,竺可桢在1943年8月7日的日记中作了简练的总结:“近〈人(ren)〉〔日〕公车运费大(da)增,计客车每人(ren)每公里自一元八角增至二元五角,货价每吨每公里自廿七元增至卅五元。按泰(tai)和迁(qian)宜山运费公路车每吨只六角一公里,自宜山迁(qian)遵义已涨至〈八〉〔一〕元二三角,在抗战前不过二三角而已。客车每公里承平时二分而已,均涨一百倍以上也。”即便与当时的一般物价变化程度相比,100倍以上的运价涨幅也是(shi)惊人(ren)的。
汽油稀缺对浙大(da)师生(sheng)在贵州的生(sheng)活常产生(sheng)障(zhang)碍,有时还相当危(wei)险。1942年11月6日,有一位浙大(da)女(nu)生(sheng)周(zhou)桐因患腹膜(mo)炎已出血,情况危(wei)急,竺可桢令浙大(da)司机开小车往贵阳入(ru)中央医(yi)院,“估计来回需汽油30加仑,黑(hei)市(shi)价600元一加仑,带18,000元。近以官价85元一加仑,购到53加仑,但以后即不易(yi)得矣”。
以酒精代汽油
中国的汽油如此依赖(lai)于进口,早就引(yin)起了国民政府相关(guan)人(ren)士的担忧。1936年3月,直(zhi)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yuan)委员会拟订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计划建成三个厂矿,力(li)求实现5000万加仑的汽油年产量(liang),以达到完全国内自主的目标。同年6月,资源(yuan)委员会又向国民政府呈(cheng)报了更为详尽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shi)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yan)长及巴县油矿,计划年产2500万加仑。
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除了对燃油实施进口和使用管制(zhi),也极力(li)开发和推广替代性产品。主要替代办法有3种(zhong),一是(shi)以酒精代汽油,二是(shi)木炭(或其他(ta)固体燃料)代汽油,三则是(shi)用植物油代燃油。这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shi)酒精。
1937年9月,资源(yuan)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汽油代用品的生(sheng)产,并决(jue)定早日建厂,生(sheng)产动力(li)酒精。同时,行政院也公布了《酒精汽油混合燃料办法》,要求在汽油内混合一定比例的动力(li)酒精。欧洲各国在之前数年都已经制(zhi)定类似政策,如德国在1932年10月规定汽油中至少含20%-30%的酒精,匈(xiong)牙利则自1929年起便规定汽油中必须掺入(ru)20%的酒精。
根据(ju)中央工业试验所在1935年所做的试验,这种(zhong)混和燃料在动力(li)性能(neng)与燃料经济性上,都与纯(chun)汽油相差无几,可以作为长期日常行驶之用。不过此类措施只能(neng)减少汽油的消耗量(liang),并不能(neng)完全代替汽油。
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主要替代汽油功能(neng)的是(shi)纯(chun)酒精再加入(ru)挥发性有机物质(苯、乙醚、乙酮等)而成的动力(li)酒精,当时也称代汽油或人(ren)造汽油。
早在1920年代,菲(fei)律宾已经应用了这种(zhong)酒精燃料,其中一种(zhong)的成分为98%的酒精加上2%的汽油,其燃料消耗量(liang)较汽油多耗25%;另一种(zhong)的成分则是(shi)95%的酒精加上5%的乙醚。
1939年1月7日,竺可桢至国立编译馆(当时驻(zhu)于巴县中学(xue))午餐,席间他(ta)从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zhong)处得知,魏喦(nie)寿(时任资源(yuan)委员会酒精工业总工程师)现在内江办酒精厂,“日可出一千(qian)gal,但西南公路处代汽油日需一万gal。所谓代汽油,其成分为70%酒精、30%以太〔乙醚〕代汽油(这一记录似乎有误,乙醚成分当不至于如此之高),于汽车机件损坏较汽油为速。此则急应研究者,余谓需要乃(nai)发明之母”。
这里的酒精厂指的是(shi)由资源(yuan)委员会和四川省政府合办的四川酒精厂,于1938年9月建成投产,其所生(sheng)产酒精很快便供不应求。1939年,陕西酒精厂也迁(qian)至四川资中(今内江市(shi)资中县),并改名为资中酒精厂。内江盛产蔗糖(tang),而榨糖(tang)后的废液(即糖(tang)蜜)则是(shi)制(zhi)造酒精的原(yuan)料,且价格低廉,自然成为抗战时期所建酒精厂的重要基地。
根据(ju)1939年资源(yuan)委员会所拟定的《西南各省三年国防计划》,规划设立四川第二酒精厂、云南酒精厂、贵州酒精厂、甘肃酒精厂、四川第三酒精厂等, 计划将酒精年产量(liang)由1939年的29万加仑提高到1941年的203万加仑。到1941年底,后方各省同意(yi)设立的酒精厂有68家(jia),生(sheng)产能(neng)力(li)达每年792万加仑。如加上其他(ta)已呈(cheng)请尚未准许设立及还未呈(cheng)请登记的厂家(jia),工厂总数已达100余家(jia)。至1944年底,后方共有300余家(jia)酒精厂,年产能(neng)力(li)达2400万加仑以上,当年的实际产量(liang)在1000万加仑左(zuo)右,其中大(da)部(bu)分分配给了刚进入(ru)中国战场的美军。
在这份计划中,最早启(qi)动的便是(shi)1940年6月设立,并于1941年5月建成的遵义酒精厂,它(ta)也是(shi)遵义第一家(jia)大(da)型现代化酒精厂,其负(fu)责人(ren)先(xian)为邝森扬,后为曾(ceng)任中研院化学(xue)研究所研究员(1931-1936)的汤元吉。
浙江大(da)学(xue)西迁(qian)贵州之后,学(xue)校与遵义酒精厂之间常有往来。同年9月1日,农学(xue)院蔡(cai)邦华教授到竺可桢处商谈,表示遵义酒精厂想与浙江大(da)学(xue)合作创设农场以便推广甘蔗。竺可桢则觉得,“目前农业上以推广食(shi)粮(liang)为目的,而酒精则以运输便利、制(zhi)造容易(yi)为目的。故以粮(liang)食(shi)论,以种(zhong)马铃薯为最佳(jia),包谷、甘薯次之,而甘蔗又次之。但以酒精厂立场论,则以甘蔗最为相宜,而不愿用马铃薯。故余以为种(zhong)甘蔗只能(neng)作一种(zhong)试验而已,不能(neng)尽量(liang)推广也”。
竺可桢的论述(shu)指出了当时酒精产业的一个核(he)心(xin)问题。在抗战时期,生(sheng)产足够的粮(liang)食(shi)以满(man)足国民和军队需求是(shi)第一位的,运输业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优先(xian)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抗战期间,贵州省数次实施禁酒政策,尽管并没(mei)有直(zhi)接波及酒精厂,但原(yuan)料来源(yuan)仍然是(shi)困扰(rao)动力(li)酒精生(sheng)产的主要问题。
1944年4月9日,竺可桢从浙大(da)毕业后赴酒精厂工作的赵元卜处得知,玉米价格高涨,酒精价格却因受统制(zhi)而不能(neng)及时调整(zheng),酒精厂自然不愿亏本生(sheng)产酒精。一个替代方法是(shi)从民间买来土酒再加工成无水酒精,但由于政府禁酒,此路也告断绝。竺可桢担忧地表示:“酒精价现每加仑为380元,价目由贵阳公议规定,不能(neng)增加。厂中职(zhi)员之米贴近月亦未能(neng)加。可知国内通货膨胀,管制(zhi)物价未得其法,不但非生(sheng)产机关(guan)受影(ying)响,即生(sheng)产机关(guan)亦大(da)受影(ying)响。不景(jing)气之状态已毕露(lu),此则最可忧虑者也。”
同年10月,竺可桢又从厂长汤元吉处了解到,“酒精厂所制(zhi)酒精售价已1250〔元〕一gallon,而以土酒制(zhi)其度数只40°左(zuo)右。现价每十二斤制(zhi)一gallon,每gal.之价亦千(qian)余矣”。以此估算(suan),酒精厂仍然无利可图(tu)。
为了平抑日趋上涨的酒精价格,国民政府考虑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便是(shi)将新开发的玉门(men)油田所炼之汽油发往重庆,由液体燃料委员会加以分配。不过由于当时运力(li)的不足,每月实际只能(neng)运出120吨汽油(不到5万加仑),并不足以平抑价格。
动力(li)酒精既为替代品,其缺点也是(shi)相当明显的。除了更易(yi)损耗发动机以外,酒精在动力(li)和效率方面比之汽油也有很大(da)差距。1945年2月11日,竺可桢计划乘坐校车赴重庆,“目前难题在小车费油甚多,湄(mei)潭来回需二十五加仑酒精,赴渝需五十加仑之多,而车中带去甚不易(yi)也”。以此计算(suan),每加仑动力(li)酒精只能(neng)行驶5千(qian)米左(zuo)右,其效率还不到汽油的一半。
交谊汤元吉
竺可桢与遵义酒精厂厂长汤元吉早就相识。1938年11月,当时还在广西宜山的竺可桢与汤元吉便有过一次会面,竺从闲谈中得知江西神(shen)冈山钨铁厂的机器已经搬到了香港。
资源(yuan)委员会与中德两(liang)国政府共同成立的合步楼公司合作建设江西钨铁厂,于1937年2月动工,所有机器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负(fu)责人(ren)为杜殿英,汤元吉则担任钨铁厂筹备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兴(xing)建这座工厂同样是(shi)资源(yuan)委员会制(zhi)定的三年工业计划的一部(bu)分,其目的是(shi)在中国中南地区创建工业和原(yuan)材料基地,抵御日本入(ru)侵,并为中国的未来工业发展奠(dian)定基础。列入(ru)三年工业计划的这些项目均由德国公司提供全套工厂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则通过提供钨、锑(ti)的原(yuan)材料和产品进行偿付。在当时,中国的钨、锑(ti)产量(liang)已经遥居世界榜首,其中锑(ti)的出口量(liang)在1937年之前便占(zhan)世界锑(ti)业交易(yi)量(liang)的75%,成为中国的重要出口物质。
到1938年6月,钨铁厂的主要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从德国引(yin)进的设备却比原(yuan)计划晚了不少时间。就在原(yuan)计划的开工时间1938年8月,日军逼进江西,厂方不得不将装好(hao)的机械再拆卸转移,整(zheng)个建厂方案可谓功亏一篑。
浙大(da)在遵义的河滨(bin)工厂及工学(xue)院实验室
来到遵义之后,竺可桢与汤元吉的关(guan)系一直(zhi)不错,还曾(ceng)请他(ta)到浙江大(da)学(xue)作纪念(nian)周(zhou)演讲。1942年9月22日,贵州废除实施了一年多的禁酒令,27日中午,作为酒精厂领导的汤元吉便宴请各方。餐后,竺可桢又参观了酒精厂,据(ju)介绍该厂每天可出货300 加仑汽油,价格为每加仑140元。“每日需包谷五千(qian)公斤,煤十吨,将来可谓出产三倍云”。由于原(yuan)料供应的不足,遵义酒精厂的实际产能(neng)并未得到完全发挥。
同年10月12日下(xia)午,汤元吉来到遵义竺可桢处相谈,然后两(liang)人(ren)一起赴专员公署,参加遵义各界欢迎贵州省主席吴(wu)鼎昌夫妇光临(lin)的晚宴,到九十余人(ren)。
11月29日,汤元吉夫妇又应邀而至浙大(da)。竺可桢记录道,“汤允按月供给50加仑之酒精,不取资,目前价为175元,即每月八千(qian)余之价值(zhi)也。余允明日即作公函(han)。”相隔(ge)两(liang)月,市(shi)面上的酒精价格又上升了20%有余。到1944年6月,官方核(he)定的酒精价则到了每加仑772元。
对浙江大(da)学(xue)来说,酒精除了汽车运输之外,也是(shi)进行化工实验所必须的物资,且所需之量(liang)不少。1941年6月25日,竺可桢计算(suan)道,“化工实验需酒精,每学(xue)期二百五十加仑,每加仑二十元,即五千(qian)元”。就此而论,酒精厂的支持对浙大(da)的教育与学(xue)术工作也助益颇大(da)。
遵义酒精厂对浙大(da)的另一项帮助则是(shi),厂家(jia)定期有汽车来往于遵义和湄(mei)潭之间,浙大(da)师生(sheng)有时可搭上便车。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对此项亦常有记录。
汤元吉虽为德国毕业的化学(xue)博士,却酷爱文学(xue)。早在20年代,他(ta)便翻译了歌德的《史(shi)推拉》(即《丝苔拉》)和《克拉维歌》(即《克拉维戈》),卫德耿(即德国剧作家(jia)韦德金(jin)德)的《春醒》,以及他(ta)与俞(yu)敦培(pei)合译的黑(hei)贝尔作品《悔罪女(nu)》(即《玛(ma)丽亚(ya)·玛(ma)格达莱娜》)。这四本译作均于商务印书馆出版。
汤元吉在领导酒精厂之余,也热心(xin)交往文化人(ren)士。他(ta)与当时在浙大(da)任教的费巩似也私交不浅,1945年3月5日费巩在重庆失踪(zong)前一晚,曾(ceng)去汤元吉处拜访,不过汤并不在家(jia)。
汤元吉常邀请学(xue)术文化界名人(ren)至酒精厂演讲。1944年9月27日,竺可桢应邀至酒精厂办事处晚膳,“到浙大(da)同事二十一二人(ren),驾吾、香曾(ceng)、衡叔、洽周(zhou)、元复、馥初(chu)、劲夫、卓如、征铠(kai)、坤珊、幼伟等均到”。晚宴时,汤元吉即约竺可桢10月6日到酒精厂作演讲。
10月6日下(xia)午,竺可桢按时到达酒精厂,晚餐后至厂内的俱乐部(bu)演讲,“到职(zhi)员五十余人(ren),有叶(ye)克勤及浙大(da)毕业生(sheng)赵元卜、余建彬、沈婉贞等十人(ren)。余讲题为‘怎(zen)样做一个民主国家(jia)的公民’。述(shu)中国民主基础之雄〔厚〕,对于宗教、种(zhong)族、贫富不分珍域,英美亦弗及。俄之民主无言论自由,以国家(jia)在民族之上。中国向来以民为贵,社稷次之。但中国要做民主国,必须革除二弊(bi),即(一)士大(da)夫阶级之观念(nian)。过去历史(shi),士大(da)夫襄皇帝治理天下(xia),立法而不守法。(二)革除黄老观念(nian),见义勇为,不要取袖(xiu)手旁观、明哲保身态度。讲一小时后讨论至九点散。”(《竺可桢全集》9,196)
相隔(ge)不过几天,汤元吉还邀请了吴(wu)宓到访酒精厂,其过程也颇为有趣。
1944年秋,吴(wu)宓赴成都讲学(xue),途中往遵义浙江大(da)学(xue)处住了半月。9月20日,吴(wu)宓接到费巩当月8日发来之函(han),“拟介绍资委会酒精厂长汤元吉自用汽车,为宓赴渝。” 不过据(ju)吴(wu)宓后来所记,他(ta)是(shi)坐花纱布车行之车赴重庆的,并没(mei)有用上酒精厂的车。
9月23日早上,吴(wu)宓从昆明出发,“候至8:30车行,共三军车,均酒精车,一往独山,二往重庆。”在贵阳停留几天之后,吴(wu)宓在浙大(da)张君川副教授的陪同下(xia),于30日来到遵义,住在石家(jia)堡新五号(hao)郭斌龢家(jia)。
10月2日上午,竺可桢到郭家(jia)拜访吴(wu)宓。竺觉得与吴(wu)“已五六年不相见,亦颓然一老翁矣”。(《竺可桢全集》9,193)
10月3日晚上,《思想与时代》编辑部(bu)出面邀请吴(wu)宓在乐露(lu)春饭店晚宴,竺可桢也到场一聚,“到张君川、谢文通、田德望、费香曾(ceng)、洽周(zhou)、絜(jie)非、迪生(sheng)、幼伟”等人(ren)。10月5日中午,王驾吾、费巩又邀请吴(wu)宓家(jia)宴,汤元吉也在场陪同餐叙,并约吴(wu)宓至酒精厂演讲。
竺可桢在遵义,摄于校长办公室前。
10月8日下(xia)午,吴(wu)宓由王驾吾、杨耀德等人(ren)陪同,坐车至酒精厂。汤元吉招待晚宴,并饮(yin)茅台酒。餐后,吴(wu)宓便在酒精厂之俱乐部(bu)讲《红楼梦》,第二天早上才回遵义。在汤元吉的带动下(xia),酒精厂的文化学(xue)术活动亦有声有色。
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及教育部(bu)审查(cha)委员会会议。1945年9月26日早上,竺可桢与内江酒精厂厂长施有光餐叙,得知资委会下(xia)属的18家(jia)酒精厂已停掉7家(jia),因为已经没(mei)有相关(guan)需求,最终将只保留3家(jia)。
10月1日,竺可桢又至重庆五四路五四坊(fang)访汤元吉,汤正(zheng)好(hao)出门(men)不在家(jia)。竺可桢从汤的夫人(ren)口中获知汤元吉已经离开酒精厂,当月5日即将赴台湾,参加接收工业部(bu)门(men)的工作。
日本刚投降,国民政府便开始拟订接收台湾的工作。1945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台湾区特派员办公处,由资源(yuan)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包可永(yong)担任特派员。办公处下(xia)设糖(tang)业、机电、冶化、轻(qing)工业、矿业5组,汤元吉担任冶化组长。
1946年,资委会与台湾省政府签订合作大(da)纲,共同经营七家(jia)企业,其中汤元吉出任台湾肥(fei)料公司董事长兼(jian)总经理。汤元吉之后长期留在台湾工作,直(zhi)到过世,不过在1949年前曾(ceng)回到杭(hang)州几次,与竺可桢也有相聚。
其他(ta)替代性燃料
1940年10月6日,竺可桢“遇邦华太太,杨守珍、华寿年乘木炭〔车〕赴遵义,每开需木炭百斤,约价十二元(前月只六元),而汽油八加仑之价(@28)二百二十四元,相差十七八倍也。”
这里所说的木炭车,也叫木柴车或煤气车,也就是(shi)在车辆上装一个煤气发生(sheng)炉,将木炭等固体燃料烧成煤气,注入(ru)气缸进行燃烧。
根据(ju)翁文灏的记录,1938年6月和7月,广西对33辆煤气车进行了试验,结论是(shi)可以节省大(da)约90%的汽油,经济上也可以节省60%左(zuo)右。国民政府在战时相当提倡(chang)这种(zhong)节约燃油的做法,1941年贵州企业公司成立“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从事运输业务,也是(shi)响应这一号(hao)召。
1941年7月7日,竺可桢一行从遵义赴湄(mei)潭,坐的便是(shi)贵州企业公司的木炭车。他(ta)记叙道,“八点一刻车自站开出,木柴车发动时稍慢,但亦不过〔数〕分钟而已,此车系General Motors Co.通用汽车公司两(liang)吨半车,每公里用炭三斤,约三角钱,较之汽油车仅十之一而已。”
木炭车费用虽省,但行驶速度较缓,遵义到湄(mei)潭不过五六十千(qian)米的里程,竺这一路却坐了近5个小时。1942年7月20日晚,竺可桢之女(nu)竺梅从重庆回到遵义,“知前日动身乘木炭车,第一日宿綦江,第二日松坎,迄今日七点始抵此云。”这段不到300千(qian)米的路程费了三天时间,其动力(li)可想而知。纯(chun)就性能(neng)而言,木炭车显然远远不如酒精车。
尽管存在各种(zhong)缺陷,但基于政府的强力(li)支持,在抗战时期的公共运输方面,木炭车仍占(zhan)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尤(you)其是(shi)1942年3月战时运输局通令,只准使用木炭燃料,对汽油、酒精或代汽油一律彻底管制(zhi)。
据(ju)统计,在湖南省公路局系统营造的汽车中, 1936-1939年木炭煤气汽车所占(zhan)比例由 20.3%上升到30%。1938年,西北(bei)公路局也成功改装第一辆木炭车。到了1940年,行驶在西北(bei)公路上的木炭车有60余辆,平均速率为每小时10公里。至抗战后期,西南西北(bei)地区的木炭车已经占(zhan)到全部(bu)行驶车辆的35%。
木炭车之外,中国的研究机构与运输部(bu)门(men)也一直(zhi)在考虑以植物油代替柴油的方案。1935年12月,经济委员会公路处、江南汽车公司、中央大(da)学(xue)工学(xue)院等机构共同进行了棉籽油柴油混合燃料的试车实验,用30%棉籽油和70%柴油相混合,基本实现替代柴油的功能(neng)。
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是(shi)对植物油(包括桐油)进行分解,从而提炼汽油,或制(zhi)造煤油。而在抗战时期,一个颇引(yin)人(ren)瞩目的发明则是(shi)直(zhi)接以桐油作为燃料。
1936年,中国汽车制(zhi)造公司于南京成立,计划与德国本茨(奔驰)公司合作,在湖南株洲设立总厂,并由曾(ceng)养甫任董事长兼(jian)总经理。1937年秋,株洲厂生(sheng)产装配出了第一批柴油卡车,之后设备转移到广西桂林,并在重庆设立华西分厂。
1940年2月,中国汽车制(zhi)造公司桂林厂成功制(zhi)造出第一辆桐油汽车。同年5月,汽车厂总工程师张世纲驾驶桐油燃料车从桂林厂出发,到重庆参加表演。据(ju)言,该车“载货两(liang)吨有半,行程1200公里,完全使用桐油,机器方面沿途概未发生(sheng)丝毫(hao)障(zhang)碍,速度每小时最高达50公里,平均速度为35公里,由贵阳至海棠溪(xi)(全程近400千(qian)米),仅须15小时,爬(pa)山越岭,比较汽车似觉稍缓,但能(neng)力(li)颇好(hao),各个山坡均得畅行无阻”。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xue)会在贵州举办联合年会。会议结束后,年会参会全体成员又于28日至遵义浙江大(da)学(xue)处共进午餐,并参观了遵义酒精厂与大(da)兴(xing)面粉厂(贵州企业公司投资的面粉厂)。
10月30日,浙大(da)机械系教授王仁东至竺可桢处,谈及此次机械工程学(xue)会论文中,以桐油代汽油的贡献最大(da),“盖酒精代汽油嫌力(li)不足,温度低,木炭车费用四倍于桐油,且原(yuan)料不够。惟桐油随处皆有之,且价只汽油十之一而已。惟桐油不能(neng)接触空气,因其易(yi)于氧(yang)化而凝结,故必须置(zhi)于air tight气密之筒中,且因其挥发点高而滞重,故须加热始能(neng)用云”。
由于未见此次学(xue)会的论文集,无法确定王仁东所指的究竟是(shi)哪(na)篇论文,不过很可能(neng)便是(shi)中国汽车制(zhi)造公司于1941所写的关(guan)于桐油汽车优点的摘要报告,其中估计道,中国的桐油年产量(liang)大(da)约为3000万加仑,可抵5000万加仑的汽油,超过当时中国的全年汽油消费量(liang)。难怪王仁东对此兴(xing)奋不已。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kan),直(zhi)到抗战结束,中国汽车制(zhi)造公司也并没(mei)有能(neng)够批量(liang)生(sheng)产桐油车,其对缓解中国抗战时期燃料不足的贡献也仅限于理论。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