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也在鼓励扩大幼儿园托班招收婴幼儿范围(wei)。2024 年(nian) 11 月，酝(yun)酿了 20 年(nian)的(de)《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通过，鼓励有条(tiao)件(jian)的(de)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

多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de)入(ru)托率超三成(cheng)

在世界范围(wei)内，多国已(yi)经建立了3岁以下婴幼儿的(de)社会托育服务体(ti)系。

数据显示，2018年(nian)，在韩国3岁以下婴幼儿中，超六成(cheng)入(ru)托。其中，韩国2岁幼儿的(de)入(ru)托率高达92.1%。同(tong)为东亚国家的(de)日(ri)本，2岁幼儿的(de)入(ru)托率也有56.5%，1岁幼儿的(de)入(ru)托率达到33.2%。

作为全球生育率倒数的(de)国家，日(ri)韩为了让年(nian)轻(qing)人生孩子使出“浑身解数”，提供了优厚的(de)托育政策。这两个国家的(de)入(ru)托率在连年(nian)攀升(sheng)。

从整体(ti)上看，2018年(nian)OECD 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de)入(ru)托率平均为 33.8%。相比(bi)之下，2024年(nian)的(de)报告(gao)指(zhi)出，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de)实际入(ru)托率仅有7.86%。

然而，与(yu)低送(song)托率形成(cheng)反差的(de)是，中国的(de)家长们实际上有着旺盛的(de)送(song)托需求。

《2019年(nian)全国人口与(yu)家庭动态监测调查(cha)》（下称“2019年(nian)监测调查(cha)”）询问了6万名15-49 周岁的(de)中国女性，结果显示实际上有27.6%的(de)育儿家庭希望将子女送(song)托。原国家卫计委 2016 年(nian)在全国十城市调查(cha)中发现，有 1/3 的(de)家庭有社会托育服务需求。2024年(nian)发布的(de)上述国务院报告(gao)也显示，多地(di)调查(cha)显示，超过三成(cheng)的(de)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song)托需求。

需求这么旺盛，那为何中国送(song)托率如此之低？

“孩子年(nian)龄小，舍(she)得送(song)托班吗？”

此前，网红Papi酱在综艺中透露，自己把(ba)1岁3个月左右的(de)孩子送(song)托儿所，结果被(bei)部分(fen)网友责怪没有责任(ren)心——“这么小送(song)过去(qu)小孩没有安全感”“这么小的(de)孩子，谁舍(she)得送(song)去(qu)全托呢？”等评(ping)论比(bi)比(bi)皆是。

这些网友的(de)想法并非个例。2019年(nian)监测调查(cha)显示，不送(song)托的(de)主要原因包括孩子年(nian)龄太小、有人照看、收费太高。

针对孩子年(nian)龄小，不想送(song)或家人不让送(song)的(de)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yu)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家庭与(yu)性别研究中心主任(ren)李婷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一(yi)方面是受到中国家长的(de)教育理念影响(xiang)，担心孩子有分(fen)离焦虑等问题，另一(yi)方面是对托儿所质量的(de)不放心。

近(jin)些年(nian)，幼儿园或者托儿所曾爆出几起(qi)虐童事件(jian)，一(yi)定程度上打(da)击了家长们的(de)送(song)托积极性。在2019 年(nian)监测调查(cha)结果中，想送(song)托儿所的(de)母亲们在选择托育机构(gou)时，重点考虑的(de)前两大因素(su)是安全条(tiao)件(jian)和师资能力。

相比(bi)民办机构(gou)，家长们普遍(bian)认为有政府参与(yu)或主办的(de)托班更加有质量保障。2017年(nian)中国人民大学与(yu)国务院妇儿工委联(lian)合进行的(de)四省市（天津、黑龙江、山东、四川）城市0-3 岁托育服务需求和供给抽样(yang)调查(cha)（下称“四省市”调查(cha)）显示，超过七(qi)成(cheng)的(de)家长希望孩子上公办机构(gou)，超过12%的(de)家长希望孩子上的(de)托班有政府参与(yu)。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与(yu)保护研究中心高级分(fen)析员王(wang)淑清在2019年(nian)的(de)一(yi)篇文(wen)章中提及，近(jin)年(nian)来，近(jin)七(qi)成(cheng)0-3岁婴幼儿入(ru)托民办机构(gou)，仅2.2%入(ru)托教育部门管理的(de)托育机构(gou)。

本来靠谱的(de)托育机构(gou)就不多，就算(suan)真(zhen)的(de)想送(song)托班，不少家长看着动辄上千(qian)的(de)托育费用也只能望洋兴叹。多次生育意(yi)愿调查(cha)结果都显示，年(nian)轻(qing)人之所以不愿生、不敢生，最重要的(de)原因是生育养(yang)育成(cheng)本高、经济(ji)负担重。

上述2024年(nian)发布的(de)国务院报告(gao)里(li)就提到，2023年(nian)，全国民办托育机构(gou)占全部托育机构(gou)的(de)89.5%，平均托育服务收费价格（不包括餐费）为每月每人1978元，一(yi)线城市在每月每人5500元以上。报告(gao)还指(zhi)出，这与(yu)家长们的(de)支付能力和期待存在较大差距，许多有送(song)托需求的(de)家庭望而却步(bu)，2023年(nian)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

“（幼儿园招收年(nian)龄）向下探比(bi)较困难，家庭观念和托育成(cheng)本都很难大规模下探，”李婷告(gao)诉澎湃新闻，如今养(yang)娃精贵，养(yang)1岁的(de)娃跟养(yang)2岁的(de)娃成(cheng)本差别很大，师生比(bi)要求就很不一(yi)样(yang)。

以2024年(nian)12月刚建成(cheng)开放的(de)北京八里(li)庄儿童成(cheng)长中心为例，目前该中心在0到1岁年(nian)龄段是一(yi)名老师照顾两个孩子。随着更多孩子入(ru)园，未来1-2岁孩子的(de)师生比(bi)大约为1:3，而2-3岁孩子的(de)师生比(bi)大约为1:4。

如何降低送(song)托成(cheng)本？临时托和半日(ri)托等形式(shi)或许是一(yi)种路径。中国人口与(yu)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研究发现，比(bi)起(qi)全日(ri)制托育，临时托和半日(ri)托等服务形式(shi)可以填上临时照护小孩的(de)需求，减(jian)轻(qing)因临时看护对女性劳动就业的(de)负面影响(xiang)，也不会明显增加家庭照护的(de)经济(ji)成(cheng)本。

提供多元化的(de)托育服务不仅能降低送(song)托成(cheng)本，也能满足不同(tong)的(de)需求。四省市数据显示，对于2岁以下的(de)孩子，若非万不得已(yi)，家庭一(yi)般都不舍(she)得将他们送(song)往(wang)全天候的(de)托育服务机构(gou)，但(dan)全职妈妈和职业妈妈，对社区临时托育、喘息服务、延时照料等，都有一(yi)定的(de)需求。

托育服务体(ti)系重返舞台

在精细化养(yang)娃的(de)时代，相比(bi)花大钱让小孩上不一(yi)定靠谱的(de)托儿所，当代夫妻选择把(ba)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2022年(nian)CFPS的(de)数据显示，10年(nian)间，家庭中女性的(de)照料负担稍微减(jian)少了一(yi)点，部分(fen)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po)开始带娃了。

具体(ti)而言，从2012年(nian)到2022年(nian)，一(yi)个家庭中妻子照料3岁以下小孩的(de)比(bi)例下降了6%。照顾孩子的(de)重担从妈妈身上分(fen)到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po)身上，托儿所和爸爸的(de)照顾的(de)比(bi)例也略有提升(sheng)。

不过，正如数据所示，2022年(nian)妈妈照料3岁以下婴幼儿的(de)比(bi)例仍然高达58.7%。

李婷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入(ru)托率较低的(de)原因之一(yi)就是代际照料支持(chi)供给很大，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de)特殊(shu)之处。

日(ri)本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沈洁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有类似观点：育儿压力仍然较大，国内大部分(fen)家庭仍然停留在让老一(yi)辈帮忙带孩子的(de)阶段。

而从2019年(nian)开始，我国陆(lu)续出台政策，支持(chi)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这一(yi)年(nian)又被(bei)业内称为“中国托育元年(nian)”。

从更远的(de)时间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政策，有着历史的(de)影子。

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yu)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在一(yi)篇论文(wen)中提到，在新中国成(cheng)立后，受到苏联(lian)经验、妇女解放的(de)价值性理念和对女性劳动力的(de)工具性需求等因素(su)的(de)影响(xiang)，中国大规模配置公立托儿所。

1938年(nian)10月2日(ri)，在党中央的(de)大力支持(chi)下，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fen)会发起(qi)成(cheng)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yi)院”，即日(ri)后为人们所熟知的(de)“延安第一(yi)保育院”。图源自 CCTV

在20世纪50至(zhi)70年(nian)代的(de)中国，许多工厂内设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由工厂出资建设并提供基本设施。数据显示，1954年(nian)，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建有托儿所4003个，2670个哺乳室，又或是收编私立托儿所，改(gai)为机关托儿所。

资料显示，1950年(nian)代的(de)某国有工厂就为该厂职工的(de)婴幼儿养(yang)育提供了多项便利，比(bi)如为带孩子上下班的(de)职工开设了母子班车，以及车间内配置了蒸饭箱和储物间等。

20世纪50年(nian)代，某国有工厂设立了母子班车。图源自《幼儿教育导读(du)》杂志

不只是在城市，当时农村的(de)入(ru)托率也很高。多篇论文(wen)指(zhi)出，1960年(nian)全国农村儿童入(ru)托率高达70%，大多数参与(yu)社会劳动的(de)妇女将孩子交由村办托幼组织。

除了解放女性的(de)生产力，人口的(de)爆炸性增长也是另一(yi)重要影响(xiang)因素(su)。根据国家统计局，1963年(nian)出生人口为2975万人。这一(yi)年(nian)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数最多的(de)年(nian)份。

然而，在中国进入(ru)市场经济(ji)体(ti)制改(gai)革后，1984年(nian)的(de)国有企业改(gai)革和单位制解体(ti)使得作为职工福利的(de)托幼服务逐渐被(bei)剥(bao)离出单位。

“减(jian)负”成(cheng)为国有企业改(gai)革的(de)核心议题。1955年(nian)，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一(yi)份报告(gao)中指(zhi)出，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yi)安插编余人员，托儿所的(de)编制一(yi)般大于实际需要。比(bi)如某地(di)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备(bei)有正副所长、指(zhi)导员、管理员等。

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指(zhi)出，由于编制冗(rong)余，人事费用开支较多，工薪支出一(yi)般占到常规支出的(de)75%～85%，有的(de)超过90%。

不过，托育体(ti)系在中国真(zhen)正成(cheng)为历史还要到20世纪90年(nian)代后期。

直到 20世纪90年(nian)代早中期，托儿所数量还在发展中。但(dan)随着市场化改(gai)革的(de)深入(ru)推进，托儿所持(chi)续减(jian)少。起(qi)初是独立设置的(de)托儿所减(jian)少，继而是一(yi)些普惠性公立幼儿园的(de)托班也逐渐消失。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bo)士向小丹的(de)一(yi)篇文(wen)章，1981年(nian)，上海市区各类在托儿童总数有20多万，仅民办托儿所就有562所，吸纳了超过10.5万名婴幼儿。到了2022年(nian)，上海市区独立设置的(de)托儿所剩(sheng)下30所，托儿数仅有1414人。

进入(ru)21世纪后，公办托儿所几乎完(wan)全消失。 在这个时间段中，市场化机构(gou)尽管试图填补这个空缺，却因为质量参差不齐(qi)、重教学而轻(qing)保育等原因不被(bei)家长们接受。

正因为这种种历史因素(su)，托育领域从政府退(tui)场，转向家庭照料为主。

但(dan)到了2015年(nian)前后，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de)落地(di)，社会化托育服务又回归(gui)了。杨菊华在2022年(nian)发表的(de)一(yi)篇文(wen)章中写道，在过去(qu)几年(nian)中 ，政府一(yi)直在出台与(yu)生育政策相配套的(de)家庭支持(chi)政策，托育服务体(ti)系的(de)重构(gou)就是其中最主要的(de)一(yi)项施策。

比(bi)如，近(jin)年(nian)来部分(fen)城市推出了“妈妈岗”的(de)职位，与(yu)历史上的(de)“妈妈班”类似，包括广东、山东、河北等地(di)。以广东中山为例，2021年(nian)，中山市推出“妈妈岗”，明确提出对符(fu)合条(tiao)件(jian)的(de)用人单位实行每月每人300元标准(zhun)给予社保补贴、 每月每人100元标准(zhun)给予岗位补贴，还为灵活就业妇女提供每月每人300元的(de)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不过，此岗的(de)名称在网上遭到不少吐槽，被(bei)指(zhi)应该改(gai)名为“亲子岗”“生育友好岗”等中性词汇。而“妈妈岗”的(de)说法在一(yi)定程度上反映出，育儿的(de)责任(ren)仍更多在妈妈身上。

杨菊华就指(zhi)出，与(yu)此前不同(tong)的(de)是，当前重构(gou)的(de)托育服务体(ti)系仍然强(qiang)调家教为主，托育为辅(fu)，其中女性仍然是育儿的(de)主力。即便是到了现在，女性也常常是无法兼顾工作与(yu)家庭，这可能进一(yi)步(bu)激化职场母亲的(de)育儿焦虑，增大工作与(yu)家庭之间的(de)张力。

在《我不想成(cheng)为伟大的(de)母亲》一(yi)书中，资深媒体(ti)人泓(hong)舟(zhou)采访了20多位母亲。在书中，有一(yi)名生二胎的(de)妈妈宋晴，她大着肚(du)子依然坚持(chi)出差，上班到预产期前一(yi)天才回家休(xiu)息待产，休(xiu)完(wan)产假后第一(yi)时间返回工作岗位。然而“工作——怀孕——工作”的(de)无缝衔接，仍然使得她在升(sheng)职竞争中没有比(bi)拼过业绩略逊色(se)的(de)同(tong)事。宋晴的(de)领导理直气(qi)壮地(di)告(gao)诉她：“如果你没有生第二个的(de)话，很大可能会先提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