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yi)部有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guo)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之一(yi)。关于作者，古今有三种说法：一(yi)为孟子自作，二(er)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而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si)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li)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程。战国(guo)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qin)始皇焚书坑儒，烧(shao)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书又受到重视，汉文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wei)尚不足以(yi)与后世相比。这种情形到宋代发生了改变，其标(biao)志(zhi)就(jiu)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yi)运动大的学术背(bei)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即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jiu)自身原因(yin)而论，儒学自汉代以(yi)来的训诂之学已走(zou)向极端，变得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新；就(jiu)外(wai)部原因(yin)而论，就(jiu)是儒学受到了佛道的冲击，使原有的独尊地位(wei)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cuo)之一(yi)就(jiu)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择，从《五经》到《四(si)书》的转变正是这一(yi)背(bei)景下的必然结果，而《孟子》升格是其中的一(yi)个重要组(zu)成部分。经历(li)了韩愈、孙复、石介、二(er)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程，宋徽宗(zong)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yi)书首次被(bei)刻成石经，列(lie)为“十三经”之一(yi)。而朱(zhu)熹(xi)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lie)，汇集而成《四(si)书》，影响(xiang)中国(guo)古代社会几百年。至此，宣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yi)后的目录学著作皆(jie)将其列(lie)置“经部”，孟子其人也于元文宗(zong)至顺元年（1330）被(bei)加(jia)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yi)篇论述儒家人生哲学的论文，讲的是在“大学”阶(jie)段如何学习(xi)修身、治国(guo)。传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men)弟子，朱(zhu)熹(xi)则认为是曾子及其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yi)篇，并没有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单独刊(kan)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yi)段，《大学》一(yi)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chou)出并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马光，他曾撰《大学广义》一(yi)卷。而真正从哲学高度认识到《大学》价值的，当数二(er)程，如程颢(hao)曾言：“《大学》乃(nai)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程颐则云：“入德(de)之门(men)，无(wu)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yi)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不仅如此，二(er)程还为《大学》改定次序，学术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二(er)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yi)个组(zu)成部分，尚未(wei)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至朱(zhu)熹(xi)，《大学》地位(wei)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分经传，划章次，补传文，作章句(ju)，提升哲学层次。《大学》以(yi)及《中庸》二(er)篇，不仅单独刊(kan)行，而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wai)，纳入了《四(si)书》体系。

《中庸》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的是儒家的处世哲学。所谓(wei)“中庸”，程颐释曰：“不偏之谓(wei)中，不易之谓(wei)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zhu)熹(xi)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wu)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的作者，通常认为是孔子的嫡(di)孙子思。《中庸》单行要早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就(jiu)被(bei)人单独从《礼记》中抽(chou)出而为之作注了”。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庸》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ao)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至宋代，有关《中庸》的著作多(duo)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关。许多(duo)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er)程、司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在这当中，对《中庸》格外(wai)重视和推崇(chong)的依然是二(er)程。尽管未(wei)留下完整(zheng)的《中庸》注本，但《二(er)程集》中有许多(duo)推崇(chong)《中庸》的论述，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xiang)。朱(zhu)熹(xi)重视《中庸》，则是继(ji)承了北宋以(yi)来尤其是二(er)程重视《中庸》的传统，将其汇入《四(si)书》，从而使《中庸》获得了更加(jia)独立的身份和更为崇(chong)高的地位(wei)。

贰

从历(li)史的角度考察，古无(wu)“四(si)书”之名，四(si)部典籍在流(liu)传过程中虽偶有“论孟”并称或“学庸”并称的情况，但与后来的“四(si)书”差别很大，因(yin)此，《四(si)书》有一(yi)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为，北宋的二(er)程最先使四(si)书并行，而朱(zhu)熹(xi)撰《四(si)书章句(ju)集注》，确立四(si)书学，使《四(si)书》的地位(wei)空前提高。朱(zhu)熹(xi)是《四(si)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si)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si)书章句(ju)集注》的成书过程问题。汇集过程，大端如下：

朱(zhu)熹(xi)早年曾沉浸于佛老(lao)之学，并与高僧道谦交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xian)了由佛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zong)绍兴末年，朱(zhu)熹(xi)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yi)及关于《中庸》的“集说”，可谓(wei)之《四(si)书》的“集解”阶(jie)段。这是朱(zhu)熹(xi)全力研治《四(si)书》的开始，但此时的“四(si)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宗(zong)隆(long)兴元年（1163），朱(zhu)熹(xi)将《论语集解》删(shan)改订正为《论语要义》一(yi)书，详于义理；又在此基础上删(shan)录而成《论语训蒙口义》一(yi)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xi)使用。

孝宗(zong)乾(qian)道八年（1172），朱(zhu)熹(xi)将修订过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he)并为一(yi)书，称为《论孟精(jing)义》。该(gai)书以(yi)二(er)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cu)、杨时、侯仲(zhong)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er)书各(ge)条之下。在该(gai)书序文中，朱(zhu)熹(xi)表述了他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了他以(yi)“四(si)书”发明(ming)道统的思想。《论孟精(jing)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ji)录他人言论之作，但朱(zhu)熹(xi)本人对该(gai)书颇为看重。

乾(qian)道六年（1170），朱(zhu)熹(xi)在《中庸》“集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庸集解》（又名《中庸详说》）一(yi)书。在与石𡼖共订的《中庸集解序》中，朱(zhu)熹(xi)以(yi)《四(si)书》发明(ming)道统的观念更系统，更严密。两年后（1172），朱(zhu)熹(xi)在《中庸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章句(ju)》的初稿。把朱(zhu)熹(xi)乾(qian)道九年（1173）所作《中庸集解序》与孝宗(zong)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shi)序定的《中庸章句(ju)序》加(jia)以(yi)比较，可以(yi)发现(xian)朱(zhu)熹(xi)道统观念的发展。乾(qian)道二(er)年（1166），朱(zhu)熹(xi)修改《大学集解》；乾(qian)道七(qi)年（1171），朱(zhu)熹(xi)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qu)诸说，撰成《大学章句(ju)》初稿。

至此，朱(zhu)熹(xi)可以(yi)说做好了《四(si)书章句(ju)集注》的充分的前期工作：其一(yi)，自身对《四(si)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jin)行了由浅(qian)入深的探索；其二(er)，对前人尤其是北宋理学家的《四(si)书》解说了如指(zhi)掌(zhang)。在经历(li)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湖之会）之后，朱(zhu)熹(xi)的四(si)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yi)往的四(si)书学著述进(jin)行修定，而成著名的《四(si)书章句(ju)集注》。其具体过程是：孝宗(zong)淳熙二(er)年（1175），朱(zhu)熹(xi)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ju)》《中庸章句(ju)》的修订，同时在《论孟精(jing)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熙四(si)年（1177），朱(zhu)熹(xi)序定《大学章句(ju)》和《中庸章句(ju)》，并撰成《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zhu)了一(yi)个以(yi)《四(si)书章句(ju)集注》为代表的“四(si)书学新经学体系”。淳熙九年（1182），朱(zhu)熹(xi)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si)书合(he)为一(yi)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si)书”之名第一(yi)次出现(xian)了。

《四(si)书》合(he)刻之后，朱(zhu)熹(xi)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si)书章句(ju)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别刻印于广西静(jing)江和四(si)川成都。淳熙十五年（1188），朱(zhu)熹(xi)在以(yi)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si)书章句(ju)集注》又作了一(yi)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shi)序定了《大学章句(ju)》《中庸章句(ju)》。光宗(zong)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县的曾集将朱(zhu)熹(xi)序定的《四(si)书章句(ju)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zhu)熹(xi)生前流(liu)传最广的本子。朱(zhu)熹(xi)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于宁(ning)宗(zong)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si)书章句(ju)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si)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朱(zhu)熹(xi)倾毕生之力，研治《四(si)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si)部书汇集为一(yi)个整(zheng)体，并为《大学》《中庸》作《章句(ju)》，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si)部书纳入其严整(zheng)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为《四(si)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的先后次序；对《四(si)书》作了“某(mou)要人先读《大学》，以(yi)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yi)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yi)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yi)求古人之微妙处”的纲目论定。这标(biao)志(zhi)着学术史上“四(si)书学”的正式(shi)确立。

其次，《四(si)书》的汇集有其深刻的历(li)史文化背(bei)景，这主要是指(zhi)汉唐以(yi)来传统儒学出现(xian)日趋烦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佛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zhu)熹(xi)在解释《四(si)书》的过程中，在二(er)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道心性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yi)解说《四(si)书》。这一(yi)方面使传统儒学因(yin)注入新的营养而获得生机，另一(yi)方面也极好地回应了佛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liu)意识形态。同时，朱(zhu)熹(xi)在解说《四(si)书》过程中，采取(qu)了一(yi)种既注重文字训诂，更重视义理阐发的模式(shi)，呈现(xian)出简明(ming)、平易、洗(xi)练的行文风格。这既体现(xian)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yi)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qi)了中国(guo)经学发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si)书》的汇集与定名，标(biao)志(zhi)着中国(guo)经学进(jin)入到了一(yi)个以(yi)《四(si)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qin)为“六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zhu)熹(xi)汇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为《四(si)书》，撰著《四(si)书章句(ju)集注》，集儒家心性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guo)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自此，支撑汉唐学术的《五经》逐渐退(tui)到历(li)史舞台的幕后，取(qu)而代之的是程朱(zhu)等人所汇集的《四(si)书》。比如元仁宗(zong)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冲要考的就(jiu)是《四(si)书》，而且答题只能依据朱(zhu)熹(xi)所撰《四(si)书章句(ju)集注》。这一(yi)规定为明(ming)、清两代所沿袭，影响(xiang)中国(guo)社会近八百年。

综言之，《四(si)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的重要转型，也给(gei)中国(guo)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xiang)。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li)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shi)，中山大学中国(guo)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