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yi)部有(you)意创作的对话体著作，记述孟子与其(qi)弟子及同时代人的论学、治国之语，是儒家学派的代表(biao)著作之一(yi)。关于作者，古今有(you)三种说法：一(yi)为孟子自作，二为孟子弟子万章、公孙(sun)丑(chou)等共同记述而(er)成，三为孟子与弟子共作。《四书》当中，《孟子》的浮沉最大，经历了由“子”到“经”的升格过(guo)程。战国后期，形成势力强大的孟子学派，但秦始皇焚书坑儒，烧孟派之书，杀孟派之儒，孟学遭(zao)受重创。汉初，由于统治的需要，孟子及其(qi)书又受到重视，汉文(wen)帝时曾立“《孟子》博士”。但总起来说地位尚不足以与后世相(xiang)比。这种情(qing)形到宋代发(fa)生了改变，其(qi)标志就是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即(ji)《孟子》的“升经运动”。这一(yi)运动大的学术(shu)背景在于肇始于中唐的儒学更(geng)新运动，即(ji)儒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就自身原因而(er)论，儒学自汉代以来的训诂之学已走向极端，变得(de)繁琐，死气沉沉，需要更(geng)新；就外部原因而(er)论，就是儒学受到了佛(fo)道的冲击，使原有(you)的独尊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改变这种状况的重大举措(cuo)之一(yi)就是支撑儒学“经典”的重新选(xuan)择，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正是这一(yi)背景下的必然(ran)结果，而(er)《孟子》升格是其(qi)中的一(yi)个重要组成部分(fen)。经历了韩愈、孙(sun)复、石介、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对《孟子》的推尊过(guo)程，宋徽宗宣(xuan)和年间（1119-1125），《孟子》一(yi)书首次被(bei)刻成石经，列为“十三经”之一(yi)。而(er)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yong)》并(bing)列，汇集而(er)成《四书》，影响(xiang)中国古代社会几(ji)百年。至此(ci)，宣(xuan)告了《孟子》由子到经“升格运动”的完成，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皆将其(qi)列置“经部”，孟子其(qi)人也于元文(wen)宗至顺元年（1330）被(bei)加封为“亚圣”。

《大学》是《小戴礼记》的第42篇，是一(yi)篇论述儒家人生哲(zhe)学的论文(wen)，讲(jiang)的是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修身、治国。传统认(ren)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弟子，朱熹则认(ren)为是曾子及其(qi)弟子共同完成的。唐代韩愈之前，《大学》只是作为《礼记》一(yi)篇，并(bing)没有(you)单独受到太大的重视，也没有(you)单独刊(kan)行的本子。韩愈作《原道》曾经引用《大学》一(yi)段，《大学》一(yi)篇逐渐受人重视。较早(zao)将《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bing)为之作注的，是北宋司(si)马光，他(ta)曾撰《大学广义》一(yi)卷(juan)。而(er)真正从哲(zhe)学高度认(ren)识到《大学》价值(zhi)的，当数二程，如程颢曾言：“《大学》乃孔氏(shi)遗书，须从此(ci)学则不差(cha)。”程颐则云：“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you)此(ci)一(yi)篇书存，其(qi)他(ta)莫如论孟。”不仅如此(ci)，二程还(hai)为《大学》改定次序，学术(shu)史上称为“大学改本”。不过(guo)，二程仍将《大学》视为《礼记》的一(yi)个组成部分(fen)，尚未使之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至朱熹，《大学》地位发(fa)生了根本变化，他(ta)分(fen)经传，划章次，补(bu)传文(wen)，作章句，提升哲(zhe)学层次。《大学》以及《中庸(yong)》二篇，不仅单独刊(kan)行，而(er)且独立于《礼记》体系之外，纳入了《四书》体系。

《中庸(yong)》是《小戴礼记》第31篇，讲(jiang)的是儒家的处世哲(zhe)学。所(suo)谓“中庸(yong)”，程颐释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yong)。中者，天下之正道；庸(yong)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guo)不及之名。庸(yong)，平常也。”《中庸(yong)》的作者，通常认(ren)为是孔子的嫡孙(sun)子思。《中庸(yong)》单行要早(zao)于《大学》，“至迟在南朝宋的时候，《中庸(yong)》就被(bei)人单独从《礼记》中抽出而(er)为之作注了”。但此(ci)后相(xiang)当长的时间里，《中庸(yong)》又不受重视，直到唐代李翱才重新认(ren)识到它的价值(zhi)。至宋代，有(you)关《中庸(yong)》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与理学的兴起直接相(xiang)关。许多理学家，如胡瑗、张载、二程、司(si)马光等，纷纷为之作注论说。当然(ran)，在这当中，对《中庸(yong)》格外重视和推崇的依然(ran)是二程。尽管未留下完整的《中庸(yong)》注本，但《二程集》中有(you)许多推崇《中庸(yong)》的论述，并(bing)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xiang)。朱熹重视《中庸(yong)》，则是继承了北宋以来尤其(qi)是二程重视《中庸(yong)》的传统，将其(qi)汇入《四书》，从而(er)使《中庸(yong)》获(huo)得(de)了更(geng)加独立的身份和更(geng)为崇高的地位。

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古无“四书”之名，四部典籍在流传过(guo)程中虽偶(ou)有(you)“论孟”并(bing)称或“学庸(yong)”并(bing)称的情(qing)况，但与后来的“四书”差(cha)别(bie)很大，因此(ci)，《四书》有(you)一(yi)个汇集和定名的问题。通常认(ren)为，北宋的二程最先使四书并(bing)行，而(er)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que)立四书学，使《四书》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是《四书》汇集工作的最后完成者，《四书》的汇集问题，实际又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成书过(guo)程问题。汇集过(guo)程，大端如下：

朱熹早(zao)年曾沉浸于佛(fo)老之学，并(bing)与高僧道谦交(jiao)往甚密，问学延平李侗后才实现了由佛(fo)入儒的转变。大约在宋高宗绍兴末年，朱熹曾作《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大学集解》以及关于《中庸(yong)》的“集说”，可谓之《四书》的“集解”阶段。这是朱熹全(quan)力研治《四书》的开始，但此(ci)时的“四书学”思想尚不完备。孝(xiao)宗隆兴元年（1163），朱熹将《论语集解》删改订(ding)正为《论语要义》一(yi)书，详于义理；又在此(ci)基础上删录而(er)成《论语训蒙口义》一(yi)书，详于训诂，专供儿童学习使用。

孝(xiao)宗乾道八年（1172），朱熹将修订(ding)过(guo)的《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并(bing)为一(yi)书，称为《论孟精义》。该书以二程论述《论语》《孟子》之说为主，兼采张载、范祖禹、吕希哲(zhe)、吕大临(lin)、谢良佐(zuo)、游(you)酢、杨(yang)时、侯仲良、尹焞九家之说，汇于《论》《孟》二书各条之下。在该书序文(wen)中，朱熹表(biao)述了他(ta)对“道统”的基本见解，反映(ying)了他(ta)以“四书”发(fa)明道统的思想。《论孟精义》是《论孟集注》的重要原本，后来又曾改为《论孟要义》《论孟集义》之名。虽是辑录他(ta)人言论之作，但朱熹本人对该书颇(po)为看重。

乾道六(liu)年（1170），朱熹在《中庸(yong)》“集说”的基础上修订(ding)而(er)成《中庸(yong)集解》（又名《中庸(yong)详说》）一(yi)书。在与石𡼖共订(ding)的《中庸(yong)集解序》中，朱熹以《四书》发(fa)明道统的观念更(geng)系统，更(geng)严密。两年后（1172），朱熹在《中庸(yong)集解》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庸(yong)章句》的初稿。把朱熹乾道九年（1173）所(suo)作《中庸(yong)集解序》与孝(xiao)宗淳(chun)熙十六(liu)年（1189）正式序定的《中庸(yong)章句序》加以比较，可以发(fa)现朱熹道统观念的发(fa)展。乾道二年（1166），朱熹修改《大学集解》；乾道七年（1171），朱熹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去取诸说，撰成《大学章句》初稿。

至此(ci)，朱熹可以说做好了《四书章句集注》的充分(fen)的前期工作：其(qi)一(yi)，自身对《四书》的义理及道统诸问题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探索；其(qi)二，对前人尤其(qi)是北宋理学家的《四书》解说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与张栻、陆九渊等人关于“中和”之说、治学方法等的辩论（如鹅(e)湖之会）之后，朱熹的四书学思想逐渐成熟，于是对以往的四书学著述进行修定，而(er)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其(qi)具体过(guo)程是：孝(xiao)宗淳(chun)熙二年（1175），朱熹于年底完成对《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的修订(ding)，同时在《论孟精义》的基础上完成《论语集注》，又于次年（1176）完成了《孟子集注》。淳(chun)熙四年（1177），朱熹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yong)章句》，并(bing)撰成《大学或问》《中庸(yong)或问》和《论孟集注或问》，由此(ci)基本确(que)立并(bing)构筑了一(yi)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biao)的“四书学新经学体系”。淳(chun)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dong)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yi)集刻于婺州，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yi)次出现了。

《四书》合刻之后，朱熹又于淳(chun)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本子于同年分(fen)别(bie)刻印于广西静江和四川(chuan)成都。淳(chun)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对《四书章句集注》又作了一(yi)次重大修改。次年，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中庸(yong)章句》。光宗绍熙三年（1192），时任南康知(zhi)县的曾集将朱熹序定的《四书章句集注》刻印于南康，是为“南康本”，这是朱熹生前流传最广的本子。朱熹后来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并(bing)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刻板于建阳，这是《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后定本。

叁

《四书》的汇集与定名，在经学史上具有(you)重要意义。

首先，朱熹倾毕生之力，研治《四书》，首次将原来单行的四部书汇集为一(yi)个整体，并(bing)为《大学》《中庸(yong)》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将四部书纳入其(qi)严整庞大的理学体系中。同时，他(ta)为《四书》规定了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yong)》的先后次序；对《四书》作了“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qi)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qi)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qi)发(fa)越；次读《中庸(yong)》，以求古人之微(wei)妙(miao)处”的纲目论定。这标志着(zhe)学术(shu)史上“四书学”的正式确(que)立。

其(qi)次，《四书》的汇集有(you)其(qi)深刻的历史文(wen)化背景，这主要是指汉唐以来传统儒学出现日趋烦(fan)琐的弊端和儒学面临(lin)佛(fo)道之学的强烈冲击。朱熹在解释《四书》的过(guo)程中，在二程等前代理学家解经的基础上，恰当吸收佛(fo)道心性(xing)之学在理论思辨方面的优长，用以解说《四书》。这一(yi)方面使传统儒学因注入新的营养而(er)获(huo)得(de)生机，另一(yi)方面也极好地回(hui)应了佛(fo)道之学的挑战，使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朱熹在解说《四书》过(guo)程中，采取了一(yi)种既注重文(wen)字训诂，更(geng)重视义理阐发(fa)的模式，呈现出简明、平易、洗练的行文(wen)风格。这既体现了宋代经学注重义理的时代特色，又不废汉唐旧注。这在一(yi)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开启了中国经学发(fa)展的新方向。

再次，《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标志着(zhe)中国经学进入到了一(yi)个以《四书》为新的经典系统的新时代（先秦为“六(liu)艺时代”，汉唐为“五经时代”）。朱熹汇集《大学》《中庸(yong)》《论语》《孟子》而(er)为《四书》，撰著《四书章句集注》，集儒家心性(xing)学和义理解经之大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xiang)。自此(ci)，支撑汉唐学术(shu)的《五经》逐渐退到历史舞台的幕后，取而(er)代之的是程朱等人所(suo)汇集的《四书》。比如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规定士子首当其(qi)冲要考的就是《四书》，而(er)且答题只能(neng)依据朱熹所(suo)撰《四书章句集注》。这一(yi)规定为明、清(qing)两代所(suo)沿袭，影响(xiang)中国社会近(jin)八百年。

综言之，《四书》的汇集与定名，既带来了传统学术(shu)的重要转型，也给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生活造成了重要影响(xiang)。

作者简介：周春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zhe)学系教(jiao)授、博士生导(dao)师，中山大学中国优秀(xiu)传统文(wen)化普及教(jiao)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dong)哲(zhe)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