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虽是浙江诸暨人，但南人北(bei)相，身量魁梧，原是校篮球队的中锋，如擎(qing)天一柱，攻防自如。弟子们时常感叹，若想学问做得好，恐怕得有老师那样的精力才行(xing)。老师在日本，每天像打仗一般(ban)，往返于东(dong)京各大图书(shu)馆，“扫荡”各古籍(ji)馆收藏的中国戏曲古籍(ji)，可以说不是在访书(shu)，便是在访书(shu)的路(lu)上。早(zao)上六七点钟出门，晚上十(shi)点多回到(dao)住(zhu)处(chu)。不过，纵(zong)是“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hou)，于是，在电车上恍惚一盹，过了两次高幡不动站，八王子站就这样错过了。

我在巴黎留(liu)学时，常到(dao)欧洲其他国家访书(shu)。每到(dao)一座陌生的城市，总会睁圆了眼睛(jing)，盯(ding)着地铁或是公交内的路(lu)线标识，以防不慎错过站。记得第一次到(dao)柏(bai)林访书(shu)，因为(wei)租住(zhu)的民宿距离柏(bai)林国家图书(shu)馆较远(yuan)，需得早(zao)早(zao)搭乘地铁，中间再更换一次线路(lu)。虽然柏(bai)林的常住(zhu)人口不到(dao)400万人，但早(zao)高峰时段的地铁也并不轻松。当我挤进地铁后，才发现柏(bai)林的地铁车厢十(shi)分宽大，横挂的扶杆(gan)高悬于车顶，与(yu)德国人魁岸的身材相得益彰。但对身高一米六的我来说，想要够上扶手，即便踮起脚尖，也极为(wei)吃力。不仅如此，站点的语音播报(bao)是德语，线路(lu)图则是贴在车顶的，佩戴近视加散光镜的我，扯着脖(bo)子也看不清图上的站名。可能是我怪异的动作引起了身边乘客的注意，一位先(xian)生看着我，笑了笑，用英文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接着用手机拍下了车顶上的线路(lu)图，并提醒我还(hai)有几站下车换乘……就这样，我幸运地抵达了我的“八王子站”。

啤酒(jiu)

广州的夏季尤其漫长，一年里300个夏天总是有的。读博时，师门聚餐(can)，一群人坐定，黄师惯用的开场白(bai)是：怎么样，先(xian)来一杯(bei)冰镇饮料！请注意，在此时的语境(jing)中，冰镇饮料专指冰镇啤酒(jiu)。黄师曰：啤酒(jiu)不算酒(jiu)。喝过珠江纯生的人都知道，味道清淡是这个品牌的特点。我想这应是与(yu)广州常年湿热的气候(hou)有关，凉茶降(jiang)火(huo)祛湿是广州人的生活艺术。

黄师在写给师母定方老师的信里说：“今天终于看到(dao)有啤酒(jiu)了”。这是2001年7月18日，他在结束了一天访书(shu)，又整理完资料，到(dao)了晚饭(fan)点，拉(la)着旅行(xing)包，独自穿行(xing)于东(dong)京大学九曲街(jie)巷中，在学生商店买到(dao)两罐(guan)啤酒(jiu)后的感叹。当紧凑繁忙的工作暂时结束后，对于黄师而言(yan)，两罐(guan)啤酒(jiu)便是对自己辛劳的一种奖励，也是简单的放松方式。于是，东(dong)大中央食(shi)堂的“和定”配着啤酒(jiu)，美美一餐(can)后，醺醺然躺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呼呼而睡，不知身在何方”。睡醒，还(hai)有那“贼亮”的灯！

读到(dao)这里，我似乎想通了为(wei)什么在师门聚餐(can)时，老师会先(xian)给大家点一杯(bei)“冰镇饮料”解解渴。无论是整理车王府藏曲本，还(hai)是点校《全明戏曲》，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辛苦自然是有的，这啤酒(jiu)原是一种放松的犒赏，亦是师生间开启畅谈模式的一把钥匙。冰冰凉，浸透着啤酒(jiu)花的冰镇饮料下肚，哪里还(hai)会想那些鬼画符般(ban)难(nan)认的梨园抄本，填充在心间的，是整理完一部曲本后的满足，以及戏本子里的异趣人生。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仪式感使然，让我每每访查完一座图书(shu)馆，也总要给自己点一大杯(bei)啤酒(jiu)，作为(wei)这段工作的结束语。

争分夺秒

《东(dong)京短章》里收录(lu)的第二封家书(shu)，是黄师于2008年12月13日写给定方师母的。那时，还(hai)没有微信，只能传书(shu)鸿雁。细读此信，不禁(jin)发笑。因为(wei)大约3000字的家书(shu)里，竟像是一份(fen)工作汇报(bao)，细述了近十(shi)天在日本的所有工作。诸如每日早(zao)、中、晚都去(qu)了哪家图书(shu)馆，看了什么书(shu)，是何种版本，价值如何；见了哪些人，谈论了什么学术问题(ti)，等等。即便是到(dao)了结尾，也是讲写信当日的安(an)排(pai)，用了一句(ju)“所以先(xian)打住(zhu)吧”作结束语。毕竟“日程安(an)排(pai)的太满”，想看的书(shu)与(yu)访问的图书(shu)馆还(hai)有很多。

人们常说，陪伴是最(zui)长情的告(gao)白(bai)。大约到(dao)了黄师这里，汇报(bao)访学行(xing)程，等同于告(gao)白(bai)与(yu)思念。师母是懂老师的，就像在她正值事业转折的关口，黄师申(shen)请到(dao)北(bei)京大学随吴组缃先(xian)生访学一年（1993—1994），她不仅不诧异，还(hai)全力支持。直至黄师访学结束返回广州，才发现妻子已(yi)经在广州图书(shu)批发市场租下一个档口，打算经营书(shu)店。（见陈定方《〈进学记〉序》）

外出访书(shu)，几乎是所有同门都有过的经历。只要条件允许，一定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访查到(dao)最(zui)多的书(shu)，当早(zao)上最(zui)早(zao)、晚上最(zui)晚的一批读者(zhe)。最(zui)令人抓狂(kuang)的，是两种情况：一是每日提书(shu)有上限，甚至少至三本；二是中午(wu)闭馆一到(dao)两小时。第二种情况倒好解决，既然闭馆，那便就近用午(wu)饭(fan)，再来杯(bei)咖啡(fei)，为(wei)下午(wu)打好精神(shen)。倘若幸运地遇(yu)到(dao)午(wu)间不闭馆的，要么带上面包、饼干，应付一下五脏庙；要么早(zao)餐(can)实在一些，午(wu)饭(fan)并到(dao)晚饭(fan)同用。然而，第一种情况就棘手得多了。

2015年夏，我从巴黎到(dao)维也纳访查奥地利国家图书(shu)馆中文古籍(ji)。周一上午(wu)抵达维也纳，简单安(an)顿后便去(qu)了图书(shu)馆。几经周折，终于到(dao)了图书(shu)馆汉学藏书(shu)室，注册好读者(zhe)证，已(yi)经是两点了。就在我以为(wei)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时候(hou)，才看到(dao)墙上贴着阅览室的开放时间：每周一、三、五，朝(chao)九晚四；每周二、四，中午(wu)十(shi)一点半到(dao)晚上七点。又和馆员再三确认，得到(dao)的是肯定的答案。顿时觉得脑(nao)袋里像装了一口沉沉暮钟，不禁(jin)懊悔自己早(zao)前写邮件时，为(wei)什么只咨询了访书(shu)需要出示的证件，没多问一句(ju)图书(shu)室的开放时间。

刚(gang)刚(gang)自我安(an)慰，既来之，则安(an)之吧，岂料又被告(gao)之按照规定，每天借阅古籍(ji)的限额是三本。这无疑是用钟杵再一次敲击我脑(nao)袋里的那口暮钟，耳边只有嗡(weng)嗡(weng)声，整颗心沉了下去(qu)。怎么办？不做任何争取终究(jiu)心有不甘。静思半刻(ke)，我找到(dao)了手稿部的负责人，道明来意，让对方清楚地了解自己远(yuan)道而来的工作内容，请求馆方能够给予适(shi)当的帮助和便利。手稿部的负责人是位年长的奥地利人，身形(xing)挺拔，举止(zhi)绅士，一头(tou)苍发，蓝绿色(se)的眸子，目光炯炯。当他听(ting)完我简要的研究(jiu)计划后，一对白(bai)色(se)的眉毛向上挑了挑，嘴(zui)唇(chun)45度(du)角扬起，爽朗地告(gao)诉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不受借阅古籍(ji)数目的限制，他和他的同事会尽(jin)可能地让我看到(dao)所有希望看到(dao)的书(shu)。事实上，在之后的几天，我的确享受到(dao)了这份(fen)珍贵的“特权”。

那次访书(shu)结束后，我颇为(wei)骄傲地将此经历告(gao)诉老师，他笑了笑说：“是啊，这不就很好吗(ma)！我们只要是按照学术的标准做事情，适(shi)当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hai)是会得到(dao)意外的帮助和收获的。”

好事多磨

《西厢记》里有一句(ju)台词，云：“真所谓佳期难(nan)得，好事多磨。”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几人不想一帆风顺(shun)，却愿“好事多磨”呢？细思起来，好事多磨往往是从结果论的角度(du)回看过程中的曲折，亦是在愿望尚未成真之前的自我鼓励，祈盼能有一个好的结果。久而久之，倘若一件事从一开始便顺(shun)风顺(shun)水，心里反而变得不踏实，不免嘀咕起这出奇(qi)的顺(shun)利背后是否暗藏隐患。

黄师出版《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xian)丛刊》第一辑时，便历经了这样的心路(lu)历程。京都大学和东(dong)京大学东(dong)洋文化研究(jiu)所收藏的三十(shi)余(yu)种稀见戏曲，因为(wei)金文京、桥本秀(xiu)美两位学者(zhe)的合作，诚是畅通无阻，连仙台的东(dong)北(bei)大学也因水谷诚教授和花登(deng)正宏教授的协助，获得了三种曲本的出版许可。所有的迹象仿佛都预示着项目的推进将十(shi)分顺(shun)遂。岂料接下来，古屋昭弘(hong)教授传来的关于成篑堂和东(dong)洋文库的消息，却如一桶桶冷水，接踵而来，顺(shun)利的进度(du)条戛然而止(zhi)。黄师在回复古屋教授的信中说“不获同意，也是意中之事”，只好将希望寄托于金文京教授，祈待柳暗花明的契机。结果2005年的元旦刚(gang)过，便收到(dao)金文京教授的喜讯，自然喜不自胜。

《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文献(xian)丛刊》第一辑第一册

至于制成的胶卷，又辗转请托金文京教授的学弟住(zhu)吉先(xian)生，并得台湾大学张宝三教授引见，终于在台大附近的一家小餐(can)馆里完成了交接。最(zui)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丛刊》第一辑（2006），加之后来的二辑（2017）、三辑（2024），出版了煌煌五十(shi)八册的巨作，前后费时二十(shi)余(yu)年。

再回看吴晓铃先(xian)生在《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的序言(yan)里谈到(dao)的：“我们业经刊行(xing)的各集存在一个先(xian)天不足的阙失，就是由于闭关自守，未能放眼世界；所收剧作不惟台湾和香港(gang)未得入录(lu)，而仅限见存于内地者(zhe)，且东(dong)瀛、西竺、南亚(ya)、北(bei)美及欧洲大陆藏品，虽知不惟善本所在皆是，且多禹域未见传世之作，然格于主客条件，无术致之。”所以，发愿把《丛刊》五集编(bian)成一个国际性的结集。这是上个世纪八十(shi)年代时，戏曲研究(jiu)者(zhe)们的心声。是以，黄师对于自己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xian)”系列，时常感怀他幸运地遇(yu)到(dao)了好的时代。

事实上，除了出版许可申(shen)请的波折以外，出版社(she)也从最(zui)初的国家图书(shu)馆出版社(she)，更换为(wei)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she)。只是相较于前者(zhe)而言(yan)，黄师觉得更换出版社(she)，“不过是一片微澜(lan)而已(yi)”。正是受此影响，我在欧洲各地访查汉籍(ji)，当碰(peng)到(dao)“不顺(shun)”时，也会在心中暗暗自勉“不获同意，也是意中之事”，静待柳暗花明之时。

他国同乡

“东(dong)瀛书(shu)影”的后两篇：《尘世匆匆，相逢不易——偶遇(yu)徐志(zhi)摩》《众里寻他千百度(du)——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shu)籍(ji)的去(qu)向》，是关于徐志(zhi)摩和王国维的。说来也巧，徐、王两位先(xian)生同是浙江海宁(ning)人，与(yu)黄师亦算同乡。不过，海宁(ning)属于浙西，与(yu)地处(chu)浙东(dong)的诸暨，分别代表了浙江省内越、吴两种文化。

徐志(zhi)摩是新月派(pai)诗人的代表性作家。人们最(zui)熟悉的，莫过于那首饱含深情、无限眷恋的《再别康桥》，以及他与(yu)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man)的感情纠葛。黄师与(yu)徐志(zhi)摩的那场偶遇(yu)，发生在2008年的初春，地点是京都大学图书(shu)馆总馆的书(shu)架(jia)上。京大总馆的中国戏曲收藏可以说是平平无奇(qi)，反倒是一函(han)1926年商务(wu)印书(shu)馆出版的《寐(mei)叟(sou)题(ti)跋》引得黄师注意，不意书(shu)的扉页上竟有徐志(zhi)摩于1929年6月11日早(zao)三时写给好友张彭春的题(ti)记，见证了徐、张二人的一段真挚情谊(yi)。

徐志(zhi)摩于1929年6月11日早(zao)三时写给好友张彭春的题(ti)记

这部《寐(mei)叟(sou)题(ti)跋》，原是徐志(zhi)摩送予张彭春之物，希望彼此努力，长毋相忘。张彭春去(qu)世后，此书(shu)散出，辗转归于日本学者(zhe)铃鹿三七；1959年，铃鹿氏将其捐赠给京都大学图书(shu)馆；又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由一位浙江籍(ji)的戏曲学者(zhe)黄仕忠检得。冥冥之中，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邂逅。

如果说，徐志(zhi)摩是黄师东(dong)瀛访书(shu)时的不期而遇(yu)，那么王国维便是他长久以来的心之所念。黄师开设的戏曲文献(xian)课，第一堂课必(bi)定是讲王国维的戏曲研究(jiu)，后来的课程里，王国维也一定是出镜率最(zui)高的学者(zhe)。只要是和王国维有关的话题(ti)，老师的雷(lei)达当即就能接收到(dao)信号(hao)，开启高能运作模式，眼里的光比东(dong)大校园里那盏“贼亮”的路(lu)灯还(hai)要亮！弟子们笑谈：如果不把王国维先(xian)生的戏曲著作翻上三五遍，恐怕是入不了师门的。

王氏旧藏善本词曲书(shu)籍(ji)的去(qu)向，同样是老师一直关注的对象。也许这便是念念不忘，必(bi)有回响。王国维散存于日本和国内多家图书(shu)馆里的旧藏，终是被他寻访到(dao)了，并借此解开了王国维与(yu)上虞罗(luo)氏兄(xiong)弟之间的一桩“公案”。

学术的赓续有赖(lai)于一代复一代的学人，前赴后继，持之以恒。而后辈学人突破时空的阻隔，达成与(yu)故往学者(zhe)的“对话”，必(bi)要颂其诗，读其书(shu)，睹其物，兼能“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就像黄师在书(shu)中叙述的那样：尝在异国摩挲王国维的手迹，见其以谨严的楷(kai)书(shu)抄写的剧本、曲目，二色(se)三色(se)的批校，以及因续有所得而增至再三的题(ti)识，遥(yao)想百年前静安(an)先(xian)生独自致力于戏曲研究(jiu)的情状，体会“凡诸材料，皆余(yu)所蒐集”所包蕴的言(yan)外之意，仰(yang)望“欲学术之发达，必(bi)视学术为(wei)目的，而不可视为(wei)手段而后可”的高远(yuan)境(jing)界，感慨系之。（《进学记》第248页）

我在法国国家图书(shu)馆访查中文古籍(ji)时，常伴于身侧(ce)的是郑(zheng)振铎先(xian)生的那篇《巴黎国家图书(shu)馆中之中国小说与(yu)戏曲》。这篇文章写于1927年8月，是郑(zheng)氏游学巴黎时，就“将近两月来在巴黎国家图书(shu)馆中所阅读的结果”汇辑而成。郑(zheng)先(xian)生说：“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shu)馆不注意的东(dong)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shu)馆来研究(jiu)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所以立志(zhi)要趁此次欧行(xing)的机会，阅读欧洲各国大图书(shu)馆中所有的中国古书(shu)，尤其是小说与(yu)戏曲。他最(zui)先(xian)到(dao)的法国果然没有辜负他，巴黎国家图书(shu)馆所藏的小说戏曲，使其流(liu)连数月。最(zui)后他将自己认为(wei)罕见的或可注意的、可资研究(jiu)的小说及戏曲，逐一列举介绍。而这篇文章也成为(wei)了中国学者(zhe)研究(jiu)法藏中国小说戏曲古籍(ji)的奠基(ji)之作。

法国国图的中文古籍(ji)，多被去(qu)掉了函(han)套，改制成洋装，数册合订为(wei)一本，方便竖立存放。一开始拿到(dao)这些“整容”后的古籍(ji)，着实有些不适(shi)应。脑(nao)海里不由得联想到(dao)几十(shi)年前，当郑(zheng)先(xian)生得阅此书(shu)时，想的又会是什么？他在惊叹寻见海外珍本之余(yu)，是否也会惋惜明珠遗落他国？他在读到(dao)故事精彩(cai)时，是否也会忍不住(zhu)啧(ze)啧(ze)称道？诸如此类的疑问，答案难(nan)解，但却并不影响我内心的喜悦。因为(wei)我知道，如今捧在自己手心上的书(shu)，也曾抚于郑(zheng)振铎等诸位先(xian)生指尖。在时光的不同位点，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过同一本书(shu)；为(wei)了学术的推进，各自努力。

似水如石

人们的一般(ban)印象里，江浙人多是柔胜于刚(gang)，谨慎心细，不似北(bei)方人的豪放、彪悍。但黄师说他是诸暨人，“石板地上掼乌龟——硬碰(peng)硬”，这才是诸暨人做事的风格。黄师还(hai)说他和他的导师徐朔方先(xian)生（浙江省东(dong)阳(yang)人），是典型的越人，既似流(liu)水般(ban)柔和，也如岩石般(ban)坚(jian)韧。更何况，他还(hai)是从小就励志(zhi)要胜任“钱家山下”生产队小队长的。

此路(lu)不通，就另辟新径；此时不行(xing)，就再待时机。横竖事情总是要做的，只是早(zao)晚的问题(ti)。这是黄师常与(yu)弟子们念叨的话，在他看来，做学问，是件简单的事，也是件复杂的事，端的在于从哪个角度(du)看问题(ti)。只要以学术作为(wei)唯一的准则，踏踏实实地做事，结果自然不会差，同道自有公论。

都说做文献(xian)的，“板凳要坐十(shi)年冷”。其实，冷不冷不是板凳说了算，而是坐板凳的人觉不觉得冷，不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罢了。但随黄师学习，定然不会觉得冷，相反常常脑(nao)门冒(mao)汗，却无关广州的天气。因为(wei)师生间见面的第一句(ju)开场白(bai)，必(bi)然是“最(zui)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ti)吗(ma)？”然后便是“那么，你怎么看？”“真的是这样吗(ma)？还(hai)有呢？”……请注意，以上情景并不限定为(wei)教学场所，他常会在“闲谈”时“不经意”地冒(mao)出连环炮似的问题(ti)，追(zhui)问你对某个学术问题(ti)或是社(she)会现象的看法，一阵头(tou)脑(nao)风暴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刮(gua)了起来。试问CPU发起烧来，哪里还(hai)会冷！换而言(yan)之，黄师的课堂不限于课上，还(hai)在于生活。就像他常说的那样，研究(jiu)戏曲史，不能只看作家、作品，还(hai)要综合考量每个历史阶段，经济、文化、民俗(su)等一系列相关因素，从经济学、社(she)会学、传播学等不同维度(du)去(qu)看戏曲是如何发展的。那么问题(ti)来了，倘若连现实的生活都无法理解，又遑论去(qu)探究(jiu)戏本子里“虚拟”的世界呢？

黄师自己以二十(shi)余(yu)年心力，访查、目验、整理、研究(jiu)日藏中国戏曲，因文献(xian)之庋藏，重新认识王国维与(yu)东(dong)瀛的学缘，发现明治学者(zhe)森槐南等人在戏曲领域的开创功绩，沿着西学东(dong)渐的轨迹，探寻近代日本对中国学术的影响，由一条看似简单的访曲之路(lu)，延伸到(dao)从东(dong)西交流(liu)到(dao)中日学术的交互影响，因而左右逢源，不断拓展新的学术空间。也让我们看到(dao)学者(zhe)的广阔视野，究(jiu)竟从何而来。

不仅如此，黄师在指导学生时，也十(shi)分自然地将这种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引入其中。多年以来，门下弟子已(yi)相继赴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各地访学交流(liu)。众人拾薪，调查域外所藏中国戏曲、小说、说唱类文献(xian)，已(yi)然形(xing)成团(tuan)队，大有寻穷天下之态。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另一种愚公移山，但若不移他山之石，又何以攻玉(yu)呢？学问须要日积(ji)月累(lei)，循序渐进，是以“进学在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