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shi)调查核(he)实难度大。网络公益诉讼调查对象(xiang)主要包括网络数据、即时(shi)信息、电子设备等，具有多(duo)样、即时(shi)、海量的(de)特点，通常情(qing)况下(xia)跨平台、跨地域，甚至跨国境。而当前(qian)检察(cha)机关办理网络公益诉讼案件的(de)调查核(he)实手段有限，除在证据可能灭失或(huo)者以(yi)后难以(yi)取得的(de)情(qing)况下(xia)可以(yi)申请证据保(bao)全外，缺乏(fa)查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容易造成证据变(bian)更、转移、损毁、灭失。

四是(shi)监管(guan)职责边界模糊(hu)。互联网案件普遍具有跨地域性，企业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服务覆盖地以(yi)及侵权行为地、侵害结(jie)果地各自(zi)分离，检察(cha)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常受行政(zheng)监管(guan)属地原(yuan)则限制，且涉及网信、公安、文旅、教育、出版、卫生(sheng)健康、市场监督管(guan)理等多(duo)部门，范围广、领域多(duo)，各部门间的(de)职责界限有待进一步厘清。

五是(shi)侵权损害惩戒不足。因网络公益诉讼涉及未成年人人数众多(duo)，同一侵权行为可能造成不同损害结(jie)果。比(bi)如，向未成年人提供含有暴(bao)力、血腥、色情(qing)等不良信息的(de)网络产(chan)品，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心理偏差、行为模仿(fang)等，对心理受损严重(zhong)的(de)未成年人需要及时(shi)给予心理修复(fu)和(he)行为矫(jiao)治，目前(qian)针对上述问题尚缺乏(fa)统一认定标准，难以(yi)确定具体损失情(qing)况。实践中(zhong)，检察(cha)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de)请求(qiu)主要集中(zhong)在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xian)、恢复(fu)名誉、赔礼道歉(qian)等方面，这些对网络侵权责任主体的(de)惩戒性明(ming)显不足。

二、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bao)护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质效的(de)建议

一是(shi)采用“二分法”准确界定未成年人网络公共利益受损范围。对于(yu)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de)保(bao)护，不仅要重(zhong)视补救已经受到损害的(de)权益，更要关注可能受到损害的(de)风险(xian)，防患于(yu)未然。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的(de)本质仍然是(shi)民事诉讼，检察(cha)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享(xiang)有原(yuan)告权利，但并未打破原(yuan)被告的(de)平等诉讼地位，仍应遵循民事裁判原(yuan)则。另一方面，行政(zheng)公益诉讼的(de)目的(de)是(shi)促(cu)进行政(zheng)机关全面依法履职，当行政(zheng)机关怠于(yu)履职、消极履职使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huo)存在损害风险(xian)，为避免公共利益遭受更大的(de)实际(ji)损害，检察(cha)机关可积极履行预防性监督之责。因此，可采取“二分法”从损害实害性、危险(xian)性两个维度，根据公益诉讼案件不同类型分别予以(yi)界定，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yi)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到实际(ji)损害为标准，提起行政(zheng)公益诉讼以(yi)未成年人公共利益陷于(yu)损害危险(xian)为标准。

二是(shi)依据最(zui)有利于(yu)未成年人原(yuan)则确定责任归属。最(zui)有利于(yu)未成年人原(yuan)则是(shi)未成年人保(bao)护的(de)基本遵循，破解公共利益损害责任认定难题，也应当从有利于(yu)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de)角度出发。鉴于(yu)网络技术的(de)专业性、复(fu)杂性，检察(cha)机关要证明(ming)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与网络运营平台、网络产(chan)品提供者的(de)行为之间具有直(zhi)接因果关系，常常面临着“以(yi)现有技术发展水平难以(yi)实现”的(de)抗辩，在现有法律框架下(xia)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也于(yu)法无据，但可以(yi)探索民事公益诉讼“优势证据”标准，以(yi)此降低检察(cha)机关证明(ming)难度，最(zui)大化(hua)实现保(bao)护公共利益的(de)目的(de)。就未成年人行政(zheng)公益诉讼而言(yan)，针对网络监管(guan)职能交叉、多(duo)头管(guan)理的(de)问题，可按照“确立+概括”原(yuan)则，先从事项(xiang)到部门、从领域到部门确定具体行政(zheng)职能部门；若无法明(ming)确，再根据概括原(yuan)则向上溯源，将未成年人保(bao)护职责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shi)说，只要法律明(ming)确了行政(zheng)机关具有未成年人保(bao)护职责，即便是(shi)未规定具体保(bao)护措施，也可以(yi)将其作为公益诉讼监督对象(xiang)。

三是(shi)从身份定位出发赋予检察(cha)机关一定的(de)强制性调查核(he)实权。公益诉讼中(zhong)，检察(cha)机关既不能完全等同于(yu)普通原(yuan)告，也不能完全脱离原(yuan)告身份行使法律监督权。为充分体现“公共利益代表人”的(de)身份属性，确保(bao)全面、客观(guan)收集公共利益受损的(de)证据，从“法律监督者”的(de)身份定位出发，建议在初(chu)查立案阶段赋予检察(cha)机关查封、扣押等强制性调查核(he)实权。同时(shi)，应当建立调查核(he)实惩戒机制，对责任主体应当配(pei)合调查而拒不配(pei)合的(de)，应明(ming)确要求(qiu)其承担(dan)相应法律责任。如果违法主体故意(yi)隐瞒、转移证据或(huo)证据损毁、灭失后，经恢复(fu)不影(ying)响(xiang)违法事实认定的(de)，可视程度对其予以(yi)批评训诫、信用降级、行政(zheng)处罚(fa)等；若证据无法恢复(fu)，但损害后果持(chi)续存在的(de)，可以(yi)降低证明(ming)标准，辅(fu)以(yi)其他证据直(zhi)接认定违法主体的(de)违法事实，确保(bao)公共利益及时(shi)止损。

四是(shi)借鉴域外经验(yan)引入网络侵权惩罚(fa)性损害赔偿。惩罚(fa)性损害赔偿具有补偿、惩罚(fa)、遏制等功能，该制度在域外被普遍采用。为解决当前(qian)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bao)护中(zhong)，责任追究虚化(hua)、惩罚(fa)弱化(hua)的(de)问题，可积极探索引入网络侵权惩罚(fa)性损害赔偿。一方面，规范惩罚(fa)性赔偿适用情(qing)形，明(ming)确侵权赔偿的(de)标准和(he)计算方式，将惩罚(fa)性赔偿作为检察(cha)机关提起涉网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的(de)一项(xiang)重(zhong)要请求(qiu)权，以(yi)此加大违法主体的(de)行为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惩罚(fa)性损害赔偿金监管(guan)机制，通过设立专门账户、确定修复(fu)方式、监管(guan)使用情(qing)况等，促(cu)进受损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de)恢复(fu)保(bao)护，从而实现惩罚(fa)与修复(fu)的(de)双重(zhong)目的(de)。

（来源：检察(cha)日报，作者单位：重(zhong)庆(qing)市人民检察(cha)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