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hui)想一百多(duo)年前美国那场轰(hong)轰(hong)烈烈的改革运动，一系列改革者的面庞浮现眼前，弗雷德里克·C.豪便是其中之(zhi)一。豪是时(shi)任克利夫(fu)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他们共同(tong)成就了这座城市，使之(zhi)被誉为(wei)改革年代的明星(xing)城市。1925年，豪出版了一本著作《一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详细描述了内战(zhan)后几十年里他作为(wei)改革者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座美国小镇写起。在(zai)那里，压制正统观念——无论是宗教(jiao)、政治还是经济的——都(dou)是常态。再写到巴尔的摩(mo)、克利夫(fu)兰和纽(niu)约，他在(zai)这些城市参与(yu)进(jin)步时(shi)代那些波澜壮阔的改革事业(ye)。最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zhan)和战(zhan)后的红色恐(kong)慌期(qi)间政府的镇压行(xing)动带给他的幻灭(mie)感(gan)。在(zai)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li)想之(zhi)间挣扎，豪摸索都(dou)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huo)和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而《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反映了豪对老派、清教(jiao)、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ren)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jia)开放、慷慨和人(ren)道的社会的失(shi)望。但他判断，改革将(jiang)不断重新开启(qi)。

在(zai)《一个改革者的自白》出版三十年之(zhi)后，美国历史学家理(li)查德·霍夫(fu)施(shi)塔特发表了《改革年代：从布(bu)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下简称(cheng)《改革年代》）。该书自出版以来备受赞誉和批(pi)评。称(cheng)赞者认(ren)为(wei)霍夫(fu)施(shi)塔特关于镀金时(shi)代和进(jin)步时(shi)代至(zhi)关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过去是、现在(zai)仍(reng)然是正确的。批(pi)评者则关注霍夫(fu)施(shi)塔特对民粹(cui)主义、反犹(you)太主义和阴谋论的指控，也不同(tong)意他的地位革命(ming)论。无论怎样，《改革年代》向人(ren)们展示了一段复杂的美国历史时(shi)期(qi)，而这些复杂性“是我们对过去的传统印象所未能捕捉到的”，霍夫(fu)施(shi)塔特对改革的研究或是一支序曲，或提供一剂刺激。

关于改革的时(shi)代，霍夫(fu)施(shi)塔特表现出温和的现时(shi)主义。他在(zai)《改革年代》的开端便指出，从内战(zhan)到1890年代这段美国历史，可以看成一个主要以工业(ye)化、大陆扩(kuo)张和政治保守主义为(wei)主题的时(shi)期(qi)，以此类推，刚(gang)刚(gang)过去的这个时(shi)代，即大致从1890年代起，至(zhi)第二次世界大战(zhan)结束的这段历史，则可视为(wei)一个改革的时(shi)代。“刚(gang)刚(gang)过去的这个时(shi)代”的说法表明霍夫(fu)施(shi)塔特认(ren)为(wei)自己所处(chu)的时(shi)代与(yu)改革年代十分接(jie)近，甚至(zhi)改革在(zai)长时(shi)段上可能从未中断。改革的洪潮(chao)，尽(jin)管(guan)在(zai)1890年发生过大规模(mo)的回(hui)涌，在(zai)1920年代也曾短暂地消退，却为(wei)二十世纪大部(bu)分时(shi)间里的美国政治奠定了基调(diao)。霍夫(fu)斯塔特将(jiang)过去六十五(wu)年里的改革运动分为(wei)三个阶段，其中两(liang)个阶段几乎是前后接(jie)续(xu)的：首(shou)先是农民反抗运动，其最强烈的表现是1890年代的平民主义运动和1896年布(bu)赖恩的总统竞选；接(jie)着是进(jin)步主义运动，覆盖时(shi)间约为(wei)1900到1914年；最后是“新政”，其最具(ju)活力的阶段集中在(zai)1930年代的几年中。霍夫(fu)施(shi)塔特接(jie)着明确表明，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把1890年以来美国主要改革运动那些熟(shu)悉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而是希望从他自己时(shi)代的角度进(jin)行(xing)新的分析。霍夫(fu)施(shi)塔特也非常清楚，过于关注当下“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危险就在(zai)于因过度聚焦(jiao)于当下，而丧失(shi)了对历史真实(shi)性的确切认(ren)知”。毫无疑问，《改革年代》充斥着作者对现时(shi)政治的担忧。他在(zai)1960年的一次采访(fang)中曾说：“我之(zhi)所以成为(wei)一名历史学家，是因为(wei)我参与(yu)了当代问题的研究。”或许(xu)正是因为(wei)他坚(jian)定地贯(guan)彻现时(shi)主义，使他认(ren)定1890年代以来的改革没有中断。人(ren)们对于对称(cheng)性和历史延续(xu)性的渴(ke)望，会使得改革的要求(qiu)不断被提出。这一点与(yu)豪的想法不谋而合。

豪与(yu)进(jin)步时(shi)代的许(xu)多(duo)改革者一样，在(zai)战(zhan)前认(ren)为(wei)思想和信息比利益更强大，运用(yong)智识传统可以结束不公平，促进(jin)社会福祉。霍夫(fu)施(shi)塔特显然也更重视思想、情感(gan)对改革的意义。关于“进(jin)步主义”，霍夫(fu)施(shi)塔特指的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chu)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shi)弊和厉行(xing)变革的更为(wei)广泛的心理(li)冲动；到了这一时(shi)期(qi)，农民抗议这条(tiao)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qiu)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ren)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re)情增加(jia)了这条(tiao)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作为(wei)一种改革思想，进(jin)步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共识的学说；相反，这是对美国已经成为(wei)一个由(you)大企业(ye)和大城市主导的工业(ye)国家这一认(ren)识的一系列多(duo)样化回(hui)应。进(jin)步主义包括要求(qiu)诚实(shi)、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权(quan)力的运动，削弱垄(long)断公司(si)对州立法机构(gou)的控制。加(jia)强公用(yong)事业(ye)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进(jin)程民主化，削弱政党(dang)组织，要求(qiu)妇女选举(ju)权(quan)，扩(kuo)大政府监(jian)管(guan)企业(ye)的权(quan)力，以及通(tong)过社会福利立法等。这场运动的主旋(xuan)律是重建一种经济个人(ren)主义和政治民主，人(ren)们普遍相信这些东西在(zai)美国曾一度存在(zai)，只是已经为(wei)大公司(si)和腐败的政治机器所毁灭(mie)；在(zai)重建这些理(li)念的同(tong)时(shi)，也要寻回(hui)某种道德感(gan)和公民纯洁性，这些东西被认(ren)为(wei)也已丢(diu)失(shi)了。改革的冲动来自人(ren)们的怀旧情绪，改革的目标是找回(hui)业(ye)已存在(zai)美国过去社会中的那些美德和纯真，可见智识传统要大于利益追求(qiu)。

理(li)查德·霍夫(fu)施(shi)塔特

霍夫(fu)施(shi)塔特进(jin)而揭(jie)示，是关于社会地位的认(ren)知而不是利益使先前那些广义上可以称(cheng)为(wei)“独立派”类型的人(ren)群变成进(jin)步派。他认(ren)为(wei)，主要并不是因为(wei)经济剥削，而是因为(wei)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zai)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二十世纪初。简言之(zhi)，在(zai)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jin)步主义运动的这批(pi)人(ren)，他们承受的时(shi)代苦难并非源(yuan)自财富的缩(suo)减，而是由(you)于社会威望和权(quan)力的分配模(mo)式发生了变化。回(hui)到1870年前后，那时(shi)财富、地位和权(quan)力在(zai)美国的分布(bu)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ru)的人(ren)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zai)很多(duo)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wei)普遍。在(zai)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ju)分量的年代，小店主、制造业(ye)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dou)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ren)物。霍夫(fu)施(shi)塔特最后得出结论说，每当现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zhi)时(shi)，大部(bu)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ye)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zou)向，于是全情投入(ru)他们认(ren)为(wei)代表着进(jin)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zai)其中起到的作用(yong)比在(zai)进(jin)步主义运动中还要大。无疑，这些知识分子和专门职业(ye)者之(zhi)所以支持进(jin)步主义事业(ye)，一部(bu)分原因和中产阶级里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然而他们所在(zai)职业(ye)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地位革命(ming)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改变，也在(zai)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然而，改革的事实(shi)往往证明：利益比思想或信息更强大。克利夫(fu)兰、芝加(jia)哥、纽(niu)约等城市的进(jin)步主义改革实(shi)践表明，虽然许(xu)多(duo)商业(ye)和专业(ye)人(ren)士准备投入(ru)时(shi)间、精力和金钱(qian)来改善他们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的基本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会退缩(suo)并变得敌对。霍夫(fu)施(shi)塔特在(zai)评论反托拉斯运动时(shi)也指出，毫无疑问，相比其宣传造势的强度，反托拉斯运动取(qu)得的直接(jie)实(shi)质性成就是不大的；可是历史上这样的情形(xing)比比皆(jie)是——历经了艰苦、激烈的斗争，却只收获了微末的成果。

应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本身就充满矛盾，原先属于平民主义的改革主张后来成为(wei)进(jin)步派的改革主张，甚至(zhi)被两(liang)党(dang)拿过去、写进(jin)党(dang)的纲领。或许(xu)是改革时(shi)代本身呈现出的这种特点使得霍夫(fu)施(shi)塔特被诟病为(wei)“模(mo)棱两(liang)可之(zhi)王”，从他在(zai)《改革年代》的文字里可见到他的矛盾心理(li)。批(pi)评者不满于他对直接(jie)民主改革的摒弃，但与(yu)其说是摒弃，毋宁说是模(mo)棱两(liang)可、未予置评。譬如对于直接(jie)初选制、创制权(quan)、复决权(quan)、否决权(quan)等早(zao)期(qi)改革成就，霍夫(fu)施(shi)塔特认(ren)为(wei)这些目标的实(shi)现是“重建他们想象的存在(zai)于以往纯真年代的那种大众政府”。“想象的”“纯真年代”这类词汇似乎暗示霍夫(fu)施(shi)塔特并不看好这些政治改革目标。在(zai)评价西奥多(duo)·罗斯福时(shi)，霍夫(fu)施(shi)塔特认(ren)为(wei)，罗斯福代表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进(jin)步主义领导者，他们真实(shi)的内心冲突是高度保守主义的，如果不是因为(wei)有必要在(zai)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抵制那些具(ju)有威胁性的激进(jin)路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成为(wei)进(jin)步派。这里指明进(jin)步派本身的矛盾性。但霍夫(fu)施(shi)塔特又清楚地意识到，老罗斯福时(shi)代的典型进(jin)步派思想家或改革者，一直同(tong)社会主义者们进(jin)行(xing)着一种宽容的、互(hu)有裨益的对话，而且由(you)于他们的半无产阶级性质，他们比较同(tong)情劳工。他们经受了“社会情绪的检验方式之(zhi)一……无论社会中生活安逸的人(ren)们在(zai)心理(li)上是更认(ren)同(tong)那些成功人(ren)士的权(quan)威和成就，还是更加(jia)牵挂那些不幸者的需求(qiu)和苦难。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进(jin)步派的宣传鼓动，使得人(ren)们的同(tong)情心在(zai)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这与(yu)民主改革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对霍夫(fu)施(shi)塔特反民主的指责似乎站不住脚。

矛盾性也体现在(zai)改革者身上。霍夫(fu)施(shi)塔特分析了所有的专门职业(ye)和行(xing)业(ye)中的律师行(xing)业(ye)，他认(ren)为(wei)很多(duo)律师身上都(dou)有一种矛盾属性，一方面他们为(wei)商业(ye)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zai)人(ren)身关系上，他们又与(yu)之(zhi)保持疏离；这种矛盾性对于进(jin)步主义思想的塑造，以及进(jin)步主义领导群体的构(gou)成，都(dou)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duo)律师参与(yu)进(jin)步主义政治，是因为(wei)作为(wei)一名合格的法律顾问，他们必须处(chu)处(chu)为(wei)委托人(ren)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you)于从自己所在(zai)行(xing)业(ye)的变迁中，感(gan)受到了那种广泛存在(zai)的改革诉求(qiu)的冲击力。所以，进(jin)步主义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gou)的剧烈变革，而毋宁是形(xing)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pi)精英将(jiang)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yong)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渠道。如同(tong)布(bu)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jiang)在(zai)富人(ren)和平民之(zhi)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shi)准备着对任何(he)一方的过度行(xing)为(wei)加(jia)以制衡(heng)。”

实(shi)际上，对于平民主义和进(jin)步主义的改革议题、中产阶级的分化，及至(zhi)新政时(shi)期(qi)进(jin)步派和保守派的改革主张呈现的矛盾性、复杂性，霍夫(fu)施(shi)塔特在(zai)《改革年代》的前言中阐明了原因。他认(ren)为(wei)，移民的需求(qiu)和本地人(ren)的情绪，两(liang)相冲撞之(zhi)下，产生了两(liang)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li)体系。霍夫(fu)施(shi)塔特分析了它们的性质及相互(hu)影响。第一种建立在(zai)扬(yang)基-新教(jiao)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zhi)上，主张并要求(qiu)公民持续(xu)地、无私地参与(yu)公共事务；这套伦理(li)认(ren)为(wei)，跟从前相比，政治生活在(zai)满足个人(ren)需求(qiu)之(zhi)余，更应该超越个人(ren)需求(qiu)，在(zai)更高的程度上符合普遍原则与(yu)抽象规律；这套伦理(li)也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gan)受，即认(ren)为(wei)政府天然地应当努力敦促个人(ren)生活的道德化，而经济生活也应当致力于个人(ren)品格的磨砺与(yu)发展。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ou)洲背景为(wei)基础，移民们对于独立的政治行(xing)动不甚熟(shu)悉，对于等级和权(quan)威却相对熟(shu)悉，由(you)于背井离乡(xiang)的身份(fen)，他们也常常面临各种紧急需求(qiu)；这套伦理(li)认(ren)为(wei)个人(ren)的政治生活理(li)所当然地是产生于家庭的需求(qiu)，基本上将(jiang)政治和公共关系解(jie)释为(wei)一组私人(ren)义务，认(ren)为(wei)比起忠实(shi)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wen)固(gu)的私人(ren)效忠关系更为(wei)重要。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zai)这套价值关系之(zhi)上。对立的双(shuang)方中，一方是道德高尚的新教(jiao)社会改革领导者，另一方则包括大佬、职业(ye)政客和移民大众。因之(zhi)，对霍夫(fu)施(shi)塔特而言，改革只能是社会各阶层和谐一致的产物，即便其中充满矛盾甚至(zhi)相悖的改革议题。

霍夫(fu)施(shi)塔特有强硬的道德政治立场，但他对进(jin)步派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却有着隐秘的偏爱。他说改革派的整(zheng)套传统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心态，该心态的基础在(zai)于一个本质上是健(jian)康的社会；该心态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并不在(zai)于如何(he)能让一个经济体成功应对经济崩溃带来的诸多(duo)问题，而是在(zai)一个合理(li)的运行(xing)秩序中，促进(jin)该经济体的民主化。设法令一个经济体恢复繁荣，归(gui)根结底是一个组织问题。在(zai)“新的机会主义”中，霍夫(fu)施(shi)塔特揭(jie)示改革派的优势：在(zai)于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qian)责不公，将(jiang)整(zheng)个社会的义愤(fen)汇集起来，去抗拒那些不能容忍的恶行(xing)。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将(jiang)其合法性建立在(zai)制度的连续(xu)性、铁(tie)的事实(shi)、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从进(jin)步主义到新政，中产阶级的改革冲动依然留存。技术官僚新政派与(yu)道德进(jin)步派之(zhi)间形(xing)成鲜明对比，霍夫(fu)施(shi)塔特在(zai)此写道：自由(you)派捍卫大公司(si)和产业(ye)集中这一奇特景象说明，曾如此长久地居于进(jin)步主义思维核心的反垄(long)断情绪，如今已不再是进(jin)步主义的核心主题。布(bu)兰代斯和威尔逊代表的那一代人(ren)，将(jiang)经济生活理(li)解(jie)为(wei)一个展现各自品格的领域；现代自由(you)派似乎完全认(ren)为(wei)这是一个可以期(qi)待某些结果的领域。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这种道德立场的转变。虽然霍夫(fu)施(shi)塔特认(ren)为(wei)瑟曼·阿诺(nuo)德是二战(zhan)前最具(ju)创造力的政治知识分子，但他认(ren)为(wei)从阿诺(nuo)德使用(yong)的术语来看，阿诺(nuo)德的价值体系与(yu)美国进(jin)步主义的经典价值之(zhi)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霍夫(fu)施(shi)塔特认(ren)为(wei)，进(jin)步主义的关键词是爱国主义、公民、民主、法律、品格、良知、灵魂、道德、服务、责任、耻辱、羞耻、罪恶和自私……搜索阿诺(nuo)德书中的关键词，则是需求(qiu)、组织、人(ren)道主义、结果、技术、制度、现实(shi)主义、规训(xun)、士气、技能、专家、习惯、实(shi)用(yong)和领导力等。前者令人(ren)联(lian)想到进(jin)步主义运动的道德与(yu)知识根源(yuan)，这些根源(yuan)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jiao)传统。后者揭(jie)示的价值乃是从经济危机和官僚制的必要需求(qiu)当中创生出来的。

霍夫(fu)施(shi)塔特在(zai)他所著的《进(jin)步主义历史学家》一书中有一句话：“现时(shi)意识虽然造成了主要错误，但通(tong)过智识发现，其往往也是获得新见解(jie)的主要途径——错误和曲解(jie)并非出自一意孤(gu)行(xing)，而毋宁是拉帮结派的结果。解(jie)释性历史学家最好的状态是，带着对未来热(re)情的关切回(hui)到过去。”（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465）霍夫(fu)施(shi)塔特以其对道德政治的关切描绘了承受着地位焦(jiao)虑的那一代人(ren)的群像(xiang)，就历史故事而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显然有不同(tong)的剧本，也不会如霍夫(fu)施(shi)塔特说出“刚(gang)刚(gang)过去的这个时(shi)代”那般轻松。但进(jin)步时(shi)代、新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dou)始于一股乐观主义情绪，一种共同(tong)的信念——过时(shi)的思想和政策将(jiang)被新思维取(qu)代的时(shi)刻已经来临；特权(quan)和不公正的堡垒将(jiang)让位于对创新和更大平等的要求(qiu)。无论如何(he)，在(zai)若干年里，改革的要求(qiu)都(dou)会在(zai)立法和制度上得到体现。如果历史学家无法停止(zhi)将(jiang)过去和现在(zai)混(hun)为(wei)一谈，那就一定会相信改革将(jiang)持续(xu)进(jin)行(xing)，或者相信人(ren)们会主动出击，将(jiang)改革进(jin)行(xing)下去。即使我们望着那个渐行(xing)渐远的改革年代，黯然神伤(shang)、唏嘘慨叹。化用(yong)霍夫(fu)施(shi)塔特的话来说，对于相信世界历史上某个阶段曾是黄金时(shi)代的人(ren)们，我们怀有一份(fen)真实(shi)的同(tong)情，尽(jin)管(guan)他们的生活境遇(yu)要比我们好得多(duo)。然而，真正地回(hui)去那个世界里生活，真切地去体会那个世界的人(ren)们所珍惜的那份(fen)希望，去欣赏他们那份(fen)想象出来的纯真，今天的我们已经办不到了。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chu)的引文皆(jie)出自中文译本理(li)查德·霍夫(fu)施(shi)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5.）